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布西耶的「昌迪加尔规划」：现代主义城市设计的得与失

众所周知，印度的昌迪加尔是柯布西耶唯一实现的整体城市设计，被视为柯布西耶规划理念的集大成者。它也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经典样本之一，经常被看作柯布西耶领导的 CIAM 所创建和鼓吹的现代城市范式的具体代表 — 不论是作为早期辉煌的成就，还是后现代时期被激烈批判的目标。柯布西耶为这座全新的首府城市设计的雄伟建筑群 ( 议会大厦、高等法院、秘书处和未建的总督宫 )画下现代建筑发展历程中浓重的一笔，也定下昌迪加尔新城纪念性与地域性结合的基调。

昌迪加尔卫城

从城市设计的思想史角度，昌迪加尔是一个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案例。这座新城发展至今已满 70 年 (1951 年始建 )，尽管它已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在当今全球性城市化的视角下，仍有诸多问题值得讨论，有不少史料值得重新审视。1966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建筑史学者诺尔玛·埃文森 (Norman Evenson) 出版了《昌迪加尔》，成为较早记录昌迪加尔规划设计和评价其建成效果的学术专著，也是之后关于昌迪加尔论述的引注来源。作为严谨的历史学家，作者系统地追溯了这座印度大型新城的创建历程以及其中一系列人物的贡献，也从现代主义规划的角度对每一个分区进行描述和评价。该书出版时昌迪加尔才初具形态，如作者所说“城市的骨骼和器官已经具备，只待肉体的充满”，作者当时做的一些论断只有在数十年后方能知对错。难能可贵的是，埃文森采纳了当时刚刚兴起的“城市设计”视角，对这座由大师创作的城市一分为二，分析它在“纪念性”上的成功和“人车分流”“城市尺度”上的失败。但限于当时的主流城市设计理念，作者大部分篇幅从“视觉秩序”(visual order) 去阅读这座新城。

印度学者马杜 · 萨林 (Madhu Sarin) 在 1982 年出版了《第三世界的城市规划 ：昌迪加尔经验》( Urban Planning in the Third World:The Chandigarh Experience ) 一书。萨林善于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考察城市化与规划政策之间的关系，此书着重讨论第三世界国家新城市发展的特点和问题，昌迪加尔仅是其中一个较为聚焦的案例分析。因此，她抛开建筑学和城市设计上的波折历程，仅用一章对柯布西耶的规划做了阐述，而将重点放在对这座新城的建设过程和社会变化所带来的问题 — 特别是新城周围贫民自建的非正规城区 (informal settlement) 进行分析讨论，认为它们的“非规划”(non-plan) 是对昌迪加尔现代主义规划的批判。

由高等法院远眺议会大厦

1987 年，印度裔美国学者拉维 · 卡利亚 (Ravi Kalia) 出版了《昌迪加尔 ：一座印度城市的创立》( Chandigarh: The Making of an Indian City )，该书继承了埃文森著作的观点和结构，以编年体的形式描述了昌迪加尔的几版规划和发展历程。不同之处在于，他利用对印度文化和历史熟悉的优势，查阅了不少政府文件，并采访若干政府官员，提出“共同体关系”(communal relations) 的概念，运用它从社会文化角度观察在新的州首府诞生过程中的政治角逐，指出城市不止是一个人的创造，而是与建造城市的人、住在城市的人，以及管理城市的人都密切相关。作为柯布西耶在印度培训的第一批建筑师之一的儿子，维克拉玛蒂亚 · 普拉卡什 (Vikramaditya Prakash) 在 2002 年出版《柯布西耶的昌迪加尔：印度后殖民时代现代性的挣扎》( Chandigarh's Le Corbusier:The Struggle for Modernity in Postcolonial Indian )，从事件亲历者和昌迪加尔居民的角度记录了对这座城市诞生和演变的感受。虽然作者用了一章的篇幅讨论昌迪加尔在规划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现代主义的不同路线的争执，但全书结构主要围绕“英雄崇拜”(hero-worship) 主题展开，非常详尽地展示了柯布西耶从规划概念到单体建筑设计以及它们对后代规划者和建筑师的影响，使用了很多柯布西耶的草图，具有难得的资料性。

昌迪加尔中心市场

所有的著作都提及在柯布西耶接受昌迪加尔规划前，曾有一批美国规划师为这座印度的新城市制定了一版概念规划，但作者们较少介入对前后两个规划关系的对比，仅针对形态学层面上的相似与变化展开了一些讨论。这一版规划实际上来自与柯布西耶所属 CIAM 阵营不同的城市设计流派，即源于霍华德田园城市的美国区域规划协会(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e of America，RPAA)。虽然他们的规划方案被柯布西耶的成就覆盖，其规划理念的影响也随着设计蓝图的搁置而被尘封，但重新探讨他们的昌迪加尔规划会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现代主义城市设计的得失，从更详实的史学角度对昌迪加尔城市形态的来源，以及对后期变化埋下的种子进行更为立体和丰富的认识。从更广义的角度，现代主义城市和区域规划思想是 20 世纪上半叶涌现的两个主要的城市范式，它们的对立与对话构成二战之后城市重建以及新城建设的主旋律，在欧美的许多案例中不断再现，而昌迪加尔是这种对立对话关系在亚洲土地上最生动的表现。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切入，把昌迪加尔的历史回推到柯布西耶之前，还原这座新城规划设计的曲折历程，讨论它对当代城市设计的借鉴意义。

一座城市，两种思想，四位规划者

1947 年 8 月 15 日印巴宣告分治后，印度政府不得不为分裂后的旁遮普省建设一座新首府，名为昌迪加尔。这座首府的规划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整个过程中除了做最终决策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昌迪加尔行政长官塔巴尔 (P. N. Thapar) 和负责新都建设的旁遮普省首席工程师威尔玛 (P. L. Verma) 等少数官员，其他参与者包括规划师和设计师都如流水般更替。首先登场的是前英国市政工程师弗莱切(A. L. Fletcher)，他自殖民地时期就在印度工作，因此最先被旁遮普政府聘用为新都规划的顾问，与威尔玛搭档。弗莱切深受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以及当时英国政府刚刚启动的大规模新城建设的影响，于 1948 年 5 月向印度政府提交了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建议：以 3 个独立的新城代替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一个首府的形象，它们分别是容纳 10 万人的行政中心、1 个大学城和按照霍华德经典田园城市为模板建设的工业城市 ；3 个城市在 55平方英里(约1.42万hm 2 )的范围内彼此分离，以绿带和田野分割 ；新城之间以汽车和公共交通联结。这个思路十分超前，即使放在今天也是一个有魄力的方案。然而，以思考落地性为第一要务的威尔玛不敢苟同，他虽不反对田园城市的基本精神，但对于在落后的旁遮普平原上进行这样的试验不以为然，两人争斗的结果是 1948 年 6 月弗莱切出局。

第二个登场的是二战中为美军在印度修建军事设施的顾问工程师阿尔伯特 ·迈耶 (Albert Mayer)，他由旁遮普省首席部长戈比 · 昌德 · 巴尔加夫 (Gopi Chand Bhargav) 推荐，并深得尼赫鲁赏识。阿尔伯特 · 迈耶是美国区域发展委员会 (Reg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of America，RDCA)的资深成员，并与 RDCA 的核心成员刘易斯 · 芒福德 (Lewis Mumford)、亨利 · 赖特(Henry Wright) 等人相从甚密。RDCA 是二战以前著名的 RPAA 的再生。阿尔伯特· 迈耶是务实、敬业并抱有人文关怀的设计师，他在规划中强调RPAA倡导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区域调查方法，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规划工作。

阿尔伯特·迈耶

1949 年 12 月 20 日，阿尔伯特·迈耶与威尔玛会面，表述了自己在美国引入花园城市的成功经验和 RPAA 的规划思想。随后，阿尔伯特·迈耶回国与 RPAA 的另一泰斗人物克拉伦斯· 斯坦因 (Clarence Stein)合作，并于 1950 年 1 月提出了第一稿方案，即扇形城市方案 。这个方案将昌迪加尔限定在从喜马拉雅山谷发源的两条大河之间，形成类似扇面的形状。两条浅一点的季节性冲沟形成纵贯城市的两条绿楔，将扇面再分成 3 个南北长的扇区。阿尔伯特·迈耶在 3 个扇区内引入了顺应地势的柔顺的网格道路，并以一条环路将三者串联起来。在这样的道路系统中，利用水网和地形的变化设计了许多自由的支脉道路和形状不规则的地块。这些地块形成了一系列尺度大约为 450m×900m 的社区，每个可以容纳 1000 户居民。

阿尔伯特 ·迈耶的第一版昌迪加尔规划方案，1950年

阿尔伯特·迈耶引入了类似美国雷德朋镇 (Radburn) 邻里单元 (neighborhood unit) 的组织模式，在每个社区中心设置集中绿地。每 3 个邻里单元组成一个 1350m×900m 的大型组团，配置学校等高一级服务设施。阿尔伯特·迈耶的这版方案计划在不同阶段安置 15 万~ 50 万的人口。1950 年 5 月 10 日，阿尔伯特·迈耶在美国建筑师学会的学术会议上说 ：“我们从这些居住区单元开始规划这个城市 ( 昌迪加尔 )。我们不是从上而下设计这些单元，而是从这些单元自下而上去设计”。阿尔伯特·迈耶的方案带有区域主义特点 — 去中心化、去轴线化、有机结构、柔曲路型、邻里单元构成的超级街区，与传统城市结构相比放松而不拘谨。

迈耶设计的邻里社区，1950年

阿尔伯特·迈耶的意图是要将英国田园城市和美国区域规划的成果引入到这个古老大陆。但区域规划在建筑形象上的短板在此时显现出来，因为无论是田园城市在英国的版本，还是在美国的雷德朋版本，组成的建筑单体都沿袭着英伦风或美国殖民地坡屋顶的传统住宅形态，而阿尔伯特·迈耶对尼赫鲁的承诺是“功能上的现代和感官上强烈的印度性”。作为工程师和规划师的阿尔伯特·迈耶，在印度政府“出形象”的要求下，不得不求助其他人，从而引出了另一位著名建筑师。即第三位出场的波兰裔美国建筑师马休·诺维奇 (Matthew Nowicki)。他自二战前在华沙执业时就是柯布西耶的忠实信徒。1949 年，为了壮大 RDCA，引进新鲜血液，斯坦因邀请才华出众的诺维奇加入了 RDCA并任执行委员。但后来的事情显示，为人谦和的诺维奇对于区域规划的思想和雷德朋模式的规划形态是持保留态度的。

马休·诺维奇

1950 年 2 月，阿尔伯特·迈耶的高级顾问斯坦因邀请诺维奇加入昌迪加尔规划设计团队。尽管他是被邀请来做建筑方案的，但诺维奇首先对整体规划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作为建筑师的诺维奇与阿尔伯特·迈耶的底层设计思维不太一样，( 形式感先入为主的 )他心目中的昌迪加尔就像飘落在喜马拉雅山麓的一片菩提叶。

诺维奇的昌迪加尔规划理念，1950 年

与阿尔伯特·迈耶去轴线的有机形态明显不同的是重新引入中轴对称格局，原方案两条自然形成的绿楔在诺维奇方案中变成了两条平行的直线条带，将城市分割为中央商业带和两侧对称的居住区。绿楔内侧平行的两条主干道如叶子的主脉，中央地带在类似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开阔绿地上排列着重要商业、文化等公共建筑，其北端是旁遮普的行政中心综合体，犹如美国国会山一样压轴。从中央双主干道延伸出平行的居住区次干道犹如叶子的支脉，在支脉间是南北走向的细胞般的邻里单元。这个方案试图在微观层面上重新引入邻里单元，以回应他在 RDCA 的角色，但壮观的主轴对景手法明显来自欧洲大陆传统，诸如维康府邸、凡尔赛等法式园林的构图。这样类似的纪念性现代城市结构最终在诺维奇去世后，于卢西奥·科斯塔 (Lucio Costa) 的巴西利亚规划中再现并且落地。值得注意的是，诺维奇的行政中心 — 卫城的设计，这一版中行政中心建筑群采取了长方形“魔毯”形式，上面开凿数个大小不一的院落，似乎受到了印度城镇巴扎空间模式的影响。“魔毯”之上的抛物线拱则仿佛凌驾于印度城镇的清真寺穹顶，而这样的抛物线形穹顶早在 1943 年就被奥斯卡·尼迈耶 (Oscar Niemeyer) 运用在了位于巴西潘普利亚 (Pampulha) 的圣弗朗西斯教堂 (Church of Saint Francis of Assisi)。跨过河流从地面直升议会大厦屋顶的巨型坡道。令人联想起1929 年柯布西耶曼德尼姆世界科学城(Mundaneum World Scientific，Documentary and Educational Center) 的世界博物馆基座顶部与地面连接的大坡道。

诺维奇的第一版卫城草图，1950 年

崇尚自由主义的阿尔伯特·迈耶和RDCA 团队无法接受诺维奇中轴对称的象征性构图，但诺维奇为自己方案辩护的理由也颇有道理。他认为，阿尔伯特 · 迈耶将城市理解为单一居住细胞的累积，失之于均匀单调和效率低下，而他利用中轴的文化休闲轴线将城市各部分，尤其是雷同的居住单元联系在一起，秩序井然，为市民提供超越社区的生活圈。另外，昌迪加尔作为政治中心，其象征性也是必要的。诺维奇在方案遭到同事冷遇之后迅速调整，与阿尔伯特·迈耶协调出新的一稿，就是 1950 年 4 月寄给旁遮普政府的阿尔伯特·迈耶团队第二方案。从总体规划层面，阿尔伯特·迈耶延续了第一稿，重点描绘了一期开发的片区，并刻画了卫城的细节。

诺维奇的第二版卫城草图，1950 年

卫城的设计是一个结合了阿尔伯特·迈耶和诺维奇个性的妥协方案，从形态上还可以看到曼德尼姆世界科学城的影子。

柯布西耶的曼德尼姆世界科学城总平面和鸟瞰，1929 年

除了在第一版就存在的由几个方形院落组成的魔毯状议会大厦与曼德尼姆世界科学城会展中心相似以外，新设计的地标式建筑 — 一个窣堵坡外形的大会堂引人注目。如果把卫城综合体方案与曼德尼姆总图相比，其大会堂位于相当于柯布西耶规划中世界博物馆的中心地位。

窣堵坡型大会堂草图，1950 年

柯布西耶的博物馆设计无疑援引了历史上许多建筑，诸如乌尔天文台、亚述萨尔贡观象台、玛雅金字塔的形象，并采取了沿着方形轨迹的螺旋形上升的形态。按照柯布西耶的设想，建筑内有 3条相互平行且螺旋上升的空间，观众可先通过电梯到达顶部，然后沿螺旋形坡道下行参观。这一点与 30 年之后建成的赖特的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参观路线相似，再 40 年之后，诺曼·福斯特 (Norman Foster) 通过设计竞赛赢得的德国国会大厦落成，其标志也是一个巨大的具有螺旋坡道的抛物线玻璃穹顶。不过，根据诺维奇的草图，昌迪加尔大会堂的层叠状遮阳板并没有设计成螺旋形上升，而是呈现厚重内敛的窣堵坡形态。柯布西耶的螺旋集中式构图表现出历史与空间从原点螺旋延伸，直到无限远处，体现的是世界城的广延意象。而诺维奇的窣堵坡形态更多地受到区域宗教文化的影响，在与功能匹配的大型结构基础上融合了印度传统建筑语汇，同时呼应了尼赫鲁以现代性推动对印度文化复兴的期许。对比前后两个卫城的设计方案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诺维奇和阿尔伯特 · 迈耶的规划影响了柯布西耶最终的卫城设计。除了大会堂借助窣堵坡形态获得的纪念性，条状的高等法院、正方形的总督宫、托盘几何形的议会大厦等独立几何形态也在柯布西耶的设计中得到延伸，用于表达三权分立的空间结构。

德国国会大厦玻璃穹顶

这一版方案起先受到了印度政府的欢迎，但阿尔伯特·迈耶和诺维奇 1950 年 6月 28 日赴印度后看到的却是方案并没有引发官方的研判和实质反馈，两人只能留在印度工作修改深化。《印度论坛报》( Indian Tribute ) 也在 8 月份报道了他们的方案。如果一切有条不紊地继续下去，也许昌迪加尔会成为结合阿尔伯特 · 迈耶的生态自然和诺维奇的地域人文的作品。然而一场空难改变了一切，在报纸报道半个月后，诺维奇乘坐的途经埃及回美国的飞机失事，一位天才建筑师就这样陨落，随之而来的是阿尔伯特 ·迈耶团队的规划工作的终止。于是第四个重要人物登场了。经尤金·克劳狄乌斯- 柏蒂 (Eugène Claudius-Petit) 的推荐，印度官员找到了暮年的柯布西耶。出于对项目的怀疑，他在第一时间婉拒，表示不会将工作室搬到印度现场办公。后来印度官员力促英国建筑师简·德鲁 (Jane Drew)、马克斯韦尔· 福莱 (Maxwell Fry) 与柯布西耶搭档。经过柏蒂的第二次劝说，双方终于确定了柯布西耶主要在巴黎做规划，一年两次去印度现场，每次为期一个月。同时柯布西耶请出了他的早年合作者皮埃尔·让纳雷(Pierre Jeanneret)，请他常驻现场与福莱和德鲁一同执行规划细节和建筑落地工作。在阿尔伯特·迈耶受聘于旁遮普正好一年之后，柯布西耶有此机会设计一座崭新的理想之城。

勒.柯布西耶与尼赫鲁

两个昌迪加尔规划的相似性

尽管柯布西耶宣称他的昌迪加尔版光辉城市是完全的另起炉灶，但其方案122与阿尔伯特·迈耶的实际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阿尔伯特·迈耶的昌迪加尔规划，1950年

首先，在选址方面都将主城区布置在两条河流之间，一方面为避开地质灾害，另一方面利用河流限定城市的蔓延。北高南低的地形也有利于城市的排水、排污和雨灾应对；在朝向上，两个规划的网格都顺应地形以及喜马拉雅南麓的主导风向，朝向西南。其次，在功能分区上，两位规划师都把政府行政职能区安放在喜马拉雅山麓下，形成卫城。印度传统城市往往由土邦统治，他们的统治中心多以宫堡的形式建立在主城边缘，占尽地理优势，或背靠山峦，或濒临水陆要冲，就像新德里的红堡和阿格拉的红堡。阿尔伯特 · 迈耶依此惯例把昌迪加尔的行政中心安排在地势较高的主城北侧 ；柯布西耶也许有不同的初衷，因为光辉城市的“城市大脑”一样也被布置在城市一端，所以两人在卫城布置上殊途同归。

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

工业区都被安置在城市东南角河流拐弯处，有近铁路之便。商务中心区都被安置在规划一期的核心位置，在阿尔伯特·迈耶方案中是两条绿楔的中间，交通方便，景观宜人 ；在柯布西耶方案中处南北主干道东侧的商业中心，位置几乎一样。居住区则都以商务中心为核心扩展开来。柯布西耶的规划基本遵循 CIAM 的分区理论，这一做法在欧美战后重建中成为标准，在阿尔伯特 · 迈耶的方案中也得到体现。再次，两个规划都试图将自然引入城市，形成绿肺或绿楔。柯布西耶在卫城以南的轴线上利用原来的冲沟规划了宽阔的城市休闲绿带，安排体育、休闲设施，成为城市的通风走廊和遥望喜马拉雅的景观走廊。不仅如此，他在其他地块也规划了数条窄一点的南北平行绿廊，这些绿廊穿透一个个超级街区形成连贯的城市绿道。阿尔伯特 · 迈耶是美国田园城市和绿带的践行者，他首次提出两条南北向的城市绿带的思路，他规划的绿带顺应了原有的河流走向更为柔曲，也呼应英式田园城市的如画构图。同时他比柯布西耶多了东西向的窄绿带和斜向的绿带支脉，形成有机生动的绿带网络。他的邻里单元内也有小区级的公共花园。可见在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上，两人都意图将自然河流引入城市，形成绿化网络，同时借景雪山，引入季风，优化气候。另外，两个规划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超级街区为用地单元，柯布西耶的每个“扇区”(secteur) 达 800m×1200m，阿尔伯特 · 迈耶的邻里单元更大，是由 3 块 450m×900m的用地组成的 900m×1350m 的复合单元。超级街区路网稀疏，依赖快速道路，消灭了传统城市的街道概念。光辉城市视机动车为提高大城市人口聚集的利器，区域规划理论声称机动车有利于人口从拥堵大城市疏散，两者殊途同归，使超级街区和大路网成为两者的公约数。在道路设计上，柯布西耶得以实践他的V7 理论，构筑完整而理性的交通体系 ：连接城市与外界的高速公路属于 V1 ；贯穿城市的两条东西快速道和南北向联系卫城和商业中心的城市大道属于 V2 ；分割扇区的城市支路是 V3 ；理想的 V4 应是横亘在超级街区中央的东西向商业街，不过这些商业街在实施中大部分被放弃 ；扇区内的环路是 V5，即居住区级道路 ；V6 是环路分支通往各家的组团级道路 ；V7 是特殊用途通道，比如通往文化设施和体育设施的行人小路。

V7理论

与之相比，阿尔伯特 · 迈耶延续了雷德朋模式的 5 级道路 ：除与外界联系的高速路以外，井字格的主路和环路等干道类似柯布西耶的 V2，却兼备东西与南北走向 ；第三级的集散道路类似 V3，作为邻里单元的边界，将其分割为 450m×900m 的单元 ；没有 V4那样的步行商业街，因此第四级道路相当于柯布西耶的 V6，但由于雷德朋式的邻里单元内强调人车分流，走向灵活，塑造出了变化丰富的大小地块，提升了空间的可识别性 ；最后一级专用步行道相当于柯布西耶的宅间步行道 V7，在阿尔伯特 · 迈耶规划中更为发达而系统。总体而言，阿尔伯特 · 迈耶的道路系统与柯布西耶的 V7 有很高的相似度。

两个规划思想的差异性

基于框架性的共通基础，柯布西耶城市设计的个人风格开始显露，他作为一名前卫建筑师的艺术敏感性和对城市的雄心体现在城市各个分区中。昌迪加尔的规划背后隐藏着 CIAM 的城市范式与 RPAA 区域规划思想的分歧。首先，阿尔伯特 · 迈耶的扇形结构和圆润的城市轮廓显示了城市的向心结构和完形趋向，南侧的绿带则限制着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RPAA 秉持将城市的规模控制在效率最优、环境最优的原则，将人口增长在区域范围内均衡调配，将过剩人口疏散到价值洼地，控制城市规模是物质规划的前提。作为RDCA 成员的诺维奇所做的菩提叶状格局同样趋向于限制扩张的完整形态。柯布西耶的格栅状正交网格则指向延展性，网格意味无限延展城市的可能。CIAM 强调了城市的集中优势，在百废待兴的印度，城市化刚刚开始，农业土地上附着的巨大人口将向新兴的区域中心城市集中。在这样的未来预期下，旁遮普省的官员自身有着深刻的体会和预感，所以对英国以疏散为目的的田园城市和美国的区域规划理论不以为然，并深感不安，这也是他们不顾尼赫鲁的反对，选择 CIAM为指导思想的规划师的深层原因。果然昌迪加尔规划预期的 50 万人口很快就被打破并冲到 100 万，城市突破原先规划区向南扩展，印证了 CIAM 规划体系的必然性。其次，在规划基本单元上，柯布西耶的巨大扇区 800m×1200m 的尺度来自于他早年“300 万人口规划”理想模型中的400m×400m 模度，继而在马赛南区和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规划范本中发展为搭载马赛公寓类型的居住单元和高级低层住宅的混合体，人口容量控制在 3 万人左右，人口密度控制在 300 人 /hm 2 左右。该尺度基于居民步行 15min 的距离，即 800 ~ 1200m，这些数据不仅是柯布西耶一个人的经验，也结合了 CIAM 众多设计师和苏联新城建设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个尺度在昌迪加尔却导致不同的密度，不是因为印度缺少人口规模，而是 1950 年代印度施工工艺的落后导致如马赛公寓这样一次性投资巨大、施工难度高的楼宇难以实现。代替马赛公寓的是印度施工力所能及的三层左右的砖混结构，类似英国的排屋，这就决定了每个扇区所能承载的人口大大减少，起初只有 5000 人，密度为50 人 /hm 2 。同时由于规划分区和建筑单体间缺少过渡层次，社区设计成了建筑单体的简单排列组合，不能形成有质量的向心空间，也无法构成点状组群的离散空间。阿尔伯特 · 迈耶设计的邻里单元的人口密度跟柯布西耶的接近，50 人 /hm 2 本来就是雷德朋模式的人口密度。然而阿尔伯特 ·迈耶放弃了雷德朋模式早期完美的树状道路和绝对的人车分流策略，代之以从十字路口沿对角线进入社区的道路，推测能够使用这些道路的除了行人还有具印度特色的畜力车、人力车和自行车。阿尔伯特 · 迈耶也坦言在邻里单元内他开辟出公共空间供街边摊贩使用，类似印度的集市，表明他也将在印度乡村建设中收集的经验结合进来自异邦的雷德朋模式。

阿尔伯特 · 迈耶的昌迪加尔邻里单元平面，1950 年

柯布西耶崇尚的马赛公寓素有“竖向的邻里单元”(vertical neighborhood unit)之称，昌迪加尔的超级街区虽然没有成为马赛公寓般的居住机器，却可看作平面化的马赛公寓，也更适合在印度推广。正交的道路体系适合地块的逐级划分和开发，在政府建设的公务员住宅之后，灵活的宗地划分为房地产企业的介入提供了便利。然而这种便利也纵容了开发机构对公共空间和绿化带的侵占，降低了街区内的生活和环境质量。

柯布西耶的扇区单元平面，1951 年

虽然阿尔伯特·迈耶规划的邻里单元和柯布西耶规划的超级街区都是中央空地、周边住宅的图底关系，但空间质量却不同。在阿尔伯特 · 迈耶的邻里单元中央，空阔的绿地被周边的道路环绕，呈聚拢的空间形态，为社区服务的公共建筑则自由地散落在绿地中，成为点景的地标，仍然保留着英美郊区的公园式城景。柯布西耶规划的超级街区中，由于内部环路并非分离居住与公建的界线，而是串联居住组团的道路，对开发没有起到严格的控制作用，因此导致很多住宅用地不规则地蚕食着规划中的中央公园 ；同时，横亘街区的 V4 商业街也破坏了中心绿地的完整性，最终导致这一主要的内部公共空间成为碎片化的消极空间。这样的结果不应仅归咎于后续详细规划落地的草率和环境建设费用的不足，规划者开始为这些城市基本单元确立个性以及制定操作性导则时对实施过程和环境质量的预判不足也有责任。再次，虽然柯布西耶和阿尔伯特 · 迈耶都把卫城放在主城北侧，但布局却大异其趣。柯布西耶将所有政府建筑都安置在一条支流的西侧，在这里他构筑了不对称布局的卫城建筑群 ：秘书处、议会大厦和未来的总督宫呈现对角线的雁行布局，避免了对称的传统形式，体现了自由的现代精神。但这些建筑物之间距离过远，缺乏了巴洛克城市以轴线、对称、对偶等处理大尺度空间的技巧，使得空间张力不足，纪念性建筑之间的联系较弱。诺维奇的规划明显受到欧洲传统巴洛克城市以及近代城市美化运动的影响，高等法院与秘书处隔河而望的布局带有法国凡尔赛以及澳大利亚堪培拉国会轴线设计的痕迹，他不仅利用建筑本身，还像法国著名造园家勒 ·诺特尔 (André Le Notre) 一样引入景观元素营造宏阔的场所感。其行政中心采取折尺形构图，以窣堵坡型的议会大厦作为铰链联系总督宫所主导的南北轴线和高等法院与秘书处支撑的东西轴线，这个布局类似美泉宫和圣马可广场的复合体。所谓“百尺为形，千尺为势”，柯布西耶虽然在“百尺”为尺度的卫城单体建筑上做到了成功，却在“千尺”为势的建筑场所营造上稍逊于诺维奇。

柯布西耶 ( 上 ) 与诺维奇 ( 下 ) 的

卫城空间对比分析

最后，两个规划的区别还体现在商业空间上。从阿尔伯特 · 迈耶规划的草图看，他设计的商业中心酷似罗马的殖民城市，不同形状的单体建筑被连廊联系成图案。圆环状的、口字形的以及新月形的商业楼宇，甚至还有柯布西耶在光辉城市里的运用过的锯齿状建筑，不仅显示出诺维奇作为建筑师的野心，也反映出柯布西耶对他的影响。但更仔细观察这些草图可以发现，一条条内街将两侧的小店铺联系起来，形成鱼骨状的商业内廊，从而联系了那些各自为政的商业楼宇。这样的内街类似印度老城架起帆布遮阳的露天巴扎，确实适合印度炎热夏季的商业场所，但遗憾的是这一灵感没有被后来人吸取。柯布西耶的商业中心从落地效果看差强人意。与居住街区的结果相似，商业中心街区没有形成有质量的空间核心，缺乏卡米略· 西特 (Camillo Sitte) 赞扬的中世纪欧洲城市中心街区的亲切尺度，也缺乏巴洛克城市的纪念性。广场和商业街相对周边低矮的商业建筑尺度过大，板楼形成的空间组合断断续续，未形成向心的空间，并且所有商业楼宇都用相同的立面语言，单调沉闷，难以激发商业活力。近年来，昌迪加尔城郊建成的大型购物中心成功地吸引了城市居民，城市中本来就缺乏魅力的商业中心就更加衰败了。

昌迪加尔商业中心

昌迪加尔后柯布西耶时代的发展

柯布西耶和皮埃尔去世之后，印度人在他们共同绘就的蓝图上继续谱写着城市的乐章。超级街区的大尺度允许不同的设计师在不同地块内实现他们对“美丽城市”的各种实验。在实践中，他们有时会唤醒柯布西耶的一些城市设计灵感，诸如街区内的商业街或者带形城市理念，有时他们审时度势地修正甚至删除柯布西耶理想城市的不切实际的内容。政府和开发商以及市民三方共同形成开发机制，政府负责大部分基础设施、公共空间，以及公务员住宅的建设，开发商负责地块内的宗地划分、商品住宅的规模建造。而近年来由于人口的膨胀，地产开发也从联排式住宅向塔楼和板楼模式发展，政府也建设了一些公租房，昌迪加尔又成了住宅的试验场，各种式样的住宅百花齐放，这也得益于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遗产所开启的不拘泥于印度传统、鼓励创新的社会风气。

进入21 世纪后昌迪加尔街区航拍

近年来，在全球化以及印度经济腾飞的带动下，昌迪加尔迅速扩张，城市沿着正交网格迅速向南扩展，原先柯布西耶规划的15 个街区已经扩张至 50 多个超级街区。在这一爆发式增长中，柯布西耶的正交网格发挥了优势，使城市扩张能在原有的结构基础上有序推进。

进入21 世纪后昌迪加尔街区城市规划

如果当年采用了阿尔伯特 · 迈耶的扇形规划，如此剧烈的城市扩张将突破具有完形倾向的构图，带来新旧之间的衔接问题和城市的碎片化。随着城市快速增长，新城逐步扩张并突破既定的规划边界。蔓延的城市逐渐与存留的乡村和小镇接壤，并包围了它们，和我国珠江三角洲的城中村很相似。在这种情况下，昌迪加尔特有的超大尺度方格网体现出它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因单个街区的尺寸甚至大于整个村落，城市规划者可以将村落边缘简单修剪后限定在一个几何形体中，然后融入到正交网格中。有的村落形成斜交的方形，如同凡·杜斯堡 (Theo van Doesburg)的 45 º 绘画一样。

昌迪加尔的城中村航拍

田园城市理念曾在苏联早期产生了一定影响，疏散成为莫斯科在城乡政策上的思路。在公有制国家，计划经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协调分布，而发展于美国二战前罗斯福以“大政府”为基础的“新政”(New Deal) 时代的区域规划则像是计划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投影。由于私有制国家地权分割使得大规模土地征收和兼并难以实现，在二战后失去强势政府主导的背景下难以实现在大区域内的资源整合，区域规划的实践举步维艰。雷德朋模式也只能在小范围的房地产住宅开发中实现，对产业布局作用甚微，广袤区域内的产业要素和人口流向更多由市场“看不见的手”调配。而光辉城市强调要素的聚集，拿柯布西耶的话说是“以高密度解决疏散的问题”。但同样，他的规划也需要大规模土地，在产权集中的制度下更容易实现，比如公有制国家或者殖民地。所以柯布西耶早期寄希望于新生的苏联或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甚至集权的法西斯政府，而巴西利亚的诞生除了仰仗国家一度的集权还归因于广袤而廉价的巴西高原土地。当印度刚刚摆脱英国殖民者的统治时，旁遮普的土地价格也很低廉，尼赫鲁的民族国家政策是建立看上去强大的中央政府，有权威和财力征收土地和迁徙移民、分配基础设施和工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柯布西耶代表的 CIAM 的要素聚集和功能分区的规划思想无论在经济可行性和政治形象上都比田园城市更胜一筹，这也是阿尔伯特 ·迈耶黯然离场和柯布西耶的规划得以落地的缘故。在厘清两者的区别和对立观点之下，我们再看昌迪加尔的规划，就发现其实无论是阿尔伯特·迈耶还是柯布西耶，在实践中都没有完全执着于规划思想的纯粹性。阿尔伯特·迈耶的方案结合了 CIAM 的分区原则和现代主义的理性交通架构，另外由于诺维奇的贡献，阿尔伯特·迈耶团队的规划方案融合了现代主义思想与欧洲传统城市设计思想，并努力适应印度的地域条件，可认为是对区域规划理论在实际上的延展。柯布西耶的规划也融合了田园城市的单元模式和区域规划的绿带概念。这两种在 20 世纪上半叶并行发展的主要城市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妥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体。在柯布西耶的光环掩盖下，两种城市范式的融合可以认为是昌迪加尔在规划历史上的最大成就，即使在今日我国广造新城的背景下也值得借鉴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