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英雄无好死

来源：最爱历史

明天启五年（1625），八月的一天。

56岁的囚徒熊廷弼，被押往刑场。

提牢主事张时雍，看到熊廷弼的胸前挂着一个小布袋，问他：袋子里装着什么东西？

熊廷弼答：我的无罪申辩书。

张时雍又问：你没读过《李斯传》吗？里面怎么说的，“囚安得上书”（囚徒不能上书）！

熊廷弼驳斥道：是你没读过《李斯传》。说这句话的赵高，可是个大奸臣啊。

说完，将申辩书交给张时雍，请他转呈天启皇帝朱由校。

引颈就刑。

一代守辽名将，悲情而死。

朱由校没有替他平反。

随后继位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也没有替他平反。

大约100年后，明朝敌人的后代、早已坐稳了帝国江山的乾隆，读到熊廷弼的事迹，一针见血地指出：

“明之晓军事者，当以熊廷弼为巨擘。读其《陛辞》一疏，几欲落泪！而以此尽忠为国之人，首被刑典，彼其自坏长城，弃祖宗基业而不顾者，尚得谓之有人心，具天良者乎？”

明朝自坏长城，该死！

熊廷弼第一次被派往辽东，是万历三十六年（1608）。

任务是，调查镇守辽东的老将李成梁。

那一年，熊廷弼40岁不到，李成梁82岁。

万历朝的边疆危机一度得到缓解，两员大将居功甚伟：东南戚继光，东北李成梁。

李成梁前后镇守辽东近30年，拓疆千里，战绩卓著。清人写《明史》，评价他说：“边帅武功之盛，（明）两百年来所未有。”

其实，早在万历十九年（1591），李成梁已遭弹劾去职。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整整10年，没有李成梁的辽东，屡易总兵，都无所作为。

朝廷没办法，只得返聘李成梁，老将再出马。

重新出山5年后，出事了。辽东总兵李成梁与辽东巡抚赵楫，擅自弃地八百里，将万历初年开拓的宽甸六堡（今属辽宁丹东）让给努尔哈赤。

当地居民六万户被迫回迁内地，流离失所。

事情闹得动静很大，朝廷明令彻查。

李成梁解释，弃地是一项奇谋，作为诱饵，诱降努尔哈赤。

熊廷弼认为，李成梁与赵楫之罪，“献地不止弃地”，“通虏不止啖虏”，根本就是献地私通女真人。罪可至死。

熊廷弼是科举出身，不是职业军人，但他性格刚烈耿直，具有大无畏精神。万历皇帝派他巡按辽东，调查李成梁，估计正是看中他这一点。

传说，熊廷弼巡行到金州，是年大旱。他到城隍庙祈祷，约定七日内要带来雨水，不然就毁掉其庙。随后他离开金州到了广宁，超出约定期限三天了，天仍不下雨，于是他派人持剑赶回金州毁庙。派去的人还没赶到，风雷大作，暴雨如注。

他的大无畏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调查的深入，熊廷弼发现了李成梁更多的问题。

李成梁是辽东本地人，以前作战神勇，全赖他的一帮家丁。这帮家丁与李成梁结成利益共同体。早年，李氏集团为了自身发展，想要建功立业，与国家想要御虏靖边的意志一致。因此，虽然不时出现冒领战功、掩败为胜的事，但总体上，李氏集团破敌立功，战绩还是辉煌的。

不过，朝廷第二次起用李成梁后，李氏集团的利益已经板结，无论对内对外，他们都宣称并由衷地认为：辽东一块土，没有李氏是镇不住的。

这时的辽东，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整个官员系统都出自李氏门下，其他人一去，待不了几天就会被轰走。

万历皇帝选中熊廷弼进驻辽东巡视，目的已经很明显。

明朝皇帝最怕的事，不是外族寇边，而是内部形成地方山头，尾大不掉。所以任命文官武将，一定要形成牵制，防止一人独大。

当时，多少名将的悲剧，均是肇始于这种政治平衡术。

但熊廷弼忠心耿耿，似乎没有觉察到自己成了皇帝的枪手，更没有预料到李成梁的命运，将来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他认真做事，详细调查，欲置李成梁于死地。

在他眼里，李成梁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为了国家边境安全，不是为了辽东的安定，而是为了个人及集团的私利。

老道的万历皇帝觉得可以收网了，下了一道诏书，称赞李成梁“镇辽年久有功”，应予以恤典。让李成梁体面地退休，逐渐让出了山头。

不让任何势力占据绝对优势，这是皇帝们深信不疑的领导艺术。

熊廷弼第二次被派往辽东，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

准确地说，是该年六月，萨尔浒之战后约3个月。

任务是，作为辽东经略，收拾残局去的。

他当年巡按辽东，三年时间，兴屯田，筑堡垒，严厉整军，从不姑息养奸，使辽东风纪为之大振。

朝廷上的官员有目共睹，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承认：熊廷弼不仅是摧毁地方山头的“枪手”，或许还是能够救时弊、挽颓局的大才。

但熊廷弼多少有些郁闷。他在南直隶（今江苏南京）学台任上，主持科举考试，秉公录取，淘汰了一批不学无术却企图走关系的官绅要人子弟，而这些子弟大多是东林党后人。

熊廷弼因此得罪了东林党，从此陷入无尽的党争之中。

这时候，因为打死了违规学生事件，熊廷弼遭到弹劾，停职审查。他返回江夏（今湖北武汉）老家，避见官府，不问政事，只是终日游山饮酒。

表面优哉游哉，其实内心十分痛苦。国事不堪，正是用人时，而他却被“废置”居家。他在一首诗中抒发了满腹忧愁：

归来无事乐无休，手倦抛出卧小楼。

百啭鹊鹂惊午梦，数声燕语破眷愁。

数年后，发生了萨尔浒之战。这次战败，是明朝与后金战争态势的一个标志性的转变。明军在辽东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形势大坏，由攻势变成了守势，由优势变成了劣势。

如何收拾辽东残局，成为一块烫手山芋。

蛰居老家多年的熊廷弼，才被人想起来。

熊廷弼救国心切，带病每天昼夜兼驰二百余里，奔赴辽东。当他抵达辽阳，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战败后的惨状：弱兵羸马，朽甲钝戈。

检查军中武器，竟然发现“刀不能刑鸡，棍不堪击犬”。

更可悲的是，辽东民心涣散，“家家抱怨，在在思逃”。

面对困局，熊廷弼采取了持久的防御方针，招抚流民还乡生产，同时整肃军纪，处死了一批临阵逃脱和贪赃枉法的将领。

他上疏弹劾罢免了李成梁的儿子、总兵李如桢，说他“徒知拼死，而不能灭贼”。有勇无谋，会坏了大局。

经过一年的整顿和治理，熊廷弼在辽沈要地构建起一条依托军堡、积极防御的战线。

万历四十八年（1620），努尔哈赤曾率重兵来攻，结果被明军打得狼狈而逃。熊廷弼固守的辽东，一时固若金汤。

然而，这一年，在帝国的核心，一场前所未有的权力重组正在进行。

这年七月，万历皇帝死去，泰昌皇帝即位，仅仅一个月后，又死于红丸案。紧接着，天启皇帝朱由校上位。朝中党争激烈，你死我活，远在关外的熊廷弼未能幸免。

当初，熊廷弼接手辽东残局时，最怕的不是敌强，也不是兵弱，而是御史言官的牵制。

现在，他的担忧终于成真。天启皇帝上位后，朝廷中主张速战的一拨人，声称看不惯熊廷弼的防御战略，指责为龟缩战略。他们要的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为战争做准备。

杨涟，后来的“东林六君子”之一，上奏弹劾熊廷弼，说他镇守有功，但也难辞其咎：“功在支撑辛苦，得二载之幸安；咎在积衰难振，怅万全之无策。”

随后，大批奏疏告熊廷弼“无谋”和“欺君”。

曾经被认为可堪大用的救时英雄，如今被说得一无是处。

熊廷弼自我辩解说，这些人啊，身居庙堂，只懂议论，却不谙军事。前年就极力怂恿辽东作战，等到战败，一个个闭口不敢再提战字。现在我才收拾好残局，这些人又急着催促开战。这些人啊，都是“矮人观场，有何真见”？

熊廷弼或许没想到，弹劾他的人，没有真见，却有利益。

说白了，是东林党人看见辽东局势好转，想扶自己人上去。

天启皇帝派了一个叫朱意蒙的人，赴辽东调查熊廷弼。朱意蒙与熊廷弼没有私交，但他调查后力挺熊廷弼，说：“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熊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

有才干，力挽颓局，又有口碑，爱国爱民。这样的雄才大将，怎能轻易定他的罪呢？

但是没用。熊廷弼还是从辽东经略的位子上被撸了下来，郁闷还乡。

熊廷弼第三次被派往辽东，是天启元年（1621）。

任务仍然是，收拾残局。

此前，他被弹劾下台后，袁应泰接替他出任辽东经略。

袁应泰不懂军事，一意迎合朝廷中速战速决的叫嚣，盲目进攻后金。同时，为了标榜仁德，大肆收容关外饥民，让努尔哈赤的奸细轻松混了进来。

而努尔哈赤知道他向来视为畏敌的“熊蛮子”被调走了，也喜不自胜。

袁应泰上任仅三四个月后，辽沈之战开打，奸细们轻松打开了沈阳城门。被熊廷弼称为“神京左臂”的沈阳，很快沦陷。

紧接着，辽东首府辽阳也被努尔哈赤攻占。

明军一路向西，退守到了辽河以西。袁应泰见大势已去，举家自杀。

朝廷上下，一片悲观、恐怖的氛围。

他们，又想起熊廷弼了。

天启皇帝招其入京，亲自召见，并对他说，朕之前听信流言，错怪你了，现在后悔了，你回来吧。

又对朝臣说，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

为了表示对熊廷弼的信任，皇帝把先前攻讦熊廷弼的言官都罢免了。

上任后，熊廷弼继续坚持他原来的防御战略，以时间换取空间。但矛盾随之而来。

他在京师时，就向朝廷求兵、求饷，结果到出发时，仍无一着落。这让他的计划实施陷入被动，用他的话来说，“持空拳而与贼搏”，我没有这个本事，相信也没有哪一个大臣有这个本事。

明朝的财政困境此时暴露无遗。加上四川发生奢崇明叛乱，朝廷分身不暇。首辅叶向高正好趁此哭穷，说这些年来为了辽事不断加饷，民力早已困竭，再拖下去，内乱恐怕要比边事更棘手了。

与熊廷弼搭档出任辽东巡抚的王化贞，不仅积极主战，还向朝廷传递了一个信号：让我来，不给钱也能打胜仗。

好了伤疤忘了疼，袁应泰的教训不远，但朝中大佬一听到经济廉价的方案，就很来劲。

而且，王化贞是首辅叶向高的旧日门生，又得到兵部尚书张鹤鸣的赞助。

这样，熊廷弼虽为辽东经略，却陷入手中无兵、徒有其名的境地。王化贞则独率大军，驻守广宁，被朝廷寄予厚望。

二人观点对立，酿成明朝史上著名的经抚矛盾。

天启二年（1622），五月。正当兵部尚书张鹤鸣奏请撤掉熊廷弼，而王化贞则高喊秋天即可听捷报的时候，努尔哈赤亲率五万大军，渡过辽河，轻松拿下辽西重镇广宁。

王化贞仓惶往山海关方向逃窜，途中，遇到率兵前来救援的熊廷弼，痛哭流涕。

熊廷弼讥笑他说，说好的六万大军一举荡平辽阳呢？

说罢，熊廷弼带兵殿后，护送溃散的军民撤到山海关。

广宁之战溃败，结果是熊廷弼和王化贞都被下狱。

虽有少数正直官员为熊廷弼喊冤，说他处处受掣肘，不得施展，不应为战败负责。但此前力撑王化贞的叶向高、张鹤鸣等东林党人，为了摆脱罪责，不断将脏水泼向熊廷弼。

更可悲的是，一代名将熊廷弼，在狱中竟然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熊廷弼下狱三年后，本来有希望活下来，但此时，他却被告发行贿东林党人。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东林党人在天启四年（1624）发起了大规模的弹劾魏忠贤及其阉党的运动。魏忠贤决定先发制人，对东林党实行反扑。

阉党中有个姓冯的人，早年与熊廷弼有嫌隙，为泄私愤，就向魏忠贤献了一条毒计——捏造熊廷弼向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行贿的罪名。

在当时的党争中，涉及辽东事务，基本可定死罪。正如东林党人此前在广宁之战的责任承担中极力要甩锅给熊廷弼一样，魏忠贤要置东林党人于死地，就想让东林党人与熊廷弼沾上关系。

结果，一生与东林党人合不来的熊廷弼，变成了魏忠贤对付东林党人的牺牲品。

天启五年（1625），八月。熊廷弼含冤而被处死，死后“传首九边”。

相比之下，对广宁溃败负有首要责任的王化贞，后来从东林党投靠了魏忠贤，受到庇护，直到崇祯五年（1632）才被处死。

性格决定命运，站队决定生死。明朝末年，政局黑暗若此，亡了也是活该。

熊廷弼死时，坚信自己是无辜的，要为自己上疏辩冤。但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未能得到平反。

崇祯当政后，魏忠贤伏诛，有正直官员接连上疏为熊廷弼讼冤。

最终，崇祯允许熊廷弼的儿子，为父亲收葬。仅此而已，没有抚恤其家室，也没有恢复其官爵名誉。

从崇祯的角度考虑，他当时面临辽东更加焦头烂额的局面，袁崇焕许诺他五年复辽，结果却来了个己巳之变。诛杀袁崇焕，也不能解恨。在这种情况下，崇祯怎么可能去为原任辽东经略平反。

在他眼里，要为熊廷弼平反，等真的有人实现复辽希望，也不迟。然而，终其在位17年，只等来了亡国悲剧，对于熊廷弼的平反，也就不了了之了。

熊廷弼未能平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东林党在崇祯朝得势，向来非我同志的熊廷弼，自然不会被他们奉为榜样。他们宁愿尽快把他忘记。

熊廷弼这样的悲情英雄，我称之为“中国式悲情英雄”。

他生前死后的遭遇，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典型意义。在他之前，无党无私的岳飞、于谦，命运如斯；在他之后，辽东经略位子上的孙承宗、袁崇焕，亦面临其命运重演。

是非不清，功罪颠倒。在党争内斗盛行、价值取向错乱的年代，即便面临亡国危机，国家利益也被各派置于集团利益之下，难怪连乾隆都要骂明朝是“自毁长城”。

极少数像熊廷弼这样的磊落之人，站出来。有胆识，有谋略，有本事，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但论是非，不计利害。最终，却敌不过悠悠众口，孤胆英雄难免悲剧收场。

假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英雄人物，是因为伟大，而不是因为悲情而被历史铭记，那么，“明亡清兴”的历史是否会被改写呢？

这是肯定的，但这也肯定只是一种幻想。

明朝末年的坏，是深入骨髓的坏，是台上的派系和台下的派系，都坏。

熊廷弼说过，大丈夫生为孝子，死为忠臣，何惭于圣贤，何愧于天地哉？

但是，明朝政局是该惭愧的，它配不上这样俯仰无愧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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