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的时代，何以为人？

2022-11-27 10:11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将一切生命现象都还原为基因遗传规律、将一切物质都还原为最基本的粒子的时候，我们便在看似严格的操作中遗忘了真正人性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有着概念构造和意义性的世界。”

文 | 维舟

在经历了疫情之下一次次的封控、隔离之后，一位朋友向我慨叹：“我现在只想回到以前那个‘低科技时代’，至少没有这个码那个码，少了这些高科技的玩意儿，生活会简单很多。”

当然，回去是回不去了，何况“低科技时代”也有自己的问题，但他或许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技术的力量已变得比任何时期都更强大了，然而这似乎未必是好事。这就是余明锋在《还原与无限：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中所说的：“技术时代最醒目的特点，就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强大并且迷信自己的强大，人类似乎从未如此自信，我们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这种强大。可在另一方面，当下社会其实又显示出一种极度的无力感。”

不论是否愿意，农业社会那种田园诗意已被抛在身后，我们如今置身于一个由技术编织起来的网格化社会之中。换言之，到了技术时代，人已脱离了有机的自然世界，而被抛入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原子化、同质化的无机环境中——在这里，人不仅难以找到原先那种生存的意义感，甚至本身都只是被视为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小小螺丝钉。尼采早就意识到，现代技术的发达，带来的却正是人的渺小化。

《黑镜》剧照

随之而来的，还有世界的祛魅、多样性的丧失，质量被数量所压倒，对深度的追求也被广度所取代。一如本书所言，在这个时代，“生动而差异化的自然被还原为均质的空间及空间中的均质运动；丰富的生存世界和价值现象被还原为资本的无限增值和单纯的生命延续；人性的激情、人生的爱欲和幸福被还原为快乐的计算”，这不仅改变了人存在的意义，甚至改变了对“人”本身的界定：“我们在还原中是有损失的。损失了什么？损失了意义，以及整个人性的世界。”

对现代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甚至可能是唯一真正的哲学问题。大量的文艺作品都表明，人类对这样的生存处境是难以适应的，只不过有些人在逃避，有些人则选择抗拒。进化心理学认为，现代人的许多苦恼都是源于我们的生物本能无法适应被科学技术改变的世界而导致的，这种观点隐含的意味是“人应当使自己的生物本能适应技术时代”，但这真的是对当代病症的一张好处方吗？

科技还在不断飞速进步，如果一味强调让人来适应这个变化中的外部环境，那带来的结果势必就是加剧了人的异化，因为那其实是“要人去适应机器”，而非“科技以人为本”。实际上，那种试图通过芯片植入等技术手段来“升级改造”人的思路也是如此，那种“人机合一”的科幻景象所带来的，与其说是“超人”，不如说是“人的非人化”。希特勒当年试图借助药物来成为精力极其充沛的超人，也是出于这一思路，但这是对尼采超人观的扭曲和误解。

《攻壳机动队》剧照

在不同的时代，“何以为人”的问题，其实是根据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界定的：如果说文艺复兴时强调的是“人不是神”，那么到工业社会则变成了“人不是机器”。应该说，使人有别于机器的，正是那种不可还原的无形存在——有些人觉得那是“思想”，也有人认为那就像是“机器中的灵魂”。美国艺术史家伯纳德·布雷森曾讥讽说，某些19世纪的艺术评论家的做法就像是“打碎一块手表观察它的零件，企图听见它如何发出滴答响声”。同样地，人性也无法通过无限的拆解来理解，而只能整体地感知。

如果是这样，“人性”是否只是某种说不清的“玄学”？似乎正是被现代科学所驱散的那种遗存。应该说，这两者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人性的世界是一个有着概念构造和意义性联结的世界，它并不能完全按照科学来理解、把握和支配。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人性看作是自足、自主的，才能为人的生存赋予意义。

照此来说，我们应该“让科学的归科学，人性的归人性”，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现代技术并不仅仅是工具或“另一套系统”，而就是我们所栖身其中的系统本身——借用《黑客帝国》的术语，它乃是那个无所不在的“母体”（the matrix）。也就是说，人的生存是“嵌入”在这个系统之中的，难以从中分化独立，以至于我们在思考人的主体性时，也离不开它。

《黑客帝国》剧照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生存处境一直都是这样：只不过以前人们所嵌入的那个“系统”是自然、是社会，而今天则是一个由技术支撑起来的强大系统，但有所不同的是，如果说以往那种“天人合一”的未分化状态被视为一种人类童年般的天堂，那么到了现在，人只有从系统中分化出来，走向自主和反思，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这恐怕也是到了这个时代，哲学的意义所在：如果说科学是“不思”的，是基于确定的前提来进行定量化的实证研究；那么，哲学则需要不断地反思——始终基于个体生命和时代变动来追问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借用本书的话说，“反思之为自我澄清、自我构造的生命行动，无法由他人代替完成，而是必须亲自完成，也必须在每个时代以切合自身问题的方式进行。”

对生活在技术时代的我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命题，而是每天进行的生活实践：按照尼采的洞见，当一个人放弃自我超越、只知一味求安逸时，他/她就已成为“末人”。对于原本就缺乏超越性价值追求的中国人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反思身处的环境，尽可能地撑开一点空间，在具体生命情境中实践有价值的人生追求，活出自我的真实色彩，那么到头来，我们很可能就会堕入一种浑浑噩噩的“末人”境地——那只是在“生存”，但谈不上有“生活”。

《正常人》剧照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技术时代的反思，很多都来自德国思想界，尤其是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和雅斯贝尔斯，而萨特和福柯其实也深受德国哲学家影响。这固然有可能是因为德国哲学自身的发达，但原因之一恐怕也在于：相比起英法这样早熟的现代化国家，德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远更狂飙突进，所感受到的反差、撕裂和冲击也更大。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当年的德国更为接近，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哲学家能对技术时代的反思提供什么洞见？

当然，《还原与无限》所讨论的都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命题，但如果从我们当下的生存处境出发，或许也能给出不一样的视角——至少在我们的现实中，技术时代的支配力量并不只是资本—科学—技术这神圣三位一体。与此同时，这一抽象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共时性研究，但可想而知，到了后现代的数字社会，“资本”“科学”和“技术”的意义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有一点不会改变：“人之所以为人”的反思，一直都会是永恒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