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FA入围纪录片，一封写给母亲的情书

在2016年拍摄之初，我设想拍一个关于医院题材的影片，拍到2018年，我妈妈生病了，她是一位医生，也是影片中的一个人物，自从她生病以后，我就决定把我妈妈作为影片主人公进行拍摄。

因为拍摄内容发生了调整，所以主题就变为探讨“生老病死”。《我们在黑夜的海上》这个片名没有告诉大家影片具体是讲什么故事，我想传达给观众一个情绪上的感受。

我觉得拍其实不难，现在拿起手机就可以拍摄，大家都在拍，因为是拍摄家人，所以我想拍什么内容几乎都能拍到。我觉得困难点在于后期剪辑，有的时候我会纠结：我要把我拍到的东西都放进去吗？我要把这些很私密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吗？这对我来讲是比较有挑战的。

拍摄这部影片的素材也就50个小时，内容不多，我是一个不喜欢一直开机的人，我觉得影片的片长不取决于拍了多少素材，而取决于我要讲什么故事，影片应该有怎样的节奏。目前这部影片时长63分钟，我之前不想做短片，后来因为主题改变，去掉了很多社会观察的内容，就变成个人表达的作品。

我的后期剪辑经历了特别长的过程，刚开始非常痛苦，问题就在于如何取舍这两个主题：一个是关于医院的公共性议题，一个是关于个人情感表达的故事，其实这两个我都想讲。

我估计这部影片在成片前经历了上百个版本，我把影片发给老师、朋友们观看，接收到最多的反馈就是“这里面有两个视角”，一个是作为公共性的我去观察其他人，还有就是作为个人的我讲述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当时我找不到一个方法把这两个“我”结合起来，处于一个比较摇摆的状态，我不知道到底是一个记者拍了一个医院的影片，还是一个女儿拍了关于妈妈的影片。越是纠结犹豫就越焦虑，就离我想的内容越来越远，后来我剪了一个自己满意的版本，投了一圈电影节，几乎所有电影节都拒绝了，我非常心灰意冷，感到很抑郁。

之后我开始反思，我之前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感觉做影片应该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如果我只站在个人的角度讲自己的情绪，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没有关注这个社会，只纠结自己的小情小爱呢？我有这样的思想包袱，经历了那次挫折之后，我就劝自己不想那么多了，放下包袱，轻松地剪。后来我就想通了，我就是作为一个女儿，讲一个关于我妈妈的故事，不一定非要以记者的身份才能讲公共医学相关的议题。想明白这一点之后，剪辑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所以还是得过了自己内心的那一关。

之前剪不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人家很多导演年纪轻轻就获得了很多奖项，为什么我就剪不出来？我就安慰自己是那种“大器晚成”的人。现在我觉得30岁也没有什么，我的人生还有好几十年，做创作干嘛那么着急，我还可以创作很久。

这两个身份有共同之处，都是在观察人、理解人，但是我觉得记者这个职业更多是面向公众表达，面对社会议题的讨论和思考，注重客观中立的呈现；作者更侧重自我表达，分享比较主观的感受，所以这应该是两种思维方式。

身份的转变对我来说还挺有意思的，这也代表着我创作方式的转变。我之前不想跟别人介绍自己是个“艺术家”，我就说我是一名记者，这样显得更正常一点。但我现在认为承认自己是艺术家没什么，我接受这个身份。我所讲述的故事就是有一定的偏见，因为这个故事就是从我作为一个医生家属的视角讲述的，所以肯定是主观的感受，如果我以记者的身份来讲这个事情，我必须减少主观表达，我肯定要做各种各样的功课，尽可能客观中立地表达，但那个部分不是我擅长的，我喜欢有作者表达的内容，我现在更认可自己是一个艺术家的身份。

这部影片在2019年，入选第三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CNEX工作坊”。 我在工作坊学到很多东西，无论是通过讨论我的影片，还是观摩其他学员的影片，我都觉得收获颇丰。

通过工作坊，我认识了导师David，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联系，David又有智慧又温柔，他在业内有很高的声望，拿过很多奖项，但是他一点架子都没有，他会主动问我影片的进度，他看过影片的很多个版本，给我提过很多意见，他会很真诚地鼓励我、认可我，我特别感动。还有Ruby老师、钊维老师、钱孝贞老师、冯都老师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总之在工作坊有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交流环境。那一年和我一同参加的华伟成导演的影片（《神游乐园吟留别》点击查看详情 ）今年也入围IDFA，我们两个交流时就说，我们一同“入学”，然后又一起“毕业”。

今年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参加映后时，很多观众问我的问题都是“你现在和妈妈之间关系怎么样？”“怎样做一个好女儿？”然后我就像“人生导师”那样和大家交流，离场的时候还有观众找我要签名，或者跟我分享她的家庭故事，说完了之后还和我拥抱，这都让我很感动。

我认为创作影片有两种成就感，一种就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可以消化自己的某种孤独和痛苦的情绪，另一种就是当影片制作出来之后，会得到一些反馈，观众通过影片和我产生连接，通过观影获得疗愈，我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刚开始我觉得这部影片不是关注社会议题的内容，只是关注我自己的小情小怨，我也会自我批评，觉得这样的影片不应该拿到投资，那种关注社会议题的影片才应该被投资，后来我觉得如果我的影片可以治愈别人，也许这部纪录片是有一些价值的。

这部影片在2016年入选第七届CNEX 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 (CCDF-7)，在那里遇到了很多行业内的大咖，那时候我还是刚毕业的学生，这为我打开了入行的一扇大门，所以我还是很感恩的。

今年影片入围IDFA，我感觉这个过程就像一个圆，回到了最初的地方，又可以见到最初支持我的人。一切都很有缘分，也很圆满，非常感谢一路以来大家的陪伴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