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民国那些校长如何保护学生

本文作者：雷颐

民国时期内忧外患几乎无日无之，然而高等教育在非常艰难的环境、条件下却成就斐然，至今人们还艳羡不已。当年大学能“劫中辉煌”，与当年的校长们自然大有干系。从大学校长对一些自己并不赞成、甚至反对其政治观点的学生的态度，便能略窥他们的办学理念与操守。

1946年以后，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将这些大学校长们推上了风口浪尖。

1946年底的“沈崇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据几位“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亲历了抗暴运动的全过程”的当年的大学生回忆：“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和教务长郑华炽都支持同学们的罢课、游行，他们共同表示：北京大学四五十年一贯作风，一向无干涉学生运动之成例，今天亦不能例外。”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泽霖、教导长诸士荃都表示不能强迫学生上课，不能阻止学生游行，并要求国民党当局保障学生游行的安全”。

燕京大学为美国人所办，但“校长陆志韦表示同情学生运动，对学生罢课游行不干涉，并说：‘驻华美军一天不走，类似之事必有其继续发生之可能性，我们应当呼吁政府，驻华美军立即退出中国。’”（李凌、胡邦定、沙叶：《驳关于沈崇事件的一种谬说》，《百年潮》2010年第4期）

著名历史学家、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戴逸先生回忆自己那一阶段在北大学习，曾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被捕，是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将他“保”出来的。因为学习成绩优秀，他颇得胡适赏识，但胡适坚决反对他参加学生运动，劝他要好好学习，不要参加这些学生运动。

戴回忆说：“我跟他顶起来，他很不高兴。”由于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且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理事，戴逸因此被列入国民党黑名单，全国通缉。当他被捕后，胡适并未因他不听自己话、甚至顶撞自己惹自己不高兴而不管不问，更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救他出狱，“帮了很大的忙”：“当时我已经被带到特种刑事法庭。郑天挺就跟胡适谈，戴秉衡，当时我不叫戴逸，我叫戴秉衡，被抓进去了。胡适忙写了一封信，跟他们厅长说，这是个好学生、优秀学生，跟共产党没有关系，我可以保证，我保释他。由于胡适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声望，所以我在被审了两个多钟头后就被保释出来了。”（《清史人生：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百年潮》2008年第1期）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与国民党许多高官都是往来甚密的好友，与其中一些人还有亲戚关系，蒋介石本人对他也颇为看重，他出任浙大校长，即由蒋“钦点”。后来，蒋又想让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被他婉拒。然而他却绝未以此作为骄横之资，更未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谋任何利益，与“党国”有如此之深的渊源，却能赢得包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左派师生在内的全体师生的敬重，委实不易，显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

在1949年以前，作为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不赞同。由于校长的身份，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然而，在几次学潮中，他虽反对却走在队伍的前列，为的是保护学生，怕手无寸铁的学生“吃亏”。他虽不赞同甚至反对左派学生的“闹事”，然而却坚决反对国民党抓捕学生，保护了不少他并不赞同其政治观点的学生。而且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受审，他一定要到庭旁听。在1949年夏国共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冒着生命危险坚决反对国民党特务在逃跑前对左派学生下毒手。“爱生如子”，是所有学生对他的评价。

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校长不是政府任命，不听从政府命令还说得过去。不过，燕京大学虽不是国立，可以不听政府命令，却是美国人所办，拿的是美国人的钱，但校长陆志韦对学生的激烈“反美”不仅不反对，甚至公开表示同情支持。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国立名牌大学，校长都是政府任命，本应完全听命于政府，却也并不遵从政府指令，而是想方设法保护“反政府”的学生，可见当时的大学校长具有共同的办学理念与操守。他们共同的理念就是大学的独立性和对学生的爱。

陆志韦深深认同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所以认为即便是学校的创办者或曰“出资人”也无权干涉学生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哪怕这种探索是明确针对“自己”的。在陆志韦的教育理念中，完全没有那种“拿谁的钱就要为谁说话”、就不能批评、反对谁的观念。

梅贻琦在1941年4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发表《大学一解》，表明了自己的办学理念：“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所凭藉者又为何物？师生之德行才智，图书实验，大学之设备，可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Freedom）而已矣。”“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不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亲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他在1945年1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47年5月4日，胡适在北大校友聚会纪念 “五四”28周年的讲话中称赞蔡元培把一个旧式大学改造成新大学主要有两点，一是真正提倡学术自由精神，二是不独揽大权。

5月18日，蒋介石发表《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之文告，说学生运动“显受反动之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指责学生运动是“扰乱治安”、“干法乱纪”，表示要采取措施断然处置。5月19日，胡适即对《华北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蒋介石的文告对学生“很不公道”，说政府对学生的态度 “有些感情的成分”，认为学生干预政治是政治不上轨道，人们不满现状的结果。5月31日，他出席“北平行辕”新闻处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再次强调：“我认为青年以政治表示，不可完全抹杀。对学潮有一个历史的看法，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政治不能满人意时，同时没有合法有力的机关，可以使这不满意得到有效的改革，这个事情总落在受教育的青年身上，也就是学生身上。”“现在学生对政治不满意，感觉生活压迫。推敲理论，见仁见智，至少承认有烦闷的理由，有不满意的理由。”（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350页）

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学校实行“以党治校”、“党化教育”，作为国立大学校长，竺可桢自然无法公开彻底反对，但在实际管理中，他总是将这类“党治”减至最低，而且一有机会，他就不厌其详地宣扬学术、教育独立。

1936年为纪念母校哈佛大学三百周年，他写了 《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一文公开发表，在文章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写道：哈佛办学方针主要有两点，

“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充分发展之机会。

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的方策一样，而与意大利、德意志、苏联各国之政策，则大相径庭。世界各国办大学教育之分野，在这两种主张上，是很清楚的。有一点哈佛大学也可以昭示我们的，即为哈佛大学的校训（Ver－itas），拉丁文Veritas就是真理。我们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亦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而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如果说在国难当头，他认为这种 “党治”还情有可原甚至有一定必要性的话，那么在抗战胜利后，他认为大学就应实行民主管理。1945年9月他就发表了《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与《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两文，认为抗战胜利，国难已靖，大学的办学方针“应以理智为重，本校‘求是’校训，亦即此意。近年官吏贪污，学风不良，非道德之咎，实社会有不合理之处，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

他认为，在战时“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必须的，但他提醒人们深思，在战争结束后 “我们的国策是人民至上，还是国家至上？”如果奉行国家至上，“大学如同车之有轮，机件之有螺钉。所以大学要标准化，课程要一律，思想要统制，大学教育要完全配合国家当时的需要，国家政策不断改进，大学里面造就人材目的也随之以转变”。如果是人民至上，“则大学尽可发挥其个性，学术研究尽可自由，私立公立大学尽可并存，只要不违背为人民求幸福的大前提。”

他的结论是我们最高教育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所以“在这种以人民为前提原则之下，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而大学最大的目标就是“蕲求真理”，探求真理就必须“锻炼思想”。（《竺可桢全集》第二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637、636页）

办好大学当然是由许多条件决定的，但校长的办学理念与操守，却是办好大学的必要条件。试想，如果当年这些大学校长不是尽力保护学生，而是积极配合当局抓捕那些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潮的学生或以各种名目“整”那些有独立思想的学生、将其打入另册，这样的大学能办得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