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28日，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国际能源署在《7月煤炭市场报告》中称，2022年的全球煤炭消费将略有上升，预计将回到近十年的创纪录水平，达到80亿吨，与2013年创下的年度记录相当。根据国际能源署预计，2022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同比增长2.4%至26.9万亿千瓦时。2022年，欧洲地区燃煤发电量预计将同比增加8%至500亿千瓦时。

用电需求的大增进一步加剧了煤炭供应的紧张，全球对煤炭和天然气的争夺日趋激烈，发电企业争先恐后地囤积燃料。国际能源署还预计，今年印度和欧盟对煤炭的需求将分别增长7%。

在煤炭需求创新高的背景下，国际煤价持续处于高位。尤其是今年四月份的大跌行情中，煤炭甚至逆势上涨，让那些持有新能源、半导体、医药、消费等赛道的投资者羡慕不已。在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能源转型大潮下，为何传统能源崛起？传统能源又发挥怎样的作用？

传统能源与新能源 并非此消彼长

在过去的几年，双碳目标的确立，使新能源成为资本市场中最耀眼的明星赛道。以能源转型为中心，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车等各种可再生能源及下游应用都被炒得火热。

当前，在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不可逆转的趋势，新能源代替传统成为市场共识，新能源赛道受到瞩目逐渐火热。但与此同时，被认为是夕阳产业、逐渐被替代的传统能源，却也同样焕发了新的生机。行业盈利能力和市场表现在一片唱衰的声音中不断创下近年新高。以中证煤炭指数（399998.SZ）为参考，从2019年初至今，指数累计涨幅超过120%，远超其它所有大盘指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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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行业的崛起都脱离不开时代的助推。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城镇化的进程进入快车道，与之伴随而来的是钢铁、房地产、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而这些产业都需要对煤炭的供应，需求的爆发直接点燃了煤炭、有色金属等大宗产品火热的行情。煤炭曾在这个时期书写了A股中无可企及的记录：按照上涨速度来看，煤炭所在的一级行业采掘业在2005-2007年上涨2.6倍。与之相对应的新能源也难以望其项背，在过去三年中任意一年的时间内，新能源板块的最高涨幅也只有不到1.2倍，与煤炭曾经一路走高的行情相比，相差甚远。

狂欢总有谢幕时，煤炭行业的高点也停留在了2007年，其所在的申万采掘业指数也在2022年退出了市场。从煤炭行业的兴衰走势来看，需求的快速下滑是主要因素。煤炭消费量从2007年之后减速到个位数增长，在2013年达到42.4亿吨的峰值，从2014年开始下降，跌至2017年38.6亿吨的低点，到2020年恢复至40.5亿吨的消费量，与2013年的高点相比，下降了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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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需求的下滑，和宏观经济息息相关。在煤炭的下游应用中，火电、钢铁、建材、化工这四大领域占据煤炭使用比例超过90%。随着经济增长尤其是工业、基建、地产增速的放缓，煤炭作为工业经济的血液，增速自然随之而下滑。同时，占比煤炭使用中超过50%以上的火电，正在加速被清洁能源替代，煤炭在能源一次消费中的占比已经从2015年的64%降到2020年的58%。而且如果我们看未来煤炭的长期需求，在能源转型、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煤炭的需求还会进一步下降，从这一点来说，煤炭行业是不折不扣的夕阳产业。

煤炭长期需求下降的逻辑是清晰的，而且到2030年甚至2060年，其下降的幅度都是基本确定的，区别无非是不同年份下降幅度的大小而已。但是，总需求下降的行业并不一定代表行业内企业的衰落，这一点正如白酒行业，近些年白酒总销量的下降，并不影响高端白酒如茅五泸的畅销，对于煤炭行业而言同样类似。

特别是对于煤炭这样一个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的能源而言，在供给格局变化、能源转型的趋势下，煤炭在能源安全、能源保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得煤炭的投资也有了新的逻辑。

时代变迁中迎价值重估

在煤炭需求不断下降，全球能源转型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些新的局势导致了煤炭供求格局及煤炭作用的变化。

第一是供给格局，煤炭供不应求掀起了煤炭的第一波行情。2020年煤炭消费量相比2013年的高点下降了约5%，但供给端下降的更快。在十年前，煤炭需求的暴涨造就了一批“煤老板”，全国从央企到民企、从合法到不合法煤窑的扩张，使煤炭产能从2003年到2013年十年间，从15亿吨一跃增长到40多亿吨，煤炭消费量在2014年达到高点后，煤炭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供过于求，叠加环保的要求，2015年包括煤炭、钢铁等在内的行业迎来一波供给侧改革。整个“十三五”期间，煤炭行业累计淘汰了约10亿吨产能，根据中煤协、能源局的数据，从2015到2020年，全国煤炭矿井数量从10800个降至5000个，煤炭产能从57亿吨降至53亿吨，行业CR10产能占比从41%提升至52%，行业供给格局大幅度集中，龙头企业的市占率不断提升。

第二，新能源的不稳定，凸显火电保供的重要性。由于煤炭下游应用有超过50%是用于火力发电，因此近两年煤炭行情的大幅度波动总是与电力息息相关。今年川渝地区限电凸显了火电在新能源时代保供的重要作用。与2021年三季度全国大范围限电不同，今年川渝限电的原因主要在于极端干旱高温天气导致的水力发电大幅度下降，需求端用电量创出新高、供给端水电发电量骤减，而四川供电又超过80% 来自水电，全省火电装机不到 2000 万千瓦， 仅占四川省电力装机量的18%。受到气候变化尤其是极端天气环境影响，可再生能源发电体系的脆弱性，凸显了火电的稳定，以及在电力系统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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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水力发电中体现出来的不稳定下，在风电、光电中体现的更加明显。如果考虑到未来随着风电、光电在整个发电结构中占比的提升，这种波动的幅度显然会更大，电网体系在日内、跨月、跨季中，要保证整个电网体系的平稳运行，火电作为可控性强的发电方式，作用不言而喻，而这也就保证了对于上游煤炭的需求。在其他能源发电量低时，火电可进一步增加发电量，强化电力供给。

第三，能源安全战略下，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不可替代作用。今年年初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洲参与对俄制裁，欧盟自俄进口天然气亦大幅下滑，叠加夏季极端高温天气扩大电力需求，欧洲电价大涨，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并进一步导致欧盟严重的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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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能源危机的本质在于对外特别是对俄天然气的高度依赖，而能源对外依赖度过高可能威胁国家能源安全。对于中国而言，同样有类似的问题。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使得在三大化石能源中，对石油、天然气有高度对外依赖性。除了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丰富能源多样性以外，以煤制液体燃料替代石油、煤制气替代天然气也是未来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方向。

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大前提下，煤炭愈发凸显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支撑“双碳” 兜住安全底线

面对能源供需紧张、地缘政治多变的国际背景，煤化工承担着弥补石油资源不足、保障能源安全的任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煤炭在经济发展中仍将发挥压舱石作用。

据国际能源署（IEA）估计，2021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增加5亿吨。从碳排放来源看，煤炭的碳排放量占主导地位，约占增长量的70%。

由于煤炭高碳排的特征，在我国经济社会开始全面绿色转型的背景下，减排与煤炭站在了此消彼长的两端。2020年9月，我国明确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双碳”目标之下，作为能源系统和经济社会的压舱石，煤炭需要同时完成支持能源转型与兜住安全底线两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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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0日，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通知；次日，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再次印发通知，明确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额度增加100亿元，专门用于支持煤炭开发使用和增强煤炭储备能力相关领域。

目前，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煤电技术创新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国已实现高参数、大容量超超临界燃煤机组自主研发和制造，建成全球发电能效最高、在建单机容量最大的燃煤机组，供电煤耗最低降至260克/千瓦时以下，百万千瓦空冷发电机组、二次再热技术、大型循环流化床发电等技术均世界领先。当前，我国超临界和超超临界先进煤电机组超过860台，在全国煤电总装机中占比超50%。

同时，在技术支撑下，我国煤电节能减排成果显著。从清洁利用水平看，截至2021年底，我国达到超低排放限值的煤电机组约10.3亿千瓦，占全国煤电总装机容量的93%；从节能降碳水平看，2021年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火电厂供电煤耗为301.5克标准煤/千瓦时，较2015年下降13.5克标准煤/千瓦时；全国单位火电发电量二氧化碳排放约828克/千瓦时，较2015年下降22克/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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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能源转型并不能一蹴而就，就我国而言更是如此，实现“双碳”目标仍需大量清洁煤炭提供过渡和兜底保障。未来更切实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除了立法及技术保障之外，还可制定财税鼓励政策，加快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财政补贴、税费、贷款支持等政策的落地；推动煤炭等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风、光等新能源有序开发利用；进一步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促进电碳市场联动，加快能源、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节能减碳进程；长期来看，加快构建多能智慧高效协同的现代能源体系，推动煤炭的清洁化利用、新能源的多类型多路径供应，实现“煤炭、油气、新能源等”多能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