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不想再出卖子宫了，“禁止为外国公民提供代孕母亲服务！”

俄罗斯代孕业的发展

1977年11月10日，路易丝·布朗生于英国奥海姆，是全球第一名试管婴儿。1984年，当路易丝·布朗六岁时，关于要不要用这种方式生孩子的争论却有增无减，一个新的社会伦理问题诞生了。

试管婴儿对当时的大部分人都是一个新的事物。当时，所有人都不清楚体外受精是否合法。如果合法，那么谁又具备资格？1986年，英国通过法律禁止了该行为，因为虽然有人可以获益，但是代孕母亲承受着风险，还存在把孩子商品化的道德问题。

而反例是美国，1985-86年，美国首例妊娠代孕母亲成功受孕，妊娠代孕逐渐取代传统代孕成为行业常规，商业化代孕服务逐渐形成市场。美国的经验证明，商业化代孕要是想发展，立法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项活动从诞生开始，就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伦理争议。

俄罗斯代孕合法化出现在苏联解体后不久。俄罗斯的第一个试管婴儿项目于1995年在圣彼得堡国际生殖医学中心（ICRM）进行，距美国首次代孕生育仅9年。

同年，“代孕”的概念被载入俄罗斯联邦的家庭法典。但此时只是把“代孕”初步作为一个社会和法律承认的概念，还不足以支撑真正的商业代孕服务。

2003年，俄罗斯联邦卫生部出台了67号令“关于使用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女性和男性不育症”时，试管婴儿计划在医疗方面才开始完全不受监管。该文件也确立医学上选择代孕母亲的标准。

2005年，代孕作为治疗不孕症的方法，进入了俄罗斯妇科的常规实践。在当年，只有90个孩子是在试管的帮助下出生的。此后市场每年都翻一番。而最近这些年，增长速度似乎更加快了。

关于代孕出生孩子的数目，反代孕的参议员安东·贝莱科夫声称，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代孕市场。

而俄罗斯医疗旅游组织者协会的提供了一个较低预估数据，其认为2014年全年只有359名儿童通过代孕出生，过去10年内代孕儿童的总数还不到2000人。然而，该协会的数据是不权威的，因为它只来自部分机构的向协会的自愿呈报。

俄罗斯最大的商业代孕公司老板梅尔尼科夫曾嘲笑这个数字：“10年才两千个，这个数字是搞笑吧！”他说道：“仅仅去年我们就帮助出生了5500名儿童，而我们最多只占据俄罗斯市场的四分之一。”

如果根据这位老板的数据估算，俄罗斯一年至少出生了2万名代孕儿童，这个数据基本和美国所公开的持平。这其中约有5%服务于俄罗斯以外的客户，并且年增长率至少为20%。俄罗斯或许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代孕市场。

被剥削的女性

毫无疑问，代孕母亲展现出的是资本主义最自由的一面——即出卖自己生产力的自由。这无疑是富裕的人群对弱势群体的剥削，是针对特定性别的剥削。

对于典型的代孕母亲形象，圣彼得堡代孕公司Rosyurconsulting的经理娜塔莉亚·卡彻耶娃毫不犹豫地说道：“年轻，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地区中下层女性，单身、离婚或丧偶，她们通常没有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也无法找到好工作。”

在俄罗斯2015年经济危机的当年，代孕母亲的数量已增长了50%。

叶卡捷琳堡的娜塔莉亚·佩特洛娃在选择当代孕母亲前，考虑了半年之久。对她而言，作出这个“相当艰难”的决定实属无奈。她如今独自抚养6岁的女儿，开过幼儿园，但没能挺过经济危机，失去收入来源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孩子的父亲拒绝支付抚养费，还有房贷要还。相比其他工作，做代孕母亲的收入要高得多。

一般来说，在俄罗斯一个成功的代孕项目的平均价格为250万至300万卢布（根据汇率大于20-35万人民币之间）。但是，承受了最大痛苦的女性只能拿到其中的一部分。

在俄罗斯的一线城市，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女性能得到的“劳动报酬”较高。平均而言，在莫斯科市场上，母亲在为孩子给“委托的父母”完成登记后，可获得100万卢布的报酬。而在圣彼得堡，代孕母亲能得到的报酬为85万卢布。

而在二线城市，代孕母亲能得到的收入就低得多了，鄂木斯克的代孕母亲叶卡捷琳娜说了她本人的“价格”——大约是70万卢布。

根据代孕机构的广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是如何在市场上被精心挑选的。一般来说，联邦法律和卫生部规定了对代孕母亲的基本要求：代孕妈妈要在年龄在20-35岁之间，至少生育过一个孩子，身心健康，有否婚姻存续并不重要。但对代孕机构来说，通常不会与有两次以上生育经历的女性合作。

代孕机构高度关注代孕女性子宫情况，她们要接受精心的检查。

第一步，机构要在月经周期的两个阶段观察子宫内膜，以确认它的怀孕能力。当确认其有怀孕能力后，又要进行一系列的生理化验。这张化验单从血型和Rh因子、血源性感染（HIV、肝炎）到凝血、乳腺和精神疾病的检查。

所有检查走完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然后一旦进入到适孕期，医学专家和心理师就会介入。

代孕造成的问题

代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不小，而且解决了不能自然生育的人士的问题，但是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代孕本身对委托方和代孕母亲都造成了重大的不确定性。根据俄罗斯民法，代孕母亲在生下孩子后，有权拒绝将其登记为委托者的孩子。因此，对于委托者来说，虽然私下联系代孕母亲的成本更低，但是中介机构对于商业代孕而言恰恰是不可或缺的。

虽然理论上代孕母亲有权拒绝交出孩子，但这意味着要支付高昂的违约金。对于因贫困而充当“母体”的她们来说，这种拒绝的权利只有理论上的意义。

相反，一旦生下孩子存在先天缺陷，或者单纯不为什么理由，委托夫妻拒绝接受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的抚养就会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

而这类问题在新冠疫情后非常普遍。“我在寻找自己的孩子桑德罗，他现在下落不明。我不知道他的情况，也无法把他从俄罗斯带回家，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去年，67岁菲律宾富商康拉多·波滕西亚诺在一则自己录制的视频中这样说道。

与他处于类似困境的还有69岁的菲律宾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领袖、众议院副议长弗雷德尼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去年8月呼吁俄罗斯政府放行，让自己与家人获得紧急赴俄签证，去接回10个月大的双胞胎。

这两人的孩子都是由俄罗斯的代孕母亲所生，出生后由一名乌克兰保姆照顾，与另一名菲律宾客户的代孕婴儿共同住在莫斯科以东奥金佐沃的一个公寓里。去年1月，由于其中一名婴儿意外死亡，这名保姆打电话叫救护车，才惊动了警察和俄侦查委员会，余下的代孕婴儿随后由政府接管。

五个月后，执法人员偶然在莫斯科奥斯坦金诺电视塔附近的一处公寓中又发现了5个新生儿，其中最大的约6个月，最小的才出生6天。他们都是欧洲面孔，分别由俄罗斯和中亚籍的代孕母亲生育的。

据悉，这些婴儿均是外国客户“预订”的。由于疫情边境封锁，他们的生物学父母无法即时入境处理新生儿的身份文件，孩子们被滞留在了俄罗斯。俄侦查委员会逮捕了住在公寓里的保姆和一名代孕母亲，并以“贩卖人口罪”进行刑事立案。

这一系列恶性事件震惊了俄罗斯社会，使得警察以“贩卖人口”罪抓了一批代孕公司的人员。

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问题，对俄罗斯这样偏保守、看重家庭文化的国家来说，代孕母亲常常被谴责为抛弃自己孩子的罪人。

而俄罗斯教会认为，选择代孕是一种轻佻的“心血来潮”，因为即使是不孕的夫妇也可以通过收养获得孩子。而代孕则假手于他人，这种轻佻亵渎了“母职”和神圣的家庭价值。

对于向外国人提供代孕服务，除了会挫伤民族自尊心以外，俄罗斯人还特别担心代孕的孩子会落入同性恋家庭之手。

深受东正教影响的俄罗斯正统观念强调，家庭是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儿童”组成的。像《摩登家庭》那样，由同性恋夫夫米切尔，卡梅伦和养女莉莉的组合家庭，对于保守的俄罗斯人来说没有任何幽默意味。

虽然俄罗斯法律禁止向同性恋夫妇提供代孕，但单身男士仍可以通过相对繁琐的程序获得代孕服务。所以，在那些反对代孕的政客看来，为了防止“俄罗斯儿童”落入“外国变态”之手，唯一的方法就是全面禁止向外国人提供代孕服务。

总的来说，俄罗斯的代孕产业并不特殊，是一种建立在经济极度不平等和性别剥削上的经济现象，但愿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和它存在的基础能够一并消失。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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