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不会投降

5月14日，塔斯社报道了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的讲话：

俄方明确告知美方，莫斯科不会在乌克兰投降。

安大使此番表态是有背景的，原来事前美国向俄罗斯提出了展开谈判的三个条件：

1、停火；

2、撤军至2月24日之前的界线内；

3、要求俄方“为所作所为忏悔”。

或许是俄罗斯认为上述条件形同投降，故由大使做出上述表态。

在拒接美国条件的同时，俄罗斯猛攻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已逼迫大多数乌克兰武装出来做“体面投降”。

另一方面，乌军在哈尔科夫的反击和俄军北顿涅茨克的围歼战都在激烈进行中。

乌东战场远未到决出胜负的架势，泥潭状态的持久战似乎在所难免。

前几天推送过几篇军事话题的文章，读者朋友们各种留言见仁见智。

既然军事类话题争议比较大，那接下来本篇便抛开具体战况，从“克里姆林宫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普京为什么要把这场仗打到底。

根据笔者粗浅的理解，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的高层架构无非以下两种模式：

A．超然仲裁制

B．派系依托制

以俄罗斯为例。

模式A即普京的角色类似斯大林，可以超然于各派之上，拥有绝对的权威。

军方、政府、文宣、亲西派、强硬派等斗得不可开交，均需要普京来做仲裁。

普大帝一言九鼎，错而不错，具备几乎100%的决策权，是真正的“大帝”。

模式B则有所不同。

该模式下普京的角色会略微弱化，类似特朗普，身处两大派系之一。

假设克里姆林宫高层存在强硬派与温和派（亲西派）之争，那么普京长期以来应该属于强硬派的一员，类似特朗普与共和党的关系。

该模式下，普京或特朗普的权力稳固程度强烈依赖自己所在派系。

正如特朗普必须与麦康奈尔、彭斯等共和党大佬搞好关系一样；普京一方面是绍伊古等人的领导，一方面也得安抚支持自己的各方军头。

一旦众叛亲离，权势将陡然下降，甚至晚节不保。

简而言之，模式A情况下各种风云变幻此消彼长的是普京身下的“强硬派”与“温和派”；而模式B情况下则变成“以普京为首的强硬派”与“温和派”，普京身处其一。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普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呢？

答案应该更接近第二种，属于派系依托制下的强势领导人。

不同于苏联时代对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今天俄罗斯国内批评政府的声音很多。

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公然向普京叫板的场面历历在目（判刑几年后流亡海外），甚至还有俄退役将领上公开电视节目对出兵乌克兰的决策指指点点。

这些场景放在苏联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哪个苏联商人敢叫板斯大林？

坊间趣闻，1956年赫鲁晓夫做秘密报时，台下曾有人递上去小纸条，上面写着：

“当初你就在斯大林身边，为什么不纠正他呢？”

主席台上的赫鲁晓夫一边读着纸条上的话，一边变脸厉声道：

“这是谁写的纸条？给我出来！”

台下鸦雀无声。

过了几秒钟，赫鲁晓夫恢复正常语气：

“知道为什么了吧。”

一方面今天俄罗斯国内的氛围与苏联时期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制度上普京是要经过全民选举的。

2012年普京第三任期大选时得票率为63.6%，排名第二的是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17%）。

2018年第四任期大选时得票率为76.7％，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还是来自俄罗斯共产党，为格鲁季宁（11.8%）。

尽管连任压力不大，但选举毕竟是一个候选人面对民众公开攻讦的场合，普京或多或少需要拿一些政绩出来。

内政方面不多说了，俄罗斯人民这些年过得紧紧巴巴。

如果外交层面普京再拿不回来分，对内很难做交代的。

其实大家从普京长期以来塑造的各种形象中也能窥探一二，他有那么一点个人包装和讨好选民的感觉，与苏联领导人高高在上的形象并不一样。

还有一点很重要——克里米亚事件的政治影响。

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事件中，关于普京的态度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他亲自参与决策的；另一种是一线俄军将领临机决断，普京见木已成舟便默许下来。

但不管怎样，事后普京主动认领了功劳，将拿下克里米亚作为自己的一项重大政绩来宣传。

如果后一种说法属实，那么相当于俄国内的强硬派献上“大礼包”将普京彻底绑上车，完成站队。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克里米亚事件在增强普京统治力的同时，也无形中增大了其政策转向难度。

超然仲裁制下，领导人对于战争的操作空间相对较大。

以斯大林为例，众所周知，他在苏德战争初期判断严重失误；苏军损失惨重，大片国土沦陷。

然而即使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仍然保持着绝对权威，克里姆林宫内几乎没有任何杂音（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1945年的德国）。

权势之盛，令人瞠目。

与斯大林巨大的容错空间不同，普京的退路十分有限。

随着俄乌战争形势的变化，俄罗斯国内强硬派声望受挫，亲西派跃跃欲试。

此时与其说泽连斯基和拜登是普京的敌人，不如说更可怕的敌人在宫墙之内。

1962年，面对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表现出的颓势，他在苏联国内的反对者们暗中窃喜；各派势力迅速形成统一的“倒赫联盟”，积极筹划政变。

真是应了蒋介石的那句话：

“共产党是皮肤病，擦擦药就好了；白崇禧是心脏病，随时要我的命。”

更进一步，易时易地而处。

大家能想象今天乌军杀入俄罗斯境内直逼莫斯科，普京会面临怎样大的倒阁压力吗？俄罗斯民众会像当初支持斯大林一样支持普京吗？

这些都是大大的问号，恐怕普京本人都心生忌惮。

模式B情况下，乌克兰战争其实成了普京与强硬派的“华山天险一条路”。

进，赢了便有生机。

退，背后是万丈深渊——尼古拉二世和赫鲁晓夫的前车之鉴摆在面前。

本篇后半段，试着将逻辑链升华一下，以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通过前面的介绍相信大家都能体会到，仅从战事主导者个人的角度，超然仲裁制是优于派系依托制的。

后一种模式下，战事进展得顺利自然皆大欢喜，民调蹿升；一旦出现幺蛾子，很容易祸起萧墙。

放眼地球村，普京算得上是政治强人了，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也并非走到失败那一步，只能说不及预期的顺利。

但尽管如此，普大帝仍承受着巨大压力，两个月间头发骤白，不少西方媒体甚至还做了其“身体姿势”和“面部微表情”的分析。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发动战争的是美国拜登，仗打成这样估计早就被共和党骂得狗血淋头。

什么2022中期选举、2024总统大选，都不用想了。

正因如此，派系依托制下领导人对于战争的态度会更加谨慎，一着不慎容易满盘皆输。

搞不好“弃车保帅”，自己被打倒在地当个替罪羊。

换你去当美国总统，也只愿意打必胜的仗——赢了是国家的，输了是自己的。

像闪击法国、巴巴罗萨这种赌博式的战争，通常只会发生在A象限国家。

与古代可以下“罪己诏”的皇帝不同，现代政治中，除个别特殊历史背景下诞生的领袖，政治人物往往达不到超然仲裁的权力高度。

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无法自己否定自己。

以美国为例，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不会发生小布什任期内，小布什要做的就是干到底。

同样，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1988~1990年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都是在完成最高人事更迭后才执行的。

让勃列日涅夫和黎笋去主导是不现实的，再苦也只能硬挺着。

事情都存在正反两面。

反过来看，如果某个政权有执行强硬外交政策的念头，很多时候会选择往超然仲裁制上去靠拢。

这样于私可以预防最坏的结果，于公则可以为随时纠错保留余地。

逻辑与《汉武帝晚年回忆》中最后部分的解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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