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封到上海，城市商圈的百年进阶

作者：程晓玲

来源：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

所谓“无商不成市”。自古以来，城市就是商业文明的策源地。城市商圈的变迁之路，亦镌刻着城市经济与人文的共同记忆。

“从开始的以水井为中心展开到坊市制再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城市商圈在城市中的比重和地位不断加大。”

据《城市商圈论》一书分析，中国城市商圈无论是空间范围、交易时间还是管理机制，都经历了从封闭到逐步开放的过程。

《城市商圈论》，作者：柳思维，唐红涛，吴忠才，徐志耀，王娟，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大中型商圈1万多个、步行街2100多条，初步形成面向不同层次需求的多层级商业网点布局。与此同时，布局不合理、商业设施陈旧、同质化竞争严重等问题，成为不少城市商圈的“通病”。

回看历史，中国城市商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轨迹？历经千百年发展演进，城市商圈又如何才能保有活力、持续实现自我进阶与迭代？

我国古代城市商圈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城”“市”分离。

最初的城市是有城而无市的，城市仅是作为军事堡垒和行政中心，社会分工尚不明显，商人阶层不存在，因此并没有作为商业中心的“市”的存在，更无论城市商圈了。

春秋战国时期，分裂的诸国之间除了彼此征伐外，经济和商业联系空前紧密，这开始刺激城市内商业的不断发展，开始在大城内设置专门的商业区——市。

到了秦汉魏晋南北朝，由于国家合而复分，在各个地区包括长江以南和四川都开始出现许多大都市，如南朝的建康和成都平原上的益州都开始成为区域的商业中心，但城市商业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

直到唐宋时期，城市商圈范围得到空前的拓展。唐朝中叶以后，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狭小的市场空间已经难以容纳不断扩张的城市商业，在城市的住宅区开始出现临街的店铺，坊市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

据《城市商圈论》所述，古代城市商圈经历了从东城西市和坊市制到草市和商业中心的兴起过程。其中，诞生于古代商业发展高峰期的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也就是如今的开封，是中国古代商圈发展中的典型代表。

宋东京城城垣、街道、河流交错纵横，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城市节点，在大多数节点处以几个大型店铺为核心形成了商业中心区。

《城市商圈论》中分析，东京商圈不仅拥有多中心的商业形态，同时由于商业中心大多沿里城、外城城关分布，形成了以宫城外壁东部、东南部为中心，大致沿里城城垣、外城城垣呈近似圈层的分布结构。

北宋东京城市商圈圈层结构示意图 来源：《城市商圈论》

除了商业网点分布广泛，东京商业活动时间也有所延长，并且各类市场互相补充，以方便居民生活的需要。

例如，以时间来分有早市、日市、夜市、季节市等；按地点分有桥市、庙市、瓦市等；按功能类型分，又有大宗商品存储批发交易区、综合性日杂百货商业区、特色饮食业服务区、游赏娱乐风景区等等。

时至今日，我们常说，夜经济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凸显区域特色、延伸消费链条、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途径。但实际上，在宋代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国城市里几乎都是实行宵禁的。

实施宵禁是由城市构造决定的，宋代之前，中国的城市都是里坊制——

一座城市被划分成若干个小城，小城即称作坊，照样有城门，定点开关。每一个坊设有武侯铺，就是治安机关，专门检查宵禁。临街不许开店，除少数权贵，家门也不许临街，商品买卖只能到东、西二市进行。这样的制度必然导致商业凋敝和生活死板。

当然，夜市也并非完全是宋代的产物。据考证，其萌芽于殷周年间，在汉朝初具雏形。即便是夜禁制严苛的唐朝，夜市也曾经昙花一现，有过片刻的辉煌。但直到宋朝，夜禁制几近消亡，夜市更是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取缔了宵禁，夜市、早市无缝衔接，临街允许开设店铺，商业兴旺，世界各地的人聚集于此，彼时的汴梁城俨然消费主义之都，常住人口已达百万，同期欧洲大城市常住人口不过一两万人。

然而后面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靖康二年的灭国之辱，一并关掉了汴梁城的总开关，这个最早城开不夜的世界级都市就此陷入黑暗，从国际一线直坠国内四线。

近代中国人们不再将消费停留在生存层次，而是开始重视享受消费和发展消费，用以提高生活质量，尤其是对文化娱乐活动的消费。这一时期，人们的文化娱乐消费活动表现出了中西杂糅、多元复杂的特点。

以上海为例，《城市商圈论》中分析指出，近代上海商圈的演进过程中，“海派特色”尤为突出，在外国资本和民族商业资本的刺激下，其形成东西交融的商圈发展模式。

其中的一大代表便是洋行。早在1843年，上海已有39家洋行，最早进入上海的外国洋行大多是原来广州外商洋行在沪开设的分行。

书中指出，随着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这些洋行的总行也就迁往上海。“185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增加到120家以上，1876年更增加到了200多家，到1914年已经增加到了1145家之多。”

另一个则是百货商业，上海被称为“中国百货公司摇篮”，19世纪下半叶，上海先是出现了英商开设的福利公司和泰兴公司，稍后又有汇司、惠罗等外商百货公司开设。

20世纪初华商经营的大型百货公司从香港发展到上海，主要有先施、永安、新新、大新、丽华、中国国货、大陆商场等几家。这其中的前四家是近代上海环球百货业中著名的“四大公司”

当然，上海商圈的海派特色不只反映在行业身上。从商业空间分布上，作者又将其归结为两点：

一是以南京路商圈为充分展示商业文化个性魅力的长廊，以引导市民日常生活由基本消费为宗旨集吃穿用玩于一体；二是路里结合、扬长互补，发挥特色商业的规模效应。

宁波路—天津路商圈以金融业为特色；福州路东段的文化街是上海几乎所有的报馆、书局、文教用品大商店集中地；金陵东路东段的里弄是百货业批发中心区。

作者认为，这四个经营区各具特色、布局规范、相互竞争，南京路、宁波路、福州路、金陵东路四条马路大体反映了近代上海商圈的主要特点。

可以说，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城市近180年的商业发展史就是一个国际消费都市崛起的历史。而今，城市商圈发展日新月异，尤其大都市商圈的蓬勃发展，使其成为城市重要的经济现象，呈现出现代性、国际性和多元性的特征。

《城市商圈论》指出，现如今，城市商圈已经成为区域第三生产力的总和——“在人口和经济的集中过程中，只有将商业、金融、房地产等第三产业有机地组合起来，才能产生强大的商势，使每一个参与者都获得叠加的效益”。

随着城市商圈的发展，城市商圈的等级化程度越来越明显。

《城市商圈论》将城市商圈按照不同层次划分为都市级商圈、区域级商圈、社区级商圈和特色级商圈四大类。

其中，都市级商圈是最高等级的城市商业“中心地”，位于城市中心区，交通便利，商业高度集聚、经营服务功能完善、业态齐全、服务辐射范围超广。其服务范围和影响面一般会涵盖整个城市、周边地区甚至国内外更大的范围，一般在都市级商圈，有50%以上的购买力来自该商业区以外的地区。

根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商圈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上海南京路、重庆解放碑、西安大唐不夜城、天津金街、广州北京路、沈阳中街和杭州湖滨等7条全国示范步行街客流量均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重庆解放碑、上海南京路等5条全国示范步行街营业额超过80亿元。

城市商圈尤其是位于核心商圈的步行街，对于促进消费回补、激发城市消费活力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过，我国城市商圈仍面临供需不匹配、布局不合理、商业设施陈旧、同质化竞争严重等问题。

上述报告提到，目前中国城市商圈布局局部过剩与短缺的矛盾依然较为突出，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存在差距。

例如，“一、二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中心城区普遍面临大型商业设施供给过剩，部分商业项目空置率高、招商运营压力大、经营困难等情况，造成大量商业资源闲置和浪费。”

这就涉及到城市商圈科学化布局的重要性，《城市商圈论》中指出，政府对城市商圈的规划定位，要兼顾城市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并结合城乡商业网点的规划和布局，拟定城市商圈规划标准，才能够克服在商圈建设和发展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促进商圈建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结合。

在城市商圈的商品流通过程中，政府虽然不直接参与商业活动，但是‘守夜人’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科学合理地深入间接宏观调控，为企业经营活动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才能使商圈企业得到更长久的发展。

事实上，从2018年确定首批国家级试点步行街，到11条全国示范步行街先后诞生，再到近日首批全国示范智慧商圈、智慧商店名单公示……近年来，商务部等部门相继发布高质量推进步行街改造提升、推进城市商圈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并同步启动相关试点示范工作。

这背后，正是我国城市商圈不断转型迭代的现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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