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二次“断崖”：《我和我的年轻痴呆老伴儿》之十一
恐怖的二次“断崖”
离家八个多月后，杨琼终于回来了。重归二人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既心安又心慌。没有任何治疗的她，病情会继续缓慢下坡还是急速恶化？我很茫然，只能默默祈求苍天、神灵护佑。但天和神在哪儿呢？
苍天和神灵都没有眷顾，回归的杨琼很快发生了断崖式的跌落：几个月间，从偶尔妄想、狂躁，到频密发作，再到出现暴力行为。与其他痴呆病人一样，这种发作有个特点，就是一般只针对亲人，尤其是最亲近的人，我自然首当其冲。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真是度日如年的痛苦煎熬！
发作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个是找不到东西，就向我索要，指责我送给了“相好”，另一个是离婚。
除了继续“积极逃避”（带着她外出旅游，逛北京的公园）外，我还以买菜、办事儿等各种理由，“名正言顺“”地躲出去。少眼对眼、脸对脸的“密接”，没有对象，她就眼不见心不烦人不闹。而一回到家里，我就要不时应对她的“攻击”。两个问题轮换着来，一会儿找东西、要东西，声嘶力竭地责骂我把她的衣物送给了外面的“相好”，一会儿逼着我当场写离婚协议书。
有一次，她说她的内裤不见了，全让我送出去了。还说二姐说那种内裤穿着舒服，因此她一下子买了20条，现在一条也没有了。让我赶快交出来。我说没拿，也没见过。她不依不饶。为此我悄悄给她二姐打电话，二姐说我送给她了两条，她自己根本没买过。犯病了，你别理她。二姐可以不理她，我躲得开吗？
看到邻近一栋楼里一家窗户上挂的窗帘与我们的颜色、材质差不多，她就说那是我分的另一套房子，里面养着“相好”，偷的东西都送到那儿去了，连窗帘都拿去了。我说，报社怎么可能还分我房子？咱们的窗帘还都挂着呢，不能看颜色一样就认定是咱们家呀。
偷她的东西送人，在另一处房子养“相好”的，这件事几乎天天提、天天闹。我怎么说，她也放不下。有几次我甚至要拉她一起去那个“外室”询问、查看，但她不去，还说怕我“和那人一起害她”。
一段时间之后，偷东西送人的主题没变，送的对象变了，由“相好”变成了孙女。往往是先指责我“把她的一些衣服偷偷寄到上海送给孙女了”，接着说“我穿过的衣服再送孙女，会让人笑话的”。对此，我除了说“没送”“她年龄那么小（刚刚满8岁），根本穿不了你的衣服”之外，还能说什么？但她就是不信，不断索要。
离婚，是另一个反复纠缠的话题。这一话题，一般是在前一个话题之后，她说：“总是这样偷东西送人，日子没法继续过了。离婚！”我不同意，她就继续吵闹，我说“你我都再好好考虑考虑”，她就说“不用考虑了，明天就去办手续”，并拿来纸笔，让我立马就写离婚协议书。
没办法，写吧。怎么写？你说吧。她说：“你放心，财产我一分钱也不多要。你上有老下有小，负担比我重。”我按她的意思当场写好了“协议书”，她让我签上名，交给她，然后说“还要仔细看看”。
有时是回到卧室没多久，有时是第二天，她突然拿着“协议书”气急败坏地对我说：“想离婚，没门儿！”“这时候提离婚，当初干嘛要和我结婚？”“咱们离婚，老太太（我母亲）怎么受得了？”（这些话，包括前面的话，说明她良善的本性没变）边说，她边把“协议书”撕碎。
就这样反复写反复撕，闹得我不厌其烦。于是我干脆用电脑把她要的“协议书”打印出了几十份，每次闹时，我就拿出一份给她，供她“仔细看”后再撕。有时她还会说：“真离婚也要等一等，我得先给你找好一个可靠的人，不坑害你的人，我才放心。”真让人哭笑不得。
杨琼对我的身体状况一直是很在意的。她没病时，我只要说“有点不舒服”，她马上就找药给我吃，如果去医院，她一定陪同。1997年春我心脏有早搏情况，她陪着我跑了好几家医院做检查，督促我服药，还通过朋友联系上知名专家胡大一给我看病。直到胡大一给出“没什么大事儿，加强运动”的结论后，她才放心。
就是在她发狂时，我感觉这一点没变。因为有一次，她闹得太凶、骂得太难听，气得我气血上冲、心里发慌，自己拿出速效救心丸吃。她看到后立即停息，问我怎么不舒服？还拿来血压计，给我量血压，看着手表给我数脉搏。利用这一点，我开始使用新的对付招数：每当她闹得凶时，我就捂着胸口，佯装难受。她会马上停下来，安抚我。
外出旅游时，老伴儿很少犯病
白天好应对，半夜没办法。大约从2017年春天开始，只要在家里，杨琼像定时钟一样，每夜必闹，一般都在凌晨两三点时分。
起初一段，还是只吵闹，没肢体动作。主题就是那两个（偷东西送人、离婚），我以一声不吭应对，她吵骂她的，我躺着不动不予理睬。吵闹半个来小时，她累了，就骂骂咧咧地自己回屋了。这夜的风波就此结束。第二天早起，杨琼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似的，开始新一天生活。
夜间的她处于神志昏乱状态，根本不知自己在做什么，早晨也不会想起夜里发生了什么。一两个月之后，单一的吵闹就发展成文武兼备了。我躺着不吭声，她就更疯狂地叫骂着对我连打带掐，不光打身上，还捶打脑袋。我不能和昏乱的她对打，只能躲或硬扛。胳膊上经常有被打或掐的淤青。有时趁她情绪正常机会，我会撸起袖子，让她看伤痕。她会问：“这里怎么了?疼不疼？”我只能苦笑着说，这是被你打的。她连连摇头矢口否认：不可能！
肢体的伤，不算什么；精神的折磨，实在难熬。大约半年时间里，我每天睡觉，就怕听到开门声音，因为那就是狂闹开始的信号！一段时间后，我形成了恶性的条件反射，每到半夜两三点，就会醒来，提心吊胆地等着开门声和之后的“文武戏”。
这种昼夜折腾的日子何时是头啊？身心俱疲的我已经濒临崩溃。杨琼也日渐消瘦，体重降到不足90斤。无控制的病态发作，折磨的不光是我，更是对她自身肢体和大脑的严重伤害。
饱受煎熬又看不到尽头的我，情绪低落到极点，甚至产生了先“送走”她再自我了断的念头。当我流露出这种情绪时，亲人们说“太可怕了”，劝我“千万别钻牛角尖！办法总会有的”。
可牛角尖之外的路在哪儿？办法在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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