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喜烧和炸酱面，是我和她一期一会的见证 | 人间有味

人间有味丨连载

2022年北京冬奥会结束后，日本老朋友洋子给我发来一封电邮。

“我听新闻上说，北京奥运村食堂提供600多道菜，这让我想念起以前吃过的中国菜，特别是你做的炸酱面。5月份我要去医院去做乳腺复查，如果身体没问题了，打算去一趟中国……”

我们已经有近5年没见面了，透过文字，我又怀念起与洋子在昆明的那段“一期一会”（是由日本茶道发展而来的词语。指的是人的一生中可能只能够和对方见面一次，因而要以最好的方式对待对方）的时光，也怀念起她做的寿喜烧，想起那些与寿喜烧有关的人生悲欢。

2008年5月底，即将大学毕业的我，在昆明找到一份实习工作。为方便通勤，我决定从宿舍搬出来，到公司附近租房子。

我的学校跟昆明离得不远不近，以前只和朋友走马观花地逛过几次，对这个城市还是很陌生。那个春风涌动的晚上，我独自坐着公交车，拉着一小箱简单的行李，在一个名为“文化巷”的站点下了车。这里似乎是年轻人的聚集地，整条巷子遍布着酒吧、时装店、饰品店和异国风味的餐厅，红男绿女和不同人种、肤色的人在巷子里熟络地穿梭。按照和洋子电话中约好的地点，我走进巷子里一家小饮品店，局促地在进门处坐下。

看着窗外的街市涌动着热闹的气息，我内心却生出一阵阵难以言说的孤独感。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一位高个子女性走进饮品店，在门口驻足张望。她大概30来岁，长脸杏眼，画着淡妆，戴一副玳瑁眼镜，神色友善，虽衣着朴素，却显得舒适得体。

我大概猜到她是谁，赶紧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朝她挥手。

“你是小李吗？”她冲我走来，微微弯了下腰，用带口音的中国话对我说，“你好，我是洋子。”

洋子是我在本地网站上找住处时认识的日本留学生。她在附近的中档小区租住着一套两室一厅，说室友刚搬走，正需要一个合租人。从她发给我的照片来看，房子宽敞又舒适，从家具到布置都很用心，而且租金每月只要1200元，是我这个初涉社会的新人能负担得起的。于是，我没有再看别家，直接下了定金。

我是慢热的性子，看到陌生人便不知该说什么。察觉到我的尴尬，洋子微笑地建议道：“你饿不饿？有没有吃晚饭？”

听我说“还没有”，她站起身来，一把拉过我的小行李箱：“走吧，我们去对面吃寿喜烧。”

在昆明生活了一个月后，我对周边逐渐熟悉起来。这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物价、房价都不高，气候温暖舒适。走在街上，特别是大学附近，会发现不少异邦的面孔。

洋子也是其中之一。2003年，她只身来到中国读书，我们俩认识的时候，她已经在昆明生活了4年多。她的普通话应付日常交流已经不成问题，但不算标准，偶尔会有语法错误。有时表达不清楚时，她便会自嘲道：“好些年轻人来中国后，过一两年口语就很流利了，而我学了这么多年，还是讲得不太好。”

虽然没什么语言天赋，但性格开朗随和的洋子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昆明通”，尤其是对于本地的美食，能如数家珍。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我熟悉环境，她带着我几乎吃遍了昆明好吃的店。

开在小区楼下的小餐厅，经营实惠又可口的本地大众菜，是洋子在工作日最常光顾的。他们家的招牌菜是“老奶洋芋”，是把蒸熟捣烂的土豆搭配辣椒面、酸菜、小葱等佐料，用猪油大火炒制而成，口感香辣耙糯，好吃得让人连送两碗饭仍放不下筷子。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洋子就告诉我：“在云南，所有用土豆做的菜都好吃。”

两条街外的傣味餐馆，也是洋子的最爱之一，她每次招待客人都去那家。作为我认识的外国人里最能吃辣的一个，洋子倾心于冲击味蕾的“鬼鸡”。这道菜既有好几种天然香辛料的酸辣刺激，又有鸡肉朴素的清香，两者互相调和交融，是地道的东南亚风味。店里的另一道菜“火烧舂茄子”也有着相似的滋味，只把鸡肉换成烤过的茄子，便成了一道爽口的素菜。洋子吃着茄子，感慨地说：“日本没有这样的味道。”

“别说日本了，我一个中国北方人，从小到大也只吃过红烧茄子、炸茄盒。”我说。

“我的中文老师说，‘从对食物的处理方法就能看出，人与人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不同’。”好学生洋子认真地说。

“作为食客，什么都能吃，不挑食，也是一种挺不错的天赋。”

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地笑了笑，继续低头干饭。

每周五下班，我们都会坐20分钟公交车，去一家“宝藏”串串小店吃饭。它坐落在偏僻的街边，却总是挤满了本地人。1角一串，锅底不要钱，我们两个人美美地烫顿串串火锅，吃到饱，一数钎子，只要20块钱。

还有豆花米线、焖肉米线、肠旺米线、罐罐米线等数不清种类的米线，以及红豆酸菜汤、烤饵块、稀豆粉等地方小吃，这些好吃的店虽然散布在昆明的街角巷边，但对于有多年外食经验的洋子来说，再犄角旮旯的位置，她也不会记错。

通常工作日午休的时间很赶，洋子隔三差五就会拿个不锈钢饭盒下楼去，到对面巷子里的小摊儿上买点吃的，简单对付一顿饭。那里的手推车蛋炒饭、洋芋焖饭、麻辣小面，都是被她“盖章”的美味。

“买洋芋焖饭的时候，记得请老板多给点腌萝卜。他家的腌萝卜好吃。”洋子总叮嘱我。

因为去的次数频繁，谈吐也非常有礼貌，所以洋子跟附近餐馆、小摊的老板都相熟，不光腌萝卜会多给，就连米线的浇头都比别人多一点。

“洋子，你太会吃了。”每次我被她带去好吃的店时，都会由衷地称赞她。

“我国中时的梦想是当个‘环游世界的美食家’，现在看来，成功了一小半。”她笑着说。

我和洋子的感情也在一日三餐中迅速亲密起来。

洋子告诉我，她从2005年开始就在一家外贸公司兼职做日语培训。虽然工资一般，但她物欲不高，在日本时也有些积蓄，因此生活还算舒适满意。

她养了两只猫，取名皮皮和果果。洋子说它们是前室友捡来的，但那姑娘养猫的新鲜劲一过，便把它们冷落了。于是洋子只好亲自照顾猫，慢慢地，她也就成了猫咪真正的主人。

那只叫皮皮的长毛胖橘猫，个性有些孤僻，却唯独黏着洋子，喜欢乖乖趴在她的肩头，而洋子也对它特别宠溺。

洋子每天花大量时间学习中文，进度很慢，但态度认真。遇到难题的时候，她就一边思考，一边点上支“中南海”，按她的话说，这烟“很清淡又价格便宜”，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取代了韩国的“爱喜”。昆明已然成为她第二个家，她没有回国的打算，“如果签证没问题，我会一直留在中国”。

以她的年纪还在留学，在周围是个特例，但她坦然处之，像个大姐姐一样照顾大家。

她似乎没有结婚，也没有男朋友，来中国前的经历她几乎从不提，我也不主动多问——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挚友。

除我以外，洋子在昆明的朋友众多，涵盖了不同的年龄阶段与国籍。“无论是交朋友还是做事，都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这是她教会我的道理。

和洋子做室友的第二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使得我俩的关系比“饭搭子”又更近了一步。

洋子的生日在3月，我想感谢她平日的照顾，又没什么钱买贵重的礼物，想来想去，花了一周时间手工缝了一个帆布包送给她。最后，为了看起来更美观，我又在包上缝了一颗大大的红色爱心。

洋子非常喜爱这只包，次日便开心地背着它去上课。可是，没过多久，她突然悄悄把包收了起来，不再背了。我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倒是她主动跟我解释：“我背着包走在街上，受到了误会，有一些不友善的指点。虽然不能再背了，但是我会把它好好保存起来的。”

原来，白色帆布包上那颗红色爱心，被我剪得有点胖，背起来后如果不仔细看的话，视觉效果有些像日本国旗。身为日本人的她，对于此类事十分敏感，甚至有些过度小心。她歉然地跟我说：“我来中国以后，才知道侵华战争的事。在国内，我们从小就被大人隐瞒着。得知真相后，我很难过。”

洋子没有跟我细说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现在回想起来，她应该是遭受了陌生人的指责或者言语攻击。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在乎别人看法的她，在中国生活得并不容易。一边是她喜爱的中国，一边是自己的国籍，这种内外交织的矛盾、差异，虽然很少反映在日常行为上，但仍能从某些事物上看出端倪——比如她对于食物的态度。

随着接触日益加深，我发现洋子虽以极大的包容度接纳了中餐，但内心仍恪守着对于家乡菜的思念。

当时，昆明满大街都是影碟店，我们经常去店里租各国的电影、电视剧碟片看。2009年6月，我们租了一部名为《料理仙姬》的日剧，主演是苍井优。晚上一起看剧时，洋子有所感触地告诉我：“我爸爸也最爱吃山药饭了。把生山药研磨成泥，直接倒在饭上，再浇上酱油就可以吃了。”

她笑着用双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个磨山药的动作：“小时候，每次他说要吃山药饭，我和妹妹都抢着去磨山药。对于小孩子来说，磨山药是很有趣的工作。而且，看着爸爸吃自己亲手磨出来的山药饭，心里特别快乐自豪。”

那是洋子第一次主动跟我提起自己的家人，口气中有思念，也有些许愧疚，说到最后，似乎微微哽咽，跟平时冷静的她完全不同。

也许只有面对熟悉的家乡菜时，她才会真正打开心扉，向我展示她真实的内心。即便如今我们分别已久，但只要一想起她，我脑海里下意识出现的，并不是我们一起吃过成千上百次的昆明菜，而是每逢聚会、过节时，她亲手煮的日本料理。

其中，“寿喜烧”是最为特别的。

寿喜烧是一种日式酱汁牛肉火锅，每次家里有聚会的时候，洋子必定会制作这道菜。

首先在平底铁锅里化开牛油，再加入洋葱丝翻炒至透明，香味飘出后放牛肉，倒入甜酱汁烹煮。开锅后，就可以一边吃牛肉，一边继续加菜、加肉、加酱汁。吃到最后加入一碗乌冬面，便是完美的收尾。

每次吃寿喜烧时，洋子都亲自负责从头到尾的每个制作流程，就算偶尔在日料餐馆外食，她也会谢绝服务员的帮忙，自己动手做。

她根据我们消灭食物的速度，精确拿捏加肉和倒酱汁的时机，仔细地补充大葱、豆腐、魔芋丝等食材，并在大家都吃得很饱之前，适时放入乌冬面。在她手中，每一样食材都有自己的固定摆放位置，放入锅里的先后次序也有讲究。她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规矩”，食材煮好后，在碗里打一颗生的无菌蛋蘸着吃，这也是洋子传授的必要步骤——据说生蛋液可以调和口感、香气，同时能给滚烫的食物降温，类似于四川火锅蘸香油碟的作用，防止烫伤口腔和食道。

在制作类似家乡料理的时候，洋子的态度绝对是一丝不苟的。我唯一一次惹她生气，就是因为学做炸猪排的时候手法太过随意，总不按照她教的步骤来。当时，她严厉地对我说：“错了！不可以这样！”那一反常态的样子，让我吃了一惊。

对于她来说，做日式炸猪排，必须“先拍面粉，再蘸蛋液，最后裹面包糠”。这3个步骤就像牛顿定律，只有这样，“才能完美地制作出外壳完整酥脆、不松散的炸猪排”。反之，如果一上来就毫不在意地先蘸了蛋液，就是犯了大忌，做不成好的炸猪排了。

除了在做菜教学上不留情面之外，其余的时候，洋子都是个温柔的人。那种温柔并非刻意而为，而是通过不经意的举动，自然而然地给人带来的感受。

处于转正期的我工作很拼命，有时会熬夜通宵。有好几次熬完夜的清晨，我都会在厨房发现她给我留着当宵夜的饭团。饭团用保鲜膜包得好好的，里面掺着鱼籽香松，包着酸梅干等内馅，虽然是冷的，但吃起来很美味。

2010年的农历新年，我因为工作缘故没法回家。除夕晚上闲着没事干，洋子就用房东留下的那台老式烤面包机给我烤年糕吃。白白的年糕烤到焦黄鼓起爆开后，刷上酱油，用海苔裹起来送到嘴里，一口咬下去外焦里嫩，香气四溢。

我们俩站在小小的厨房里，安静地边吃边聊，年也就慢慢过去了。

多亏了洋子，让那时身处异乡的我，不仅没有感受到过孤独，还因为她收获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友谊，也从形形色色的朋友们身上认识到了世界的多元，这些是在学校里十几年也学不到的东西。

我们经常举办家庭聚会，为了减轻主人的劳动，客人们通常带着各自的拿手菜上门：越南人拿来鲜虾、蔬菜和春卷皮，给大家现包现吃；老挝人会带一整个青芒果来做沙拉；香港人善于做煲仔饭；美国人直接端来一锅奶油意面，有时还有甜腻的杯子蛋糕——只有韩国人经常空手来，不过也没人介意。所有的菜热热闹闹地摆一桌子，大家无拘无束地聊天喝酒，放肆大笑，玩抽鬼牌之类的游戏，每个人都会说中文，所以交流一点不成问题。

2010年的元旦家庭聚会，是参加人数最多、最热闹的一次。聚会地点还是在我们家，洋子做了寿喜烧、散寿司，又和几个朋友花了一下午时间，炸了一大盘芝士流心可乐饼。一直都只管吃、在厨房没有什么作为的我，也忍不住想要秀一手中国菜。可惜当时的我是个厨渣，太复杂的菜不会煮，绞尽脑汁，索性就做了自己最爱的炸酱面。

我搜索着记忆里我爸的手法。我爸是天津人，手艺跟京派炸酱面做法截然不同，他告诉我炸酱面好吃的秘籍就是“肥肉多放、糖多放”，因为面酱偏咸，得调和成偏甜口的，再加上猪油的香味，才会鲜美好吃。我先在锅里炸香八角和姜蒜，再煸炒五花肉块，接着把胡萝卜、豆腐干、洋葱切丁，一起下锅爆香。等肉末焦黄出油，蔬菜豆干水分煸干后，加入甜面酱、酱油和几勺白糖，翻炒几下后加热水，小火慢慢熬煮至酱汁黏稠，炸酱便做好了。

“这个真的很好吃。”洋子特别喜欢吃我的炸酱面，我原本以为这话只是出于日本人的礼貌客套，但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她好几次主动请我做炸酱面给她吃，而且每次我煮的时候，她都站在旁边认真学习，还用自豪的口气向她的朋友安利。

不过到底是我的手艺好，还是她没吃过其他的炸酱面，便不得而知了。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是帆布包还是炸酱面，我为她做过的事情其实很少。但每件事她都铭记在心，至今也还会提起。

12年前的那个画面一直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餐桌上，洋子的寿喜锅还在翻滚，我的炸酱面热腾腾刚上桌，天南海北的朋友们热热闹闹地聊天吃饭，夜已深，但谁也不想走。

那是记忆中最完美的，也是最后的聚会。

2010年4月，洋子突然消失了几天。她说是因为工作，我就没想太多。几天后，她平安回家，我们继续像往常一样平静地生活。

月底，我突然遇到了意外的状况，几年不联系的前男友突然来了昆明，想跟我复合。

我们曾是社团认识的大学同学，谈了3年的恋爱，可最终他劈腿了，我就选择了分手。

“我来昆明工作，是因为你在这儿。”他反复跟我说，“其实分手后我一直都在后悔。”

在他的不停恳求中，我陷入了犹豫——就在这个月初，公司领导找到我，说有一个不错的职位空缺，上升空间很大，但工作地点在北京，问我考不考虑过去。北京很具吸引力，但它实在太远，也太大，过去之后我便举目无亲了。前男友的出现，让不理智的念头从我心底一点点冒了出来——毕竟，放弃这次工作机会，舒适地在昆明躺平，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的选择。

“其实不去北京，留在昆明工作挺好的，也不用跟大家分开了。你说呢？”周五下班后，跟洋子一起去影碟店租片子时，我把这个想法跟她讲了。

“别那么快做决定吧。”洋子沉默了一会儿说。“工作的事先放在一边，今晚就好好放松下，周末你再好好考虑。”

周五晚上是我们固定的“追剧之夜”，我记得那天洋子租了《魔幻手机》，她最爱看的电视剧。而我喜欢堺雅人，选了一部他参演的大河剧《新选组》。

我俩像往常一样，一起追剧到半夜，又下楼买了两碗肠旺米线回来当宵夜。我尽量不去想白天的那些烦心事，虽然我已经预感到自己会做出什么决定，它也许并不明智，这让我着实开心不起来。

洋子好像也有点落寞，吃完了米线，她点了一支烟，窝在灯光幽暗的沙发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聊天。

“你之前去哪儿出差了？”聊着聊着，我随口问道。

“我去北京了。不是出差，是去见前夫。”她慢悠悠地说。

“你结过婚？”我惊讶地看着她，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

“都40岁了，结过婚不奇怪吧。”她笑着说。

“你40岁了？完全看不出来。”

“对了。我还吃了北京炸酱面，不如你做的好吃。”

那晚，在昆明的家里，洋子破天荒地跟我讲了她在日本的往事。

1992年，洋子从短期大学毕业后，陷入了一段漫长的迷茫期。虽然年纪轻轻，但却觉得人生没有方向，沉寂如死水一般。朋友们大多没命地读书深造，不想考学的去做派遣工，余下的则早早结婚成家。

带着彷徨不定的心情，洋子做了3年的办公室文员，“每日重复着毫无意义的枯燥工作”。

1995年，她被派遣到一家文具公司做电脑工作，其实跟之前也差不了多少。在这期间，她谈过几次恋爱，但最后都无疾而终。

两年后，洋子下决心辞职，并对家人宣布说自己“想去长途旅行”。

父母对此十分不开心，因为洋子已到了嫁人的年纪，却一直找借口不去相亲，让他们有些发愁。可是，他们也没有阻止，毕竟女儿从学生时期就很独立，要做什么只是知会他们一声，就自己去做了。

1998年1月2日，洋子离开家，踏上旅程。刚开始，一切都出乎意料地顺利，她搭顺风车途经了好几个城市，不料在路过池袋的时候，却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只得在当地的姑姑家寄住。一周后，她恢复得差不多了，本可以继续上路，但独居的姑姑挽留她再多住些时日。洋子说，“生病这件事无疑像是一个信号”。

究竟是在池袋结束旅行回到家里过父母安排好的生活，还是鼓起剩余不多的勇气，继续旅行下去？正在犹豫不决之时，她在姑姑家门口一头撞上了给小货车卸货的松——帮他捡起滚落一地的货物后，为了表示谢意，他从货箱里拿了一瓶中国产的饮料递给洋子。

那次的初遇，让洋子察觉到了松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并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

“我发现他会在固定时间给附近超市送货，便特意提前去等他。没多久，我们变得熟络起来。我得知他比我小1岁，家乡在中国福建，1年多前来到日本，在亲戚开的汽车维修店里工作，晚上帮人开小货车。”

好几次“偶遇”之后，松也开始留意起洋子来。在她的主动出击下，两人很快便开始以情侣的身份约会。

洋子很难说清楚自己为何对松着迷。

“他从不特意打扮修饰，但是看着干净清爽。日本话说得马马虎虎，有时会夹杂着听不懂的中文，可我觉得那个发音很好听。他谈吐举止直爽大胆，不拘小节，从第一次见面就不用敬语，跟我认识的日本男生完全不一样。

“他非常努力，每个月打两三份工，发薪后只留下生活费，其余寄回国内给父母。因为时间都花在工作上，池袋有名的景点、酒吧、歌厅等场所，他几乎从没体验过。

“跟我恋爱时，为了节省约会费用，他会从超市买来食材，在自己家里做饭给我吃。我第一次吃的中国料理是他做的‘笋干烧肉’，油盐放得比日本菜要重，但我吃得很干净，就连炝锅的葱也吃掉了。‘你真的不挑食诶。’这是他经常夸奖我的话。”

两人交往的第一个月是最甜蜜幸福的日子，洋子彻底没了继续旅行的念头。可是好景不长，松的老板被卷入了一场诈骗纠纷，在案子结束前，他的工作签证基本续签无望了。“要是实在是无计可施，也只能接受现实，也许最近就要准备回国了。”松无奈地一五一十地将实情告诉洋子。

洋子表面上没说什么，背地里却大哭了一场。

此时，她已经在姑姑家住了1个半月，妈妈多次打电话来催她回家，“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闲晃，像什么样子？爸爸给你找了一个相亲对象，是在政府机构上班的，你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

挂掉电话的洋子，“心里难受得像是被利爪攥住一般”。

“难道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可是我马上就要失去它了。”

对于当时20多岁的洋子来说，这种事情是绝对无法承受的。她关起房门，想了整整一天一夜，然后发了条简讯问松，问他：“要不要跟我结婚（留在日本）试试？”松看到消息后吓了一跳，他知道洋子很喜欢他，但没想到她会做到如此地步。虽然两个人在交往中，可毕竟只认识了1个月。

他打电话过去，洋子坦白地说：“我不想跟你分开，跟这个比起来，其他的都不重要。”电话另一头松的沉默，让她紧张到发抖，几乎连手机都快抓不住了。

洋子明白，松并不像自己爱他那样爱自己。在他心中激战的，是对金钱的欲望与道德感。

他曾说过，父母是渔民，他的家族并不富裕，下面还有弟妹在上学。为了让他来日本，家里已经借了一笔钱。如果现在他无功而返，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

洋子知道利用对方的窘境提出结婚的自己，看上去既疯狂又狡猾。但她只能安慰自己：“如果互相利用能让我们摆脱自己不喜欢的生活，又有何不妥呢？”

松内心的动摇，抵不住洋子执着的坚持，眼看回国日期渐渐临近，最终还是松口了。

递交结婚申请书需要亲属盖章做保，在洋子的再三拜托下，她的姑姑答应了做保证人。

“我做了这个，弟弟会恨我一辈子的。但如果不做，你会恨我一辈子。可我还是比较喜欢你，所以我不想让你恨我一辈子。”姑姑在结婚书上盖自己的姓名印章后对她说，“事已至此，今后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靠你自己撑过去了。”

领结婚证没有太繁琐的手续，基本上只要开具未婚证明便可以。

1998年5月，办理结婚手续那天，两人在照相室外等候。突然，松把头凑近洋子的耳朵，忧心忡忡地低声问：“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要是万一有天我得回国，你不介意吗？”

洋子被幸福冲昏了头，像爱情故事里的女二号一样傻乎乎地说：“如果你以后也没办法死心塌地爱上我，我会笑着让你离开的。”

接下来就是办理签证的例行步骤，大约2个月后，松拿到了“在留资格”，正式有了日本签证。

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里跟洋子彻底决裂了。

父亲跟她在电话里大吵了几次，母亲当然站在父亲的一边，但看到洋子意志坚决，她知道拗不过，便也没有多说什么。

“实际上，我知道她心里失望到极点。”洋子说。

1998年6月，松租了一间小小的二居室作为他们的新家，洋子没给父母透露地址，“当然他们也并不想来”。

3个月后，妹妹突然坐车来池袋看他们。松有些紧张，一下班回家就张罗着煮饭烧菜，还点了寿司外卖。妹妹坐在榻榻米上跟洋子聊天，一直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

“姐夫会做饭？”她悄悄对洋子说，“怪不得你非要跟他在一起，毕竟你从小就是个‘吃货’呀。记得你国中的志向吗？说要做什么‘环游世界的美食家’呢。”

“爸妈怎么样？”洋子顾不上她的揶揄，小心翼翼地问。

“妈妈哭了几次。爸爸一提你就发火，他说已经放弃你了。”妹妹说着，把一个小包递给她，洋子打开发现竟是厚厚一叠日元。

“妈妈偷偷交给我的。她让我告诉你‘要是认定了那个人，就好好过吧’。你可别让她再失望，一定要幸福啊。”

那天，妹妹不顾挽留，当晚就坐车离开了。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时间久了，洋子慢慢地明白过来，自己之前的自信，也许是盲目乐观。

婚姻是件复杂的事，成为中日夫妻的他们，有一种极不自然的别扭感。

“有必要花一早晨时间化妆，还每天都费力气护理头发吗？”

“不喜欢的事情，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

松的种种质疑让洋子手足无措，那是她从小到大的生存方式，想要改变非常困难。

同时，洋子也有不理解松的地方。比如，他经常二话不说就借钱给同乡，而洋子接受的教育是“想要友情长久，就要不借钱给朋友”。有次洋子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松认为是“感情淡薄”，这让洋子感觉很委屈。

在所有矛盾中，最让她信心受到打击的，是松对于日本料理的态度。

婚前，她对自己的料理水平很有信心，家人和朋友都说“洋子煮饭特别用心，做的饭很好吃”。可没想到结婚后，一日三餐成了个大问题。

洋子做早饭会按日本传统煮味噌汤和米饭，时间充裕时也会煎蛋卷，烤青花鱼。可松才吃几天就说“吃腻了”，从冰箱里拿剩下的面包啃几口就转身出门工作了，只剩她一人坐在桌前，对着慢慢变冷的汤发呆。

洋子会做的几样菜，都是从妈妈那学来的传统料理，但松对它们统统不感冒，这让她陷入了苦恼。

“中国人早上吃什么？”那天晚上睡觉前，洋子问松。

“说了你也听不懂。”话虽如此，松还是用中文说了几样老家的食物，又描述了它们的味道。

“虽然想象不出来，但听上去很好吃。”

“好久没吃了啊。”松没了兴致，叹了口气，转过身去睡了。

1999年的元旦，洋子的妈妈打电话来，询问她的近况。要强的洋子只说两个人过得很好，妈妈听了似乎很高兴。要挂掉电话时，妈妈提醒她说：“今天买点牛肉，煮寿喜锅吧。”

洋子这才想起来，新年吃寿喜锅，是家里雷打不动的传统。她立刻振作起来，去超市买了2盒平时不舍得吃的高级和牛，回家就开始做寿喜锅。松一言不发地看着她融化牛油，煮酱汁，过了一会儿问她“需不需要帮忙”。

“他爱吃牛肉，所以我确信他应该不会拒绝这道菜。”果不其然，他们不但消灭了所有的蔬菜和肉，还用剩下的汤汁煮了乌冬面，松连面条也吃得干干净净。

“你爱吃这个？”洋子有点吃惊地问他。

松点点头说：“下次再做这个吧。”

两人都笑了，那是结婚后洋子最开心的一天。

从那以后，每当丈夫没来由地露出抑郁寡欢的样子时，洋子便会煮寿喜锅做晚餐，松每次都会把最后的乌冬面都吃光。

可即便如此，“寿喜锅”不过是婚姻沉没前的稻草。多巴胺带来的短暂愉悦，并不足以维持他们的感情。整整一年里，两人的话题越来越少，“松有时一天也没有主动跟我说过一句话”。

洋子以为松心情不好，但是路过超市的时候，又看见他和中国籍店员们聊得热闹，肆无忌惮，有说有笑。洋子远远看着，怔怔地出了神，他们说的中文她一句也听不懂。那样的丈夫对于她来说很陌生，仿佛来自另外一个平行世界。而当松回到家面对洋子的时候，就又变成这个世界的他了，一言不发。洋子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只能把这些归结为松的思乡病：“当时我想，如果我能够听懂中文的话，大概他就会更喜欢说话了吧？但始终也没敢问他。”

2000年1月1日，是他们婚后的第二个新年。“刚坐上餐桌，松就开口说，想要离婚”。

松说，他的大舅做生意发迹了，手边正缺个可信的帮手，打算带上他一起把生意做大。父母本意让他春节前回国，但他推说工作走不开，把时间往后推了推。洋子心里清楚，跟她在日本结婚的事，松并没有告诉国内家里的长辈，他总说‘过阵子再讲’，可这一拖就是2年。

松对她交代说：“结婚后，我每月都会存下一笔钱，存折交给你支配。之前借的钱也在里面，我只要回来一部分——果然当时应该听你的。”

“房租我缴了一年，你可以继续住，不住也可以转掉。等我处理完工作的事，就得回去了。我父母年纪大了，他们都是传统守旧的人……你还年轻，性格又温柔，一定还有比我更合适的男人。而且就算离了婚，我们以后仍能做朋友，你说呢？”

被炉桌上的寿喜锅仍然微沸，散发出葱的甘甜、混合酱汁的肉香，碗里雪白的乌冬面还没有下锅。日光灯镇定地散发着白光，松大口猛吸香烟，不停地说着什么，洋子觉得那天他的话比之前一年说的都多。

这幕景象一直定格在她心里。她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可以跟你一起回中国，好吗？”洋子鼓起全部勇气，从喉咙里挤出这句话。

松口中的咀嚼停顿了一下，但只有短短的半秒钟。然后，他又开始继续吃牛肉，吃茼蒿，吃热乎乎的豆腐。吃了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他从胸口发出一声喟叹，放下手中的筷子，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说。

“对不起……”

离婚前后的事，洋子没有细讲。

因为松工作的地方实在太缺人手，他直到2000年底才回国。如之前所说的一样，他净身出户，除了留下离婚书，没带走家里任何东西和财产。

洋子一个人留了下来。她对我说，松走后的那段时间，她每天拼命工作，只要时间不冲突，工资不低，从家教到代驾司机、搬家队、夜间便利店收银员，她什么工作都接，所以倒也顾不上难过。她说自己“白天拼命赚钱，晚上去上HSK（汉语水平考试）培训班，坐电车通勤时也在念书”，吃饭睡觉的时间几乎都没有。

“当时我心里有一个计划——我以前从来没有过那样清晰、冷静的想法。”

转眼又是2年下来，洋子攒下了不少钱，再加上松留下来的，她的存款史无前例的丰厚，不过人也消瘦了不少。

“离婚后第一年，我姑姑几次来家里看到我的时候，都差点哭了。可能我看起来很糟糕吧，毕竟实在太累了。到了第二年，我才开始慢慢恢复了，缩短了工作时间，尽量让自己多吃东西。”

在那段时间里，洋子联络上了在中国工作的老朋友，开始在对方的指导下申请中国的大学。

2003年8月初，她收到了昆明一所大学留学生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她退掉了跟松一起生活过的出租屋，拿着去中国的机票，离开了日本和自己的家人。之所以选择昆明，是因为“以前的朋友在这里念书”，而且，她也不敢直接去松所在的城市。

“我从没出过国，在东京成田机场候机时，紧张得快疯了。我只好在心里给自己打气，‘能学习中文就好，剩下的事慢慢来’。说不定等我学会了中文，松就会慢慢接受我，我们的关系或许还有一丝挽留的余地。”洋子抱着这样的想法踏上了飞机，不到半天时间，她已经身处异国他乡，“以前我总觉得中国很远，但飞行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要短。”

“这个地方更热，空气的味道也不一样。我常想，只有1个小时时差的两个国度，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差别呢？人们的面孔虽跟我在日本看到的没差多少，却能明显地感受到气质的不同。我原以为松是个奇特的男人，但在中国，好像大多数男人都像松，他们有着同样的举止表情。”

内心的震动归于平静后，洋子对松的思念渐渐由强烈转为平淡。“我感谢自己能鼓起勇气来到中国。否则，我这辈子也不会走出28岁跟松相遇的那天。”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抱着学习的心态开始了留学生生涯。“这里的一切都热闹而有活力，我感觉自己从一潭死水中跳了出来，我喜欢这里。”

“他现在怎么样呢？”我问。

“当年他跟着舅舅去了北京，现在在那做着一家店的副店长。2002年他跟一个北京女孩结婚了，今年孩子上小学了。”洋子口吻平静地说。

松跟洋子偶尔在手机上联系，像普通朋友那样平淡相处。他们每年会抽空飞去对方的城市一两次，在咖啡店之类的地方见一面，聊一聊近况和往事。松的妻子知道洋子的存在，对于这种见面，她很通情达理地默许了。

2006年，洋子的父亲在一场事故中过世，洋子回家服丧后，又继续回中国念书。那时她的妹妹早已成家生子，日本的朋友们也都是类似的情况，只有洋子仍旧一直保持单身，甚至没有交往对象。

“有的人一生只要有一次爱情就够了。现在我有工作，有猫，有很多朋友，每天能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已经比任何时候都幸福了。”洋子说完她的故事，把烟在烟灰缸里按灭。

那时她脸上的微笑，也铭刻在了我的心里。

2010年6月底，我下定决心离开昆明，并删掉了前男友的联系方式。

飞去北京前一天的晚餐，是在文化巷里的小日本料理店吃的，只有我和洋子两个人，她坚持要请客。我们点了寿喜锅和一些别的菜，像平常一样聊着天。洋子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往我的碗里夹牛肉，至于她自己，那天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

我对她说，我是听了她的故事以后，才下定决心去北京的：“人总归要自己去闯一闯，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说对吧？”

“你是我认识的最棒的女孩子。”她点点头，笑着说。

自那次离别后，我们只见过一次面——2016年，洋子旅游时转机途经我的城市，约了我在咖啡馆见面。再会时，我已经结婚，孩子也有1岁多了。而她的样貌、妆容还跟多年前一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们来了个大大的拥抱后，笑嘻嘻地落座寒暄叙旧。

“你真的有眼光啊，当年堺雅人还是新人时你就喜欢他吧？现在他在日本火得不得了。”

“小声点，暴露年龄了啊。”

我们调侃了一番后，话题渐渐转为严肃。

她说，因为近几年政策的变动，昆明的留学生越来越少。当年聚在一起吃饭的朋友们，也大多签证到期陆续回国。大家就此诀别，散落在天涯海角，从前的聚会再也不会有了。“当年我们常去的那些店，也差不多都拆的拆，关门的关门了”。

在她带着失落的描述中，我得知记忆中的昆明早已经物是人非，无论是我们工作日的“小食堂”，还是总多给萝卜干的小摊贩，抑或是坐在小板凳上吃的串串店，那些味道都消失在了城市的洪流中。

“我也没怎么再跟松联系了。”洋子端起冰咖啡，喝了一口说，“近几年生意挺不好做，他老婆又生了二胎，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要养，还有房子要供，实在是应顾不暇。”

“这是他自己选的路，总要负责到底。”我心里莫名有些舒畅。

这次会面后不久，洋子也回了日本。她母亲年龄已经大了，行动有些不便，需要人照顾，于是她搬回去跟母亲一起生活。回国时，她把4只猫咪一起带走了（果果意外怀孕，生了两只小猫）。对于她来说，它们就是她的“孩子”。

2020年底，洋子发电邮告诉我，自己得了乳腺癌，先后切掉了两侧的乳房。她住院期间，皮皮的糖尿病病发，在她出院不久后去世了。当时皮皮应该近20岁，已经是很长寿的猫了。洋子感情含蓄，很少直抒胸臆，但那次她忍不住对我流露出深深的悲伤，“真是太伤心了”。

“我守着它到最后，到现在我也忘不了那时的情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和亲人，珍惜一期一会的缘分。”

好在，直到如今，洋子的身体状况恢复得不错，癌症没有再复发。

我们保持着隔段时间互发邮件问候的习惯，她偶尔会给我打来越洋电话，节日从不忘记发来短信问候。

“我最近也给家人做了炸酱面，”她在电话里说，“我跟他们说，还是你做的最好吃。”

“寿喜锅也是我家孩子最喜欢的，但我做不出你的味道。”我说，“有空我带她们去日本，请你亲自做给她们吃吧。”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