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日里，恒业街和香港其他常见的工业区街道别无二致。它位于维港东北岸、九龙东部的观塘区，距离已停用的老启德机场咫尺之遥。狭窄的街道仅供两辆车并排单行，鲜有人在这条不起眼的老街驻足，细细观望两旁的“景致”。而正是这条不足250米长的“u”形小街，在芯片发展的历史上曾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亚洲逐渐成为全球芯片生产基地和“产业链中心”的最起点。1962年，美国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租下了恒业街上的一家胶鞋厂（据说是以生产拖鞋为主），并注册了公司，在这里建造了美国以外第一家芯片生产基地。Fairchild Semiconductor 即仙童半导体公司，也译作飞兆半导体公司，是开发世界上第一款商用集成电路的公司。Fairchild曾一度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大、最富创新精神和最令人振奋的半导体生产企业”，为硅谷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被称为“电子、电脑业界的‘西点军校’”，因为它为硅谷孕育了成千上万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业内曾流传一个说法，要想了解美国硅谷的发展史，就必须了解早期的Fairchild Semiconductor。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也是后来发明摩尔定律的Intel创始人Gordon Moore。但我想和你分享的是，恒业街的一家拖鞋厂究竟是如何成为亚洲第一个芯片生产基地的，以及它的荣光与悲情。据早期在香港参与建厂的Fairchild员工回忆，公司决定走出美国，主要出于两个考量：一是为了“降本增效”，二是为了避开美国当地工会对生产的限制。之所以将香港作为出海首站，公司创始人之一 Bob Noyce 和早期产线的负责人Charlie Sporck 则起了关键作用。Sporck 对美国的工会怨念最深，他本人加入Fairchild也颇具戏剧性，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纽约工会的推波助澜。在50年代末、60年的初的美国，半导体虽已经开始商用，但仍是一个新兴行业，Fairchild在美国的商业世界中的地位并不算高。到50年代中期，从康奈尔大学的工程专业毕业的Sporck，加入著名的通用电气公司GE，在其位于纽约附近哈德逊瀑布（Hudson Falls）的生产基地工作，他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变革生产，并提升这家大厂产线的效率。奈何，Sporck的努力遭遇了工会的阻力，工人们也纷纷质疑他是希望通过变革将原本属于工人的产线控制权划归己有。于是，在工会的组织下，1959年某日工人们对其进行了反抗，最终管理层选择向工会低头，保证Sporck的变革不会再开展下去。这个结果令时年32岁的Sporck心灰意冷，当天下班后他便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了Fairchild的招聘广告后，Sporck旋即联系了对方。很快，在纽约和两位午餐醉酒后的公司高管进行了一轮面试后，他便被录用了。这次看似不太正经的面试，后来也被证明是Fairchild公司历史上最成功的招聘之一。很快，这位“此前从未到过俄亥俄州以西”的纽约人便到Fairchild位于加州硅谷的总部报到。彼时，加州的工会力量与纽约不可同日而语，这使得Sporck和他的新老板可以对当地工会采取强硬态度。可随着市场对芯片需求的激增，在工会势力更弱、成本更低的地方建新厂成为当务之急。公司首先考虑在美国东北角缅因州的波特兰市（非西北部俄勒冈州同名的城市）设立工厂，此时公司创始人Noyce找到Sporck，建议他去香港一试。据Sporck后来回忆，这是因为当时Noyce个人在香港投资了一家很小的收音机厂，他对香港的情况十分了解——拥有更廉价且靠谱的工人和接受过西方教育、无语言障碍的工程师，且工会势力比美国弱很多。于是Sporck迅速奔赴香港进行考察。在冷战正酣的1962年，有人出于时局的考虑，认为公司在香港设厂将会直面一些来自政治层面的威胁，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些担忧都是多余的。当年，香港工人的时薪约为25美分，是美国工人时薪的十分之一。据Sporck回忆，“当地工人比美国工人麻利两倍，还愿意接受更艰苦的工作”，而一位同事也曾告诉他，“不可能再找到比中国女工更靠谱的工人”。在华盛顿，也曾有的外交政策战略家称，美国的芯片公司搬去亚洲生产，是将企业置于政治风险中。可作为商人的Sporck回复很简单：“工会在硅谷是个问题，在东方却从来不是。”1962年10月，冷战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同月8日，Fairchild租下了恒业街的胶鞋厂，并注册了公司。
公司的生产流程很清晰：公司在美国生产晶圆后运到香港进行封装和测试，最终的成品一部分运回美国，剩下的则直接在亚洲销售，“因为公司在香港有一个销售代表”。据Fairchild另一位早期美国主管回忆，公司在恒业街出产代号为T105和T106号的塑封晶体管，是两款针对民用市场的设备，主要用在收音机上，“它们的生产流程比其他晶体管更加劳动密集，这也是要放在香港生产的原因之一。”在几名美国主管和数千名香港工人“三班倒”的努力下，仅1963年全年，Fairchild产量达到了1.2亿枚，这令公司十分满意。“这是巨大的成功，我认为它们的质量非常棒，或许因为我们在生产一线部署了工程师，他们非常善于管理人工，同时又真正重视产品质量。”02 | “她是自由港”
Pausa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冶金工程专业，和Sporck一样，他也是1959年加入Fairchild，成为了Fairchild的第464号雇员。1964年，Pausa主动申请去香港这个“在海军服役时曾经去过的地方”。据Pausa回忆，香港产区员工数在1964年是1200人。而当他于1967年返回美国时，员工人数已达到6000人。虽然当年香港劳工储备充足、人口总数达到了400万，但要找到这么多工人绝非易事。由于香港遵守国际劳工组织的规矩，不允许女工和年轻劳工上零点到凌晨四点的大夜班，因此Fairchild必须聘用男性员工，在半夜做工，主要从事半导体测试。但是这些男性工人并不能让人省心，“当地工人特别是男工，缺乏对机械的了解。” Pausa回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香港的机动车总量低于20万部，因此夜班的工人数量就会少一些。“就拿6000名员工来说，我们白班3000人，中班2500人，坟场班（即大夜班）的人数最多是500人。”即使是这样，Fairchild也已经成为当时香港最大的雇主之一。人多且工作如此辛苦，出现问题不可避免。据Pausa回忆，他在香港的三年时间，工厂曾发生过“非暴力抗议”，甚至还出现过一个星期的罢工，原因是白班员工认为“自己的薪水太低”。在“紧张的一周”和被中文媒体“诽谤中伤”后，Fairchild才稍微提高了白班工人的薪水，所有工人才又回到了流水线上工作。“香港工人对薪酬非常敏感，他们会因为5%的涨薪而换工作，所以员工周转非常快。”Pausa说。
尽管发生过这些问题，但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Pausa和Sporck对香港、对于Fairchild选择在那里设厂的态度是肯定的。因为那里除了能提供大量廉价而勤劳的劳工，以及无工会限制外，还因为香港时至今日仍拥有的独特且强劲的优势——“它是自由港。”背后所蕴含的意思，是香港的低税率、零关税和进口便利等利好。“这是一个容易做生意的地方”，Pausa回忆到，“香港不会像其他地方一样为企业提供政府补贴或现金激励，它能做的就是把做生意这件事变得简单。”Fairchild是第一个在亚洲布局产线的芯片公司，随后包括德州仪器、摩托罗拉在内的其他美国公司，和一些日本公司纷纷在香港设厂。到1970年，香港电子厂的数量达到230家，雇佣工人达3.8万人。香港工业出口占到了总出口的81％，这也标志着香港已从单纯的转口港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开始实现香港经济的第一次转型，由原本以轻工业为主导，转型为以电子工业、金融业和商业为重心，因此一跃而成“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在香港取得成功后，Fairchild将眼光投向了亚洲的其他地方。据Pausa回忆，这是因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香港没有的政府补贴和拥有更多的空地。更重要的是，这些美国芯片公司发现，其他地区的工人薪水比香港更低。尽管香港工人25美分的时薪只是美国工人的十分之一，却仍是亚洲最高的。与之相比，台湾工人的日薪是19美分，马来西亚的是15美分，新加坡的是11美分，而韩国工人的时薪仅为10美分。接下来，Sporck把Fairchild的工厂开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槟城。在那个“半导体”尚未广为人知的年代，这些美国公司的生产外迁奠定了今日“以亚洲为中心”的芯片生产供应链局面。十年之内，几乎所有的美国芯片公司都纷纷在亚洲开厂。据Pausa回忆，“我为Fairchild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和新加坡协商沟通在当地设厂的事宜。”03 | 荣光已去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这些亚洲半导体产业的开拓者大多在行业内持续深耕。被誉为“硅谷市长”的Bob Noyce和Gordon Moore，在1968年离开Fairchild后一起创办了更为成功的Intel。1990年，Noyce不幸辞逝，终年62岁；今年93岁的Moore仍居住在加州。Charlie Sporck今年95岁，他在1967年离开Fairchild后加入了National Semiconductor，随后成为了的公司CEO和主席，被《纽约时报》称为“硅谷的创始人”。时过境迁，Fairchild已于2016年9月被更年轻的美国公司ON Semiconductor公司收购。与之一起烟消云散的，是香港在半导体产业的昔日荣光。如今站在恒业街上，远望几公里外的维港两岸，那些密密麻麻高楼的主人，大多是金融公司、贸易企业、地产企业和各种事务所。
恒业街上，拖鞋厂早已不知踪迹，唯有那两栋依然伫立的老工业大厦和那张“理想拉链亚洲有限公司”的招牌，还留有一些制造业的痕迹。路过的人们，无论是卡车司机、装卸工、地盘工人还是上班族，或许已经鲜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存在过亚洲最早的一家半导体工厂，更无人记得这里昔日的热火朝天与灯火通明。
和对面新建的办公大楼相比，那些昔日的痕迹和颓唐的外表，看起来更像是时代的弃儿，多少有点令人悲情。不过无论如何，在这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总值得被记录。参考文献
[1] Chris Miller, Chip War, Scribner: New York, 2022
[2] eetasia.com/the-roots-o
[3] electronicsweekly.com/b
[4] SEMI Oral History Interview: Clements E. (Ed) Pausa semi.org/ko/Oral-Histor
[5] ee.ofweek.com/2022-07/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