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拒绝了“国舅爷”的女子，一辈子过得有多飒！

2月的时候，我看中了一块野餐垫，印着敦煌的飞天，擎着琵琶，似笑非笑。我畅想了无数次使用它的场景，暮风吹落，满地芬芳，粉的月季，黄的牡丹，蓝的薰衣草，要携咖啡冷肉布拉塔，或者索性煮一壶杏子茶，躺着，靠着，斜倚栏干，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三个多月过去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能不能出去野餐，并不在于你是否有一张拉风的野餐垫，也不在于你会不会户外手冲咖啡，而在于——

你是否拥有外出的自由。

但有一张大大的野餐垫仍旧是重要的，比如下面这张照片里，如果有野餐垫，这两位绅士就不用以这样不大体面的方式，吃疑似烧鹅切鸡的冷盘。

这两人大有来头。左边那位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庆龄的密友陈友仁，右边那位则是“国舅爷”宋子文，两人中间那位同样拿着筷子却明显在配合拍照的女性，是张静江的三女儿张芸英。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很有可能是热爱摄影的外交家傅秉常，网站上显示拍摄时间在1920-1925。

真正的拍摄时间应当为1926年仲夏。照片中的宋子文此时正在热烈追求着张芸英，那场恋爱谈得轰轰烈烈，浩浩荡荡，连一贯喜欢记录吃吃喝喝的民国第一美食博主谭延闿都在日记里八卦了起来。

宋子文会成功吗？

1926年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张静江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国民党第二任正式领导人。

两个月之后，他的腿疾发作，于是辞去了主席一职（继任主席蒋中正将要指挥北伐，而后张担任代理主席）。三女儿张芸英便是在那时从上海前往广州照顾父亲。

这一年夏天，谭延闿患了痔疮，天天在日记里记录大便出血情况。但这种情况下，仍旧不能停止的是两件事：吃喝与八卦。冰啤酒照样喝（喝完第二天就后悔），下午茶吃白面包夹雪糕梨片（想想也好吃），约张静江去太平馆吃乳鸽，几乎天天去张静江家的谭延闿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秘密：宋子文也老在张静江家。

谭延闿（右），傅秉常拍摄

其实，这一年夏天最大的八卦，是6月30日，蒋介石见到了宋美龄，谭延闿印证了那天的会面，并且告诉我们，第二天，大家又一起吃了西餐，同坐的不仅有“孔夫人姊妹”（当指宋霭龄和宋美龄），还有“蒋夫人”（陈洁如）。陈洁如在口述回忆录里说，当时宋美龄已经开始打蒋介石主意，这当然不一定准确，但她这时一定想不到，她的丈夫蒋介石会在当天的日记写下：“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

蒋介石，傅秉常收藏

这一年，宋子文已经30岁了，他在迫切寻找一个合适的妻子，张芸英当然符合他的标准。这时候，他是否早已忘怀了上海滩那位曾经赠他金叶子的盛七小姐。野餐照上的张芸英微微笑着，但这绝不是她的最佳状态，我最喜欢这姑娘的照片，是这样的——

张芸英会流利说英语和法语，和她有过交往的资中筠与贺宝善（齐如山外孙）都对此有深刻的印象：

她的生活作风显然也是西洋派的，喜欢做西餐，最拿手的是苹果派。张家的五个小姐，当时都有才艺，张蕊英是中西女中图画课老师，张芸英擅长弹钢琴，张菁英则学服装设计。

宋子文对张芸英非常殷勤，之前不怎么请谭延闿吃饭的宋子文，在八月某日忽然说“有上海烧菜者”，带谭延闿去试菜，结果“实则粤厨仿”，这很有可能是为了拍从上海去广州的张芸英的马屁。

张芸英在广州期间经常骑马，比如这张和陈友仁的合影，同样来自傅秉常的收藏。

九月，谭延闿看到了宋子文和张芸英一起骑马：

拍下那张野餐照，也可能是在这一时期。当时的宋子文哪里想得到，能抱得张家美人归的不是自己，而是旁边那位大叔陈友仁，他在四年之后娶了张芸英的姐姐张荔英（他们的故事可戳：你不熟悉的张家五朵金花，比宋氏三姐妹更传奇）。

贺宝善的回忆里，宋子文对于张芸英的追求，越来越走向“霸道总裁”的画风，一次，他居然拿出戒指，当众在海边表白，张芸英当即拒绝，并且把戒指扔到海里。

太尴尬了，我看到这段文字，都帮小宋尴尬。

一个月过去了，谭延闿的痔疮还没好，太平馆的鸽子已经吃了十几趟，居然还不厌烦。10月1日，在太平馆吃了“平平”的新菜，座中有“子文、静江之女二人”，第二天，张静江就在家对谭延闿和戴季陶说起了宋子文和女儿的这段绯闻：

从左至右：傅秉常、张芸英和伍朝枢

由此可见，对于宋子文这个追求者，张静江似乎也不是那么满意。所以，女儿表示了拒绝之后，父亲即刻为女儿买舟南下，宋子文即便小船追之，追的到人，也追不到心。

因为彼时，张芸英的心里已经有了另一个人。

在目前流行的故事里，都说陈寿荫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才子，他和张芸英在1924年从美国归国的船中相识，并且一见钟情。

事实不是这样。

陈寿荫确实曾经赴美留学，但在1921年即辍学，辍学的原因似乎是两个，一个是失恋，一个是家里断供。但主要原因似乎仍旧是前者，小陈一个冲动就去了纽约。

我查了他本人1925年发表在《影戏春秋》上的《我投身电影界之经过》，发现他先在纽约国家演剧团跑龙套，后来又去新泽西州的山立格摄影场，演一些日本人的角色。1922年，因为剧团要前往华盛顿等地演出，他不愿意离开纽约，于是在圣路易斯新闻通讯社驻纽约记者。

他的英文口语不好，不过写文章似乎过关，听说当记者当了一个月，新闻社主笔才知道他是个中国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吹牛。

做了一段时间记者，又去好莱坞哥尔文影片公司编剧部，工作是看剧本。后入环球影片公司做副导演，这些经历对于陈寿荫后来成为一个全能型的导演大有裨益。

陈寿荫在1923年7月回国，第一个导演并主演的电影便是《孽海潮》。

看这个经历，他和张芸英的相识，确实有可能是在回国的船上。张芸英当时的追求者甚众，陈寿荫的生活阅历使得他成为所有追求者中最特别的那个。

据说，陈寿荫曾经给张芸英写过血书，以盟心志，他最终赢得张芸英的芳心，宋子文的油腻式追求恐怕也功不可没。正是在张芸英匆忙回到上海不久，张静江最终答应了陈寿荫和女儿的婚事。

但对于这位女婿，张静江显然是不满意的。

陈寿荫的性格和周围人易起冲突。比如1926年，他和张织云因为《金缕恨》合同纠纷，张认为他迟迟不拍，延误了自己的档期；他指责张拿了钱，现在却不肯演，一连二十天在《申报》互发声明。说实话，除非是为了宣传新剧，否则这种方式，还是蛮败坏人品的。

两人最后还是对簿公堂了，1926年6月，陈寿荫输了官司。

1927年7月15日，两人在大华饭店举行婚礼。《申报》一度猜测蒋介石会前往征婚，结果，连父亲张静江也没有参加，证婚人是上海公安局长沈谱琴。婚礼三点开始，吃了茶点喝了香槟，五点结束，略带潦草。

不过，结婚照拍的还是蛮好的，《良友》都刊登了。

新郎的同事们还为要去度蜜月的新人另外开了个欢送会。

这桩婚事虽然门第不相当，却算是情投意合，老父亲张静江一时生气，却不能一辈子不承认毛脚女婿。他的电影事业在结婚之后渐渐停滞了，1928年拍摄了《怪女郎》之后，就不再有新作品。据说，主要是因为脾气不好，对于电影拍摄要求太多，多次超支，最后无人合作。

报纸上关于陈寿荫的消息，渐渐从“名导演”变成了“张静江之婿”。

这必然不是陈寿荫想做的事情，他曾经那样在好莱坞冒险，如今竟然甘于当一个电气局总务科长吗？虽说在杭州工作，陈寿荫好像还是经常穿梭于上海。张伟老师发现的傅彦长日记里，1929年和1930年，都有遇到陈寿荫的记录：

1930年全运会在杭州举办，比赛期间下起了滂沱大雨，时任电厂业务科长的陈寿荫就请记者们去杭州电厂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看来陈科长念念不忘的，仍旧是电影。

1937年，杭州电厂被炸毁之后，陈寿荫回到上海，依旧是老丈人给找的工作：物价评议局秘书。这份工作在1945年时被撤职，陈寿荫又成了“无业游民”。

人到中年，虽然有世人羡慕的家庭，美丽而贤惠的妻子，两个聪明而可爱的儿子，不愁吃穿的生活，可是，梦想已经不见了，这是中年的一种形态，并且，可以说是较为幸运的那一种，但陈寿荫似乎并不满足。

陈寿荫在刚回国时，担任了中华电影学校的老师。入学考试，陈寿荫出了个“奶奶急病送医院”的考题，一个16岁的少女当即泪下如雨，急跑得几乎摔跤，极其逼真。陈寿荫马上说：“傻孩子，奶奶只是一时气闷晕倒，不是什么大病！”少女又破涕为笑，做出抱住奶奶的动作。陈寿荫认定这是一个演戏的人才，不仅让她进入中华电影学校，并且推荐给了张织云，让她在电影《战功》中出演一个角色。

那个少女便是之后的“电影皇后”胡蝶。

胡蝶和陈寿荫的关系一直很亲密，我们很难揣测这种师生关系里是否曾经有过其他，但张芸英似乎认为两人关系并不正常。这种疑似出轨是两人婚姻走到尽头的唯一因素吗？恐怕也不尽然，婚姻的琐碎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有时候，血书追求时的轰轰烈烈，也抵不过婚后生活的点点滴滴，陈寿荫忘了，张芸英是有胆量当众扔掉宋子文戒指的女子，她远比他想象中的刚毅果决。

1946年6月，《申报》上最后一次刊登了关于陈寿荫和张芸英的消息。那是一条近乎离奇的新闻，企图入室抢劫的匪徒被张芸英在窗缝中提前发现，张大声呼救，最终叫来了警察。两名劫匪身上有两把手枪，之前已经成功作案两次。

在那条新闻里，张芸英仍然被称为“陈寿荫之妻”。但据说，当时，她已经开始考虑离婚。

这当然需要极大的勇气，何况，她还有两个孩子。

大儿子陈平给了她勇气。当时，陈平同时考上了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陈平对母亲说，不如离开“做尽坏事的上海”。

张芸英最终提出了离婚，并且获得了两个儿子的抚养权。1946年秋天，她带着孩子来到了北京，开始自力更生。

张芸英、陈寿荫和他们的儿子陈平

她租下了齐如山南河沿的房子，贺宝善见到的张芸英，眼睛依旧圆而亮，笑起来有酒窝，爱穿连衣裙，外罩以长外套。

所有事情都要从头学起。她拎着菜篮子去菜市场买菜，到肉摊，对摊主说要“买肉”，买回来的肉有排骨，她觉得很奇怪，问：“为什么我们阿姨买回来的肉是没有骨头的？”

她靠教钢琴为生，有时也去给人伴奏。她教过何鲁丽法语和钢琴，何鲁丽的母亲何宜文是法国人，却觉得自己的法语不够“巴黎腔”。

1949年，张静江给女儿来信，信中夹着飞机票，让她带着孩子去美国和自己汇合。张芸英拒绝了，她说，中国那么大，有那么多人，我不相信自己不能自立。

1955年，她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工作，一直干到了退休。

儿子陈平在下放时，房子被收回，张芸英差点无家可归。宋庆龄听说后为她申请住房，分到了东大桥的三居室楼房。结果，张芸英说自己一个人住，两间足够了，向组织报告说可以和别人合住。宋庆龄写信给她，声明三居室的房子是她争取来的，可以放心入住，房租她来交。张芸英回答，“我确实只需要两间，多一间不要。”八十年代，陈平的清华同学资中筠发现自己和陈平居然住在同一片，她拜访了张芸英，张拉住她，足足谈了一个小时：

1970年，陈寿荫在香港去世，在离婚之后，他也一直没有再婚。据说，他生前最大的愿望是接到儿子的回信。贺宝善说最终他得以如愿，但考虑到那时的环境，不知道这封信是如何到陈平手上的。

1998年，张芸英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据说，陈洁如在离开大陆之前，周恩来问她还想见什么人，她想了想，说“Suzanne Zhang”。那是张芸英的英文名字。

不知道她们相见时，会不会想起1926年的那个夏天。那年夏天，陈洁如在一个个派对上被称为“蒋夫人”，谭延闿说她待人温和，她印象里的张芸英“喜欢说话，又爱跳舞”，这两个毛病，好像一直没有改变过。她和何鲁丽的母亲何宜文在路上遇到，两人可以站着一直说法语，两小时都不停止。资中筠去拜访陈平，被张芸英拉住聊了一个小时，事后她告诉陈平，“与令堂大人畅谈了一小时”，陈平摇摇头说：“是她一人说了一小时吧？”

这样可爱的快嘴李翠莲一般的张芸英，不仅宋子文喜欢，我也喜欢。

哎，不知道把我的野餐垫送给小宋，会不会稍微有点用。

（特别感谢联经发行人林载爵先生赠我特别版《谭延闿日记》，受教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