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见的《522次斜阳》

文：陈慧颖

来源：纪工报

编辑：小nine

我所看见的，是一对母女的早晨日常，从下床到奔向幼稚园的距离。是第一次在镜头中模糊看见的双眼，再清楚看见时，却是再也止不住的泪水。是镜头被泡面的热气给蒸糊了，赶紧用手擦拭的动作。是搁浅在岸上的死鱼，被阳光照的波光粼粼的海面。

今年澳门导演李卓媚以《522次斜阳》二次入围金穗奖，在这之前已陆续完成《爷爷的老房子》、《棉花》、《日安》等纪录作品，这些多以DV拍摄、以家人为题材的作品搭建出“家庭系列”，也成为李卓媚创作的核心命题。《斜阳》并非以自家人作为拍摄对象，然在 DV 拍摄手法的延续与即兴运用下，又扎扎实实形构出另一种家庭电影。

起床、煎蛋、出门、狂奔，如常的日常，被突如其来的法庭审讯录音打断，画面只剩雏鸟挣扎，这才让人意识到在最日常的连贯动作堆叠背后，那些潜藏在日常情境下，常人看不见却也习惯放大观之的异质过往。微妙的是，这部片最“异于常态”之处，便是无限放大的观看视角。同样是放大，却通往更为细小幽微的反向途径，带出另一种聆听方式，以及想尽办法在影像上和对方站在一起的尝试。“透过镜头，到底能多靠近被摄者的内心？”聚焦在人物的纪录片不必然带出这样的思考，但观影过程中又确实感觉，影像本身也在提问与解答间来回辩证。

首先，DV 在业余电影、小型独立制作的运用外，MiniDV 在90年代、千禧年前后也大举进入家庭。历经二、三十年，这些多半已成为家庭私纪录的档案影像，成为对过去的指涉。然而在《斜阳》中，DV 是拍摄器材更是创作媒材，影像混杂了导演与主要角色阳光所拍摄的素材，带出观点上的转换，各种奇特的角度与摆放位置也让摄影机与周遭的关系被突显出来。zoom in、撷取、裁切，即兴跳动的视域，亦是影像边界的持续重塑。又因过于靠近、放大的影像呈现，在熟悉与陌生之间，限制与探索之间，形塑出不断参与及感知当下（perceptual now）的视觉经验。

近，开展了极为私密的观影经验，也因为太过靠近，带出另一种观看方式的直接穿越，镜头引领着“观看”，也将观者拉入其中，让人看“进”影像，直到人在影像中。在这样的前提下，被摄者不再是受害者，也非偶像化、肖像化的过程，而是近到——仅仅是参与了“透过他者思考”（thinking through the other）的发生当下。

阳光是化名，片介写着“二十岁出头因吸毒入狱，入狱第一天发现怀孕，更于刑期内生产，孩子的诞生让她有活下去的理由。”然而，比起陈述事实的句子，《斜阳》的影像因旁支末节而更为核心，当影像以“非正常”的视角，扫过城市的地砖、家里的杂物，沿着脸庞、再扫过风景、空间的里外，依着奔跑节奏，让身体摆动导致机器的剧烈晃动，视觉上也参与着——影像抽象化后生成的独特时间流与空间感。人的声音，则採取更为主动的位置，推动着着叙事，在过去、现在之间引领穿梭，透过阳光自述、他人视角，甚至是法庭审讯现场的原音重现，拼贴出阳光的过去、家里的状态，以及她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同时又透过与女儿相处的日常回到“现在”，使过去／现在相互交叠又互为映照。听觉主导的叙事结构，也让观者不得不把耳朵张大，去听里面的人说话，听见对方声音的情绪，听见父亲在法庭上的作证、收在 522 封家书里的支持打气、阳光对于家人的理解与担心。

当摄影机与周围不断改变相对位置，影像与声音的关系也不停在转换。例如，当阳光叙述警察来到家里拘捕的细节时，画面上写着“与阳光初次见面，她所拍摄的家”，照片的拼贴，带出家具边角、门框周边、柜子局部、桌脚，看似对应“犯案现场”的刑事照片，实际上却是阳光的自身创作与叙事视角，这之间彼此呼应又多重断裂的趣味效果，也间接挑战了影像所能承载的意义／用途以及主观／客观之间的分野。

有意思的是，DV 作为简易摄影器材，在拍摄过程中也把所有在沟通、叙述、分享时可能造成阻断、干扰的“其他存在”一併放大、撷取。DV 较为平面化的影像效果，驱动了在写实中抽象的可能，也记录下平日不易注意到的细节，本片甚至将部分声音（如吃面声、敲门声）以字幕形式置于眼前，引导观者用同等关注去注视之。但所谓干扰真的只是偶发的错误与杂讯？有错误的影像吗？一方面，这样的讨论同步呼应到片中由社工所提出的问题“何谓主流？”，社工所指涉的是社会对于“他者”的定义框架，但无论是“主流”还是对于“正常”的讨论，皆可回归到本片对于影像的进一步思考与叩问，也用影像直接回应阳光与外在社会的关系。

另一方面，杂讯、干扰、扭曲、失焦、摄影机造成的模糊，因动作晃到的模糊、想说的话、实际能说出来的内容，这之间时而疆界暧昧，DV 赋予了私密性，但这样的私密性也因 DV 的特性而产生偶然无法完整承接的情况。而这好像也关乎私密性的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关乎家的亲密性，也关乎家人之间的相对位置，在错位与直面间不断拿捏挣扎的距离。

阳光，带出明暗，起落在树叶间，布满海面，也反射在住宅的窗户上，阳光始终没有放弃自己。伴随着念佛的声音，电影走到尾声，镜头透过窗户直直面向太阳。因机器对于光线的低限控制，分分秒秒的光线变化在玻璃的中介下，将画面晕出不同色阶，在持续的渐层中空间被压成平面，阳光浓稠了画面，也浓稠了时间与空间。

522次斜阳 Five Hundred Letters from Home（2021）／图片 金穗奖 提供

访谈、整理／陈慧颖

Q：您之前的作品是以家人为题材的家庭系列，为何会想拍《522次斜阳》？

A：《522次斜阳》也是“家庭系列”之一，题材仍然围绕在家庭，只是换成从社会议题的角度切入。通常谈论到吸毒、入狱，在责任上会归结到个人问题，我想要再延伸到家庭层面。一个人的成长、性格、变化和原生家庭都脱离不了关系，我想再更深入谈论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另外，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勇气去拍别人的家庭，所以我想先从自身家庭出发，我希望我先有能力及足够的能量去理解，再去尝试关心别人的家庭。但为何会拍阳光，也是因为她的家庭结构和我有点类似，我父亲也有两个家庭，当中有很多我能同理的部分，如跟爸爸之间的关系、生命的转变。不一样的是，我的转变是选择了创作，而她选择了吸毒。阳光知道，我其实也是在拍我跟我父亲之间的关系。

Q：最后字卡写上“献给我三十岁前的父亲”，为何是 30 岁？

A：因为想要告别，30岁后我想过自己的人生。在这之前，我想先把原生家庭的问题处理好，希望家人间能站在比较平等的关系，再好好发展自己的人生，所以这是告别的仪式。我爸也有来看《斜阳》，我瞥到他在擦眼泪，以前他对于我的作品都没什么感觉，但他看完这部片后特别传讯息给我説“他有看懂”。我们的关系也慢慢变好，比较可以沟通。

Q：您从《爷爷的老房子》开始使用 DV 拍摄，一路延伸到《棉花》、《日安》，以及《522次斜阳》，为何选择 DV？

A：《爷爷的老房子》一开始用“客观”方式构图、拍摄，拍摄时就发现问题，剪辑时问题更大，意识到我无法用客观的方式去观看家人，我无法脱离我自己，发现连讲故事都无法好好讲，因此临时买了 DV 回来再拍。我会用手机纪录家人，但我也想试试不同的媒介。DV 很亲密，有种熟悉又不熟悉的感觉，但起码对爷爷来说是熟悉的，知道它不是太难相处。拍《棉花》的时候，我拍阿姨，阿姨也用 DV 反拍我，彼此产生互换关系，我也开始认真反思拍摄与被摄，导演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对比起手机，DV 更能达到关系互换，手机太容易了，用 DV 拍也像是一个仪式，好进入一个状态。

另外，大学时期我主修摄影，四年所学都是剧情片拍摄，从没真正接触纪录片。对于构图和画面设计有固定的想法和追求，直到我接触了 DV，自学拍第一部纪录片时，我好像获得了“自由”。比起过往所学，无论是形式、观看的方式，都让我练习如何“更当下”。我喜欢盯着一个点上看好久（可能也回应到 zoom in 的影像运用）。我正在看什么，就会直直传递给观众，比方说《斜阳》有一段我拍阳光和她的小学同学，她们说到某个点时，我把摄影机转换视角，拍地上的苍蝇。DV 让我更专注在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更贴近我对电影和创作的理解。因为太兴奋，所以一口气用 DV 拍了四部纪录片，但过去所学的剧情片基础，在剪接和结构上给予很大的帮助，让我更能在素材探索中重新建构“故事”。

 Q：你曾提到你希望影像不伤人，你也同时关注影像治疗，能否谈谈这部分？

A：拍了《棉花》，我才了解到拍摄能给予勇气、可以疗愈。那部片是拍我患有抑郁症的阿姨，《棉花》在澳门放映时她有来看，我觉得她在现场有感受到大家的关心，也可能是那段期间的频繁相处，她反而不像以前那样封闭。大家常说电影可以影响很多人，但是我从没发现受访者其实就是最直接的受众，影像对于受访者来说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希望我的影像是能够支持受访者的。

到了《日安》，我拿 DV 给妈妈拍，我想知道她的日常。我跟她之间有个距离感，不知道怎么去直接跟她对话。加上疫情关系，在相隔两地的情况下，我把 DV 寄过去，我也问她“有没有想拍的，或想记录下来的？”，于是她拍了很多外公外婆。很有趣，我拍妈妈，妈妈再拍上一辈的人。

在私纪录影像中，摄影机经常作为一种武器，好像站在擂台对峙时，能保护作者，但我不希望是这样，我明确知道我想要改变关系，希望有好的结果，我不希望用影像伤人。反而摄影机是能打破一些局面，或成为抒发的管道。

Q：很惊讶也被打动的是阳光拍公仔面那一幕，其实很少会听到当事人分享露脸这件事，即便这是一个非常核心且基本的问题。

阳光是一个很认真的女生，想为大家付出。能够认识到她，我觉得是一个礼物，我也相信我的出现对她来说是好的。拍摄过程中，她很想知道怎样可以拍得更好，让很多人喜欢这部片，因此她也有去看一些纪录片，结果发现如果不露脸，好像很难同理到受访者，但她并没有直接跟我说。最一开始我就有跟她签协议说，基于保护原则，我不会让她露脸入镜，我会再想办法处理影像，当然也有想过动画。有人说是这会不会是作者道德去凌驾创作，但我觉得不是，事实是我们都无法承受公开后的后果，也不想冒险。对于露脸与否的挣扎，她就默默录在影像里，用这样的方式跟我沟通，也没有特别跟我提。结果我在素材海里就这么刚好看到，以为只是日常吃泡面的画面，看到的时候我哭了。

或许因为信任关系建立的很快，拍摄当下她的状态是很放松的。拍的时候我也是正面拍她，拍一切，她也很习惯，不会觉得被拍是一个问题。关于露脸，我很清楚知道我不要打马赛克，所有影像都是在后期才决定要这样处理，在后制时放大，拉来拉去，让它变得不自然。

Q：观影过程中，的确像是用放大镜去看世界，世界并非因此变清楚，反而因抽象化而成就出另一种世界，能否聊聊背后的思考？以及阳光第一次以正面出现在镜头前时，即是拍她的眼睛，为何会选择聚焦在眼睛？

A：我觉得尝试了这个方式后，暧昧感会更出来，阳光也可以代表着所有人。也有朋友形容，我跟她好像是很亲近的朋友，却又很害羞不敢直视对方，于是用另一种很亲近的方式去听她说话。还有我想抽离太具体的东西，摇晃到模糊也没关系。我想要打破构图，让拍摄像画画。放大让我有一种快感，影像变得很纯粹，但又能感受到情绪。我不希望用影像的美去达到电影的美，影像就是纯粹的影像。

至于眼睛，我一直都很爱拍眼睛，DV 也能让我这样拍。有个安全的距离感，又可以去放大我想要的影像。撷取、放大的范围，其实就是我被打动到，也希望能借此和观众对话的部分。想要更亲密一点。有时是拍摄时透过 Zoom in 放大，或是后制时进行放大。也因为放大的效果，我的素材和她的素材混在一起，几乎没有违和感，反而融为一体。

Q：这部片主要由你们两人所拍摄的画面所构成，能否具体分享拍摄的协调方式？

A：她妈妈不喜欢家里有外人在，所以家里的景都需要由她来完成，的确会跟她说哪些是希望她能拍到的东西。整个过程跟一般纪录片拍摄满类似，只是她又多了可以创作的空间，而这空间是无限大的。有时则像玩游戏，我也问她“有没有什么是你自己没有勇气去做的？我可以陪你去做”，变得不再只是单纯的纪录和拍摄。结果她跟我说，她想要再回去监狱外围走一圈，她觉得那是出狱后还不敢面对的东西，我就陪她去，才有监狱外围那段画面。

她拍摄时，会不知该如何开始与结束，什么都拍，有大量拿着摄影机在街上狂奔的画面，也让拍摄变成很日常。其实她后来也爱上拍摄，会开始拍女儿。女儿很怕生，初期对这个机器很在意，慢慢才习惯，甚至拿过去拍妈妈，大家都在玩这个东西。

Q：在这部片当中，影像和声音趋近于平起平坐的状态，你怎么看待声音在你作品中的角色？

A：是更集中地去听，放映时也有人进场不到五分钟就跑了，会觉得很乱没办法适应。阳光讲话的方式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个节奏，所以我就让这个节奏感发生，她就是有 ADHD，想认识的人就会想认识，不想认识的人就跑了，其实就跟日常人跟人之间相处一样。

Q：也跟一般观影习惯是相反的。

A：的确，而且是分裂的。声音的观点不停转换，很像拼贴，不断拼接不同观点跟素材，看似感性的拼贴法，但在结构上是理性的抓很紧。和女儿相处的日常，穿插在不断回到过去的影像之间，成为一条稳定轴线，她跟她家人的相处其实是一个循环。我会更理性的不让感性失衡，在剪接上疯狂重排组合，就是希望能让大家理解。我从她的世界只有女儿，开始讲这个故事。结尾则是佛经，她念佛经会有感觉，会念到哭，我也希望去理解佛经的内容，想知道她为何会有感觉。像是一种期许吧，斜阳，虽然是微弱的光，但能给予人希望。

声音有时也像分号，比方说 KTV 唱歌，那段过了就正式回到现在。另外，这部片其实也是有配乐的！我希望音乐不是支配人的情绪，我跟配乐的合作方式也是很自由，我喜欢这样，有个大致概念，但没太管他们在干嘛，我也是这样跟阳光说，你想拍什么就去拍。

Q：影片开始没多久，为何会在讲到她被捕的片段，放入写着“与阳光初次见面，她所拍摄的家”的字卡，并以照片拼贴的方式处理？

A：一开始我给她一台底片相机，纯粹希望能打开她对于艺术的想法，我想让她知道创作可以是平易近人的。结果到最后在剪辑时用上了，搭配她讲话的节奏，把她拍的照片放进去，法院那一大段其实也是想在影像上再拉出不一样的关系。

那段文字是当初觉得重要才会这样写，也是我初次认识到她的部分。初次见面都是很有距离的，但实际看到她拍的照片，才知道原来她会对桌脚、插头有感觉，对她产生另一层理解。她观看的方式非常有趣，每张照片对她来说都是有故事的，比方那可能是她很常坐在那边，习惯观看的地方。

我其实不希望大家去可怜她，至少能尝试同理就行了。在澳门放映《斜阳》时，我其实非常紧张，拍完大半年后才慢慢消化掉，脑子还是一直在想，很怕做错什么决定。其实过程很难，我希望观众能看得懂状况，又不希望大家去责备，觉得她家人好像有做不好的地方，而是大家也能尝试去理解，甚至是谅解。就像我也希望可以理解爸爸一样，在拍摄时，阳光也一直跟我说要放下跟爸爸之间的关系，剪接时，我也尝试去理解她所讲的话。其实我们都在互相影响，有时她好像也是在跟我讲。

Q：也像透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

A：对，其实就算以前是在拍自己的家人，跟自己有关的东西，我也觉得好像只是用自己的身体去拍，但希望大家能多少带入自己。

Q：谈谈接下来在筹备的作品？

A： “家庭系列”最后一部片会回到我身上。关于社会对女人 30 岁的分歧和落差，也会碰触到澳门 1990-2000 年这段较少被处理的历史片段。在澳门很难去触碰社会议题，非常敏感，所以得想得更聪明些。用家庭去包装，也是一个方式，看得懂的人就是看得懂。《斜阳》中有一段是爸爸讲到“历史很多都是假的”，放映时澳门人都笑翻。希望先争取放映机会，再想怎样跟它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