80岁老教师蒙冤56年离世：我没有强奸女学生，为什么不肯还我清白…

文｜砾子

“我无愧于社会，却被社会所不容。

每遇故人我便心如刀绞。

除了家庭出身，我没有任何愧对社会，特别是我学生的地方。

十年徒刑，罪不在我。

这就是我一生的总结。”

他叫汪康夫，10月24日下午，80岁的他带着一身病痛，也带着满腔委屈不幸离世…

作为一名退休教师，多年来他没有退休金、没有稳妥的生活、

没有正常人的清誉，甚至没有能挺起的脊梁…

虽然曾教过村里大半人，如今却极少和村里的人往来，

哪怕路遇熟人，也会刻意躲开。

从一名人民教师，到被人指着鼻子骂的“强奸犯”，

56年前一封“莫须有”的检举信，改写了他的一生，以致他曾说：

“如今78岁，但只做了24年人，其他时间都不是人。”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山。

于汪康夫而言，一直到去世的这一天，他都没能等到那个苦苦奔波46年讨要的“公道”！

这一次，正义不仅迟到，更是永远缺席在这个平凡人的身上了…

 “我没有强奸女学生”

这话他说了足足54年

之前知乎上有人提问：

“你见过最虐心的案子是什么？”

其中高赞的回答中，就有汪康夫老师的案子。

案件的背后，是让人极其心酸且愤怒的往事…

10年牢狱生涯，40多年不间断的申诉，一个家庭的命运，

寄申诉信，往返各地路费，律师费等几十万的费用开销…

他的整个人生，都在24岁那年，

因“强奸两名女学生，猥亵十名女学生”的罪名，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后，就再也没翻转过来。

“我没有强奸女学生”。

这句话，他从24岁开始说，到他离世前足足重复了56年，

汪康夫可能现在也搞不懂，

为什么当年会有人，想出如此歹毒的“罪名”要加害于他！？

时间回到54年前，

1966年，正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动荡的年代，

王康夫中学毕业后，就被安排在了江西吉安市莲花县琴水小学，任语文老师。

由于他热爱文学，讲课风趣，没过多久就和学生们打成了一片，

在课余时，他还不时会带学生们去游泳、上山砍竹子，

热爱文学的他，也会在校内外发表诗歌、小小说，梦想未来在写作上可以有所成就……

可不知怎的，在他心底，却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安。

“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对学生不敢骂，更不敢打。”

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旺康夫的父亲是“反革命分子”，

此前还当过国民党的中校和军需…

工作上的勤奋和勤奋，没能让汪康夫躲过那一场“斗争”风暴。

虽然事隔半个多世纪，一头花白头发的他，仍清晰记得：

“1966年5月16日，

工作组突然带着警方来把我带走，当年我24岁…”

直到被带上法庭判决，他才知道自己的罪名居然是：

强奸！

有一份按着学生签名按手印的调查报告显示：

“康夫自1964年以来，采取以治病为名、找学生个别谈话、

 

指导作业、买票看戏、教女学生游泳、带女学生上山砍竹子等手段，

 

诱奸两名女学生洪仔妹、尹福珍，猥亵了10名女同学……”

罪名刚下来时，他觉得这完全是莫须有的事情，他也相信学生们不会乱说话。

可案件的走向却出乎他所料，

在没有证人，没有进一步调查，也没有直接证据的前提下，

法院仅凭一份手写材料，判处汪康夫有期徒刑10年！

  “如果你是强奸了我而受刑，

   这是冤枉，冤枉，大冤枉！”

汪康夫身陷囹圄，蒙受不白之冤，

哪怕他从来没有认过罪，哪怕他明知这根本是无稽之谈，哪怕他积极上诉申冤……

可最终的结果，却依然没有被改写。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

没有人知道，在幽暗逼仄的监狱中，

一个24岁青年人的命运，就此被改写了。

在他刚被指控时，他的亲友、同村人，也都不相信他是这样一个人，

但等1975年，33岁的汪康夫减刑一年出狱后，

所有人看他的目光却不知怎的都变了，

有不屑、有躲闪、有冷眼…

在那个极其重视清誉的年代，汪康夫知道自己这辈子也难再抬起头了。他说：

“我身败名裂了，

出狱以后的生活是生不如死，度日如年。”

出狱后，他把自己关在家中，

不敢外出，每次下地，也不敢跟别人说话，

每次出门，或是下地干活，他也都会用帽子遮住脸：

“别人以为我骄傲，但其实那是一种极端的自卑。”

汪康夫怎么也过不去心里这道坎，

自己明明什么都没有做，怎么就从一个好好的教师，沦落到了如今这番田地？

直到1978年，全国开始平凡冤假错案，

汪康夫决定，一定要为自己讨一个清白。

他辗转多地，问到了几名“受害者女学生”的地址，

想搞清楚对方当年，为什么要平白无故“检举”自己？

可临到写信，他心里却又犯起了难，

他不知道是否会打扰到对方，也知道自己的来信，很可能会直接石沉大海…

还好没过多久他就受到了回信，只是内容让他大为诧异：

一个说：“如果说你是强奸了我而受刑，这是冤枉，冤枉，大冤枉。”

另一个说：“接到你的来信，我感到非常奇怪，

我以为你调去别地教书了，我也要设法把这事儿弄清楚…”

一个强奸案，“受害人”居然都不知情，这事儿也太荒唐了！

哪怕是多年后，除1人去世，1人未联系到外，

12名“受害人”中，其余10人均否认曾被猥亵或强奸。

回忆起当年，

有人表示，那是教导主任强加给她的；

有人直言，

“如果真的强奸我了，我怎么还会嫁这么近？

有人道出了实情，当年的控诉都是胡扯的：

“我当时被要求，照着一份提前写好的材料抄写几行，签字了才被放走。

唉，是我们害了汪老师…”

没有“被害人”的控告、笔录、陈述，也没有验伤报告，

仅凭一纸杜撰、捏造的材料，

自己白白坐了10年牢，一生清誉也尽数被毁，这让汪康夫怎么咽得下这口恶气…

因而尽管认定是“法律程序不公”，造成了这一悲剧，

可汪康夫依然相信法律程序本身，至少在当时是这样的…

他从1978年开始写申诉信，

法院、检察院、人大、政法委，写了42年，一封接着一封，

几百封申诉信，如今在墙角已经堆成了半米高，

喊冤44年无人受理

他花一辈子证明自己无罪

那一年，汪康夫坐在镜头前，

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面容消瘦而眼神清亮，

2013年8月，江西电视台记者刘正前去采访，形容他“谈吐文雅，整洁有礼”。

当天，刘正在朋友圈发文：

“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跟在我左右，怯怯地小声问我，

‘小刘，你觉得这事儿还有可能吗？’”

可以说，汪康夫的后半生，都被禁锢在了“证明自己无罪”的事上。

在汪康夫申诉的路上，他前后从江西、浙江、广东、北京聘请过6位律师，

每位律师在看完案卷后，也都说有信心争取到立案这一步，

只是在他咬着牙，坚持了大半辈子，还是没看到半点希望后，

汪康夫心底的无力感，却也在变得越来越沉…

他的儿女回忆说，父亲好像从来没有开心过，

为了写申诉信，他经常两三点就起床，坐在书桌前字斟句酌。

总觉得这里改一个词，那里改一句话，自己的冤情好像就能表达得更清楚一些…

每当他捧出自己的真心，想着这次案子应该有转机，

随着书信石沉大海，律师不接电话，

汪康夫每一次迎来的，都是失败！

1980年，虽有疑点，

但法院还是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驳回了判决。

1987年，申诉到了吉安中院，

法院称，汪康夫提供的两位被害人否认原检举的信件，是经过串通取得，不能作为证据。

2004年，申诉到了萍乡中院，得到的答复是：

“本院不是终审法院，无该案的管辖权。

为此，本院已将你的申诉材料，移送吉安中院处理。”

他耗费了几十年时间，花掉了所有的积蓄，绕了那么一大圈，

可这个案子就像皮球一样，再次被踢回到了原点！

他不懂，自己不过就想要一个“清白之身”，

怎么就这么难？代价这么大呢？

由于留有案底，他没能成为体制内的老师，

只是以代课老师的身份，拿着30块的月薪，

在退休后，也几乎没任何退休金。

提及自己的儿女，他亦是满心愧疚，几个孩子上了初中、职高便辍学；

只有最小的女儿上了大学，学费还是靠哥哥姐姐拿出的。

最让他们糟心的是，

这些年来，全家人也活在了非议中。

汪康夫的小女儿回忆说，小时候有个场景至今印象深刻，

有一次，父亲和村民起了争执，人家不管不顾就甩来一句“你这个强奸犯”，

说到这，她又忍不住落了泪。

因为这样的骂名，是全家人所难以承受之重的……

前些天，汪康夫接到了一通电话。

对方称自己是江西省检察院，且补充说负责调案卷的人正住院，暂时无法拿到案卷。

汪康夫忍不住追问了一句：“那要等多久啊。”

对方显得有点不耐烦地说道：

“你不要老是在这边一直催我们，这个时间不是我能决定的。”

看到这，我一个“旁观者”都心如刀绞，

56年，虽然从未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有罪，

而他却足足耗费了一辈子，要去证明自己无罪！

后半生清白做人，是支撑他活着的唯一信念。

在今年，汪康夫有收到两个不好的消息。

一个消息是，他申诉又被驳回。

2022年1月，最高检察院刑事申诉书下达。

结果如常，不通过。

另一个消息是，汪康夫病情加重。

今年1月3日，老人心脏病复发，呼吸困难，并下达病危通知书。

纪伯伦在《罪与罚》中写道：

“你们是坦途，也是路人。

若其中一人跌倒，他是为后面的人跌倒，

让他们小心避开绊脚的石头；

他也是为了前面的人跌倒，

他们步伐虽然迅捷稳健，然而却没有移走绊脚石。”

这一错误，既然是时代和法律的共同产物，

那就不能抱着“鸵鸟心态”，好像推一推，就没有纠正的必要了，

不要忘了，哪怕是小小的错误，

对当事人而言，都是百分百的灾难！

人活一生，56年蒙受冤屈，这又是何等大的耻辱！

汪康夫说过，只要公理不灭，冤情终将大白。

这个公理，是法律，亦是人心。

就像他生前说的：“我不责怪任何人。

只是希望法律可以还我一个迟来的正义，让我清清白白地离开这个人世。”

但遗憾的是，这个世界，终将欠他一个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