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崖”之后是缓坡：《我和我的年轻痴呆老伴儿》之九
“断崖”之后是缓坡”
第一次“断崖”之后，杨琼进入一段相对平静的缓坡期，除了不时丢些小东西，没有什么其它特别的变化。这可能与活动频繁、经常变换环境有关。
我继续“积极逃避”，她的两个姐姐，她的朋友，还有社区党支部，也不断有一些“活动”，有时带她去外地旅游，有时去北京的公园或者郊区景点，有时相约聚会。对这些活动，杨琼都兴致很高。再加上隔不久到哥哥姐姐家住几天，我俩单独在自己家的时间减少了许多。
此外，她还经常到十三陵那边的养老院去住三五天（最多一次十来天）。那是两年前，在一次参观推介活动上，她当场签约租下的。提前选好养老院和买一些商业保险，是她自诩的“超前”意识和行为。对这一点，我赞同，但事先不商量地“独断专行”，我既反感也已习惯。
在她的嘴里，那家养老院简直就是天堂：环境好，位于十三陵景区边缘，大宫门东边、水库南侧，周围都是树林、果园，远离闹市区和交通干道，没有废气、噪音污染；设施齐，活动室、医务室、小卖部、食堂，一应俱全，还可以租小块地种菜；房子好，一楼一底，60多平方米，楼下是客厅、厨房，楼上是卧室、卫生间，南北通透，楼上楼下都有前廊，台阶下是花草绿化带，前面是一个小湖，湖边有水榭、假山；服务好，专人打扫卫生，行动不便有人送饭，每周有两次定时班车接送去昌平城区大超市或农村集市购物，生病有急救车送大医院；价格低，一个月才三千三；人际关系好，同住一个大院，老人们相处和谐，隔壁的退休医生（80多岁），经常和她一起坐在前廊晒太阳、聊天……（图1、2，水榭后面就是杨琼曾经租住的房子）
尽管她再三邀请，但我仅去过几次，最多住两天，因为我并不认为那里是“天堂”。一是交通不便，坐公交车单程要两个多小时，下车后还要步行15分钟乡间路；二是太闭塞，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手机信号不佳；三是食堂的饭菜很一般，还不如报社食堂的，而且就餐环境差，看着那些老态龙钟拄着拐杖或推着轮椅的老人们排队买饭，感觉实在不好。
但她乐意在那儿住，我也不反对。房间里没有燃气灶，只有电磁炉，她可以用电磁炉烧水、煮鸡蛋、热牛奶，没什么安全之忧；从我家到那里，从那里到她姐姐家，往返的线路，她都很熟悉，也不用人担心。
就这样，不时“运动”、不断“换地方打枪”，我和杨琼过着分分聚聚的相对平静日子，直到2015年11月的一天。
我趁她在养老院住的机会到外地参加活动之后，晚八点多回到北京。看到我家窗户里有灯光，知道是她回来了。可是走到户门外时，我纳闷：怎么门镜没有亮点呢？开门进屋，并没关灯啊，回头一看，门镜被从里面糊住了！
杨琼对刚刚进门的我问的第一句话是：门口有人吗？我说“没有啊”，她说，你不在这两天，总有人从门镜往屋里看。我说，从外往里看不见的，而且门里是光线很暗的玄关，对着门的是冰箱，能看见什么？不信你试试。
紧接着她更紧张地说，这几天白天楼下总有两个穿着黄袍子的和尚，指着咱们家的窗户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我说，不会吧，大白天，俩和尚站在这儿活动？还好几天？我不信。你是不是看错了？她咬定肯定没错，让我明天早上看。我半信半疑，转移了话题，洗漱后就分别睡觉了。
没想到睡到半夜，杨琼突然走进我的睡房，焦急地说：“我的银行卡和存折都不见了！肯定是被那俩和尚偷走了！”我问：“他们来咱们家了吗？”“没有。”“既然没来咱们家，他们怎么偷啊？”“他们有法术，而且是和东大桥那家银行的业务员联手干的。”怎么回事？她接着说：“昨天去那家银行办事时，那个业务员特别热心，要帮我操作机器，我没让。她就站在一边看。然后和那俩和尚勾结，把我的银行卡和存折偷走了，把里面的钱全都转走了。”“什么时候转的？”“就是刚才，我看见他们在那家银行用我白天用过的那台机器转的。”“我说，现在是半夜，银行早关门下班了，不可能的。”她坚持说“已经全都转走了”。我说，这会儿没办法，咱们明天早上报警吧。
当时，我认定她说的肯定有不少幻觉成分，但白天在银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业务员是不是真做了手脚，我不知道、心里也没底。
谁知道挨到天亮起床，她不再说银行卡和存折的事儿了，只是说“那两个和尚要来，这里不安全，咱们得躲一躲”。我正好要去天通苑看我母亲，就顺水推舟说：“咱们一起去看看妈，在那边住几天。”她顺从地跟我一起去了，出楼门后，根本没见到和尚的踪影。
到我母亲家后，我没放下银行卡和存折的事，问她：“是不是找到了？”她说:“就在家里。没丢。”没丢就好，转款也就不可能了。可谁知，第二天半夜，杨琼又走进我的睡房，说银行卡和存折丢了，让我给她。我说我没拿，她不信，就高声地喊叫起来。被吵醒的老太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这之前她已经知道这个儿媳妇有病了……
天亮之后，杨琼像没事人一样，正常地洗漱、吃早饭。我妈问我夜里为什么吵闹？我简单说了几句。老太太说，银行卡、存折不是小事，要保存好，不能丢，丢了就赶快补。杨琼说，没丢没丢，就在我们自己家里。老太太说，那就好。
当天下午，杨琼又变了，说“银行卡和存折丢了”。我母亲说，你不是说没丢，在你们自己家里放着吗？她说，是吗？那我得赶快回家看看，找找。于是我们就一起往家赶。到家后，一通细找，没能找到。她说，肯定是被偷了，得去银行报失、补办。我看还没到银行下班时间，就陪她赶到银行。到柜台窗口前坐下后，杨琼突然抬头问我：“来这儿干什么？”“报失，补办银行卡和存折啊。”她立即站起来生气地说：“补办什么？也没丢，就在家里呢。”没辙！我什么也没说，只能跟业务员说声对不起，跟她回家。
十多天里，杨琼好像进入了“死循环”：一会儿说银行卡丢了，要去补办—到银行又变成没丢，就在家里……反反复复地折腾。不夸张地说，那些天里，除了去公园，白天的其余时间几乎都在家到银行之间的路上，多数时间是还没进银行，她就变了。
直到12月的一天，她再次重复这一动作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大声对她说：“别再这么折腾啦？洋相出得还不够啊！连银行都烦了！”听了这话，她竟满脸怒气地说：“肯定是你勾结银行把我的钱偷走了！跟你没法过了，离婚！”说完就扬长而去。
一直到晚上十点多，她既没回来，也没来电话。我打电话也不接。我只好挨个给她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得知她去了她三哥家、已经睡了之后，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对方问起她离家的原因，我就如实说了这些天的折腾情况，并请他哥哥抓机会看看她的银行卡、存折等证件在不在她那不离身的小背包里？如果没有，就陪她到附近的银行补办。换个环境，换个人，也许她就没那么抵触了。对方答应尽力帮助。
负气离家，这是第一次。而出现幻觉和妄想，是不是预示着第二次“断崖”的到来？我真是害怕了，觉得这么拖下去真不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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