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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性消费没有来

报复性消费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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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酷玩实验室(coollabs)


最近我在视频平台上,看到许多网友晒出自己去商场、街区的实拍。


在这些视频中,许多知名的大型商场空空荡荡,商场只剩下服务人员,顾客不见踪影,一些商铺更是直接停业。



在视频的评论区,不乏带着怒气的质问,“不是说放开了,大家就能赚钱花钱了?现在放开了,人呢?”


也有稍微冷静些的评论,“现在大家是因为害怕阳了不敢出门,但是等到一两个月后,大概也不会好,因为都没钱了。”


2020年4月,疫情最严重的武汉,状况已经趋于平稳,即将迎来解封。当时就有许多分析认为,疫情结束后,会迎来报复性消费的机遇。


理由是,当年非典疫情结束后,曾经有过一股报复性消费浪潮。


对疫情中受到冲击的经济来说,这种报复性消费是一个得以补偿的机会。

但是如今真的“放开”了,报复性消费却没有来。


网上“人们已经没钱了,放开了经济也不行了”的说法,以及身边亲朋好友一个个阳了的消息,让人感觉十分负面。


可是,为什么当时的中国能快速摆脱非典疫情,并在此后一路走到今天?


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中国GDP总量为1.4万亿美元,不到2021年的8%,也不到2021年印度GDP的一半。


人均GDP才首次突破了1000美元,比此次世界杯中一鸣惊人的北非小国摩洛哥还少了500美元左右。


在世界银行的统计排名中,当时中国人均GDP在全球20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128位,跟叙利亚、埃及、菲律宾、刚果等国家差不多。


根据《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2003年全国执业(及助理)医师186.6万人,护士126.6万人,总计313.2万人,刚过2021年医护人员数量930.5万人的三分之一。


无论从经济的发展看,还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看,当时的中国都十分落后。


为什么二十年过去,我们比以前富裕了很多,科技水平、医疗水平都有了巨大的提升,却似乎被新冠疫情打蔫儿了一样,对未来失去了信心?


我不甘心的开始查找各种当时的记录:当时的人们到底做了什么,才从非典阴影中走出来的?真的是因为报复性消费吗?当下报复性消费没有迹象,说明经济真的要凉?



01


即便在被新冠疫情反复折腾了三年后,我们仍然很难体会到二十年前国人经历非典时的恐慌情绪。


二十年前,全国网民数量还不到5%,拥有计算机的家庭平均不到10%,网络传播远不如当下这般发达。


那时,人与人之间传播信息的主流渠道,是现今已沦落为验证码接收器的短信。


2003年3月29日,一条短信在全国被疯狂转发: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站(CNN)3月28日(北京时间3月29日上午)报道,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出席洛杉矶的一个慈善活动时遭到暗杀并死亡。”


很快,另一条充满阴谋论意味的短信也传播开来:“大约半个小时后,不知何故CNN网站又将此新闻稿撤除。”



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迅速将消息挂上了首页。上海一家电视台甚至通过滚动字幕报道了此事。


全国无数人停下了手上的工作,和身边的人展开激烈讨论,随即投入转发短信的大潮中。当时有媒体评论到,“这则谣言的轰动效果一点不亚于美国对伊开战!”


但后来再看,盖茨遇刺的谣言短信,与当时非典短信的影响力一比还是自叹不如。


从2月份春节后,关于“广东发生了一种怪病”的猜测与传言,随着春运从广东传到全国。又通过短信传播开,短短几天时间就在全国掀起了抢购物资的风潮。


这些短信有些是亲人朋友之间的提醒,但更多时候则是转发的谣言:


“熏醋、喝板蓝根可以防非典”,“盐水有杀毒作用,补碘可以防非典”,还有更离谱的“放鞭炮可以有效治疗非典”。


一时间,全国有14个省鞭炮卖到脱销;家家户户都弥漫着醋味,白醋涨价到1000元一瓶;板蓝根年产量从百吨级暴涨至万吨级,就此成为国民“万能神药”;而非典过去十年后,网上还有人发帖问,当年买的盐过期了还能不能吃?



恐惧源自未知,人们都在猜,“广东省的怪病”到底由什么造成?


此时,距离广东省河源市在12月15日确诊第一例病患已经过去数月,而人们迟迟不能确定造成非典的病原体是什么。


一开始,广东省的短信中流传着一种说法,“非典就是禽流感”。


这种猜测导致医药代表宣传“能治禽流感”的感冒药“达菲”,省内月销量从1000盒飙升至10万盒。


到了2月中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在两份死亡病例的肺部标本中发现了衣原体,已经基本确定病原为衣原体。


“国家已经确认了,非典是衣原体感染,抗生素可以治疗”的短信又传播开来,导致抗生素卖到脱销。


但是3月份,一位工程院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国家疾控中心的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表达了“属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的看法。


作为最早接触感染者的医学专家,迎战非典的他已经针对衣原体进行过疗法的实验,证明没有效果。这位院士就是后来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在3月5日,“两会”开幕式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钟南山表达了对非典的担忧,呼吁国人重视起来,做好预防。


在“病毒引起”成为医学界共识后,另一个问题还悬在民众头顶,“到底死了多少人?会死多少人?”



几乎所有的谣言短信都声称,“感染了非典没得治,死亡率接近100%”。


一直到3月28日,世卫组织才首次公布了确诊人数、死亡人数以及传播途径。通过构建数学模型,世卫组织的医学专家推测,非典的致死率应该在14%到15%之间。


面对这个数字,人们高兴不起来。


因为造成全球数亿人死亡的天花,据推测致死率为20%左右。相较之下,非典的致死率在传染病界的可怕程度不容小觑。


03年4月,中国开始与世卫组织展开全面合作,政府把防疫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全国正式进入抗击非典的“战时状态”。


此后,媒体开始加大报道力度,对非典进行集中辟谣。


但在短信中,恐慌仍快速蔓延。


“北京今晚飞机撒药”,“北京明天运送非典病人,大气空气充满病毒”,“北京明日封城”等各种消息,仍在被人们用短信疯狂转发。


到了5月份,移动的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全国短信的日发送量比以往激增了300万条,全年有望突破2000亿条。


这位工作人员称,“非典创造的‘短信商机’可以和奥运会、伊拉克战争期间相提并论。”


当时人们恐慌情绪,在二十年后的互联网上已经难觅踪迹,但暴涨的短信数量,把当时兵荒马乱的社会心理展现了出来。



02


其实,非典疫情比较严重的广东和北京两地之外,全国大多数省份的总确诊人数不到10个。这个数字对于已经经历了三年新冠的国人来说,甚至上不了一次热搜。


然而,对当时的人来说,非典疫情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并不像如今回头看时那么轻描淡写。


在此期间,全国许多大学宣布封校,学生不得随意出入。中小学则进行停课,绝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像近三年的“全城静默”,但大街上已是一片萧瑟,人们纷纷选择闭门不出。


这种肃杀的氛围之下,消费需求被狠狠的抑制了。


历年都因为五一假期带来的消费波峰,在这一年消失不见。相反,在03年5月,社会零售消费同比增速从全年均值9.1%骤降为3.6%,迭出了21世纪前十年的最低记录。


非典疫情从2002年年底确诊的第一例到2003年7月在国内宣告结束,仅仅8个月时间就被控制住。这个时间,如今看来,并不算漫长。



到2003年6月底,小汤山非典医院宣布患者全部出院,世卫组织将北京从疫区名单中删除,非典疫情宣告基本结束。


截至2003年8月16日,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死亡率被控制在了6.5%。远低于世卫组织的预测,也低于全球10%左右的统计死亡率。


甚至在抗击非典最为艰难的时期,小汤山医院更是创造了1383名医护人员没有一人被感染,672名患者治愈率超过98.8%的纪录。


抗击非典这一仗,现在回过去看,打得相当成功。


此后,人们就放开手脚消费,享受生活了吗?


在2003年6月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只是回归了非典疫情前的正常水平,没有出现什么大幅度变化。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对疫情的反复的担忧,持续的时间比疫情本身还长。


当时,德国病毒学家普莱塞尔称,虽然世卫组织取消了到中国的旅行警告,但解除警报还为时过早, 因为到了冬天,空气干燥会使人抵抗力减弱, 非典病毒有很大概率会卷土重来。


国内包括钟南山院士在内的一些专家,也认为存在这种风险。


在冬季来临前,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国内众多省份,都制定了解决发热病人的处置、非典患者的区分、 隔离病房统计和口罩供应等等应对方案。


2004年1月6日的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国外记者提问,“中国如何确保在华外国人的安全,是否还鼓励外国人来华旅游?”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回答道,“毫无疑问,大家要警惕非典卷土重来,但是也不必惊慌失措,因为我们相信所采取的监控和防治措施是有效的。”


这个冬天,人们的心情并不放松。



2004年第一季度,广东省报告了4例非典确诊病例,随即全部出院。4月下旬,安徽和北京突然分别报告了2例和7例非典确诊。


国人又一次陷入紧张,一些人悄悄取消了五一的出行计划。


卫生部在2004年4月22日紧急召开了全国卫生系统电话会议,通报了发现非典疑似病例的具体情况:这些确诊由实验室事故造成,并非不明原因的感染,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但是,全国卫生系统进入严阵以待的状态,准备迎战五一黄金周可能再次爆发的疫情。


而此时,距离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最后的18名患者出院,已经过去了整整300天。


5月10日,在被隔离了14天后,卫生部发布公告称,安徽115名和北京747名密切接触者均未出现异常,已经全部解除医学观察。


到了2004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仍在例行发布非典疫情的监控情况,但再没有新增确诊。


全国人民至此才松了一口气,觉得“非典大概也许可能真的不会卷土重来”了。


此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速,与2003年下半年的几个月相比,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行,但总体趋势平稳,基本上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增幅。


看到这有人疑惑了,“不对呀,不是老说非典结束后有一波报复性消费吗?”



从非典前后的社零的同比增速统计图上,2004年5月确实存在一个峰值。


在“报复性消费”这个话题中常常被提及的餐饮、酒店、旅游等产业的统计图中,也都呈现出这个03年5月大降,04年5月提升的谷峰。


但问题是,这些图表中04年的数据,都是与2003年5月的下降相对比的“同比增速”:由于上一年跌的太狠,显得04年涨的很猛罢了。


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只是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疫情后的报复性消费”,无论是03年疫情结束初期,还是一年后人们从心理上放下对疫情的担忧后,都并没有发生。


从储蓄率变化看,也印证了这一点。


2002年以来,在非典疫情中受影响最大的北京,城镇居民的储蓄率整体处于上升的趋势中。在“非典”疫情最严重的两个季度,由于消费受阻,储蓄率显著高于长期趋势水平。



直到2004年的夏季,北京的城镇居民储蓄率才出现反向的补偿性下降。但也没有出现想象中因为报复性消费而猛降的情况。


现在看来,“疫情后的报复性消费”这个美好的说法,在2020年才被“发明”出来,大概是由于迎合了新冠疫情期间人们的某种期待,才广为流传。


虽然没有报复性消费,但非典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实打实的。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等行业均受到了较大冲击。


2003 年2 季度,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比前后两个季度平均增速低5.4 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同比增长7.4%,比前后两个季度平均增速低了6.6 个百分点。


2003 年5 月,中国内地入境旅游人数同比下降31%,旅游外汇收入同比下降59%,国内旅客运输量同比下降42%。


现在看,似乎非典这个坎儿当时迈过去得十分顺利。但在当时的人看来,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亚洲开发银行、摩根大通、贝尔斯登、摩根斯丹利等一大批机构纷纷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


国内外媒体甚至出现了“中国经济崩溃”的论调。


关于中国会不会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会不会像一些拉美、东南亚国家一样出现较大的经济震荡,不少人看法十分悲观。


后来的结果是,当年的经济增速达到了10%,比2001年的8.3%、2002年的9.1%都要高,在2004年、2005年更近一步加快,到了10.1%、11.4%。让悲观言论越来越没了市场。



03

‍‍‍‍‍‍


为什么报复性消费没来,一些行业还受到了打击的情况下,03年、04年的中国还是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中国作为新兴制造业国家,始终保持着对全球产业链的参与。


2001年,中国刚刚加入WTO。此后,中国开始开始深度参与到全球分工中。在非典疫情期间的03年上半年,虽然进口受到消费需求影响有所下降,但出口一直保持在33%的高增速,几乎不受影响。


也就是说,虽然非典疫情一度压制了消费,但并不耽误中国通过全球产业链赚钱。


二十年后的今天,全球产业链对我们仍然重要。但不同在于,我们的角色变了。


2003年,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挑战者,只要找到合适的位置,就能获得增长。


当时,我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到5%。到了2021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我国对世界近十年的经济贡献率达到了38.6%。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枢纽,这听起来很振奋人心,但同时也就意味着新冠疫情成了一场供应链地位的保卫战。



日本《经济新闻》分析,中国的制造业生产每减少 100 亿美元,中国厂商从韩国的采购额将减少3 亿美元,生产将下滑约 2 亿美元,合计将产生近 5 亿美元的影响。


对全世界来说,中国生产停滞造成的减产,制造业每减少 100 亿美元,将对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造成高达 67 亿美元的影响。 


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韩国投资证券公司的统计,由于湖北的供应商无法继续提供相应零部件,现代汽车在韩国国内仅停产 1 周的损失,就达到 7000 亿韩元(约合37亿人民币)。


如果是03年,许多跨国企业还没有在中国大规模投资,那还不会如此“肉疼”,还是愿意在非典后来试一试水的。


但新冠疫情期间,对中国稳定供应链能力的质疑就会放大许多倍,毕竟都是真金白银的损失。


疫情刚一开始,越南等国家从就已经虎视眈眈,准备接住天量的供应链转移。一旦我们失去供应链枢纽的地位,就很难再拿回来。


所以,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到4月中旬我们就实现了全面清零,接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复工复产。


包括在前几天刚刚下线的行程卡,其上线也是为了保障复工复产这一目标。


202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9.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1.4%。 


其中,出口21.73万亿元,增长21.2%;进口17.37万亿元,增长21.5%;贸易顺差4.37万亿元,扩大了20.2%。 


国家发改委网站在11月14日的一则动态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的贸易顺差达到4.23万亿,同比扩大了53.7%,前三季度的进出口总值达到31.11万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9%。


这些数据说明,我们打赢了这三年的供应链地位保卫战。


所以,中国又一次“赢麻了”?


那为什么作为普通人,为什么对经济总感觉没有信心呢?


这是因为,从康波周期上看,我们正处在与2003年完全不同的位置。


经济发展中有四种周期,分别是库茨涅兹周期(房地产)、朱拉格周期(设备投资)、基钦周期(库存)以及影响最为深远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技术革命)。



康波周期,是1926年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一种对经济波动的观察,他发现商品经济社会存在一个为期50到60年的周期。


在一个康波周期新旧交替之时,新技术仍在研发,无法转化为生产力。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旧有技术的潜力被发掘殆尽,经济进入萧条。


新技术投入生产的过程中,经济逐步复苏,吸引大量投资促使新技术不断采用,经济快速发展,进入繁荣。如此周而复始。


人类至今共经历了五次科技革命,主干创新都会形成新的产业,围绕能源、动力、运输、通信、电子、化学、钢铁和制造业八个领域展开,形成康波周期。


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两百多年,五次科技革命(五轮康波)都表明,后发国家想要弯道超车,只有在新旧康波交替之时,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创新的引领者,即掌握主干创新。


2003年,全世界正处于第五轮康波的繁荣期的尾部,计算机、信息技术、芯片等技术推动下,全世界经济总量都在快速上涨。


但二十年过去,第五次康波早已步入萧条期。互联网公司的裁员、各类APP的变现模式都成了小贷、会员、广告,就从侧面说明了,第五轮康波的红利已经被发掘殆尽。


在这种几十年一轮的萧条中,疫情的影响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即便“放开”,我们仍然无法重回2003年那会的蒸蒸日上。


但就要就此躺平,接受萧条吗?


2006年,日本经济学家弘冈正明的一项研究认为,第六次康波的主干创新主要是:人工智能、多媒体、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基因工程、器官再生、超导体、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等等。


据他的调查与预测,这些主干创新的研究,将在2020年前后相继进入成熟期,具备产业化的可能。



第六次康波的引入期,已经在许多人没有感知的情况下到来。新技术研发的比拼,将决定未来几十年的下一轮康波中,谁能成为主导国家。


2020年2月,当国内聚焦抗疫和复工复产时,美国白宫发布了一份战略文件,名为《美国量子网络战略构想》,提出要助力美国获取新一轮的“技术-经济”革命红利。


当月的27日,美国又通过《安全与可信电信网络法》,推动各国限制对中国的电信设备、半导体设备的贸易自由。


三年以来,美国又相继发布了《半导体十年计划》、《创新竞争法案》、《芯片法案》等文件,通过大规模的战略部署、资金支持等手段对本土研发进行扶持。


12月13日,也就是行程卡下线的那天,美国能源部突然宣布,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国家点火装置首次实现了“能量净增益”,即核聚变反应产生的能量超过输入的能量。


美国已经做好准备,保住自己作为技术主导国的地位。


而与之相比,中国的总研发支出在世界排第13位(2017年),相当于美国的60%。


其中,基础研究占总研发支出的比重仅为5%,显著低于法国的25%、德国的20%和美国的17%。


2019年,中国工程院进行了一项研究,基于技术的安全自主对国内产业链安全性进行评估。


结果是,我们的产业链安全水平只有60%,26类代表性制造业中,安全自主可控的只有6类。


即便打赢了疫情期间贸易地位的保卫战,我们的挑战,还未结束。



尾声‍‍‍‍


与处于非典时期的人们相比,二十年后的我们是幸运的。


在新冠疫情的原始毒株创下了20%死亡率记录的2020年,国家已非当年贫弱。


在武汉,全国医疗人员星夜驰援,死亡率被压制到4.9%,在全国更是进一步降低至2.3%,拯救了全国2000万人的生命。


第二波德尔塔,在南京重症率被压制到4.1%,相当于阻挡了全国产生4000万重症的可能。


在新冠爆发三年后的“放开”,全国大多数人已经接种过疫苗,奥密克戎的重症率已经不足0.2%。


新冠比非典的传播速度快了太多,但我们还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清零扛了下来。


但与非典时期的人们相比,二十年后的我们也是不幸的。


因为从新冠在全球的爆发来看,武汉大概率并不是新冠的第一站。


即便我们早在2020年4月就实现了首次清零,但国外的疫情爆发就决定了,新冠并不像非典那般,能被国人的清零所封印。


新冠病毒一次又一次卷土重来,等于我们在三年时间内抗击了几十次非典疫情。


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就在这兵荒马乱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脸”。


在非典疫情过去了十年之后,凤凰卫视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非典十年祭》。


在纪录片中,制作方探访了当年被治愈的病患。



许多病友身上都出现了四肢疼痛等症状。由于当时医疗技术尚不发达,面对未知原因的非典,在摸索中进行的治疗,激素成了病患的救星。


但这也产生了诸如股骨头坏死等多种非典后遗症,这些后遗症无法根治,幸存者将在疼痛的缠绕中度过余生。


新冠时代的后遗症是什么呢?


大概就是,对未来的信心不足吧。


但是,回望二十年前非典前后的那段时光,在快速增长的经济数字背后,是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等一批互联网巨头的崛起,是无数企业的蓬勃发展,也是无数实现了买房买车、安居乐业理想的普通人。


这一切,背后则是国家通过艰难谈判加入WTO,拼尽全力接入全球产业链的努力。


个人的选择与国与国之间的发展竞争,从来都是一体的。


在这个中美科技博弈的关键期,康波萧条叠加疫情打击,足以让许多人选择退缩。


如果信心不足成为一种广泛的后遗症,二十年后人们再回望,又会怎样评价当下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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