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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是大部分高职学生毕业时的年纪，用作家王小波的话说，这是有很多奢望，想爱，想吃的“黄金时代”。但是，站在这个美妙的人生起点上，这些年轻人要承受更多的东西。

2021年，全国有1400多所高职院校，在校学生数量超过1590万人。在整个职业教育体系里，高职院校扮演着承前启后的角色——往前，它们接纳了大部分中职毕业生以及相当一部分普高学生，往后，它们要把这些年轻人送进广阔的职业世界。高职生的大学比本科通常要少一年，人们有时候会更加精准地使用“大专生”一词来称呼他们，以将他们和那些上四年的大学生区分开来。同样地，他们也把大学生分成了一本生、二本生、三本生，以及“985”“211”。在劳动力市场，这种区分发挥了巨大的筛选作用。但无论如何，高职学生的职业发展总是容易受到学历限制，职业世界的大门在他们21岁的时候打开过，但此后就一直虚掩着。他们需要更加用力去撑开它。

过去 20 年，随着轨道交通产业的爆发，铁路类职校以高就业率获得越来越多学生的青睐（黄宇 摄）

我们知道，留给我们的上述种种印象都只是一种模糊的、缺少细节的重新叙述，我们对高职生和他们所处的教育环境其实缺乏真正的了解。所以，今年的职业教育封面，我们选择探访了4所高职：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长沙民政学院、南京金陵高等职业学校和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这些学校未必都是金字塔最顶尖的学校，有的学校在广州番禺这样小商业发达的地方，也有的在株洲这种中部三四线城市，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企业的关系密切，办学也从未脱离产业实际，并在多年耕耘之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专业方向。

比如长沙民政学院的殡仪专业，尽管近些年已经有不少以殡葬师为主题的影视作品（比如最有名的《入殓师》）出现在公众面前，但在1995年，这所民政系统出身的学校在全国首创这个专业时，面对的仍是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环境和一片空白的专业背景。

殡仪系的学生在上遗体缝合课（张雷 摄）

"社会上还没有'殡仪馆'的概念。大家熟知的名字是火葬场，当时各地火葬场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不是老、少，就是残疾人，与人交流的能力非常匮乏。"长沙民政学院党委书记李斌向记者刘畅回忆说。最初开办时，他们没教材，没师资，甚至学校一些新来的老师都误以为这个专业是搞"宾馆礼仪"的。但一年又一年，长沙民政学院逐渐成为殡葬行业名副其实的"黄埔军校"，专业方向拓展到殡仪服务、殡葬设备、陵园设计、防腐整容，涵盖了殡葬的全部环节。他们培养的毕业生进入全国各地的殡仪馆，用自己专业的服务为那些逝去的生命保住最后的体面与尊严。

学生在模拟灵堂练习礼步（张雷 摄）

同事肖楚舟去的是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简称番禺职院）。2005年，番禺职院创办了全国专科院校第一所珠宝学院，看见的正是附近蓬勃发展的珠宝产业需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因为香港人工价格、地价和物价飞涨，早年前往港澳创业的珠三角商人们就将目光投向了番禺。到本世纪初，在一个叫大罗塘的地方已经聚集了近百家小首饰厂，它们大多没有自己独立的厂区，满满当当地挤在银平路上的几栋大厦和附近的村庄里。为了学技术，弄清产业的真实需求，珠宝学院的院长王昶当时要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跑到大罗塘的工厂去挨家挨户敲门。

大罗塘，如今的“大罗珠宝城”，是番禺最早的珠宝加工厂聚集地（蔡小川 摄）

"听得最多的就是狗叫声。"王昶回忆当年吃过的闭门羹，"珠宝加工是一个相对封闭传统的行业，没有熟人，人家根本门都不让你进。"但门敲得多了，企业和学校的彼此信任、了解也开始建立起来，珠宝学院也很快在大罗塘有了知名度，来自企业的用人订单源源不断飞向学校。这种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一直持续到现在，2021年珠宝行业成为番禺少有的逆势增长的经济支柱，辖区内拥有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钻石珠宝市场主体2890家，从业人员近10万人。

对这些学校的深入采访，也让我们更加理解了在职业教育里学校、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我们经常把施教者比作搬梯子的人，他们选的梯子好不好，放的位置合不合适，首先和自身的能力有关。这几年，职教界经常谈论所谓的“双师型”教师，教育部还曾发文要求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占比不低于50%。“双师”，就是既要有教师资格，又要有中等以上的技术职称，其指向不言自明。

给车身喷漆涂装是一门手艺活，老师正在给学员讲解技术要领（于楚众 摄）

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一个新流行的概念，但其实这类教师在很多职校的办学历史里早已存在。2005年，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简称金陵高职）和德国宝马公司开展合作，在汽车系创办了"宝马班"， 借鉴德国"双元制"的培养模式。"双元制"是德国职业教育最大的特征，他们很多职校都是行业协会办学，负责对接校企双方。宝马集团现任董事长齐普策（Oliver Zipse）正是从"培训生"一路晋升，现任华晨宝马营销高级副总裁高翔（Sean Green）也是在16岁时以学徒工的身份加入宝马的，是德国"双元制"的受益者。在金陵高职的"宝马班"上，很多老师既是在编老师，也是宝马认证的培训师，教学也打破了学科思维，采用模块化的方式，将学生分为教学小组，直接在宝马提供的整车上进行实操，这在当时令老师们都觉得耳目一新。这种合作模式从金陵高职开始，到如今已辐射至全国18所合作职校，为宝马及中国汽车行业培养了大量售后人才。

汽车系的学生们毕业后，多数会成为汽车售后人才（于楚众 摄）

而在株洲，湖南铁道职院创办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性质上就是中国中车集团（2015年由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合并成立）自己举办的学校，学校对门是中车旗下的株洲电力机车厂，周边还环绕着各种大大小小的配套工厂，很多老师都是从厂里调到学校来的，最多时企业来的老师能占到六七成的比例。这种办学模式后来被形象地称之为“前校后厂”，因为离得实在太近，老师甚至可以带着学生站在教学楼上去讲解火车头的车顶设备，用的“教学道具”则是对面工厂交付车间里正在进行调试的新车。那时候，工厂和学校之间在各个层面的互动畅通无阻，老师拿着学校的工作证就可以随时进厂，带着学生泡在车间里，到处找师傅请教。如果职业教育有一幅最理想的图景的话，这可能已经相当接近了。但到如今，这样的场面反倒比以前少了。

在过去20年，轨道交通行业经历了一个时间足够长的黄金年代，随着高铁、地铁和城际铁路在全国的飞速发展，产业对司机、检修、客货运组织等人才的需求高涨，给铁路类的职业院校提供了良好的办学环境。但这几年，高铁开行量下降，地铁审批踩下刹车，轨道交通行业进入放缓期，这给办学者们提出了新的挑战。而这也是很多职业院校如今共同面临的挑战。在过去，他们抓住产业腾飞的机遇，投入巨大的决心与勇气，在职业教育的世界里开辟出新天地，现在，面对新的产业周期和更复杂的市场环境，他们也许更加需要当初的那种决心与勇气。

铁道机车专业的老师彭涛在给自动化专业的学生讲解电器柜，她是 1994 年分到铁道职院的（黄宇 摄）

回到作为教育对象的人身上，我们关心的是高职生们面对各种变化该如何选择，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命运。在学校采访，我们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年轻学生，他们有自己的苦闷，也有渴求，但他们在一起时展现出来的多元、热情和开放，会自然而然地使你撕下贴上他们身上的"职校生"标签。

20岁的王锦浩就是我在株洲遇到的一个大二学生，就读于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广东佛山人，他高中时是体育特长生，练短跑，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可以凭此进入一所重点大学。但他训练时受了伤，只能回去重新参加高考。他考得也还行，上了二本线，不过，他最终选择了湖南铁道职院。父母告诉他，你自己决定就好。尽管这两年铁路系统的就业形势不太好，但他也并不着急，他每年暑假回家都会去一家连锁咖啡店打工，在那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还考上了值班主管的岗位。他说，如果实在没有铁路局或地铁公司要，回去做咖啡也不是不能接受。

王锦浩今年大二，即将担任铁道职院城轨专业协会会长。图为他给大一的同学讲地铁车辆的构造（黄宇 摄）

职业教育过去被认为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甚至是“断头路”，所以研究者们这些年非常关注职校生的流动，他们呼吁尽力消除阻碍这种流动的因素，打破存在于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森严壁垒。随着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出台，这些障碍的确正在一个个被清除，职校生可以选择就业，也可以选择专升本，或者先工作几年再回来考研。将选择权交还给学生，也意味着他们要能更好地认清境况，看清自己的需求。

金世敏是刘畅在长沙采访的大三女生，高二时就想学殡仪专业，她的父母以为女儿是说着玩的。但她高中毕业后真地报了这个专业，父母也尊重了她的兴趣。到殡仪专业的新生起初不少也害怕，面对冰冷的遗体，需要慢慢克服心理障碍，但三年的专业训练能让这些年轻人逐渐体悟到这份职业的价值，然后对其产生认同。最触动金世敏的一次经历，是见到一位从养老院送来的老人，老人去世后没有亲人送行，简单处理后，便送进火化炉——她那时候意识到，面对死亡，自己原来最在意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生命走到终点时，有人记挂。

金世敏在为逝者化妆（张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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