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赛克下看到具体的人：IDFA入围主创专访

纪录片

2022-12-13 14:12

新冠前夕，前任男友的母亲出国到访两人在巴黎居住的小单间公寓里。刘重燕原以为自己会记录下这段温馨的母子海外团聚，即使对前任原生家庭的矛盾有所耳闻。

两年后，她导演的纪录短片《Is There a Pine on the Mountain》（暂译《山中无树》）入围今年IDFA的短片竞赛单元。影片直指一个现象，家庭暴力往往在不经意中缠绵、延续在代际间。

影片开场不久，一个长镜头记录下一次家常的争吵最终上升成儿子指责和谩骂母亲的全过程，言语暴力差点演变成肢体暴力。

透过母子各自的自白，我们知道他们家庭的旧伤——父子之间和夫妻之间的暴力。导演试图倾听二者的心声，调和母子关系，直到送走母亲后，家暴出现在自己身上。

影片以其对家庭暴力的关注同时被选入IDFA男子气概（Masculinity）的主题聚焦单元。这个单元力图从多角度审视男子气概，“作为男人”这个充满争论和脆弱性的概念。

这是一部原本没有中文名的华语纪录片。如剧照所示，主人公们的脸庞都被打了马赛克，真实声音也做了处理，使其意外地摆脱纪录片过往的伦理困扰。

拿掉面孔和社会身份，导演认为“它能够触及到更大面积的不同国籍的观众，看到我们自己”。

凹凸镜DOC有机会与《Is There a Pine on the Mountain》导演刘重燕及项目执行Carina聊聊她们的想法。国内观众有机会在北京国际短片联展及HiShorts！厦门短片周上看到这部短片。

片名：Is There a Pine on the Mountain/山中无树

导演：刘重燕

制片国家/地区：法国

时长：37分钟

年份：2022

影片简介：

"Is There A Pine On The Mountain"这部作品的制作始于Covid-19在欧洲大陆完全爆发之前，它是一部在无法预计事态发展，在尚未显露的危机逐渐逼近的情况下创作的作品，同时它也随着疫情得到了拓展，类似于导演本人的处境。

故事以导演前任与他母亲之间的争吵作为开场，以双方的内省陈述作为并进内容。影片以自传体的方式，审视了以危险的父权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专制极权给家庭所带来的恶性代际延续。导演透过微观视角、直面自己亲身经历的虐待关系来理解其根源和解释相关现象。

影片对主人公们进行了面部模糊处理，其真实的“身份”被遮蔽，使他们成为单纯的沟通和交流的容器去引导观众联系起与自身有关的原型人物；但观众不难意识到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妇女在巴黎探望她的儿子的故事。

当人的一部分特质（尤其是由脸部外貌带来的身份特质）不复存在，当影片展现的复杂冲突在下一轮新启的虐待关系中结束时，我们能否通过一个更客观的镜头来看待类似事件？其次，是否存在任何可能性，用以改变代代相传的看似不可改变的意识形态？这也是导演希望我们思考的问题。

导演介绍：

刘重燕：1995年出生于贵州，本科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后入学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Clément Cogitore工作室/Petrit Halilaj & Alvaro Urbano工作室。她从个人的经历中汲取灵感，创作的作品涉及多种艺术表现方式，包括纪录片、非虚构影像、视频装置、绘画和雕塑。

IDFA短片采访｜马赛克下看到具体的人

撰文、采访：纠结的茶

排版：张劳动

作为个体：“我们要看到自己”

凹凸镜DOC：整部短片聚集于前任母亲的“来访”，同时又是一次中国家庭关系内部的观察，奇妙的是这个空间发生在远在欧洲的巴黎。请导演先谈谈影片的缘起。

刘重燕：一开始我前任告诉我，他妈妈要来巴黎看望我们，是我提出的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后来想这可能是第一个错误的开始，到最后更是一团乱麻），当时也是为了大家能省点钱，那他妈妈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之前也有很开明、很公开地讨论过他原生家庭里的家暴问题。所以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在她来巴黎看望我们的时候拍一些footage（素材）。

其实初衷是想拍一个很温馨的、异国他乡的家庭影像，结果就是……完全出于意料。

凹凸镜DOC：影片最大的视觉特点在于对两位人物脸部的马赛克处理和声音处理。这两处处理除了隐私的考量还基于什么考量？

刘重燕：出于对隐私的考量其实更是对肖像权的考量。片子还没剪完家暴就发生了。对方当然不愿意让我曝光。但另一部分是在两年之后有了距离，更能重新审视这个片子；有了一种想去解构这些元素的想法。

之前我在写我的statement的时候有分析过，当拿掉决定我们社会身份的一个最基本的元素——面容——的时候，我们更能关注到交流这个概念本身。所以不仅是出于对隐私的考量，更大程度上是符合我本身研究的命题探讨。

我是纯艺术背景出身，在巴黎美术学院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交流。在处理影像上的思考方式还是更偏向纯艺术一些。这个处理非常切合作为一个艺术项目的需要——如果有什么元素过于复杂或者是过于具象，影响到对一个抽象概念的表达，在这个影片中是对暴力这个概念的探讨，是对暴力循环的分析。

那片中的人物是谁？他其实可以是任何一个人，因为影片目的是发问，到底是什么构成了毒性男权（Toxic Masculinity）？一个具象的人脸的因素被降解了，这个社会身份拿掉之后反而它能够触及到更大面积的不同国籍的观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可以成为施暴的主体。我们每一次争吵，不管在怎样的社会关系、亲密关系里，当我们真的面红耳赤，失去理性，我们所有的暴力都会以言语、以肢体接触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这也是片子的主旨，我们必须要分析暴力的循环，找到解决的方案，会有解决的方案吗？这是片子提出的问题。我们要看到的不是这些人具体是谁，我们要看到自己。

作为观众：“因为有约束，才有电影！”

凹凸镜DOC：片名“Is There A Pine On The Mountain”有何含义？

刘重燕：前任的名字，所以也是为什么片子一开始没有中文名，但是后来在HiShorts！的坚持下还是想了一个中文名《山中无树》，正好和英文的问句式名字呼应，感谢中文的博大精深。

凹凸镜DOC：绝大多数情况下，观者能根据经验脑补出人物在马赛克底下的表情。但也有例外，比如前任与母亲在广场手牵手的那个回头，似乎马赛克的处理让观众无法看到人物的表情，你怎么看待这种局限？

刘重燕：有局限是好事，第一场放映的时候观众席里年轻人比较多，大家看厨房吵架的那场戏都一直在笑，最后一场放映的时候观众年纪更年长，多数观众50岁以上，就非常沉默，非常严肃。影片有局限，那观众的局限呢？没有经历这样的男权倾轧的健康家庭里成长的孩子怎么能切身体会他们（剧中母子）其实也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凹凸镜DOC：2020年有部纪录片叫《欢迎来到车臣》，导演保护人物隐私的方式就是给每个受访者换脸。如果可以不受其他因素限制，你有没有考虑过其他方式？

刘重燕：那可能就真的是这句……我在现在在读的这个Fresnoy硕士后研究机构里面每个星期至少听到一遍的一句话了：Ce sont des contraintes qui créent le cinéma! （“因为有约束，才有电影！”）

凹凸镜DOC：影片有目标观众吗？

刘重燕：没有，面向全世界观众，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字幕组。

凹凸镜DOC：影片中前任和其母亲争论的长镜头是短片中最显性的“暴力”。摄影机像是固定在那里等待事件的发生，你在长镜头尾端的入镜也表明作者不在摄影机后面。请导演介绍一下这个长镜头的前后，以及选择它的原因（有没有同样争吵的镜头）。

刘重燕：没有，那个镜头确实是唯一一个捕捉到了显性暴力的镜头，因为当时把摄像机架好了之后，他们也都知道摄像机的存在。在影片里面，大家也能看到我去洗澡了，然后我回来才进入镜头，发现他们在争吵，然后介入了他们之间的暴力，所以其实并没有同样争吵的镜头，也没有其他补充的镜头。就是偶然，很巧合，但是可以说（它）奠定了电影基调，（它是）奠定电影基础的镜头。

凹凸镜DOC：影片中另一特别的场景就是并置母亲回忆自己生下儿子时遭遇的声音和前任在浴室里剃体毛的私密镜头。在剪辑过程中，是什么启发了两者的搭配，它背后意味什么？

刘重燕：在Q&A环节也有中国观众和当地观众都问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母亲回忆自己生下儿子时的遭遇和前任在里面剃毛的私密镜头。其实当时那个剃体毛镜头并不是一个项目里的，我之前是有一个行为的艺术作品，然后就邀请他来做一下事，所以其实是比较接近一个表演的感觉。但是后来我在剪辑的时候，我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觉得两者其实是在说一个主题，所以就一起剪进来了。

作为创作者：我们生活在“相对”的关系里

凹凸镜DOC：其实影片里导演的身份还是比较局外的，更像是从摄影机的角度在旁观两人。同时你又如影片中“母亲”在父子关系中的位置一样身处一个调停母子矛盾的位置，你觉得创作和生活中不同的身份如何相互映照彼此？

刘重燕：太难了，这个问题我到现在也没太明白，因为毕竟那段时期非常的压抑，我整夜整夜地不敢睡着（亲身经历家暴前或后期都是）。

因为我的原生家庭的背景根本不是这样，所以我很难做一个对比。我也真的非常难切身体会他们的痛苦。我只能作为旁观者的角度，我只能像他母亲一样尝试去调停。但是这其中由于毒性男权产生不同家庭成员之间悬殊的政权地位的划分，这真的很难去……

我真的不可能切身体会他们的痛苦，我只能尝试去理解，然后并且倾听两方不同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会在影片里面会出现两个不同角度的独白。但是在创作和生活中不同的身份如何照应彼此，我觉得是每个艺术家都一直在反思的问题，因为其实这样的彼此照应可以是随时变换并且非常灵活地变换的，我们应该有能力同时以不同的姿态存在。

凹凸镜DOC：影片并没有继续记录前任对你的家暴，而是回归到理解一位女性（她母亲）在父权家庭中的可能遭遇（I understood his mother wasn’t simply sewing clothes）。有想过继续把前任对你的家暴放进去吗？现在的版本是一种girl helps girl的呼吁吗？

刘重燕：这个问题有点像个陷阱问题，承接之前那个问题问创作和生活中不同的身份如何相互映照彼此。但是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感觉有点只注意到了我的导演身份而忽略了我作为生活中家暴的受害者，会比较容易被误读觉得提问者是在鼓励我消费隐私、消费伤害。不过我能明白能理解这个问题，确实有可以思考的地方。

我没有想过把前任对我的家暴放进去，首先当然是因为我没有机会做出任何反应。两次家暴都是突然发生的，在那样突发的家暴情景下，我无法架起脚架拍下对方的暴行，因为个人人身安全成为了首要的问题。但除了这个原因，我也没有想过比如说把警察的报案记录或者是之类的所谓“证据”放进去，或者再做个日记之类的作品，至少目前还没有。就像其他问题里面也有回答到的，我能给大家展现的虽然只有这些，但就算是只有这些，我看这部电影和其他观众在看这部电影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这部电影本身不管是呈现方式还是初衷立意的确自带争议。

大家可以把电影看做是girl helps girl的呼吁，但是我期待的是LGBTQIA2S help LGBTQIA2S，人类帮助人类，星球帮助星球。每一个地区都面临如何平权的问题，有的地区更尖锐，有的地区的问题隐藏的更深。我是女性，我们是女性，但是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同个体，问题都还要回归到自己身上解决。所有被不公平对待的人首先都要自己去反抗，都要反思为什么受到了不公正、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本来就是生活在一个“相对”的关系里，所有的关系其实都有relativity，我很少给自己精神分类说我是女生，或者说我只关注女性féministe这样。

作为导演：纪录片就是“记录”

凹凸镜DOC：纪录片还有一个永恒的话题，即拍摄的意义性。你觉得完成这部短片有什么意义，拍摄纪录片的意义是什么？导演同时也拍摄剧情片，你认为剧情片与纪录片二者的关系及区别是什么？

刘重燕：完成这部短片最大的意义就是告诉所有的受害者们，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勇于揭露事情的真相，要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管以什么形式，但是一定要对不公平迫害说不。我们虽然曾经是受害者，但是我们并不愿意被看作或者是就被标签化说，“哦，好可怜，ta是家暴的受害者”，我们还是自己。一个人作为个体，归根到底还是会回头看“个体”这个意义本身，但是又跟其他所有的社会性因素都在发生关系。

但是拍摄纪录片的意义……比如说我小时候看所有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我都会在想那些真实的事件。比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我就会想那真实的事件到底是怎么样的，真实事件中的受害者和施暴者到底是怎么样的。

剧情片可能就是那句艺术跟生活的关系。“艺术只是让生活变得不像艺术那么无聊。”哪个法国的哲学家真的忘了，欢迎大家查证。然而纪录片就像是打破艺术魔咒。因为不管以怎么样形式创作，无论怎么样创作，艺术的再度创作都是对现实，对真实，对“reality”的美化，或者是艺术化。它都有一个“降锐”的过程，就它的锐度被削弱了。而纪录片，他就是直接告诉你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它就是……就是文字的意义——“记录”。

凹凸镜DOC：过去许多年轻导演都是自己摸索地投递纪录片节，或者制片来做投递和宣发。请Carina介绍你们的发行公司以及你们能帮到年轻创作者的地方。

Carina: 我们Random Headache是一个位于伦敦的电影发行工作室（沟通语言可选中法英），擅长于量身定制的电影节策略和媒体宣发，热衷于为独立艺术家/电影人争取他们应得的关注（国际范围）。许多来英国留学的亚洲学生由于缺乏来自教育机构的支持而感到失望甚至愿景幻灭，改善这一现状是我们的初始立意。通过和我们合作，他们可以放心得到大学一直以来都非常缺乏的一对一深入咨询和电影行业发展的有效帮助。其实我们合作影人不止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还有印度、日本等世界其他地区的。目前，我们已经帮助我们的客户入围多个国际电影节，包括IDFA（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首尔国际PRIDE电影节、VISIO欧洲艺术家活动影像计划、Videoex、奥地利YOUKI、电影节蒙特利尔国际动画电影节——ANIMAZE、Soho伦敦独立电影节、Supernova数字动画节和伦敦Fragments电影节等等。有意愿和我们合作的独立电影人/视频艺术家们，欢迎向我们发送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并附上作品链接（不限于一个作品），此外欢迎查看我们的网站对我们的作品有更多了解：

https://randomheadache.cargo.site/

凹凸镜DOC：再次恭喜这部影片入围IDFA的短片竞赛单元。导演讲讲这次入围IDFA的心情，和荷兰观众映后的反馈。

刘重燕：很像一场梦境，非常的美好，非常的乌托邦，大家都怀着热情和爱参加，就哪怕是professional section，大家也就真的是非常好，非常nice，非常open minded。大家心中的小朋友都被彼此呵护地非常好，然后也见到了非常多优秀的、有趣的、有天分的、勇敢的电影人。

在荷兰放映的时候然第一场因为年轻人比较多，大家看厨房的那个长镜头反而都嘻嘻哈哈的，都觉得很搞笑，然后整个气氛就被带动地非常的欢快，直到后来大家发现，哦原来是在讲一个暴力循环的问题。然后第二场放映的时候，普遍年长一些观众比较多，所以整个电影院的气氛非常严肃，认真，反思，沉重。但是这样的观影气氛对我来说都是不同的。

比如说观众都觉得很有意思，都在笑，我反而觉得以后可以没那么沉重地来看这个事情了，反而让我也觉得自己也可以从这个片子里面把自己摘出来，看事情可以看得更轻松，好像就是在说“哦，虽然那段时期那么痛苦，每天在精神暴力下严重脱发，但是好像没那么严重，因为我思考了，我勇敢地把自己从那个闭环里解脱出来了，我也可以跟大家一起这样笑着。”

凹凸镜DOC：很遗憾今年北京国际短片联展延期了，这部影片也入围了今年的华语竞赛单元。向国内的观众介绍一下你们的片子。（截至发稿，影片同时入围今年HiShorts！厦门短片周）

刘重燕：不管是被推迟、延期还是怎么样，我无比佩服组织者的勇气和万分感谢组织者给我这个机会让这部短片在国内展映。因为之前和短片联展的策划也聊了很多。尤其是在大家都知道的，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还处在严格控制的时期，真的非常感激大家愿意来看我的电影。非常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给我反馈。

凹凸镜DOC：最后请导演和Carina介绍一下自己喜欢的纪录片/纪录片导演，抑或是最近看过最推崇的纪录片。

Carina：我看音乐传记、自然、历史主题的纪录片还有时长较短的实验纪录影像多些，没有专门挑纪录片看吧；最近断断续续在看伏原健之的《人生果实》。

刘重燕：潘礼德的《残缺影像 L'image manquante》真的是，我无话可说。我心中的其他两个纪录片天花板相信很多电影人也是——克洛德·朗兹曼的《浩劫》和约书亚·奥本海默的《杀戮演绎》。之前我在巴黎美院里的教授克莱门特·柯杰特Clément Cogitore的《仇恨谷Braguino》和我现在在Fresnoy的老师帕特里克·奇哈Patric Chiha的《夜色兄弟Brothers of the Night》做得也非常好。

正好昨天还跟他聊到《夜色兄弟》后半部分有一个镜头两兄弟在吵架，然后非专业的土耳其男妓跟摄像机背后一句都听不懂的帕特里克在互动，那样的默契，在游刃有余地配合导演。哇真的，对摄像机后的电影人来说真的是太感动了。

以上信息物料来自IDFA官方、导演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