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临终之前

就在这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正月，苏轼终于越过大庾岭，进入今江西境内。然后，经虔州（今赣州）、庐陵（今吉安），从赣水过鄱阳湖而入长江。他在江西的时候，碰上了司马光的忠实弟子，元祐党争中最强悍的政敌刘安世，此时也从岭南获释北归。苏轼邀请他说：“附近的山里有一位玉版禅师，我们可去同参。”对禅宗也有兴趣的刘安世欣然同往，但苏轼却把他引入一片竹林，挖出新生的竹笋煮了吃。刘安世问玉版禅师在哪里，苏轼指着白皙的竹笋，说这就是玉版禅师，禅味极佳。二人放怀大笑，尽释前嫌。刘安世后来很长寿，其晚年的言行，被弟子记录为《元城语录》，其中对东坡的评价甚高。

舟入长江的苏轼，继续东行，至当涂、江宁府、仪真、金山等地，直至他终焉之地的常州。据说，他“初复中原日，人争拜马蹄”（释道潜《东坡先生挽词》），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当他舟行至常州时，“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仿佛颇有一点当年司马光回京的声势，但他本人应该越来越清楚“建中”之政的内在含义，知道朝廷并不需要和欢迎他上京去“更化”。所以，越往北走，他的步伐就变得越滞重。他逐渐确定此行的终点在颍昌府，以便与苏辙会聚。

但时局的变化说明定居颍昌府还是奢望。在“建中”路线下被重新起用的“旧党”人物有着强烈的“邪正”观念，在他们看来，“新党”的人物都是“小人”，不可共事。他们一旦被起用，所表达的愿望就不仅仅是“建中”而已。这不但违背了曾布的意愿，也引起徽宗皇帝的反感，因为他虽然讨厌章惇，但以庶子入嗣大统的他绝不能落下任何不尊敬神宗的口实。于是“新党”臣僚再次酝酿起“绍述”之议，以迎合徽宗，使政局再度转向不利于“旧党”的方向。在此期间，据说蔡京对徽宗宠信的宦官童贯做了有效的工作，这可能也是局面转向“绍述”的原因之一。当苏轼获取了这些信息后，便只好放弃定居颍昌府的打算，因为那里离京城太近，容易招惹麻烦。

同时，苏轼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再投入严酷的政治斗争了。六十六岁的年龄，在当时已算高寿；又从瘴疠之地的岭南返回，已身染瘴毒；一年来行走道途，以舟楫为家，生活极不安定；时值盛暑，河道熏污，秽气侵人——他终于病倒了。

自建中靖国元年六月一日在长江上喝了过多的冷水，半夜暴下（痢疾）起，他就处于与病魔搏斗的状态。他懂得医术，能自己开药方，吃了黄蓍粥，觉得稍为平复。但几天后到仪真，“瘴毒大作”，腹泻不止。从此又胃部闷胀，不思饮食，也不能平卧，只能端坐喂蚊子，病情增重。以后病况时增时减，到六月十五日舟赴常州，赁居于孙氏馆（即今常州市内延陵中路的“藤花旧馆”遗址，现建为东坡公园），便向朝廷上表要求“致仕”（即退休），做了退出政界的最后打算。此时，曾经残酷迫害“元祐党人”的章惇，反过来被贬谪雷州，他的儿子章援是苏轼元祐三年主持科举时录取的进士，据南宋笔记《云麓漫钞》所载，章援致书于苏轼，诉说了他们父子的困境，而苏轼“得书大喜”，马上复信，说自己与章惇交友四十年，虽因政见分歧而处境互异，但并不影响私交。他还抄写了一个养生的药方，赠送章氏。——这是苏轼一生中，从严重伤害过自己的政敌身上争取到的最后一份友谊。

转眼至七月，天虽大旱，但苏轼的病势却在立秋日（十二日）和十三日递减，实非吉象，而是回光返照。果然，至十五日病势转重，一夜之间发起高烧，齿间出血无数，到天亮才停止。他认为这是热毒，当以清凉药医治，于是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饮下。但药物勿灵，气浸上逆，无法平卧。晋陵县令陆元光送来“懒版”，类似于今日的躺椅。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宗就在这“懒版”上溘然长逝。

据清代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七的说法，苏轼自病自诊，用药有误。他认为苏轼原本中有热毒，却因饮冷过度而受病，乃是“阳气为阴所包”，应以服“大顺散”为主，“而公乃服黄蓍粥，致邪气内郁，岂不误哉？……后乃牙龈出血，系前失调达之剂，暑邪内干胃腑，法宜甘露饮、犀角地黄汤主之，乃又服麦门冬饮子，及人参、茯苓、麦冬三味，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窃为坡公惜之”。其说可备参考。也许，苏轼用药有误是加速死亡之一因吧。

不过，苏轼给自己开出药方的同时，也是做好了走向生命完成之准备的，在此时与友人往来的许多书简中，我们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清醒地直面着生死大事。到弥留之际，除了因不能与苏辙面辞而感到痛苦外，其他一无牵挂。后来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记述其临终情状云：“未终旬日，独以

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面对死亡，他平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光明磊落，无怨无悔，自信死亡也不会令他坠落黑暗之中，所以告诫家人不必哭泣，以免生命化去之际徒受惊扰。他只愿以最平淡安详的方式无牵无挂地告别人世。当时黄庭坚也听常州来人相告后说：“东坡病亟时，索沐浴，改朝衣，谈笑而化，其胸中固无憾矣。”（《与王庠周彦书》）他对生命意义的透辟理解，他对人类自身终极关怀的深刻领悟，消融了濒死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湛然而逝”“谈笑而化”，他的确毫无遗憾地走向自己人生旅途的终点。

苏轼面对死亡的这种心态，我们从他留下的最后作品，即其绝笔诗《答径山琳长老》中也可看到。“琳长老”是云门宗禅僧径山维琳，苏轼在杭州的时候聘他做了径山寺的住持，此时听说苏轼在常州病危，便于七月二十三日赶来相访。夜凉时分，二人对榻倾谈。维琳已经了解东坡的病情，他是专程为东坡居士的生死大事而来的（按当时的习惯，临死的人身边不能缺少一个宗教徒的）。二十五日，苏轼手书一纸给维琳云：“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与径山维琳二首》之二）已觉大限将至，而心态平和。二十六日，维琳以偈语问疾，东坡也次韵作答，就是《答径山琳长老》：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苏轼清楚地记得维琳与他同龄，都是丙子年（宋仁宗景祐三年）所生。他先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他们生命的长度，三万日不为不多，如果每天诵读一千首偈语，则积累的佛学修养已经甚深，但此时回顾，则如闪电一般，迅疾而去了。对此无奈之事，东坡表现得甚为平静。五、六两句才是正式回答“问疾”的。疾病就是人身的机体出了问题，所以要追查这人身的来历。人身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由自然的各种元素构成，其本质与自然无异，原不该与自然产生各种矛盾，当然也无所谓疾病。

但这些元素一旦汇合为一个人身，这个人身却产生了意志、欲望，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去，通过种种方式来破坏和占有自然物，并且幻想长久拥有这身体，从而，不但与自然产生矛盾，与同类也产生矛盾，患得患失，而不可避免地遭受疾病。故关键在于“有身”，即因此身存在的自我意识而引起的种种满足自身的欲望。只有消去人身上这些与自然不符合的东西，才能根本地解脱疾病，而回归生命与自然的本来和谐。就如《老子》所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结尾“平生笑罗什”两句，维琳看了后觉得难以理解，苏轼索笔一挥而就：“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这鸠摩罗什是印度僧人，十六国时来到中国，传播大乘佛教，临终时令弟子们朗诵神咒，想以此延续生命，但没有成功。苏轼的意思是，那位高僧真不该作此无益之举！这表示他认为用不自然的方法勉强延续生命是无益的。

据宋代傅藻的《东坡纪年录》、周煇的《清波杂志》等书记载，东坡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之际，是“闻根先离”，即听觉先失去的。当时，维琳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端明宜勿忘西方！”大概维琳这位禅僧已经颇混同于净土宗的观念，故要在苏轼临死时提醒他及时想念西方极乐世界，以便他能够往生。不过东坡似乎更理解禅宗“无念”的本旨，喃喃回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在旁的钱氏朋友说：“固先生平时践履至此，更须着力！”东坡又答道：“着力即差。”语毕而逝。既然像鸠摩罗什那样以不自然的方法来延续生命是徒劳的，那么致力于往生的想念，不自然的“着力”也是徒劳的，东坡更愿意以了无挂碍的心态乘风化去。

苏轼去世以后，所谓“建中”之政也在当年结束，次年改元“崇宁”，即尊崇熙宁之政，“新党”大获全胜，蔡京入朝，将“元祐党人”的名单刻石颁布，曰“元祐奸党碑”，苏轼列名于显要的位置，其文集、著作皆遭禁毁。而此时的苏轼，已安眠于汝州郏城县小峨眉山，这是苏辙遵其兄长的遗嘱主持安葬的。十余年夜雨萧瑟之后，苏辙亦安葬于此地，兄弟终于团聚。

本文摘自《阅读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