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很多人被困在居住地，无法出门旅行，好在寒冬即将过去，人们又能去看诗和远方了。说到这里，你能回忆起上一次旅行的细节吗？哪次旅行令你印象最为深刻？
1980年代，美国人林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留学，在这期间他畅游中国，因为时代背景和外国人的身份，他曾被捕18次，出过车祸、被藏獒追、写过检讨，可他从未因此感到过不安，相反，他认为这些经历都是「荣誉的勋章」。他的旅程并不轻松，但他因此打破了「沉溺并满足于平凡无趣的人生」的恐惧。这种恐惧同样埋藏在当下许多人的心中。
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我们分享林登中国之旅的一部分故事给大家，他的描述生动有趣，充满细节，读完之后，或许你会获得勇气，直面内心的某些恐惧。
书名：《寻乡中国》
作者：[美]布莱恩·林登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1984年上半年，在我同意到北京学习中文之后，就不断听到这个问题。对全球化的世界而言，中国是一个后来者：一个由沉闷的群众构成的隐世之国。在沃尔顿书店的那个夜晩，我看了数十本旅游书籍，但没有一本介绍中国。然而，不到一年后，我来到了这个我在地图上仍然无法定位的国家。为什么是中国？对于一个想要改变自己生活的年轻人来说，更恰当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不是中国？
在东北伊利诺伊大学读夜校时，政治科学系外有一间几乎被闲置的国际事务办公室，我偶然瞥到这间办公室外公告板上挂着的一张海报。展板上布满了五颜六色的各国招生广告，赏心悦目的学生欢笑着嬉戏在异国他乡，每个国家都试图吸引更多目光。然而，其中有一张海报没有任何图片，只有简单的黑白文字信息，在展板上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海报的底部装饰着一打左右的窄纸条，就像一条完整的带着毛边的夏威夷草裙，上面标着姓名和电话号码。还没有人撕过纸条，但是因为之前与芝加哥大学教授有过关于中国的谈话，我对这个消息很感兴趣。我没有撕下海报上的纸条，而是把名字和电话号码抄进笔记本，然后继续去上课了。准备考试期间，我偶然翻到了笔记本上关于中国留学的信息。当时我和祖母一起住在芝加哥西北部，我请她同意我打一个长途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一位女士接听了电话：「您好，这里是中国大使馆……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我惊异于她的声音如此清晰，仿佛从隔壁传来一样——那是一种现在的年轻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奇妙感受。「下午好，我是从芝加哥打来的，想咨询一下去北京的学习机会。」我能听到她那边翻阅文件的声音，她问我是不是美国公民。「是的，」我回答，「我出生在美国，从未离开过芝加哥。」这位女士解释说，中国教育部提供的奖学金足以支付中国一流的国际研究院——北京语言学院（即今北京语言大学）的学费和食宿费。她同意给我寄一份申请表。几个星期后，我忐忑不安地递交了申请。我以为中国不会对一个需要助学金的夜校生兼地毯清洁工感兴趣的。芝加哥有史以来最冷的一个圣诞节就这样过去了，我满心担忧地思考5月份拿到学士学位后该做什么。没有钱也没有信心继续攻读研究生，我越来越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很可能会继续从事现在正在做的工作——清洁地毯——只不过花更多的时间去做而已。1984年初，当我和祖母一起看《巴纳比・琼斯》的重播时来了一通电话，她费了好大劲才听懂。祖母把电话递给我，然后将注意力又转移到了巴迪•埃布森身上。我惊讶地发现，打来电话的女士正是几个月前跟我交谈过的那位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她先是问我近来过得如何，然后自豪地邀请我到中国留学。我已经获得了奖学金，她想向我表示祝贺。我很困惑，立刻问道：「我是如何获得奖学金的？难道没有其他人申请吗？」她笑着说，他们收到了很多申请，大使馆最终选择了五名学生。「你们为什么选择我？」我又问了一遍，「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你们确定选对人了吗？」她被我的问题逗乐了，「布莱恩，我们选择你是因为你是一个劳动者，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分子。你可以从这个机会中获益最多。你的申请书（我将之称为《我为寻找美国梦而挣扎》）感动了使馆中的每个人。我们愿意给你一个机会，一个新的起点。」「那位女士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祖母很难听懂任何不带波兰口音的英语。我告诉她中国政府给了我奖学金去北京学习。不安使她的神情黯淡下来，她说：「哦，你不会去的，对吗？」我看着闪烁不定的黑白电视屏说：「我当然要去。」祖母神情复杂地转向「巴纳比」，无比怜惜地问我晩餐想吃什么。随后她呷着马天尼，一如既往地开始追剧。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祖母对外部世界的漠不关心，具象化了我最大的恐惧：沉溺并满足于平凡无趣的人生。那天晩上，我带着兴奋的微笑洗了餐盘；自那以后，笑容便再未从我的脸上消失。1984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3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统计数据，95%的中国人生活在每天不足2美元的世界贫困线之下。美国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大使馆却告诉我，他们将为一个需要帮助的美国青年提供教育资助。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我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尽管当时的我并不清楚无产阶级的确切含义，但我接受了这个邀请，并开始计划一段新的人生旅程。我从来没有任何一次纯粹放松的旅行。事实上，在旅行结束后，我通常需要时间恢复。早期的中国游客也受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启发。这个理念源自中国书画家董其昌对中国书画美学的批判性思考：「气韵生动。」（董其昌强调创作中的灵动气韵是无处可学的，即便真的可以习得，那也一定不是单纯拘泥于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去行万里路，去认识自然，了解社会，在田野实践中学习。）它（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强调了人们可以从艰苦的旅行中获得智慧。我在20世纪80年代曾被逮捕过18次，当时我正试图探索中国的广袤大地。我知道每次都是我不对，但我还是继续要求通融，希望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个国家。当时，中国农村地区没有电脑，没有传真，甚至连电话都没有。因此，我被捕的唯一记录就是全国各地档案柜里的纸片。我的错误在于涉足了禁止旅行的区域，尤其是作为一个外国人。这18次被捕的经历，没有一次是令人不安或不愉快的。我现在把它们当成荣誉徽章佩戴。当时的中国堪称地理意义上的「黑洞」，我会在王府井的新华书店，花几个小时仔细阅读关于中国的书籍。就在这家当时中国最大的书店入口的右侧，悬挂着革命领袖的大幅肖像：毛泽东、列宁、马克思、恩格斯和斯大林。海报下面，有一个摆满了旅行指南的专区。这些书籍都有着忧郁的黑白色调和冷静的装帧布局。我会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翻看一张张瀑布或山峰的照片，并阅读所配的汉字。通常，我需要逐字查阅汉英辞典来弄懂它们的意思——我所「仰仗」的那本汉英词典就购自这家书店的二楼。离开书店的时候，我往往只携带一处新获知的地名，一座城市，一个省份或一处山脉。回到宿舍后，我会在那张如墙壁一样大小的地图上规划自己的下一次冒险。就像我在东北伊利诺伊大学的那本笔记一样，我脑海中满是那些尚未被探索的地名。我彻夜不眠地想着那些交错的铁路、公交车站，以及如何越过公共安全的限制。很多时候，这些线路更像是杰克逊-波洛克的抽象表现主义画作，而不是我所希望的蒙德里安式的确定性。作为一个外国居民，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都必须通过申请才能离开北京。负责外国留学生旅行事务的公安外事办公室位于紫禁城的东边，是一个破败的清代四合院，如今被改造成了政府办公单位。四合院中有一个粗糙简陋的厕所，小便池面朝紫禁城的护城河，称得上是北京最美丽的便池之一，至少对男人来说是如此。每次旅行都像是一场国际象棋比赛：我试图穿越整个中国，因为想去的那些更有价值的地方都地处偏远。一些城市是开放的，比如西安、上海、桂林和广州。然而，大多数地区却并非如此。去探访有待开发地区的方法，就是先前往开放的城市，然后偷偷从那里继续辗转前进。偶尔，某位偏远省会的派出所民警，可能会不小心批准某人去拉萨或喀什这样的城市旅行。这个消息会传到其他留学生和旅行者那里，其中一些人会赶到那个外事办公室，想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获得旅行许可。然而，当我们到达时，官员们会意识到他们之前的失误，拒绝发放进一步的旅行许可。当你坐了20到50个小时的火车到达西宁或贵阳的外事办，申请盖章却被拒绝，是非常令人沮丧的，这让返回北京的归途变得更不舒适。当时中国国内的旅游市场尚未成型。走南闯北的商人并不常见，只有一小部分酒店（或者叫招待所？）为来访的政府干部提供服务。总的来说，很少有人为了消遣而旅行。旅店通常不提供房间钥匙，服务人员不敲门就能进入房间，热水、卫生纸和毛巾通常要分三次才能送全。浴室位于大厅的尽头，由10—20个客房共用。冬天的温度不稳定，房间没有空调，窗户上没有纱窗，一年中有6个月都能见到「好客」的蚊子。抵达一座开放的城市后，我会去汽车站买一张车票，去尚未开放的景点。偶尔，店员会要求查看我的旅行许可证。由于无法出示相关证件，他们会要求我离开。然后我会设法找个卡车司机，他们聚集在城郊附近的简陋宾馆里；或者在离开车站后等待非法载客的「小巴」。大多数司机看到一个孤独无助的外国人时，都会好奇地停下来，但尴尬的是，他们并不会让我搭便车。现在，我隔着半生回顾那些褪色的照片和泛黄的日记，那些自己第一次探索中国的记录。我很难记起故事中的诸多细节，常常发现过去的自己就像是个陌生人，为自己那时的青春与天真感到惊讶。但每一段回忆都影响了接下来的故事。这些记忆的碎片就像拼图一样，创造了一个远未完成的终生使命。回顾过去的乐趣在于，意识到还有多少事物有待探索。我在日出前醒来，步行6公里到达了天葬地点。西藏人相信，人死之后尸体只不过是一个空的容器。由于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都是岩石，无法进行土葬，而且树木稀少，也很难进行火葬，天葬为死者提供了一种最慷慨的布施。走到大约一半的时候，我从沿途小路的阴影中听到凶恶的咆哮。天还没亮，我又没有带手电。我不清楚这咆哮声是否来自普通的看家犬（最有可能是具有攻击性的藏獒），也分不清它们是被拴在门口，还是在墙后的宅院中。进入一个狭窄的区域，我看到四五只没拴着的狗挡住了前方约二十米的路。我和群狗之间，有一间木头屋顶已经坍塌的夯土小屋。我立刻跑向倒塌的土屋，进去后立刻关上了摇摇欲坠的木门。狗群追着我跑过来，开始不断地扑门，喉咙里发出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低吼。我用倒塌的房梁顶住门，躲进了土房的里面。这个小土屋看起来曾是一家小卖部。墙上挂满了褪色的日历和商品海报。柜台上方有一扇木窗，能看到外面的小路。透过两块残缺木板间的裂隙，我可以看到外面的狗。15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狗还一动不动地守在门口。就在那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狗停止了吠叫，沿着小路向前跑了。我透过残破的木窗，看到一个人经过了我的避难所。我用中文喊道：「你能帮帮我吗？」他环顾四周，想知道这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我把手伸出窗外试图吸引他的注意，「我是一个外国人，狗想吃我！」我用我基本的中文说，「我该怎么办？」那人透过窗户看了我一眼，微笑着说：「你在里面干什么？那家商店几年前就关门了。」这个男人一手拿着念珠，一手转着转经筒。他对我说：「狗回家了……别担心。」我拆掉了顶住门的木梁，打开门，见到了强巴喇嘛。他没有离开，而是和我一起进了避难所，开始和我聊天。「我从前住在前面山上的寺庙里，大约三十年前搬到了拉萨。现在我每周仍然会徒步去寺庙一次，」他解释说，「但我从来没有在这条路上遇到过外国人。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强巴喇嘛今年65岁。他今天身穿一件破破烂烂的「初巴」传统的藏族长袍，下身搭配着羊毛长裤和熨烫过的长筒毡靴。我告诉他：「我想去看天葬。」并给他看了德臣为我写的汉字和藏文。他拉着我的手，带我上了山。我起初犹豫了一下，担心那些狗会再次出现，但他笑了，将手放在我的心口，用英语说：「Be peace（保持平静）。」于是，我沉默着继续往前走。强巴喇嘛带我去了他从前修行的喇嘛庙。大经堂里的法坛上有一些未完成的新佛像。强巴喇嘛用手语告诉我他正在帮助重建这些唐卡。他示意我坐在法坛旁边，然后消失在房间后面的一扇门里。几分钟后，他拿出茶壶和杯子，为我们俩倒了些热茶。强巴喇嘛拿起一些小工具，开始画其中一幅佛像。我给他续了些茶。整个上午我们都坐在一起。随后，我陪他在和煦的阳光下回了拉萨。回到旅馆，我拿出100元人民币，递给强巴喇嘛。我用手语表达了我想为他的寺庙做一点贡献的愿望。他一开始很生气，停下脚步，指着我的心说「平静」。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终于同意接受了我微薄的捐赠。我们用温暖的「阿弥陀佛」互相告别，他缓缓地离去了。过了一两分钟，他转过身对我喊道：「请等一下。」我看到他在舔他的右手臂和手腕。我的第一反应：「他是不是被蜜蜂蜇了？」我有些担心，赶紧朝他的方向走去。他好像在和右手腕上的什么东西较着劲，不断用左手拉着，还把右胳膊放回嘴里继续舔。他宽慰地笑了笑，从「初巴」长袍里抽出一只厚厚的象牙手镯。这只手镯他已经戴了几十年了，他舔手臂就是为了帮助手镯从手上顺利滑脱。他用双手托着手镯，将它递给了我。「我愿意送给你，希望你会记得我。」他回答道，「今天的狗吓到你了，但是现在你的心已经平静多了。这就是佛的精神。请不要忘记。」他抓住我的右手，开始把手镯滑到我的手腕上。我比他重，所以要使劲推。我们问附近的一家餐馆是否可以要一些食用油，他把油涂在了我的手上。终于，它滑到了我的手腕上。我们都大笑起来。从左至右，从上到下依次是：松潘古城外的西藏男孩、西藏男子与孩子、西藏家庭、西藏人打台球。这几天天气一直不错，昨天早上，我开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吉普车经过了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让外国司机调头进入邻省河北的警示。我想驱车500公里去河南探访殷墟所在地——古都安阳。从北京向南行驶了大约90分钟后，我遇到了一个热闹的马市。我停好吉普车，拿出一台专业摄像机。拍卖会上到处都是营养不良的马匹和骡子，主人把它们拉出来供数百名农民挑选。农民们从一个动物转到另一个动物，后面跟着一群狂吠的狗和无畏的小猪。买主们都在说这些动物的健康状况不佳，他们大喊:「这匹马活不过一年！」「那头骡子牙都没了！」他们总是嫌卖家要价太高，而卖家则寸步不让，抬起马匹的蹄子，掰开骡子的嘴巴，露出所谓的完美牙齿。这个动作很有感染力，我放下雷锋帽的护耳遮住脸，掀起军装外套的毛领，试图融入人群之中。不幸的是，我的身高和摄影机的尺寸太过显眼，有外国人出现的消息在人群中不胫而走。潜在的买主们很快就将更多注意力从拍卖会转移到了我身上。这让卖家有些恼火，开始更卖力地美化叫卖的说辞。甚至连猪和狗都很好奇，试图挤过蜂拥而至的人群，看看究竟是什么扰乱了卖家一天的苦心。我被农民们包围着，其中最近的一个站在离我不到3厘米远的地方，其余的围观人群至少向外辐射了半米远。他们只是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主人们把好奇围观的动物叫了回去，因为失去了拍卖的大好势头而倍感失望。农民们没有让步。最后，一个年纪最大的男人对我说：「你是苏联人吗？」他问，并告诉周围的人说我一定是苏联人。那人把我的国籍告诉了围观群众，关于我是美国人的回声一浪高过一浪地压过了卖家们的叫卖声。「你来我们村里干什么？我们这儿没什么可看的。」一个人问道。我告诉他们，我正开车从北京去安阳，想去他们的村子里看看。农民们非常高兴，护送我穿过镇上脏乱的街道，并向我展示了他们的村委会，还有他们扫盲补习文化课的地方。叫卖的商贩们意识到他们失去了潜在的主顾，很快也开始跟着人群移动。除了好奇地尾随人群的小猪外，其他动物都被留在了集市上。在一户村民家吃过午饭后，我离开了马市，继续往南行驶。车开到河北省省会石家庄附近时，我意识到汽油快用完了。我随身带着汽油券和粮票，这些在大城市以外的地方依然很常用，但我却找不到加油站。在北京，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能让外国人购买汽油。而在农村，这种地方似乎根本不存在。在路上，我问一个卖菜的小贩——他可能还在谈论那个开着老式军用吉普车的疯狂高个子外国人——是否知道在哪里能买到汽油。他指着一个大院的方向。大门是敞开的，所以我开车进去找加油泵，但很快发现根本就没有。因为村子里的汽油是用塑料桶分发的。我走进一幢水泥建筑天真地寻求帮助，受到了一群面带惊讶和担忧的民警及干部的欢迎。当我在办公室里等候时，他们指了指北京的方向，互相敬着烟，拍着后背，热烈地交谈着，欢迎村民们的到来，甚至包括卖菜的小贩。所有人都对他们中间的这个老外感到好奇。一两个小时后，官员们回来了，跟我说我犯了错误，让我写一封自我检查。我用英语写了一份，然后他们便邀请我留下来一起吃晩饭。办公大院里没有多少汽油，他们给我的汽油只够我开4个小时的车回北京。晩饭是在老年人活动中心吃的，中间穿插着许多当地廉价的高粱酒和祝酒词。全村的男女老幼都参加了进来：小孩们钻到我的凳子下面，试图把我的鞋带绑在一起；年长些的男人们摸着我的头发，捏着我肩膀和胳膊上的肌肉；女士们穿戴着随处可见的红军帽和人民装，往我的酒杯里倒满烈酒。在整个晩餐过程中，有个30多岁的男人一直坐在我身边，却始终滴酒未沾。当我与周围的人为中国和美国干杯时，他微笑着，但一口没动。频频敬酒时，他在我耳边低声讲述了他的故事。他从十几岁开始酗酒，直到两年前才戒掉。但他母亲仍不放心，时刻紧盯着他，他母亲就坐在隔壁桌。听了他的故事之后，我才注意到有个老太太是多么专注地盯着她的儿子。那个男人让我和他母亲聊聊他酗酒的问题。他把我拉到邻桌，介绍说我以前也是个「酒鬼」（「酒鬼」就是嗜酒成瘾者——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说）。他告诉他的母亲，我可以客观地证明他是清白的，因为我之前也有酗酒的毛病。他对母亲说，他不希望母亲为了防止他酒瘾复发，随时随地都跟着他。他担心自己之前的抗争会带给母亲太大压力。我告诉他母亲，我的家族中从前也有人酗酒，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支持他，而不是批评他。我还想再跟她说几句，至少告诉她，我觉得和她这样分享自己的隐私有点儿尴尬，因为我和她儿子才刚刚认识。但还没等开口，我就被喝酒的人群又拉回了原来的桌子。接下来的五分钟里，这个曾经的酒鬼试图说服他的母亲，我的证词可以证明他的清白。他母亲看着我这个22岁的外国小伙子狼吞虎咽地喝着二锅头——显然，她不认为我是评判她儿子问题的最佳人选。晩餐8点左右才结束，官员们微笑着向人群宣布我必须回去了。我们一步三晃地走回到吉普车旁。考虑到晩餐期间摄入的酒精量，我本以为自己会在村里过夜。然而，人群送了我一盒香烟，一塑料瓶白酒，还有一些晩餐吃剩的饺子。一些小孩子试图躲在吉普车后座上，我花了15分钟才把他们礼貌地请了下去。我在没有灯光的乡间小路上开车回家，摇下车窗（吹吹冷风），经常开关车头灯迫使自己保持清醒，凌晨3点才终于回到北京。我吐了，然后倒在床上，希望晩餐时认识的朋友能从我说的而不是我做的事情中得到启示。当然，安阳还得再找机会去。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旅行需要一种浪漫主义精神。这块大陆从北京向北、向南、向西延伸数千公里，但旅行者对于这片广袤大地上的现实几乎一无所知。地图和旅游指南上只有部分省会城市的介绍，偶尔也能读到一些神圣的山脉或古老的寺庙，但更让我兴奋的是它们之间的「未知地带」，这种对于未知世界的渴望会泛起一阵阵不安的涟漪。像许多旅行者一样，我也会被未知和潜在的危险所吸引，但正是这种隐约的不安感让每次出发都变得非常困难。爱尔兰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眺望汹涌浩瀚的大海时描述了一种类似的情绪。就像一个准备离港远航的水手，不可逆转地前往未知之地总是会令我不安，使我在恐惧和期待中辗转难眠。为了挑战自己，我勇敢地选择了最偏远的目的地和最艰难的路线。
我年轻时在美国的不安全感在中国的偏远地区被治愈了，我变成了一个更加自信和睿智的人。直至今天，我仍对未知事物怀有敬畏之心。伯克认为，当美与恐惧联系在一起时，人们对美的欣赏是发自内心的。恐惧是一种比快乐更强大的情感。我同意伯克的观点：我最难忘的旅行总是与失误和不适相伴，这些都对我的身心构成了挑战。每一个旅行者都希望，这些令人骄傲的旅程，能够成为自身无畏精神的证明。每次出发前，情绪的大起大落都会成为我旅行的前奏。旅行中所蕴含的真实的甚至常常是想象出来的风险，解释了为什么亚洲传统观念中因果报应的观念，会成为一个人的求生寄托。在行者的世界里，因果业力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不成文的戒律。当我们陷入绝望的深渊时，我们的备用降落伞就会派上用场。在我的整个旅行过程中，我一直依靠下列建议的帮助来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在到访过100个国家之后，我仍然认为这些建议非常值得参考：虽然周游世界的旅行经历已经改变了我，但我仍然为自己是美国的文化大使而感到自豪。凭借耐心和沉着的社交，我解决了旅途中不可避免的困难。我见过太多丑陋的旅行者，他们在自负和权力的伪装下显得可悲。我渴望成为一个更体贴的旅行者。很多旅行者常在旅途中计较花了多少钱，而我却将旅行视为教育，旅行开销等同于学费支出。我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同时学习，而且经常从消极的体验中收获更多，同时诚恳地欣赏积极的一面。我偶尔也会被欺骗，却从来没有把被骗经历当成私人恩怨。我愿意将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当作是学习的一部分，就像我父母在古董市场买错东西一样。我看到许多外国游客为了1美元与出租车和三轮、「摩的」司机争执不休，还有一些人在购买当地村民的手工制品时厚着脸皮佯装离开，就为了节省几美分。这些游客匆匆回到豪华酒店后，却毫不犹豫地在附近的星巴克买5美元一杯的咖啡。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我的旅程不可能成功。然而，并非所有形式的旅行都需要本地社区的支持。对于很多旅行者来说，当地人或许只是用来倒饮料和打扫房间的临时「工具」。我关注的是当地的人与文化，而不是旅行中的奢侈和便利。我从不讨价还价。如果我觉得自己被多收了钱，我会不带任何不悦，友好地走开。如果价格对我来说很公道，我则乐于支付卖家要求的一口价。其他的旅行者看到我同意照价购买，会替我跟卖家讲价。我通常会告诉双方，我还是会按卖家最初的要价付款，这引起了那些试图帮助我的旅行者的同情和鄙夷。顺便说一句，与其浪费半小时的精力和虚情假意来讲价，就为了节省1美元，我丝毫不介意多花一点钱。我相信在99%的情况下，我所多付的钱对于卖家来说比对我自己更有帮助。我在中国的出租车上也做过同样的事情。我和司机同车而行20—30分钟，有时或许更长。的哥们时常分享他们的家庭愿望和故事。虽然他们从来不要求小费，但我总会多付一些。这是一种小小的感谢。额外支付小费并没有让我变得贫穷，相反，这是对司机本人、职业精神和沿途交谈的一种尊重。也许我在40年的旅行中，多付了几百美元。但我从来没有被偷过东西，也没有受过任何人身威胁。因为这些旅程，我交了许多的朋友，并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也许这就是因果循环的本质，即一个人可以从自己的日常善行中获益。通过这种尊重和善意，我从旅行中收获了学校老师从未给予过的教育，陌生人的世界确保了我的人身安全和情感成长。如果你的目标是省钱，那就待在家里吧……这样更便宜。无论是步行、客车还是火车，我们都应该好好欣赏和体验旅行的沿途风景。飞机出行减少了旅行的乐趣，而且每次体验都一样的成功旅行的定义就是安全着陆，没有晕机，或者得到了额外的零食。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作弊行为（这不能算是真正的旅行）。相反，火车和客车旅行鼓励你去和邻座的人交谈，启发你的思考，为你从熟悉到陌生世界的转换提供缓冲。在旅途中，每当别人在睡觉或是看手机视频时，我总是看着窗外的风景，在事先印刻在脑海中的地图上追寻自己的旅行路线，期待着即将到来的上坡、下坡和穿越河流。我曾在火车上度过了250多个夜晩，其中约有200个是在中国（通常是硬座或硬卧）。大部分的旅行我都记得——和我交谈过的人，路过的风景，入睡前读过的书。这样的夜晩大多并不舒适，但不同于那些同质化的飞行体验，它们仍然流淌在我的记忆中。当我们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时，会感受到一种时空的连续性，一种获准进入未知世界的特权感。与飞机降落之后出现在机舱外的冰冷景色不同，这种时空的连续性会让目的地因此而变得更有意义。
当经由陆地长途跋涉抵达目的地时，每一个目标就像是一个遥远的邻居或朋友。如同和爱人做爱的前戏一样，旅途中的用心渲染会令随之而来的情感体验变得更加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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