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过八旬后，杨武能开始使用笔名“巴蜀译翁”。比起外界称呼的翻译家，他更青睐这个笔名，其中蕴含着他的故园情怀。 （受访者供图/图）
文｜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责任编辑｜李慕琰
迈进人生的第83个年头，翻译家杨武能的视力日渐退化了。他的阵地从纸张退到电脑屏幕，“现在电脑都不行了”，媒体发来的采访函，得在电脑上把字体放得很大。干了六十多年的翻译暂时搁置在一边，“要翻的我都翻了”，那些觉得不错、没有去翻的，都交予后来人。
这位1930年代出生的资深译者和多数同辈人共享着类似的命运起伏：经历过解放前的混乱与动荡、动乱时期的苦闷与沉寂，又在“文革”后迎来译作与雄心的迅速爆发。他几乎一生都保持着作为译者的“骄傲”——只翻译德语文学里的经典，只关注最一流的作家。
《浮士德》《魔山》足够难、有挑战性，也足够经典。别人介绍他是《少年维特的烦恼》译者，他会不高兴。“《维特》只是一本小册子而已。”助理曾听他如此评价。
“《浮士德》才写透了人的一生。”德国文学重视哲理与思辨，常把一个人的精神一劈两半，因而有了《浮士德》里浮士德与靡非斯托的对立。他翻译的另一部小说，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同样把人划成两个极端。纳尔齐斯代表理性、学者型的“父性的人”，歌尔德蒙则是感性的、艺术家型的“母性的人”。
捕捉杨武能身上纳尔齐斯的一面，并不难，与他不甚相熟的学人形容他“讷于言”“待人接物态度谦和”。女儿杨悦也说，父亲某些层面必然是理性的——能翻译完《浮士德》这本大书的人，怎么会不理性呢？但总体上看，他是个性情中人，一个歌尔德蒙那样的人。在2022年年初播出的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2》里，这位走路略有蹒跚的翻译家，面对镜头，脸上流露出某种率真，他说，走路就是要听摇滚，不然走起来没劲儿。
他的舟楫曾从长江渡划到德国的莱茵河畔，人生过河入林，如今重新汇流到重庆渝中区的这间房子里。2015年，夫人王荫祺去世后，他就一个人住在这里。女儿们远在德国，日常起居交由生活助理龚阿姨照料。
年轻时，他对远方充满了思念——用德语讲，是“Fernweh（对远方的渴慕）”很强的那种人，在学校里，唱的是苏联歌曲《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现在，健康和睡眠成为需要打交道的新对象。一年两次的家庭音乐会上，保留曲目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依稀听得到，有人轻声唱，多么幽静的晚上。”回忆年轻时的心境，他说，曾经“对名利看得很重”，现在却是“皆已淡泊了”。
歌德的《浮士德》从二十来岁写到八十来岁，像个隐喻，他二十来岁冲上译坛，如今也正到了搁笔的时候。对于《浮士德》一种流行的理解是，这部诗剧讲的尽是人生的悲剧——通常情况下，人一旦有了金钱、权力、知识，走到其中一步就不再往上走了。但浮士德不是，他选择继续走下去，“最终得出结论，要为全人类，为广大的人造福。”
杨武能也到了该考虑下一步的时候。83岁这年，他给自己的身体设下要求：深睡眠一个多小时，步行4000步。凌晨三四点钟，他准时醒来。“想睡，睡不着了”。多出来的时间，他拿来想白天两三天都想不明白的事。
他最近想的是自己的译翁书院该如何建设。不久前，中新社的记者来采访，问他中西文化交流的下一个高潮何时到来。这位曾经不太重视理论的翻译家突然转变了思路，学术或许“可以发挥（比翻译）更大的作用”。他不再把精力分给翻译了。早上起来，他听康震讲一会苏轼，为之后的讲座做准备。
南方周末记者第一次到访时，杨武能说，对于翻译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多谈，然后专心地讲解起译翁书院的宏愿。他计划在这间西学书院里，讲授他的歌德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他的头发几已全白，语速带着老者特有的温吞。但谈起书院的计划，很快又切换成高昂的调门。回顾过往人生，杨武能说，自己一生没有什么是不可克服的。浮士德最大的敌人就是，一旦他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好了，可以不用再努力了，这样生命就完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满自足，就是我最大的敌人。”
杨武能是家中长子，年少时家境清贫，靠翻译投稿补贴家用。（受访者供图/图）在外界看来，杨武能走上翻译之路是歪打正着，其间充满着命运的偶然。
中学时代，杨武能立志要当一名电气工程师，去建设三峡水电站。升学体检，他查出先天色弱，只能转学文科。
高中时，翻译家丽尼与陆蠡翻译的屠格涅夫小说，在他心里埋下成为俄文翻译家的种子。他进入西南俄专，朝梦想更近一步。入学没两年，中苏关系破裂了，全国俄语人才过剩，在时代的路口乌泱泱等待着命运的转向。杨武能也在那一群人里。
转学机会摆在面前：北京外贸学院和南京大学德语专业之间二选一。他期待被前者录取。1957年，他成为南京大学德语系的一名学生。
后来回想，南大学风比西南俄专更自由，德语系师生不足百，却拥有自己的原文图书馆，供师生开架借阅。杨武能说，“我的人生坎坎坷坷，但经常是因祸得福。”
杨武能出生于重庆一个工人家庭，幼年时一度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在重庆文化馆夜校与成人一起学习了半年多。某种程度上，清贫的家境构成了他求学生涯的底色。
一张拍摄于1950年代的旧照片里，青年杨武能课余时站在同学堆中，裤子上缝着几处打眼的补丁。那时他正在南大念书，经济局促，要靠翻译补贴家用。
弟弟杨武华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那时父亲因政治运动蒙冤，去了重庆近郊的县里改造，家里六个兄弟姊妹靠母亲供养。正好赶上饥荒，每个月听到邮差拿着汇款单喊母亲的名字，就知道是大哥杨武能寄钱来了。
当时，外文系师生做翻译被视为“种自留地”，不受支持。但稿酬丰厚，一篇不足千字的短稿能赚到大半个月的生活费，杨武能只能私底下偷偷译。他向《旅行家》《体育报》等报刊投递译稿，其中一篇短小的非洲童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说，那是自己在翻译上“掘到的第一桶金”。
在报刊上发表的大多是通俗类文章，真正把杨武能领上文学翻译道路的，是他在南大的老师叶逢植。叶逢植当时已是出色的青年德文译者，1959年年末，他患肝炎，杨武能前去拜访，聊起清贫家境，叶逢植提议，“为何不试着为《世界文学》译一点东西，挣些个稿费寄给家里？”说完，拿出德国诗人贝希尔的诗论，约定两人合译，以共同的笔名“彭芝”发表。杨武能又从图书馆里挑了捷克作家扬·聂鲁达的小说《最高原则》和莱辛的一组寓言独自翻译，一同寄往《世界文学》编辑部。
当时，仅有《世界文学》这一本杂志能发表翻译作品。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杨武能一年在上面独立发了三篇译作。
“武能有时候用本名，有时候用笔名。当时社会上普遍对‘个人名利思想’特别警惕，学生登出文稿不但不会受到校方称赞，反会遭到批评。”《世界文学》当时的编辑李文俊回忆，最早采用的是他翻译的一篇丹麦作家的文章，后来多次被各种散文选入，“足见武能的文学眼光确实不凡，且在翻译文字上已颇老练，不像是出自一名青年学生之手了。”
看上去，这是一个年轻人顺利找准人生方向的故事。1962年，从南大毕业后，杨武能分配回了西南俄专升格后的四川外国语学院。头两年还有一些翻译机会，他陆续发表了《普劳图斯在修女院中》《一片绿叶》等古典作品。“文革”期间，《世界文学》受到冲击停刊，杨武能中断翻译十数年。
在短文《40岁，我终于抓住那只美丽的小鸟》中，杨武能表达了壮志难酬的愤懑：“除去懵懂无知的童年和耽于幻想的少年时代，我没有过过多少舒心的日子。清贫的家境，‘出身不好’的精神重负，犹可以忍受；经过艰苦努力学得的知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长期怀抱的理想无从实现，这才是最大的不幸，最深的悲哀啊！”
“文革”结束后，恩师叶逢植邀他翻译明娜·考茨基《旧人与新人》的后半本，多年未有机会的他“饥不择食”地答应了。1976年寒冬，杨武能偷偷在筒子楼里闷头爬格子。深夜，寒冷异常，他就把煤炉挟在腋下，借此取暖。没有稿费，也不署名。“现在想来也不禁失笑，这样地呆傻，既无名又无利，还不能让人知道，何苦呢！”
1978年，中国社科院招收研究生，杨武能已人到中年，妻子怀着孕，但抱负和理想“一点都没淡，而且更强烈”。得到妻子理解后，他几乎是“逃到了北京”。后来的一切都取决于那一次奋身一搏。他顺利成为著名学者、诗人冯至的入门弟子。
在社科院读书时，又遇上了看重年轻人的编辑绿原，于是接连有了编选和主译《德语国家中篇小说选》、重译《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机会。那简直是一段黄金岁月：
“物质生活嘛，全然无所谓！下雪了，上旧货市场花两块钱买有护耳的棉军帽戴上；嘴馋了，用家里带来的纸炉子煮碗鸡蛋面吃，还不行就到北师大新开的乐群食堂啃一排骨。从来没有无聊寂寞的时候，拜访师友，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读书》编辑部，也必定有什么请教或者要交涉的事情。”杨武能在《译海逐梦录》中写道。
从事翻译六十多年，杨武能有译著三十余种，他坚持只翻译德语文学里的经典，只关注最一流的作家。（受访者供图/图）1980年代，杨武能在北京读研，女儿杨悦十几岁，和妻子王荫祺住在重庆。据杨悦回忆，父母相隔两地，通信传递思念。抬头处，从来不写“荫祺”“武能”之类，而是互称“michao”。杨悦起初不解其意，学了德文之后，才知道是“傻瓜”的意思。
每到社科院放寒暑假，父亲返回重庆家中，日日仍是埋首苦译。杨悦说，父亲翻译时极专注，家里仅有的一台黑白电视放在父亲的书房，她至今还记得为此错过了周旋的电影《马路天使》。
父亲翻译时，用大铁艺夹从上面将原版书固定住，摆在书桌的左侧，英雄牌的蓝墨水，把德文字母，一字字转成中文往A4稿纸的田字格上填。稿纸很贵，父亲翻译不会打一遍草稿再誊写，基本“一稿清”。重庆的夏天暑热难耐，家中没有空调，父亲常常只穿件背心，或者干脆打赤膊，在桌子前一翻数小时。
翻译工具也精简，只有一本《德汉词典》。在那个年代，资讯远远没有现在发达。碰到不理解处，或查找百科全书，或向素来交好的德国人请教。翻到中途，常会卡住。杨悦印象最深的一次，父亲在翻译时，遇到的一个德文词——“Gebärstuhl”，分娩椅的意思。一个现代语境下的熟词，在当时的年代，却远远超出了个人经验。
“我爸爸当时跟我说，他头都想破了，还是想不出来它是怎样一个分娩用的椅子。”2000年前后，杨悦在德国留学，在一间民俗博物馆里，她偶然撞见了“Gebärstuhl”。“实际上就是18或19世纪，德国人做的一个木头椅子，女人可以坐在上面生孩子。对于完全没有概念的人来说，真的要想破头。”
杨武能并不讳言翻译之苦。1992年，他翻译《格林童话全集》，内容虽不深奥，译成中文后却足足有五十万余字，翻译方法很原始，一天要写上八九个小时。译到后半本，杨武能“脖颈发僵，手腕颤抖，站着躺着只觉天旋地转”，只得拉来同学德语的妻子王荫祺和女儿杨悦合译。
《格林童话》里有一些顺口溜，德文押韵，译后押韵就很难，还有一些象声词，中文里没有。“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费脑子，要去琢磨这些东西。”杨悦清楚地记得，在翻译米切尔·爱恩德的童话《momo》时，父亲连女主人公名字的翻译都很考究，译成“嫫嫫”。“因为嫫嫫是比较丑乖丑乖的女孩子，他把整个书里这个女孩子的形象、性格考虑进去之后，再下笔。”杨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另一次苦译的对象是“硬骨头”《魔山》。20世纪80年代初，漓江出版社总编辑刘硕良向杨武能约译这部长达千页的现代经典。1990年，杨武能与洪天富、郑寿康、妻子王荫祺四人合译版的《魔山》姗姗来迟。不过多人合作，译文风格不够统一。14年后，杨武能受聘于欧洲翻译家协会驻会翻译时，才得以静下心来独自重新攀登“魔山”。
“《魔山》里面很多知识我没有。”杨武能回忆，书中有一段专写了“接灵术”，“在一个屋子里面，大家坐在一起，把死去人的灵魂招回来。”所幸手边有海量的资料和工具书，否则真要“旬月踯躅”。
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傅晓微直观感受到《魔山》翻译的难度，是在8年前。她是杨武能的学生，曾负责翻译《魔山》重版时的国外学者导读。她发现，哪怕是在西方文化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学者，研究《魔山》也并不容易。在《魔山》里，托马斯·曼几乎通篇都在“玩词源和隐喻”。比如，小说中的“Mercury（水银）”既是体温计里测温的物质，也是神的使者“Mercury（墨丘利）”。“作为译者，如果不能读懂那个词、那个人名本身暗含的意思，看到那个词摆在那儿，你理解不了的。”傅晓微说。
《魔山》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一处疗养院，小说多涉肺结核病症。杨武能曾患过肺结核，对病患的心理和身体状态都有实感，人生的一个坎节，反倒成了翻译时的优势。
“那个女人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肚子里发出怪声音，是因为肺有空洞，打了气，所以可以发出声音。得肺结核的人痰很多，所以《魔山》里写道，每个人都带一个蓝色的（痰）瓶，叫蓝亨利。这些我都有实感。在当时的欧洲，（肺结核）算是一个不治之症，经常发低烧。得这种病的人，年轻人比较多，特点就是性欲比较强，所以《魔山》里写了好多男男女女。”杨武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魔山》的翻译难处，在于托马斯·曼将小说写得语义朦胧，不明晰、不明确，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模糊、变化微妙。”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李昌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杨老师在这方面做了颇为艰辛的翻译努力。”
杨武能在欧洲译协任驻会翻译家期间，在妻子王荫祺的陪伴下，经年累月地苦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的代表作《魔山》。（受访者供图/图）十几年前，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顾正祥编纂《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细致收录1878年至2008年间所有歌德汉译信息。编纂期间，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前校长宋德（Prof. Dr. Horst Sund）特地寄来重达十六七公斤的杨武能十四卷本《歌德文集》。“在宋德教授看来，要使那部歌德在华夏的集大成文献尽可能完备，由杨领衔的《歌德文集》是个无法绕过的山头。”顾正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已故德国古典文学专家严宝瑜将歌德在中国的接受划分为三个阶段：郭沫若阶段、冯至阶段和杨武能阶段。在国内歌德翻译和研究领域，杨武能是一个很难绕开的名字。
“信奉上帝的基督徒有一句祝福语曰，‘上帝（Gott）与你同在’，我却庆幸，‘歌德（Goethe）与我同在’。”歌德几乎成了杨武能人生的重要参照系，他一以贯之的翻译信条是，只译经典，歌德是中心的中心。
《浮士德》最早的版本由郭沫若翻译，于1920年代出版。杨武能曾评价郭译《浮士德》，“译得相当有诗意，虽然他犯了一个做文学翻译的大忌。也许是过分强调‘创作精神’，忽略了翻译毕竟不是创作。”
顾正祥捕捉到了杨武能对郭沫若的传承。“杨先生曾撰文阐释过郭沫若笔下歌德《迷娘曲》一诗风格迥异的两种译文……亲身实践，足见译者文思缜密、反复推敲的苦心和匠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绿原、钱春绮、杨武能先后推出了《浮士德》的译本。“我个人觉得，郭沫若的版本体现了翻译的文学性，钱春绮对于原文亦步亦趋，绿原的版本则重在意思传达。”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孙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杨武能先生的译文可能比这几个都晚一点，但属于集大成者——无论在文学性上，还是诗体格律的传达上，都做得很好。”
孙瑜的博士论文是国内少数关于《浮士德》译本与译者的研究之一，她说，对于中青年德语研究者来说，歌德太过硬核，很少有人真的敢去碰，自己也只是“捡了歌德研究里最轻松的一个思路”。西南交通大学德语系教授莫光华刚入杨武能师门，被建议研究歌德，他很惶恐：“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都觉得歌德太可怕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著作一百多卷。”
杨武能从来不畏经典，“如果翻译那些一般的、流行的（作品），流行几年就完了。”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的经典可以说是永恒的。比如说歌德，100年之后就过时了吗？没人读了吗？不会。”
1990年代初，各种新潮流理论涌入，翻译家毕冰宾与杨武能结识多年，期盼他能“挥舞诸如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类的最新武器对歌德进行全新的解读”。读完杨的学术著作后，毕冰宾发现“仍然停留在介绍与欣赏上”，于是在旧文中断定：“杨先生与他的学友和学弟们相比显然是落伍的。”
毕冰宾当面问出心中疑惑，杨武能回应：“英美三流作家作品都轰轰烈烈译介了过来，而德国的一流作家作品中国人还知之甚少。这是一个最无情的现实。”
后来，毕冰宾专注投入劳伦斯作品的翻译，理解了杨武能的选择。“对于古典作家，首先要拿出权威译本，工作量异常大，是艰辛的基础功夫，做不好这个，一切都无从谈起。”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空谈理论，对广大华文读者来说犹如水中月镜中花。”
2006年左右，傅晓微与一位留美归国的学者相识，对方听说她是杨武能的学生，激动地说，自己是在他翻译的德语文学的影响下长大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与《少年维特的烦恼》都属于成长小说，“年轻人刚要反思自己的人生，寻求未来道路的时候，看到了他的译作，对这一代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傅晓微说。
在顾正祥看来，杨武能有“沉着和自信、豁达和坦率、言辞的泼辣和尖锐”。他举例杨武能说过的一段话：“大家把我比作傅雷，我感到很荣幸。但我要说，我不是傅雷，也成不了傅雷，我是巴蜀译翁，我要超过傅雷。这个我直言不讳。他也是我的前辈，我是受他的影响才做翻译的。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说要超过他，并无贬低的意思，因为只有在传承中创新，我们的翻译才能越做越好。”
“傲得可爱，傲得泼辣，傲得痛快，也傲得有理，因为其思辨不乏辩证。”顾正祥评价。
1982年，杨武能去德国参加关于歌德与中国的学术会议。旁听席上，一位来自法兰克福的台湾学生，频频将话题扯到不相关的政治问题上。年轻气盛的杨武能忍不住站起来与之争论：请关注会议的议题，别将政治争议牵扯进来，“Denn Literatur ist Literatur! Politik ist Politik !”（因为政治是政治！文学是文学！）
“所谓chinesische Bescheidenheit（中国式的谦虚）在国际交往中常常无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学术问题上，最好别做谦谦君子。”杨武能在《感受德意志》中写道。
几十年过去，自信与雄心在他身上还没有显露出消退的痕迹。
当年他重译《少年维特的烦恼》，要把郭译版“光荣地送进文学博物馆”，如今也不惧怕后来者能快速居上。“郭沫若1922年翻译的《浮士德》，1981年被我的取代。我相信我的《浮士德》也至少要六十年。现在的语言变化没有1981年时候的大，这些书可能到六十年之后还能读，还能欣赏，因此它就还能继续。”
（感谢袁嘉芮、刘晓景、易然、张瑜坪、李小青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