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香港vs新加坡，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公众号新闻

2022-11-03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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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越来越热闹了。”在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李薇薇，最近半年接待了不少从中国香港搬到新加坡的同学和朋友。这些人中，既有因公司迁移亚太区总部举家搬迁的，也有考虑出差便利借新加坡作为中转站的。

“原本想在新加坡躺平，但现在不得不‘仰卧起坐’了。”李薇薇的孩子就读的国际学校竞争本不激烈，近期却申请难度陡增，插班需要排队几个月。

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入新加坡，当地房租飞涨50%的情况比比皆是，加之屡创新高的通胀数字，生活成本显著上升，一些人又开始考虑离开新加坡这个小岛了。

图：李志华/中新社

2022年4月25日，香港中环地铁站，下班时间市民出行。财新从香港入境处取得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9月期间，优才计划的申请数量达到9252宗，较2021年同期的3386宗大增1773%。

人才流动，有来有往，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服务型经济体，正积极把握疫后经济复苏机遇。竞争的背后，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然而，受防疫限制、移民潮、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等多种因素影响，香港和新加坡过去两年均出现人才流失。

8月20日，“新官上任”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2年《施政报告》咨询会上，雄心勃勃地说，“香港一定会抢人才”，包括创新、医疗及高端科技等领域的优质人才。

无独有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8月21日国庆演讲中同样指出，新加坡须不断建立全球一流的人才库，除了壮大本地人才，还需要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

当前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大增，不同经济体都在借机吸引新产业和中高端人才，务求保持经济及产业发展动力。由于持续的防疫限制，许多外籍人才在疫情暴发的三年内陆续回到原居地，如今进入后疫情时代，高度依赖外来人才的香港与新加坡，又将如何吸引更多人才？

缘何如此急迫

人口急速老龄化、生育率持续下降，令港星（新加坡又称“星洲”）两地共同面对人力资源供应难题。新冠疫情以来，香港“人才荒”日益严峻。过去两年，香港劳动人口流失约14万，流失人口当中约三分之二属于高技术劳动力，而且青年群体明显减少，25岁至39岁年龄群组下跌幅度最为明显，与2020年二季度末相比减少7.8万人。新加坡《2021年人才简报》显示，新加坡总人口2020年起连续两年下降，2021年总人口同比下跌4.1%，为1950年以来最大跌幅。

作为小经济体，香港和新加坡都难以依靠培育本地人才满足经济发展需求，需要更进取地吸纳非本地人才。不过，从2021年年中开始，新加坡无论是在放宽本地防疫措施，还是在解除入境隔离检疫方面，均比香港先行一步，也在吸引人才方面“抢占先机”。

“每天都能遇到新老朋友，没时间想家了！”风险投资行业的陈倩今年8月从香港转岗到新加坡，公司正在积极布局东南亚市场。

（图源：PIXABAY）

9月底，米尔肯亚洲峰会、福布斯全球总裁会议等各大国际会议在新加坡紧锣密鼓地召开，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精英前来“跑会”。全球私募盛会SuperReturn Asia 2022和加密货币盛会Token 2049，也首次在新加坡召开。成千上万的投资者、行业专家聚集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四季、富丽敦等各大豪华酒店，令当地酒店一房难求，房价飙升至2000美元一晚，创下历史之最。

来自上海的投资人王峰（化名）向财新感叹，“好多私募大佬在国内都约不上，到了新加坡倒有机会交流”。王峰曾参加2019年在香港举行的SuperReturn Asia峰会，“这是私募行业在疫情之后首次举行大型线下活动，新加坡这次会议的规模远远大于疫情前在香港的那次”。短短两周内，王峰安排了60个会议，他不想放过任何交流的机会。

作为东南亚重要的区域中心和金融中心，新加坡正成为私募和风投把握区域增长机遇的门户。今年7月，日经等媒体报道称，哈佛捐赠基金（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计划在新加坡开设办公室。此外，香港富豪李嘉诚旗下的维港投资，向财新证实近期亦在新加坡开设办事处，成为其在香港以外地区的首个办事处。而据Dealstreetasia报道，中国顺为资本、源码资本、元璟资本也纷纷登陆新加坡。

新冠疫情之下，新加坡凭借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监管环境，资管规模增长强劲。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新加坡资产管理规模（AUM）同比增长16%至4.1万亿美元（约合29.7万亿元人民币），为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2021年，新加坡获得营业执照的资产管理公司同比增长15%至1108家。

面对新加坡金融业迅猛的发展势头，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文回应称：“香港无须妄自菲薄，也不用回避不足。”陈茂波也罗列了多项数据，试图展示香港在与新加坡的竞争中并不输给后者。但是，一名家族办公室行业资深人士告诉财新，过去香港一直是中国“新贵”开设境外家族办公室的首选地，但近两年来形势发生了变化，部分富豪选择将家族办公室部分或全部搬到新加坡。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数据显示，新加坡家族办公室数量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增长了5倍。截至2020年底，新加坡有400个单一家族办公室，且数量仍在持续增长。

（图源：PIXABAY）

财富管理行业格局的变幻，代表着“钱”的流动，背后则是企业家资源及营商环境的较量。行业的迁移也带走了原本在香港的工作岗位，许多财富管理、私募和风投人才也随之迁移到了新加坡。主要负责金融行业的国际猎头公司NexusSearch董事麦洁灵告诉财新，她的许多客户从2021年开始已陆续从香港搬到新加坡，许多招聘岗位尤其是高级管理层岗位都转到新加坡，“这些客户包括银行，还有不少资管公司，因为钱流向了新加坡”。

两地“求贤若渴”

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在上任之后便多次主动提及“抢人才”话题，在10月19日公布的首份《施政报告》中，港府拿出一套面向全球初级、中高级人才的政策“组合拳”，开放力度前所未有。

针对初级人才，港府此次推出更有弹性、受众更广的政策。对在港攻读全日制大学的非本地学生，或毕业于香港高校在大湾区合办高校的学生，均给予IANG签证，把毕业后在港逗留时间从一年延长至两年，以便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寻找工作机会。

香港立法会议员洪雯向财新表示，这些来港读书的留学生是香港宝贵的人才资源，“他们来到香港念书，一年时间已经可以熟悉香港的环境，对香港有一定的认同感，要让他们成为香港的生力军，补充香港劳动力的新鲜血液”。

至于中高端人才，港府最新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并在过去五年内累积了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相关人士即可获发为期两年的签证来港寻找工作机会。过去一年在其他地区年薪达250万港元（约合230万元人民币）或以上的人士，亦可通过直接获发两年签证来港求职，名额不设上限。

此外，拥有大学学历、具备负担自己食宿的财力、拥有中英文书写及口语能力人士即可申请“优秀人才入境计划”，获得来港逗留的签证。这一计划最初的年度配额为2000人，2021年林郑月娥政府将其提升至4000人，最新的《施政报告》则进一步取消配额，优化审批程序。如果优才申请人来自资产管理合规、海事保险、金融科技、创意产业等13个香港人才短缺的行业，则有更大机会获批。

（图源：PIXABAY）

“这些政策可以帮助缓解香港劳动力紧缺局面。”麦洁灵指出，香港初级人才的市场一直是不饱和的，本地毕业的大学生数量难以满足市场需要；另一方面，由于近两年中高层人才流失，企业招聘需要更长时间，不少金融行业的大公司更加重视培养初级人才，以便内部晋升。“我的不少客户近期都在招聘管培生，并且提供更好的福利、薪酬、远程工作安排，方便吸引和留住本地和国际人才。”

为保证人才政策有效执行，港府还将成立“人才服务窗口”，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负责，专门制定并统筹招揽内地和海外人才的策略和工作，并向来港人才提供“一站式”支持，譬如会为他们在生活或子女就学等方面提供协助。为了让外地人才来港后可以长期定居发展，《施政报告》还提出豁免合资格外来人才在港置业的额外印花税，居港满七年后可获退还税项，退税总额最多相当于房价的28.5%。

（香港，图源：PIXABAY）

为应对“人才荒”，港府此次显得雄心勃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指出，政府期望在2023年至2025年间，通过一系列新措施，每年最少可以输入3.5万名预计逗留超过12个月、打算在香港长远发展的人才，较2021年输入人才的水平增加约40%。

相较于港府的广纳贤才，新加坡政府招揽人才主要瞄准顶尖专业人才。就在李显龙8月国庆演讲后一周，新加坡人力部（MOM）宣布自2023年1月1日起，开放“顶级专才准证”（Overseas Networks & Expertise Pass，ONE Pass）申请，不设申请人数或所属国籍限额，争夺全球顶尖人才。“顶级专才准证”要求外籍申请人过去一年的月薪须达3万新加坡元（约合15万元人民币），或到新加坡后能赚取相同的月薪。海外申请者还需证明在市值超过5亿美元，或年营收超过2亿美元的企业担任要职。若在文化艺术、体育、科技和学术方面有卓越成就的个人，则不必满足该月薪门槛。

2021年1月，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推出了限额500人的“科技准证”（Tech Pass）计划。但“科技准证”有效期为两年，之后须达到特定收入、营业开支和本地员工人数等要求才能更新。一些中国头部互联网高管，即是持有该准证悄然“登陆”新加坡。

相较而言，此次推出的“顶级专才准证”不设申请人数或所属国籍限额，虽然提高了月薪门槛，但也更具灵活性，持有者不必受限于特定的任职公司，可在多家公司任职，逗留期延长至5年。此外，“顶级专才准证”也为持有者配偶求职提供了便利。该准证持有者的配偶在新加坡本地求职，可获得新加坡政府颁发的同意书，不必另外申请工作准证。

香港吸引力仍存

2022年以来，香港优才计划的申请开始变得尤为火爆，在北京一家证券公司工作的文佳最近也在观望优才申请的机会。文佳硕士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金融专业，在积累了几年工作经验后，文佳希望能趁年轻到国际化都市闯荡一番。

财新从香港入境处取得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9月期间，优才计划的申请数量达到9252宗，较2021年同期的3386宗大增173%。申请优才计划的人士竞争压力也明显上升，今年前九个月共有1853人获批，相当于每5人申请有1人获批；当中来自金融及会计服务行业、资讯科技和电讯行业申请人获批最多，分别达到584人和565人。自从2006年港府推出该计划以来，截至2021年底共有3.7万人申请，9131人获批，当中88%的优才来自中国内地。

（图源：PIXABAY）

在文佳看来，香港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香港从事金融可以拥有更开放、更国际化的视野，薪资水平也比内地高出不少”。对高薪人士而言，香港的税负偏低，个税累计的税率最高为17%，显著低于美国税改后的37%，亦远远低于英国、德国、中国等的最高档45%。

作为背靠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许多中国内地的优才申请者也希望将香港作为移居海外的中转站，借此接触更多海外的工作机会。“香港如今经历‘人才荒’，房租水平也在下降，相对处在上升期的新加坡，此时正是去香港‘捡漏’的好机会。”文佳笑称，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地缘政治中，香港反而是个可攻可守、可进可退的地方。

对新加坡而言，越来越多人才、“热钱”涌入这个7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通胀继续高企，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长7.5%，核心食品通胀上升至6.9%，面粉和面条等主食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住房和公用事业成本9月份同比上涨6.2%。新加坡各地的房屋租金也在飞涨，特别是外籍租客较多的区域，租金平均上涨20%至40%。

“太夸张了，涨了将近55%！”怡琳在新加坡东海岸租了一套三房公寓，今年8月租约到期后房东将租金从4200新加坡元（约合21150元人民币）直接涨到6500新加坡元（约合32732元人民币）。

这个公寓附近有风景宜人的东海岸公园，也因靠近中央商务区边界，是外籍人士居住的首选地之一。但是，急速上升的房租让怡琳对这里的好感大打折扣。五年前，怡琳一家因工作原因从香港搬到新加坡，如今他们开始考虑“逆流”回港。

新加坡即将开始针对富人的加税行动，也成为顶级人才考虑离开的因素之一。今年2月，新加坡政府在2022财政年预算案中宣布，从2024估税年开始，应缴个人所得税税率将上调。此外，房地产税、印花税和汽车附加注册费等“富人税”也将明显上调。

“未来香港和新加坡的个人薪俸税最高税差达7个百分点，足以覆盖在香港多出来的生活成本。”怡琳盘算道，对年入100万美元（约合141万新加坡元）的金融业高收入群体来说，新加坡加税之后的个税将达到21万美元，而在香港只需要交税15万美元，两地税差约6万美元，足以在港租住与新加坡同档次的房屋。新加坡政府在2022财政年预算案中宣布，从2024估税年开始，应缴个人所得税税率将上调。应缴税收入从32万以上至50万新加坡元，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仍保持在当前的最高税率22%，不过，收入50万以上至100万新加坡元，边际税率将从目前的22%调高至23%，应缴税收入100万新加坡元以上，边际税率从22%调高至24%。相较而言，香港的个税税率更低，如以累进税率算，最高一档的税率仅有17%，而不扣减任何减税项目的标准税率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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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生活七年、已经拿到新加坡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方桐也在考虑搬到香港，“一个已入籍新加坡的朋友，疫情期间母亲病重，虽然尽力赶回国，但她尚在隔离检疫期间母亲就已经去世了”。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让漂在海外的华人更深刻地体会到兼顾父母养老的不易。在新加坡，父母养老和子女服兵役是两个“卡脖子”的事情。中国新移民的父母大多只能拿到长期探访签证（LTVP），有健康状况的老年人若无法购买当地医疗保险，一旦生病住院将面临难以负担的医疗费用。

“香港对华人群体来说，是相对折中的地方。”方桐和家人讨论良久后认为。香港既是开放、透明的国际化大都市，又与中国文化、历史有着更深的联结，适合华人长期生活定居。同时，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化发展，在香港工作的家庭未来亦可将老人安顿在大湾区的内地城市，老人也可以继续生活中熟悉的环境，享受医疗保险。如果是独生子女，或兄弟姐妹均在海外，父母60岁以后亦可以投靠子女的理由，换取香港身份，享受香港的公立医疗等诸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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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虽然面积小，但这块弹丸之地有着无数迷人的风景。在大海之滨，有浅滩伟岸；群山叠岭间，有草坡茂林。周末可以徒步登山、划独木舟、出海潜水。随着近期M+视觉文化博物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多家文化设施相继开放，连李家超都笑称：“香港如今是文化艺术之都，有些人去其他地方觉得好闷，香港不会闷的，几点都有节目（有得玩）。”

英国人Dudley作为跨国公司的外派人员，今年初曾因为疫情政策离开居住多年的香港飞回伦敦，在英国待了半年后，“我觉得还要回到亚洲”；但这次他选择了新加坡，“因为那里是个很受欢迎的地方”。但在新加坡待了两个月后，Dudley有点忍受不了沉闷的生活，10月底再次回到香港，“兜了一圈，还是觉得香港很舒适”。

关于港星两地人才竞争的讨论不绝于耳，量化基金Two Sigma亚太首席执行官林国沣在接受财新采访时称，香港和新加坡的竞争不能用“零和游戏”来看。从整个亚洲区域来看，东京和上海主要面向其国内市场；新加坡凭借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稳定的政策，背靠东南亚市场，可发挥区域中心的作用；香港则是中国企业往外走的平台，也是全球通向中国的桥梁。

（图源：PIXABAY）

至于当前香港面临的人才外流困境，林国沣认为，过去几十年，香港也曾出现过几次“移民潮”，但人们最终还需要考虑工作机会和生活舒适度。现在各个地区都处于从新冠疫情复苏的阶段，新加坡可能比香港快了三个月到半年，但随着香港进一步开放，这种差异会逐渐缩小。

李家超近期坦言，三年前香港未曾忧虑过人才问题，而疫情防控带来的活动空间缩小，令香港在争取人才方面一度落后，但随着未来香港逐步开放，经济活动恢复，人才也会重回香港的。

如何留住人

“几年前出差到新加坡时，完全没有想过搬到这里。”香港居民马克（化名）就职于一家法国投行位于香港的亚太区总部，今年初该银行与新加坡政府达成协议，指定新加坡办公室为其亚太区总部的后备地点。考虑到工作机遇及孩子因疫情许久未返校，马克一家最终决定搬到新加坡。

（图源：PIXABAY）

对港星来说，比吸引人才更重要的是要长久地留住人才，这不仅仅是降低签证门槛就能实现的。洪雯认为，人才的流动优先考虑的是工作机会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当前香港产业结构并不合理，金融产业一枝独秀，而其他传统支柱产业对GDP的贡献明显萎缩，人力资源存在明显的错配。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金融业在香港GDP的占比从2010年的16.4%升至23.3%，而贸易、物流、旅游均有明显下降，旅游业的GDP占比从2010年的4.3%骤降至2020年的0.4%，贸易、物流2020年的就业人数亦同比下降4.9%和0.7%。

不过，对正在谋求发展新产业的香港而言，创新科技发展正亟须大量优质人才。以生物医药行业为例，香港特区将生物科技列为创新科技领域的四大优先发展范畴之一，但发展迟缓。相较而言，新加坡在生物科技、先进制造等领域已经提前布局；2021年，制造业贡献了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中的22%。新加坡政府亦早早设立目标吸引全球最顶尖制造商来新加坡设厂，成果显著。

2022年以来，中国疫苗企业科兴生物、医药外包（CXO）行业龙头企业药明康德、药明生物等多家公司宣布在新加坡建设新基地；美国mRNA疫苗生产商莫德纳（Moderna）也宣布在新加坡设子公司，作为进军亚洲的首站。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加坡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制造和研发重点地区，已形成相对成熟的产业链，更能形成聚合效应。

10月18日，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宣布，政府将推出针对先进制造业与贸易产业集群下属的五个行业的更新版产业转型计划，包括电子行业、精密工程行业、能源和化工行业、航空航天行业和物流行业。根据这五份转型计划，新加坡政府将采取新的策略，为实现从2020年到2030年将该国制造业产值提升50%的总体目标铺平道路。

为改善产业结构，香港同样选择以创新科技为重点，实现香港“再工业化”。在《施政报告》中，港府提出在今年内推出“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在完善创科生态圈和实现再工业化、壮大人才库、建设智慧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四个方面制定政策，就四大发展方向制定重点政策。

（香港九龙城夜景）

《施政报告》提出设立100亿港元的“产学研1+计划”，2023年起将以配对形式资助最少100支有潜质成为初创企业的大学研发团队，激励产学研协作，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发展。同时，政府会连同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带队的“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配合50亿港元的“策略性创科基金”，以及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提供的土地，吸引来自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以及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等产业的优秀企业和人才落户香港。

李家超表示，希望未来五年能吸引不少于100家具潜力或代表性的创科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当中包括至少20家龙头创科企业，以期为香港带来过百亿元投资及创造以千计的本地就业职位。

但是，香港、新加坡这类城市，市场容量小、创业生态不够活跃，要实现产业多元化并不容易。一名曾在辉瑞、默克等多家国际药企担任区域负责人的人士向财新表示，从美国回流新加坡三年后，他选择回到上海加入创新药公司。他坦率地表示，新加坡的生物科技缺乏深度和广度，整个氛围并不适合科研，其定位更像“服务性的中转站”，相较而言，上海整个生态更加活跃，从事医药、研发的人才非常多。

“香港有同样的问题。”上述人士指出，在以金融、房地产为导向的城市，人才更集中在律师、会计这样“赚钱”的行业，生活更加光鲜，很难形成浓厚的科研氛围。他举例称，不论是辉瑞还是默克，它们的研发单位通常不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而是波士顿这样的中等城市，甚至城市之外车程一两小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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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财新网“星港钱潮”栏目特供新加坡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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