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监视如何挑战行业文化：受困于系统的美国卡车司机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当地时间2022年3月7日，美国马里兰州，美国“人民车队”的游行示威活动仍在持续。
文｜凯伦·列维（Karen Levy）
2017年12月，美国联邦政府实施了一项规定，要求所有卡车司机购买、安装和使用电子行车记录仪（ELD）。该数字系统可以捕捉卡车司机的活动数据，尤其是驾驶时间，以防止他们的工作时间超过联邦法规的规定。当卡车司机达到工作时间上限时，他们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时长可能长达三十四小时，然后司机们才能再次合法驾驶上路。
这些设备旨在解决卡车运输中最重要且普遍的一大问题：疲劳。卡车司机的过度劳累和睡眠不足是出了名的，这些问题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几十年来，卡车司机一直受到联邦“工作时间”规定的约束，该规定限制了他们每天和每周，在长时间休息之前的驾驶小时数。这些规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实施，直到最近依旧在实行。规定要求卡车司机使用纸笔记录下他们的工作时间，再由路边或称重站的执法者检查记录本。但是，卡车司机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会尽可能延长驾驶事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是按行驶里程计算的，所以司机的纸质日志经常造假。这在行业内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以至于经典的卡车司机颂歌甚至提到了这些被监管的“欺诈表”。
联邦政府对司机疲劳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调整他们的薪酬，以减少导致过度工作的情况。相反，它选择了数字监控。电子行车记录仪创建了卡车司机活动的数字记录，保证它比纸质日志更“不易被篡改”，更不易被证伪。尽管，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数字记录并非那么完美。最重要的是，这些设备不仅有利于政府的监控，也有利于卡车公司的监控：这些设备成为了技术支柱，大量收集卡车司机的身体和行为的实时数据，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卡车工作场所的性质。许多卡车司机认为引进电子行车记录仪代表了一种短视和不尊重。卡车司机是强壮、有活力的重要工人，国家的经济依赖他们的工作。过去几年大流行下的供应链问题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在他们看来，他们正被一个荒谬的装置所束缚，无法完成工作。从长远来看，所有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卡车司机的工作正受到监控技术激增的巨大影响。这些技术属于新兴的数字执法制度：使用技术来执行规则，包括法律法规和组织指令，这要比其他方式更“完美”。在卡车运输领域，数字执法对抗着该行业现有的社会秩序：它颠覆了卡车司机传统上拥有的职业自主权，重新配置了卡车运输公司内部的信息流，改变了卡车司机和执法人员之间的互动方式，并创造了新的竞争和抵抗场所。长期以来，卡车运输业的经济现实都依赖于卡车司机的判断力，包括灵活的记录保存程序，以及在面对不可预测且通常极为恶劣的状况时，自行调整工作的能力。但数字执法并不能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相反，新技术掩盖了问题。
新规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预示着我们对规则含义的理解，以及规则在当代工作场所的运作方式都将发生改变。电子行车记录仪规定背后的逻辑是“电子日志能够排除不合规问题”（正如一位卡车运输高管所说），将大大降低卡车司机违反工作时间规定的可行性。当然，我们可能会接受这一目标，认为它在规范上是可取的，且相对没有争议。如果我们出于安全考虑制定了规则，并通过合法的政治程序达成了这些规则，但这些规则很容易被打破，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可行的范围内，更有效地执行规则呢？这不正是规则的定义吗？
事实上，这一切并不那么简单。规则是由社会、文化和经济现实共同形成的，从不像纸面上那么简单。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被警察开了罚单，说你每小时开了66英里，而限速是65英里，你会有什么感觉。从官方角度讲，你违反了规则，但这一违规行为是如此微不足道，该规定又如此普遍地被违反。因此，按字面定义的执法很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公平和不合理。
但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些违反规则的行为（比如那位“勉强超速”的司机），被认为是不值得反对的。更根本的是，我们经常依赖对规则的破坏来使世界运转。当纽约市前市长比尔·德·白思豪（Bill de Blasio）提出对乱穿马路的零容忍政策时，经济学家很快指出，如果禁止乱穿马路的规则被严格遵守，行人的通勤时间就会增加，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就会因此受到影响。事实上，我们依靠这种常规的规则破坏来使社会有效运作。
也许没有什么现象比“按规定工作”的劳工行动更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工会通过严格遵守手册中的每一条规则，对管理层施加压力。这样的做法会减慢组织功能的运转，但因为员工们遵守了规则，所以很难惩罚他们。将“按规则工作”作为一种抵抗策略的事实表明，工作实践通常不完全符合规则。实际上，组织也依赖员工们不符合规则的工作行为。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工作场所。组织理论家们早就注意到，企业为了应对制度一致性的压力，常常采用某些正式的规则和结构来获得合法性，同时将这些规则与允许组织有效运作的实践分离开。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关于石膏矿的开创性民族志《制度官僚主义的模式》（1954年）描述了既不符合管理者利益也不符合工人利益的工作场所规则。这些规则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被执行：例如，吸烟禁令只有在保险检查员来的时候才会被执行，而大多数时候，管理者对员工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
这种“虚假的官僚主义”给予了主管们讨价还价的筹码，让他们可以与员工保持友好关系。最近，米歇尔·安特比（Michel Anteby）描述了一家航空工厂的类似做法，经理容忍甚至鼓励员工利用上班时间和材料为退休人员制作一些小纪念品。尽管制作纪念品是被正式禁止的，但这一规则经常被打破，这与古尔德纳提到的禁烟令有类似的作用：在违反规则时，管理者可以通过“看起来站在工人一边”，最终对员工施加更多的控制，员工则将这种行为视为自豪感和职业身份的来源。
可以肯定的是，在工作场所或更普遍的情况下，不执行规则并不一定是好事。许多规则的出台有着充分的理由：包括保护工人和其他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或者作为对强权的制衡。有选择性地执行法律可能会成为专制或歧视性待遇的基础。关于石膏矿和航空工厂的经理们在吸烟和制作纪念品的问题上“是否为工人提供了任何好处”依旧是存疑的。对某些违反规则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管理者有了以其他方式向工人施压的筹码，而且管理者有了“偏袒”的选项，在某些情况下（或对某些工人）执行规定，而在其他情况下选择不执行。
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分专注于一字不差地、严格地执行规则（或不执行规则）究竟是“好”还是“坏”。世界太复杂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做出如此笼统的断言。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工作场所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社会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书本上的规则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围绕规则的“回旋空间”是战略谈判、经济运作和关系管理的生产空间，无论其结果是好是坏。因此，当我们决定使用技术来更严格地执行规则，而不考虑在这个空间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很可能会以严重且不可预见的方式破坏特定环境中的社会秩序。
通过数字技术“更完美”地执行规则是一个常见的说法，其目的是帮助我们缩小规则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将社会变得更为一致和公正。正如数据分析公司Climate Corporation时任首席执行官大卫·弗里德伯格（David Friedberg）在2014年所描述的那样：“技术是对更多真理的授权，而减少对事物的信仰。”这种逻辑认为，通过使用技术，我们可以确定人们真正做了什么，而不是他们说自己做了什么；我们可以抓住并阻止骗子和说谎者；以前我们只能依赖直觉和秘密，现在我们可以创造知识；我们可以让人们遵守规则。
有时，数字执法会试图防止违规情况的出现，让规则变得更难被打破：包括用代码使得偏离强加的规则变得更加繁琐（甚至不可能去打破）。例如，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使违反版权法变得几乎不可能。如果这些技术按照预期的那样“完美”地工作，那么违反规则的行为就会被削弱，违反规则的行为实际上就不可能发生（或者至少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比预防工具更常见的是检测工具，这些技术的作用不是使违反规则的行为变得更困难，而是对我们的行为进行全面记录，也就是监控技术。例如，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并不能阻止警察对平民使用未经授权的武力，记录与摄像是为了让警察对这样的行为负责（尽管通过录像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性值得怀疑）。这些技术可以通过阻止应该受到制裁的行为来发挥作用：知道自己正在被观察可以激励人们遵守规则，或者能够使执法者更迅速地发现和惩罚违规行为。
也许我们在工作场所能最清楚地看到这种趋势。在工作场所，对工人行为的监视，成为了迫使他们遵守管理目标的普遍做法。这种做法根深蒂固，但当代工作场所监控也有一些新特点。
我们经常以梦幻，或反乌托邦的方式来预测“工作的未来”。技术专家和评论家要么描述着一个天堂般的理想：在那里人们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工作，同时有充足的休闲时间；要么用来描述一个黑暗的替代方案：在未来，工人的社会和经济权力不断减少，他们的每一个行动和思想都被管理、被人力或算法监督、预测和优化。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工作的未来（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终将发生。
当地时间2022年3月5日，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出发的反新冠防疫政策卡车队伍前往首都华盛顿抗议。
事实上，至少有四个微妙但重要的动态，将当代的工作场所监控与以前的区别开来，这在卡车运输行业尤为明显。首先，当代技术促进了新型工作场所的监控。例如，相较于集中在非流动工作场所（如工厂、呼叫中心和办公楼）的工人，分布在各地的流动工人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更大的独立性，不受监督。但位置跟踪、传感器技术和无线网络已经改变了这一点。家庭和工作之间的松散界限，也促进了新地方监控的出现。例如，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居家工作的增长导致了企业使用跟踪软件来监测工人的按键、位置和网络流量，以及对他们工作的厨房桌子和客厅进行视频拍摄。
其次，新的数据类型也出现了。随着传感器技术变得更便宜、更易部署，以及工作场所的监控功能在默认情况下更频繁地嵌入到软件中，雇主已经可以捕捉员工活动的详细数据。像亚马逊仓库中使用的可穿戴技术，能够比以前更精确地监测和评估工人的工作速度，包括他们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雇主越来越多地监测和分析数据信息，包括工人的社交媒体帖子、电话次数和会议出席情况。2020年，微软在被广泛使用的Office365产品中建立了“生产力评分”，帮助经理们获得“73项关于工人行为的细化数据”，如电子邮件和聊天频率，该技术引发了大量反对。生物识别数据在工作场所的收集也越来越普遍，从指纹和视网膜扫描等身份验证机制，到有关员工注意力和疲劳的行为数据。
第三，新的数据流促进了新类型的分析，影响了工人的管理方式。在某些情况下，管理决策是通过不透明的算法系统来实施的，这可能会在员工和公司之间造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例如优步会使用算法来分配乘车和确定费率，而司机无法了解这些规则。其他分析是预测性的，旨在预测哪些员工可能最有生产力，在给定的时间有多少员工来满足需求，或者哪些员工可能向特定的客户销售产品。
最后，当代工作场所的监控模糊了工作场所和其他生活领域之间的界限，在完全不同于之前的领域中产生新的纠缠。对居家工作环境的监控导致了有关家庭、朋友和生活状况的数据收集。经理们经常监视工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在线活动。工作场所的健康计划可以促进雇主对工人健康数据的收集，从而引发对健康歧视的担忧。而“自带设备”政策：即将雇主的软件安装在员工自己的个人电话或电脑上，可能会进一步混淆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区别，并引发额外的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
这些问题都对卡车司机行业造成了影响。几十年来，卡车司机劳动的流动性和独立性为针对他们的管理监督提供了缓冲，让卡车司机在日常工作中比其他蓝领工人拥有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但由于电子行车记录仪等数字监控技术的普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路上行驶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为司机提供独立性。事实上，卡车运输的监控包括收集关于卡车司机行为、身体数据、制动模式甚至脑电波等新型精细数据。这种数据收集支持了新的分析模式：公司可以比较卡车司机之间的表现，并预测他们未来可能会做什么。这使得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清楚地了解和控制卡车司机的工作。对卡车司机的监控涉及到不同社会领域，许多不同参与者的深层利益纠缠——不仅是卡车司机、政府和公司，还包括卡车司机的家人、保险公司、寻求从数据中赚钱的第三方公司，以及广大民众。因此，卡车司机可能是各行各业的预警标志：调查该行业的数字监控和规则执行，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线索，并了解这些数据与动态如何在工作场所内外发挥作用。
卡车运输是一份工作，但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在司机看来，卡车既是工作场所，相对来说没有官僚主义的干预，也是他们的家，他们可以在这里住、吃、睡几天甚至几周。他们在这里的隐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样地，对于那些自称卡车司机的人来说，卡车运输绝不仅仅是单纯的驾驶活动。卡车运输工作与男子气概和男性文化建构紧密相连，司机们通过展示身体和精神的耐力来完成工作。该行业约94%为男性。几十年来，“穿着牛仔裤的牛仔”一直是卡车运输业的标志。在传统就业环境中对抗权威的工人可能会选择进入卡车运输行业，因为在一直以来，卡车运输的日常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司机的自我指导。
简而言之，卡车运输是一种身份：一种男性气概的体现，一种经济供应的形式，以及性别的延伸。社会学家观察到，对于工薪阶层的男性而言，“身体的能力是他们的经济资产”：使身体达到甚至超过极限的能力是他们保持经济自主的重要方式。电子行车记录仪的介入减少了这种自主性，并对卡车司机依赖的自我认知提出质疑。在卡车行业，这种监控与卡车司机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集体和个人的自我定义和职业认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数字监控泛滥的工作场所。
电子行车记录仪同时作为法律、经济和文化产物得以运作。对监管机构来说，这是一种法律创造，是联邦法规的产物，旨在强制遵守规则，也是解决困扰行业的安全问题的策略（尽管关于其有效性的证据尚不明确）。对公司来说，它主要是一种经济工具，迫使员工的行为与组织目标保持一致，比如最大限度地提高燃油效率和减少偏离路线的驾驶。与此同时，公司是制定法律规则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因为公司极其关注自己的司机和竞争对手的司机可以“合法地”驾驶多少路程。对于卡车司机来说，电子行车记录仪是一个文化对象，挑战他们的“道路知识”和职业身份的价值，以及长期以来独立完成工作的行业规范。
法律规则、社会经济组织、文化规范和技术之间的复杂影响，揭示多个领域的相互作用如何左右了监控技术。只有把这些维度放在一起研究，我们才能理解数字执法是怎样以及为什么能发挥（或无法发挥）作用。
在《反对安全》（Against Security, 2012）一书中，社会学家哈维·莫洛奇（Harvey Molotch）对9/11后的安全机构进行了批判，他对社会世界如何运作的两种不同观点进行了有益的区分：社会有其“表面秩序”和“实际秩序”。莫洛奇认为，我们常常根据我们认为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或根据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如何运作的），将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强加给社会问题；却故意或因无知而忽略了世界的实际运作方式。换句话说，我们把表面上的秩序强加于人，而损害了实际的秩序。
正如莫洛奇所解释的那样：解决方案应该是复制实际秩序，或至少建立在人们复杂的默契和共同的处事方式之上，而不是试图创造一个不存在的世界。改革的诱惑，往往意味着通过规则和官方程序来避开那些通常的做事方式。但世俗生活不该被干涉，除非干涉者不惜破坏一切秩序。为了创造表面上的秩序，干涉者会扼杀实际的秩序。干涉者抹去了人们用来完成事情的默契机制和社会变通的方法。
当我们使用数字系统来执行规则时，莫洛奇的担忧成为了现实。在卡车运输中，强加的数字执行制度完全没有考虑到该行业实际秩序的众多因素，即该行业及工人们必须面对的政治、物流和经济现实。这些因素包括：卡车司机的经济福利长期以来依赖于不遵守联邦法规的普遍事实；无薪扣留时间背后的后勤现实；缺乏安全可用的卡车停车场、缺乏建设更多停车场的政治意愿；公路上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从天气到事故到交通堵塞；来自雇主的工作压力（有时是强制性的）；围绕男性气质和耐力的文化规范，既表现为对家庭的经济供给，也表现为对权威的抵制；以及建立在传统上的，工作场所自主权的职业自豪感，以及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等。
当然，今天的卡车运输业的“实际秩序”也远远谈不上经济上的公平或社会上的公正，它的确需要认真进行改革。该行业剥削工人，危及公共安全，面临大量的司机流失。大量的经济活动依赖于一个根本不可持续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工人们从事危险和困难的劳动，却得不到补偿。
因此，我们不应该得出结论，认为电子行车记录仪这样的技术对卡车运输业毫无帮助。如果与其他有意义的经济改革相结合，这种技术很可能为重组健康的卡车行业带来帮助。但是，通过使用数字监控来执行规则，我们只关注于表面的秩序，忽视了该行业的真正问题，以及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原因。根据电子行车记录仪倡导者设想的表面秩序，卡车运输业的根本问题是卡车司机无法可靠地报告他们的工作量，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他们更难伪造数字。但在实际秩序下，卡车运输的问题在于司机们为追求收入，以远超健康极限的强度工作，有时甚至是工作到死去。
电子行车记录仪技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没有尝试。它不会改变这个行业的基本面——行业的薪酬结构，工作的无薪扣留时间，工作的危险性，以及工人缺乏保护的情况。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可以防止一些最糟糕的运输公司给司机施加巨大的工作压力，但司机仍然有可能（有时甚至被鼓励）察觉并利用电子监控的限制。简而言之，正是由于未能改变实际秩序，导致司机通过超速驾驶、准时到达目的地来利用电子行车记录仪的漏洞，这样的做法大大降低了他们（以及我们所有人）在公路上的安全系数。正是由于未能改变实际秩序，导致技术专家和卡车公司纷纷提出将实现“自动驾驶卡车”的承诺。尽管这些技术还不够安全，无法自行决定工作部署。最终，这一半途而废的解决方案，危及了驾驶安全并侵犯了司机身体数据的隐私。
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但技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技术解决方案充其量是创可贴，是掩盖问题的肤浅方式，不能解决根本原因。对卡车运输业进行更有意义的改革，需要对该行业的经济结构进行彻底的反思，最重要的是，是从根本上改变法律框架，规定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安全性。只要卡车运输还被视为一项不断干预工人的工作，这些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
（翻译：龚思量）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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