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死了”之后

“上帝已经死了”，一百多年前，尼采写下了这句振聋发聩的话。这后来成为了他最广为人知的名言，经常被误解或者断章取义地引用，几乎成为所有道德虚无主义者的口号。

但尼采的本意究竟是什么？这句话在今天意味着什么？作为普通的个人，我们如何在信仰崩塌的世界里创造自己的生活的意义？让我们跟随学者徐贲一起，了解“上帝死了”之后的世界。

讲述｜徐贲

来源｜《信仰的启示：古希伯来与中世纪经典选读》

01.

尼采与“上帝死了”之后的世界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1882)这本书里写道：“上帝已经死了。上帝殉难了。我们已经杀了他。我们该如何安慰自己，所有杀人犯中的杀人犯？世界上最神圣、最强大的它，在我们的刀下流血而死：谁来擦去我们身上的血？有什么水可以让我们清洗自己？我们要发明什么赎罪的节日，什么神圣的游戏？这事对我们来说难道不是太重大了吗？”

一百多年来，“上帝死了”成为尼采最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这句话经常被误解或断章取义地引用，几乎成为所有道德虚无主义者的口号。但是，引用者们是真的知道尼采到底是什么意思吗？而且，更重要的是，尼采的话对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

有人把“上帝死了”理解为无神论者对“宗教迷信”的挑战，但是尼采成年后一直是无神论者，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就无所谓上帝是生还是死，所以这不可能是在宣告一个不存在的上帝“死了”。

尼采发布的不是讣告，而是警告：上帝死了会有严重的后果。既然是警告，合理的假设是，尼采未必真的希望上帝死了。他对杀死上帝的人只有谴责，而没有祝贺，他说：“我们已经杀死了他——你们和我！我们都是谋杀犯。”

尼采的“上帝死了”指的是人们对上帝的想法已经死去，上帝与他的人民、他的追随者之间的精神联系已经消失。尼采为上帝之死感到恐惧，而不是高兴。

自启蒙运动以来，一个由物理法则而非神的旨意支配的宇宙观念逐渐成为主流。它相信，政府不再需要围绕神权的理念来组织，而是通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或理性来实现合法化——庞大而一致的道德理论可以不再参考上帝的存在，而完全由人来建立。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人们不再需要上帝来充当所有道德、价值或宇宙秩序的权威；哲学和科学有能力接过上帝的职能。西方思想的日益世俗化使哲学家认识到，不仅是上帝死了，而且是人类用他们的科学革命、他们对世界的渴望杀死了他。这就是尼采说的，我们杀死了上帝。

上帝之死对尼采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没有了上帝，已知西方文明的基本信仰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传统社会秩序和生活价值的意义也将逐渐消亡。

正如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所说：“当一个人放弃基督教信仰时，他就把基督教道德的权利从自己的脚下移走了。这种道德绝不是不言自明的，……基督教是一个体系，是一个共同思考的整体观点。如果把其中的一个主要概念，即对上帝的信仰破坏掉，就会破坏整个体系。”

现代存在主义者们对此的推论是，随着无神论的发展，宗教的衰落和信仰的堕落将导致世界的混乱，世界从此变得荒谬和荒诞。尼采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尼采认为，上帝死了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听到‘旧神已死'的消息，哲学家和‘自由精神'感到被新的黎明照亮了”，一个光明的早晨已经到来。随着旧的意义系统的消失，一个新的系统可以被创造出来，但它也伴随着风险，其中特别可怕的就是那些可能会激发人性邪恶的东西。

没有上帝的世界会让少数的专制统治者欢欣鼓舞，也会让大多数的被统治者倍感绝望。神的系统被消除，这使大多数人处于绝望或无意义的风险之中。对他们来说，没有上帝，生命的意义何在？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而上帝死了之后，人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并不处在宇宙的中心，人类其实卑微如草芥，不过是在进化的过程中偶然比较幸运而已。

人终于看到了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残酷的，人不得不在其中自生自灭，再没有一个上帝会保护他们。尼采担心，这种对世界的认识会导致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与尼采提倡的那种肯定生命的哲学是背道而驰的。

02.

“超人”与“末人”

尼采对虚无主义的恐惧在他的哲学著作《权力的意志》中有清楚的体现，他在书中写道：

“我所讲述的是未来两个世纪的历史。我描述的是即将到来的东西……虚无主义的到来。……这个命运到处宣布自己；为了这个未来的音乐，所有的耳朵现在都在竖起来。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整个欧洲文化一直在朝着灾难的方向发展，一种折磨人的紧张感在十年间不断增强：不安地、猛烈地、昂首阔步地，就像一条想要到达终点的河流，不再反思，不敢反思。”

尼采的担心并非捕风捉影。假如尼采生活在20世纪，那么他应该不会对当时困扰欧洲的事件感到惊讶。共产主义、纳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大陆蔓延的其他意识形态，它们都迫不及待地要代替上帝，为人类提供它们各自认为是唯一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说基督教曾经让人类把自己看作上帝之子，并通过现世与天堂的关系为人类的生命赋予特殊的价值，那么在后上帝的时代，各种主义和意识形态便逐渐代替了基督教在这方面的宗教作用。有的人为自己感到骄傲，不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受造物，而是因为他是无产阶级、雅利安人、龙的传人，或者其他伟大的“历史发展推动者”。

这些人都成了后上帝时代人类的“优秀分子”，但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就是尼采所说的“超人”（The Übermensch）。超人是尼采为后上帝时代人类指出的一条出路，是那些能够为自己创造存在价值，为自己的生活创造意义的人。

尼采的“超人”对人类来说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大多数人都无法达到。他认为，总有一天，现在地球上尚未存在的“超人”将靠自己的意志来创造生活的意义，同时明白他们最终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正如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说：“对于创造的游戏，我的兄弟们，需要一个神圣的肯定：精神现在会决定他自己的意志。”

这样大胆的超人，不会用任何现成的教条或流行的大众想法去指导或证明他们的思想观念或所作所为。如果用具体的形象来刻画，他们就是后来我们在萨特或加缪作品中看到的那种存在主义英雄。

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优秀分子”是没有个人主见或独创精神的激进分子，他们是国家的人，民族的人，党的人，主义的人，唯独不是属于自己的人。他们根本不承认尼采超人的稀有性和难度，他们一群群地涌现出来，自以为就是当代的超人，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

他们自以为是眼下已经是活着的，代表人类未来的先进分子，然而，他们恰恰是尼采所说的那种“末人”(the lastman)。在尼采眼里，末人是一种“最可鄙的东西”，他们过着安逸的生活，不考虑个性和个人成长，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发现并找到了幸福。

在“上帝死了”的时代，超人是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构建新价值体系的人。超人具有不同于传统和流行道德的新道德观念，是最能体现生命意志的人，也是最具有旺盛创造力的人，是生活中的强者。

末人不是这样，只有当他们被裹挟到某种希望和信仰的运动中的时候，他们才是有活力，有力量的。一旦他们虚弱的信仰和未来希望丧失了支配力，“末人”们会陷入彻底的利己和功利主义，他们没有社会责任感，甚至都不在乎自己当公民或做人的权利，但他们会声称拥有享受“快乐”的权利。

这也是一种让“末人”活得越快乐，世界就越小的权利。尼采说：“‘什么是爱？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渴望？什么是星星？’末人们说，眨着眼睛。世界变小了，把一切都变小的末人在这个小世界上蹦达。”

末人看重自己的快乐权利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意识形态是“大集体，小个体”的年代，这样的权利是不允许的。但在颓废的消费时代，他们似乎一下在吃吃喝喝和大众娱乐中找到了这个权利，可以娱乐至死，这已经足够让他们感恩不已。

03.

普通人如何创造生活的意义？

在今天这个后上帝的时代，我们不想当末人，但我们也并不是超人。作为这样的普通个人，我们是否能胜任创造自己价值观的任务呢？是否有可能在没有上帝、教条或大众选择的帮助下，自己创造生活的意义呢？上帝之死要求我们自己为生活创造新的意义，为此，我们从加缪的作品中可以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蹂躏的20世纪，给人们带来了更强烈的“上帝在哪里”的问题，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开始在全球蔓延。与此同时，一些存在主义作家提出了他们重建价值和意义的主张，加缪就是其中之一，他承认生命中的荒谬，但他并不愿被动接受这种荒谬，而是提出了他自己的反叛和抵抗策略。

根据加缪的说法，我们必须在荒诞的面前生活。然而，我们不能糊里糊涂、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而必须在一个没有客观价值的世界里创造价值，否则就无法超越虚无主义。

他提倡的“真正的生活”是充分认识到宇宙的荒谬性，但又反叛它，并创造自己的意义。最真实的人必须通过反抗死亡的荒谬性来创造自己的价值，在这里，死亡是一种最终结局的象征。加缪表达的其实是一种信仰，这个信仰不用来解释苦难的，而是用来承载苦难的。

加缪在他的哲学随笔集《西西弗斯神话》（1942年）中，用科林斯神话中的国王西西弗斯的故事，来比喻人类生存的荒谬性，并试图说明应该如何反抗它。

由于侮辱了众神，西西弗斯被众神判处在阴间永世不得超生，需要反复将石头滚到山顶上，可一旦到达，石头又会滚下来，于是西西弗斯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开始无休止、无意义的循环。这就像人的死亡一样，结局是注定的，但结局本身并不是意义，结局的意义需要人自己来创造。

西西弗斯的处境无法改变，正如荒诞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让人喘息的机会。他被历史的偶然性选择，注定要成为徒劳和无意义的存在，但他着手使这样的存在成为最佳选择。

加缪选择用西西弗斯来阐明人类状况，因为他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示范。西西弗斯是我们荒诞世界里的现实英雄，他是通过他的激情、他受到的折磨和他的反叛而成为英雄的。

对诸神的蔑视，对死亡的憎恨，对生命的热情，这些为他“赢得了”难以言喻的惩罚，在这种惩罚中，他毫无保留地投入了自己的努力，并以此创造了这种努力的意义。

04.

沉默的试炼：承载苦难的信仰

西西弗斯或许可以算得上尼采笔下的“超人”，但加缪并不完全认同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加缪对上帝和基督教的态度是复杂、暧昧的。他认为基督教是“荒谬的”，对上帝的信仰就相当于对理性的背叛。但他并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他不能确定上帝不存在，只是选择了相信上帝不存在。

怎么可能有上帝呢？如果真有上帝，上帝也是沉默不语的，上帝不为自己提供任何理由。对加缪来说，尼采口中“上帝之死”的想法最好用上帝的沉默而不是缺席来表达。

“上帝沉默”并不是20世纪才有的观念，《圣经》里就已经记载了对上帝沉默的抱怨。《诗篇》里写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诗篇20：1-2）这是大卫王的哀叹，他信任上帝，但在他生命中的某些时刻，他感到主已经抛弃了他。

对今天的人们，上帝的沉默意味着什么？一个常见的逻辑是从“沉默”（或“隐藏”）推导出“不存在”。这个推理显然算不上充分，不幸的是，尼采运用的就是这样的逻辑。

他是这么推理的：“一个全知全能的神，甚至不确保他的受造物理解他的意图——这能是一个善良的神吗？他允许无数的怀疑和疑虑持续了几千年，仿佛人类的救赎不受这些怀疑和疑虑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如果在真理的本质上出现任何错误，他又会给予可怕的后果。......如果他拥有真理，并能看到人类为了真理而痛苦地折磨自己，他岂不是一个残忍的神？”

尼采认为上帝的沉默是对宗教信仰的合理性的否定。他认为，正是因为上帝并不存在，所以上帝才“沉默”。

加拿大哲学家约翰·谢伦伯格（John L. Schellenberg）发展了尼采的思想，和尼采一样，他认为上帝存在的证据并不确实，这一事实本身就给了人们不相信上帝存在的有力理由。

有神论的上帝总是愿意与人类建立个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前提条件是相信上帝的存在。谢伦伯格写道：“如果确实存在一个真正爱人类的上帝，那么上帝就会消除一切可能的合理不相信，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与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上帝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上帝并不存在。

但是，这样的推导并不能令人信服，事实上，承认上帝的沉默（隐藏性）是许多有神论者著作中的一个突出主题。

用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话说：“上帝的存在，和上帝是什么一样，都不在我们的精神监督和控制范围内。我们既没有能力确定上帝的存在，也没有能力界定上帝是什么。”上帝的沉默从来不是由于漠不关心，而总是为了更高的思想或更大的目的。

德国神学家，曾任汉堡大学校长的赫尔穆特·蒂利克（Helmut Theilicke）在二战最黑暗的时候（1942-1951）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上帝的沉默》。他写道，“上帝的沉默是对我们信仰的最大考验”，即使我们认为他不关心，或者已经死了，他也知道我们的一切，“上帝的沉默是不能用凡人的标准去衡量的”。

上帝经常不直接回应我们的祈祷，“沉默的背后是祂更高的思想。祂在为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制定计划时，正将石块与石块结合在一起，但我们只能看到……混乱而无意义的石堆。命运似乎有太多无意义的打击！——痛苦、不公正、死亡、屠杀，而这些都发生在无言的，静寂的天空底下”。

像蒂利克那样，即使在上帝沉默的时候，仍然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沉默”不是上帝不在场，而是上帝测试和锻炼我们的一种方式，甚至相信，上帝没有对苦难沉默，而是借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做出了回答——以身作则承载苦难。

这就是信仰，它帮助人通过面对和承载苦难来成长。这种信仰是不能用纯粹的逻辑来解释的，有信仰的人会相信，上帝的沉默是好事，因为上帝沉默，人才会自己思考。

英国宗教哲学家理查德·斯威本(Richard Swinburne)在《上帝的存在》这本书里就认为，如果上帝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们行使真正的道德自由的机会就会受到严重的限制，甚至完全被消除。他把神的沉默视为人形成道德机制的一个前提条件。

上帝的存在是不能用我们熟悉的家长、保姆、班主任、辅导员这样的“日常权威”去理解的。这样的日常权威是显而易见的，但只能指导未成年的孩子。孩子是要长大的，成人不是孩子，需要成熟起来，学会自己作出判断。上帝沉默，就是为了让人自己成长，从不成熟变得成熟。这是基督教“上帝沉默”的独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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