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无私”这个概念意味着科学家毫不迟疑地选择诚实，而非不诚实，当然，现实中的情况并非如此。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社会的语境之中，科学已经成为了一个看起来过于复杂的系统，对于大多数人在自己专业之外的科学认识极为有限，了解科学的途径，往往是通过某些专家在公共媒体上面的发言，这套系统对于高度分工化，传媒覆盖一切领域的现代社会来说，也不算上奇怪，绝大多数人没有精力和能力去了解多个领域的科学。

只是，这样的系统注定和科学的本质存在一些矛盾，之前这个系统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2019年底以来，这套系统的矛盾一次又一次集中爆发。比如说最近各种媒体和冒出的专家关于新冠严重程度的问题言论与之前相比的大翻转，就宛如昨日重现。

专家们一般是如何描述一个疾病严重的程度呢？一般来说，常用的数据有重症率和病死率，这确实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描述，所以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有专家试图靠着这个数据去说明，新冠的杀伤力大幅度下降了。

但是遗憾的是，这和事实总归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数据，尤其是简化的数据，是最容易通过传媒去传播的。但是基于科学原则的数据，数据总归是要讲来龙去脉的，讨论病死率和重症率，一定要清楚这来自于什么样的前提之下。不考虑年龄层，不考虑预存之下的免疫力，不考虑检测的规模，就讨论死亡率和重症率，本身就是十分可笑的事情。经过断章取义的数据，本身就是最好的欺骗工具。

许多国家的大龄人群和基础病人群在缺乏治疗方案的情况下被残酷的筛选了一遍之后，即使毒株的毒力不发生变化，死亡率和重症率也必然会明显下降；感染预存的免疫力，肯定会从一定程度上降低死亡率和重症率，而疫苗的普及，也会让很多数据产生改变；而在减少检测规模之后，许多国家很多实际上死于新冠的人群，并不会被纳入统计，那么，这种数据的真实性还有多少呢？拿这样的数据去欺骗大家，这实在是过于可笑了。这也是今年以来大家为什么不断强调超额死亡数据重要性的原因。

我们得承认，在治疗手段进步之后，即使没有预存免疫力，新冠的严重性确实也出现了不小的下降。但是有个前提是，得能接受治疗，我国的icu储备数量是远不如发达国家的，上海疫情时候的各项数据，可是全国大多数重症与呼吸科室驰援的结果，一旦问题更加严重的时候，数据只怕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另外一个问题在于，对于非重症患者来说，基本的医疗干预和观察，可以降低转化为重症的概率，但是在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一点显然也是难以做到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重症率也必然会显著提高。而我国有很多医疗机构，平时就处在超载的状态，对于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任何余量去处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笔者之前也批判过，通过选择报道和词语的使用，让大多数人相信，新冠的重症与死亡几乎只出现在所谓的高危人群之中，让大众试图去相信，他们和危险是隔绝的，毕竟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只是普通人，并不是高危人群。

但是这并非是事实，高危人群的新冠严重程度确实是明显高出一大截的，但是高危人群在总人群的比例，比大多数人想象之中高不少，有很多因素可以制造出高危。这个类似“普通外科医生”的语言小游戏，是媒体使用了很多次的，而不出意料的是，它的效果确实很好。

遗憾的是，这一系列情况恐怕并不是单纯传媒界的断章取义，在年初香港地区疫情高峰的时候，有多位欧美学术界人士表示这个死亡率高的令人惊讶，难以理解。但是真的难以理解吗？意识到背后的统计标准差异，意识到有多少人因为这些标准，无声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真的有那么难吗？2022年各国超额死亡数据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遗憾的是，在大环境之中，恐怕确实如此，这两年来在西方政治大环境之下，学术舆论形成了新冠有破坏力（毕竟还要批判特朗普），但是已经可以接受了的主流环境，这种多种合力形成的稳态，虽然关于新冠危害性的各种研究仍然在持续，但经常难以被放大到公共传媒之中，而由于我国之前感染数量相对于世界来说始终过少，

国内难以组织大规模的医疗过载情况下的各种率的研究，很多数据只能依赖于国外的研究。而我们的一些媒体和专家，对国外学术界关于危害性的研究又经常容易无视或者选择性引入，反而是各种科普自媒体讨论较多，官媒虽然也会有一些引用和报道，但在互联网时代传播方式和舆论风向的变化下，普及度又相对不高。尤其国内一些媒体专家从20年开始就不断释放各种烟雾弹。于是大环境之下，我们很多时候听到的东西，自然不再是什么事实了。

所以各种道听途说，身边统计学，所谓的“感染者亲历体验”大行其道，成为长期以来“危害减弱”，不如“流感”到最后“不如感冒”言论大量存在的基础，比如上海疫情期间倾全国援助力量取得的成果竟然广泛被当成奥密克戎危害低的证据。

那么，新冠目前阶段的严重程度到底是怎么样呢？老实说笔者也难以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毕竟现在的阶段，全球关于新冠的公共卫生数据实在是过于混乱。超额死亡数据仍然是最客观的一个衡量指标，但它首先有滞后性，然后对于超额死亡概念的普遍不理解，也给很多人有了攻击的空间，比如最近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一些质疑或者歪曲相关数据的言论。但这仍然是当下最客观的指标。

笔者想用一些数据和比喻，去尝试做一些简单的解释。以超额死亡率来看，在基础免疫力较低，流行最为严重的阶段，往往会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七十的超额死亡率，这意味着，如果某个地区之前平均每天死亡一百人，在这个阶段，会有一百三十到一百七十人的死亡。而等高峰期过去，依然会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的超额死亡。

很显然，这个数据距离人畜无害有着非常大的距离，以在总死因之中的占比来看，这个数据大概到了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在总死因占比的比例，我相信没有人会觉得，肿瘤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算是人畜无害的东西，可是就是在一些媒体和专家的作用之下，这样的言论大行其道。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2021年法定传染病报告的总死亡人数是22198人，当然这个数据自然是有很大的水分的，比如说里边的流感报告死亡人数只有4人，有点不太靠谱，不过拿来做一个对比还是可以的，而在年初的新冠流行期间，香港因为新冠死亡的人数足足有一万多，要知道香港的人口可是只有不足八百万的，如果等比例换算的话，香港每年因为流行病死亡的人数，大概也就一百多左右，这个高峰期的流行，足足一口气导致了一百年传染病的死亡人数，这可实在是令人震惊的数字。即使这个数字充满了水分，我们也很难去说，这个数字是无害的，可接受的。

再从其他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不妨从症状率的角度去讨论一下，按照英国社区传播实时追踪项目（REACT）的数据来说，奥密克戎毒株比德尔塔毒株更容易导致一些症状，虽然程度较德尔塔可能更轻，但是奥密克戎有症状比例并不会降低，有超过一半的人可能会有各种症状。

这从机理是可以理解的，新冠的轻中度症状与中和抗体有着更大的关系，而奥密克戎家族显然是比较擅长去逃避之前存在的中和抗体的。按照这个研究提供的数据，虽然大多数人的症状并不是十分严重，但是很显然，这个数据和大多数人无症状，是不太一样的。同时，有大概五分之一的人群，报告这些症状，对自己的生活有很明显的影响，这个数据，绝不是个小数字，足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影响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

红圈是对生活的影响程度，绿圈是各个症状

至于新冠后遗症，笔者本以为大多数专家洗地的说法无非是不严重，发病率没有多高，大多数集中在老年人之类的说辞，这些本来已经够荒谬了，结果现在已经有部分专家快进到不承认新冠后遗症的地步了。

新冠后遗症的出现率，国际上不同大规模研究的数据是存在着非常大差异的，从百分之5到百分之50都有，老实说笔者也难以确定哪个更加靠谱。但是从美国劳动力市场来看，在加息到了现在这个状态，依然保持着极低的失业率，新冠后遗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即使是美国劳工部承认的数字，也有上百万人因此影响退出了劳动市场。对于如此明显的事实拒不承认，实在是过于滑稽的事情。而更遗憾的地方在于，疫苗接种对于预防新冠后遗症的效果，是十分不理想的，这些事实，也显然是被忽视的。

还有一个常见的说法，是疫苗接种率足够高，就可以免除很多问题。我国的疫苗接种率确实是非常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基础免疫率在全球国家里边是排的上号的，但是要考虑的是，我国的人口数量是非常庞大的，而未接种疫苗的人群里边，有很多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

我国的老年人接种比例，虽然没有前段时间某些人危言耸听说的倒数，但是因为之前非强迫接种政策的关系，老年人接种率在全球有统计的国家中只能说是中游水平（许多国家并没有系统统计老年人接种率），自然和优先给老年人接种疫苗，给半年前就给老年人开打第四针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一定的差距，因为第四针的开打，他们的老年人接种人次占人口比例确实是有着很大的优势。

按照公布的数字，现在依然有两千多万老年人未接种新冠疫苗，这可是相等于一个中小国家的人口数量了，而他们都可以算是高危人群。

更复杂的地方在于，这些老年人之中，有很多并不是缺乏接种意愿，而是因为医务人员担心风险，不愿意给这些老年人接种。这个问题可不容易去解决，而这些人，很大程度正是最为脆弱的一部分人群。如果没有到古巴那种人均加强针的地步，就不要去假装疫苗接种率足以解决大多数问题。

至于是否开打第四针，目前看来并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当下更为重要的事情是，给依然没有接种疫苗的老年人们完成基础免疫，这显然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

更加有趣的一点在于，如果对于新冠的破坏力避而不谈，这件事情是十分不利于推动疫苗接种的，一部分未接种疫苗的人群，是真的觉得这东西几乎无害的，这会带来更多的死亡和痛苦。

首先要说，当下不管是各种媒体宣传，还是网络舆论中各种新冠危害弱化的舆论氛围和这一个月来发生的各种事情，以及防疫政策的转向有很大关系。政策至此，之前沉思录已有多篇文章讨论，这里笔者不多说。在这种整个社会很快会迎来第一波广泛冲击的时候，媒体和专家们及时细致有效的宣传科普工作，显然非常重要。结果最近我们看到的却是前面说的乱象。

就算是本着避免民众过度恐慌，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显然也不应该是这样的方法，今年尤其是下半年以来，虽然各种新冠感冒论在普通人中已经广泛传播，但事实毕竟不是如此。我们十月的防疫发布会上还在各种强调新冠的危害性以及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的理由，现在不是你一说奥密克戎已经不如流感了，群众就不会恐慌了，社会就会稳定了，毕竟网上各种感染者的亲身体验已经经越来越多。

而且就算是那些一直相信新冠无害论的人，在接下来亲身体验过之后，很可能也会遗忘自己过去一直相信的东西，转而认为是宣传和专家误导自己。

当然，当下仍然还有很多专家在坚持用科学和事实发声，比如吴尊友昨天还在强调新冠和流感的不同。本着科学精神实事求是的告诉民众当下的情况，指导民众当下需要做的准备才是专家应该做的事情，想避免民众恐慌，实事求是是更好的办法，而不是争着出来吸引眼球。我们不能用西方式的方法来粉饰疫情。

就像我们之前一再说过的，国内媒体和专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非始于现在，早在20年开始就长期存在，并持续至今。国内外一直有些人，在我们武汉抗疫胜利后就试图让大众让社会相信新冠无害。对于发表这些言论的专家和媒体，笔者很难说是什么原因。在2020年的时候，笔者以为大多数发表这些言论的科学家，要不是哗众取宠，要不是粉饰太平，除了少部分真的思考模式与众不同的人之外，大多数人内心是清楚的，不过是和媒体一块装糊涂罢了。

但是到了现在，笔者开始认真思考，是否很多科学工作者确实是如此认为的？科学工作者无疑是有着优秀的专业技能的，在他们的专业领域，自然是远超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但是他们的知识与判断，也都是来自于外界的信息，在如此的大环境和小圈子之下，他们接收到的信息，必然会产生畸变，所以必然会有很多人，去真的相信新冠几乎无害的理论。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自己操守和判断的知识分子，无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并不是仅仅是赞扬他们的道德，更是因为他们有着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维。

从理性的角度出发，笔者从来都希望的是全社会对于科学的尊重。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纵观，对于科学的尊重并不是理所应当的东西，很大程度只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现象，我国因为历史问题，科学的地位被摆的极高，这是很罕见的事情。许多国家的阴谋论者，对于科学的不信任，也并不单纯只是反智的关系。

人们之所以信任科学，是因为科学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大众与科学界完成了一个“契约”，当科学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人们对科学的信任，必然会产生动摇，这份契约，也随时有可能被撕毁。而在传媒界占据话语权的专家们的所作所为，有可能会更快的透支这些信任。沃勒斯坦在《知识的不确定性》里边谈到，人们对于代表科学的专家的信任，一个是出于对于学术机构的信任，一个是相信专家们理性无私，但是遗憾的是，事实无数次告诉我们，理性无私的专家们，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假设，在危机面前，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之下，一切显得是如此夸张而真实。

笔者自诩为一个较为理性的人，相信许多问题的解决，必然需要科学的参与。但是到了现在，面对这些越来越多背离科学精神和理性无私的“专家”，笔者也越来越站不到道德高地上，去批判这些所谓的“反智”。

大概从60年代起，部分知识分子就意识到现有的科学与知识体系存在问题，需要改革才能解决危机，但是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改革至今没有成功，对于科学的质疑，变得越来越多，而在新冠危机面前，对于科学的质疑到了最近几十年最为严重的程度，在公共传媒领域，“科学”的地位，可能会面对极为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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