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辍学的二姐，把人生也让给了我 | 人间

文化

2022-12-22 13:12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亏欠她太多了，甚至想，我是不是偷了她的人生？但重来一次，我会怎么选，我会去抗争吗？

配图 |《胆小鬼》剧照

“母胎单身”30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除了母亲，就是二姐了。

90年代，潮汕农村家庭普遍多子，我家五个孩子，我排老三，是家里第一个男孩。二姐比我大一岁，名叫催娣，的确也“催弟”有功，颇得母亲疼爱。母亲常说：“你爸当年花了两万块钱在福田买下个商铺，一楼用来卖衣服，二楼用来居住。你和你二姐都是在福田出世，有福气。”

小时候的二姐活泼开朗，聪明伶俐。我两岁时和她在店铺附近的街道上玩，被人贩子拿着冰淇淋诱惑跟着走，二姐见状，赶紧跑到铺头告诉母亲，才避免了一场悲剧。

1999年，二姐和我一起上的小学，父母说这样能互相有个照应——一般都是二姐照应我。那时二姐比我个子小，别人都以为她是我妹妹，我也“仗势欺人”，常常直呼其名，不喊她姐姐，她也不计较。二姐一直担任班干部，成绩比我好，回到家也时常给我补习功课。我偶尔贪玩看电视，临近睡觉才会赖着二姐抄她的作业。那时我家床边还立着一块斑驳的木板，被我俩用来默写课文，拿粉笔在上面写，一日复一日，擦掉，再写上。

娴老师是我家邻居，也是我和二姐一二年级的语文老师，她最是喜欢二姐，夸二姐学习、绘画都有天赋，将来一定有出息。二姐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老师，很爱在家里模仿某位老师的走路方式、讲课腔调，逗得全家哈哈大笑。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上，二姐还常常担任领舞。我记得小学最后一个“六一”，二姐站在一群女生的最中间，穿着粉红色的舞衣，扎着高马尾，跳着王心凌的《睫毛弯弯》，甜美动人，仿佛一切美好都会围着她转。

那时的我，乐于成为二姐的小跟班，看着她昂着自信的头颅，心里由衷地开心，觉得很有安全感。

然而，我和二姐这无忧无虑的生活，因父亲生意失败而急转直下。

父亲当年没在福田继续干服装生意，到我和二姐快上中学时，见家乡兴起一些制假、贩假的家庭小作坊，利润可观，父亲便带着我们回了老家，将老房子一楼布置成流水线车间，干起了生产假洗发水的行当。

平日里，父亲负责送货，去区镇的批发部和商场等地方找客户资源。母亲在家里忙活，舅舅也过来帮忙。那时的父亲，开朗外放，偶尔还会在赌场上豪气撒钱，一下午就挥霍七八千。对家人他也慷慨随和，不仅常常买烤鸡翅给我们吃，还让我们爬到他身上“叠罗汉”。

这一切都在小升初那个暑假戛然而止。一天，警察来到家里，父亲不在，询问一番后，便当着我们的面给母亲戴上手铐。母亲关了小半天就回来了，事情最终以罚款5万块和父亲的小厂子彻底关停结束。

母亲可能被吓坏了，自那以后，身体再没好起来，总是病恹恹的。以前只是偶尔流连牌桌的父亲开始嗜赌如命，常常熬到半夜一两点才回家，还要问母亲要赌资。母亲不满，两人先是争吵，后来慢慢演变为大打出手。有次，父亲掌掴母亲后，直接用锤子敲掉柜子的锁，拿出仅剩的钱去打牌。

我家的经济条件从优渥逐渐走向拮据。比我大两岁的大姐执意辍学去当缝纫工，帮家里减轻负担。母亲总会去菜市场扫“摊底”，低价买很多食材放进冰箱，每天精打细算地过。晚上，她还会不时带着二姐和小妹去帮大姐赶活，周末，也让我和小弟去厂里帮忙剪线头，剪一条一分钱。

纵然家里发生变故，我和二姐还是如期升上初中。我的成绩慢慢追上二姐，能排在年级前十，老师也开始重视我，倒有了几分意气风发的感觉。或许是女生比男生懂事早，二姐没了往日的欢乐与活跃，变得低调内敛，眼神里含有几分无助和自卑，也不过多地和朋友来往了。

邻居小睿也是我和二姐的同学，经常跑来我家找我给他辅导英语。他身高接近1米8，热情帅气，爱打篮球，见二姐总是不多言语，也会逗一下她。我便开二姐玩笑，“以后让小睿拐走算了”，二姐就追着打我。

说得多了，母亲却欣喜地示意：“要是能嫁小睿也不错，人长得俊，家里比咱有钱。”

二姐听完，尴尬地咧咧嘴，就沉默了。

看着母亲和姐妹们的辛苦，我开始当面指责父亲，“不出去工作，只知道赌钱”。父亲的脾气比之前更大了，反手扫打我的后脑勺，还数落我，“不识时务，没口才说话得罪人”。他愈发摆出大男子主义的派头，要母亲和我们对他言听令从，稍不顺意，就大吵大闹。

眼见着家里的样子，我也开始变得焦虑，逐渐将自己封闭起来，鲜少与外人交流。初二那年，学校里打架斗殴事件频发，还在读小学的小弟被人误伤了，被打得侧脸流血。彼时父亲迫于生计远在江西打工，便想让我替弟弟出头，可我害怕，拒绝了。最终，还是母亲气愤地跑去找校长处理。

事后，父亲就骂我“胆小窝囊”，我一句话都不说，自责、自卑、无助等情绪混杂在一起，把我拖向更封闭的境遇。那个冬天，我穿着母亲买的不知大几号的、能穿几年的单薄外套，骑着单车迎着凛冽的寒风，眼睛莫名的干痛。我开始变得古怪，不敢看别人的眼睛，和别人说话，多说几句就想哭。我还问过母亲：“我是不是不正常了？”

母亲听了担忧却坚定地说：“说啥瞎话！你正常，乖，不舒服睡个觉就好了。”

那年期末考试，二姐协助老师批改试卷，提前知道我考了全年级第二，她跑回家欣喜地告诉我好消息时，我却高兴不起来。她满脸疑惑。有老师知道我和二姐是姐弟，便告诉她，说我上课的时候，神情古怪，眼睛都不看人，不知道有没有在听讲。其实，我是有在听课，但眼光在老师周围游离，不敢和老师有眼神接触。

二姐回家后，温和耐心地教我：“其实，人的脸上，眼睛和鼻子形成一个倒三角，你不要一直直视别人的眼睛，可以自然地看鼻子稍微往上的位置，这样别人就不会以为你不敢看他了。”

有了这个方法，我状况好了不少。一旦我再游离，或成绩下降，老师都会私下找到二姐，知道她是治好我的良药。我也一直认为，只要二姐在我身边，很多事我都能克服。

初三那年寒假，临近正月，母亲病重，吃东西就吐，体重一下子掉了二十多斤，瘦脱了相，差点没命，我们不得不喊父亲回来。见状，父亲就想让二姐辍学打工，帮助家里。二姐自然不愿意，躲在学校的卫生间哭。最后，还是母亲反对，说“好歹让她读完初中”，父亲才作罢。

或许是有了心理负担，初三下学期的几次模拟考，二姐的分数都没我高。父母更看好我能考上重点高中，又惦念起让二姐读完初中就去深圳，到霞姐店里练做生意——父亲和霞姐是旧识，父亲在深圳福田卖衣服时，霞姐是店员。几年后，听说她筹借二十几万在深圳福田买了房，又用两万块本钱，在华强北找了个档口专卖手机配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听闻父亲这些打算，二姐只能加倍努力，期望能改变父亲的决定。中考成绩出来，二姐比我多出十几分。不过，我俩都没考上重点高中，但都可以去镇上次一等的高中。二姐恳求父亲让她继续上学，说自己放不下学校生活和同学友谊。母亲也在旁边求情，可是父亲坦言，经济实在有压力，供不起我们两个人上高中，“女儿家读了九年义务够多了”，还说二姐性格外向、头脑聪明，适合做生意，说我性格软弱，只适合待在学校。

那时候的我也默默接受这个说法，也觉得自己可能只适合读书，因而也没站出来说我去打工，让二姐读书。或许知道已经改变不了什么，或许也是知道自己“扶弟”的责任，二姐最后还是妥协了，也没私下给我抱怨什么，就将录取通知书随便塞进抽屉里。

二姐临去深圳前，我邀她去镇上看看。那是我第一次去镇上，觉得那里就像一个大寨子，中间被一条马路剖开，马路两边是商铺，路边凑着一些零散的临时摊位，卖小吃或日用品。而我要去读的那所高中就在镇中心，多少农村的莘莘学子，通过那里改变命运，走出经济落后的乡镇，去往大城市谋生发展。

原本，二姐也可以走这条路，可现在是不行了。

我和二姐漫无目的地在马路边走，嘴馋肚子饿，想吃路边的烤鸡腿，可囊中羞涩，终究什么都没有买。某个时刻，我和二姐相隔四五米的距离，任凭中间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二姐似乎看不到我，眼神空洞迷茫地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我快步向她走去，她看到我才定了定神。

多年后，我一直难忘当时那个情景，就像《千与千寻》里说的：“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

高中入学，教室午间广播常放着范冰冰的《飞鸟》，我觉得自己和二姐就像两只孤单的飞鸟，从前惺惺相惜，此后分道扬镳，二姐只能陪我到这了，以后的路要靠自己走了。想着想着，我就忍不住无声啜泣。

有天放学，我骑着车，被六个社会不良少年拦住了。他们厉声问我是哪个村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指着与家相反的方向，猜是他们村的方向。

他们的头儿靠前又问了一遍。我说，嘉华村。对方又问我住嘉华村哪里？我就不再回答了。他们嘲笑我：“傻子，自己家住哪都不知道！”我依然默不做声，他们放我走了，我假装淡定地向前走，不再回头看他们，估摸他们走远了，才踩上二姐留下的单车，疯狂地加速。那一刻，我心里勇敢了许多——或许冥冥之中，二姐哪怕不在我身边，也依然守护着我。

二姐到深圳学做生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每天一大早，她就要坐几站公交到档口开门，晚点霞姐夫妻自己再开车过去。二姐身材瘦小，力气也不大，但常常得拉着一百多斤的货物，走街、过天桥，偶尔货倒在路边，只能等好心人扶一把，才能继续前行。

霞姐一家也嫌二姐个小、没力气，先是让她“多吃饭”——多吃白饭，少吃肉菜，后来干脆让二姐自己去外面饭店吃。就这样从早忙到晚，霞姐给二姐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一千元。起初，父亲都让二姐忍，多学本事。到最后，二姐吃饭不规律、营养少，患了胃病，严重到出现便血，父亲才和霞姐翻了脸，将二姐接了回来。

近一年不见，二姐眼神已经没了往日的光彩，形容瘦削，脸色苍白。看着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想着要是她能继续读书，也不会受这些苦了吧？

等二姐身体渐好，母亲不顾父亲反对，让二姐报电脑班学平面设计。二姐又开始像读书时一样，熟练欢快地背着五笔口诀顺口溜：“王旁青头兼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学了两个月后，二姐就去了大姐上班的缝纫厂做办公室文员，能拿两千块工资。这里的工作算轻松，但同事之间勾心斗角，二姐一直还抱着当学生的心态，很难融进去。干了大半年，二姐经人介绍，又去了陈店找工作——那里是国内最大的内衣生产基地，工资稍微高一点，离家也不算远，坐摩托车，半小时就能到。

父亲自从江西回来后，一直游手好闲，除了赌博就是赌博，继续在家做大爷，和母亲争吵不断。那时靠着母亲和姐妹们没日没夜地工作，我家月收入能有一万左右。不过，这些钱除了要给父亲还赌债，剩下的还要筹备家里的装修——家风有派头，将来女儿才能找到好婆家。

我家过得依然紧紧巴巴。我变得更加内向敏感，在课堂上一度因为心事分神，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时，嘴唇艰难地想张开，却哑然失声。老师没有为难我，课后苦口婆心地说：“家庭环境或许暂时无法改变，但你现在在人生至关重要的时刻，如果努力，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之后，我重新补习课本知识，常常晚上熬到一两点，或者凌晨三四点起床，一鼓作气从年级一百名之外，直到模拟考总分挤进年级理科前十。但成绩起起伏伏，并不稳定。2012年高考，考场上，我双手冰凉，头脑时常紧张得一片空白，不知道答的是什么。考完试后，脸上像烤熟的番薯般通红，腋下早已被冷汗浸湿了一片。

我没考好，分数只比二本A线高出二十多分，想到家里的条件有限，复读是不可能的了。而且家族普遍文化水平低，大家还恭喜我成为家族里第二个考上本科的男丁。二姐回家来，也说为我感到骄傲。那时的她已长成大女孩，剪着波波头，眼神清澈动人，但总充斥几丝疲倦和忧郁。家里大搞装修的时候，师傅直夸她“雅姿娘”。而别人越这么夸，我越替二姐觉得可惜，我想若二姐继续上学，或许比我考得好吧。

上大学后，我忙于学业，课余时间也都在参加勤工俭学。千里之外的家事，只能偶尔从电话里得知。

二姐在内衣厂干得不错，后经上司介绍，认识了上司的侄子。两人并没交往，上司却连哄带骗将二姐引到她侄子的床上。还好，上司侄子终究没有逾越男女那道底线。初经世事的二姐被吓到了，慌张地向父母交代实情。

母亲听完松了一口气，瞪大眼睛骂二姐：“你还不知死咯！差点被人家吃了都不知道。”后来，二姐拒绝和上司侄子交往，惹恼了上司，她抓着二姐工作的一个失误，狠狠地打了二姐一巴掌。孤身在外，二姐不敢抵抗，只好委屈作罢，辞了那份工作。

那以后，二姐开始变得叛逆，想为自己做打算，她觉得自己“太乖了”，不再愿意透露真实工资给家里上缴，花钱逐渐大手大脚，甚至为此和母亲争吵。

或许是二姐的事儿刺激了母亲，也或许是父亲常年无业让母亲压力巨大。2014年的那个春节，母亲去县医院看病，确诊了精神分裂症，看夜空的红色烟花都像飞溅的血。母亲发病的时候，有时狂躁，有时抑郁，家里人都是噤若寒蝉，局促不安，处处迁就，连父亲都不敢跟母亲说话，哪怕几次被母亲扇了巴掌都没回击。

唯独让我奇怪的是二姐，她竟然连连说母亲“是装的”。我很是费解，问她为什么，她说母亲说话“像小孩一样矫情”，完全没有一点以前那种对母亲的依恋。

后来再想，或许此时，二姐的情绪已经出了问题。

学历受限，二姐在家乡的工作始终不稳定，活累工时长，工资又低。

2015年，我念大三，二姐决定重新回深圳打工，找了一份酒店前台的工作。那时，为了生计，除了嫁人生娃的大姐，以及照顾八十多岁奶奶为由在老家的父亲，母亲带着小弟小妹都到深圳打零工了——弟弟妹妹上完初中就辍学了。

中秋节，我从广州坐轻轨到深圳和母亲他们见面。我们约在福田文化广场，那里潮汕人多，晚风阵阵，夹着桂花香，我们一边散步，一边聊着工作情况，虽透着几分心酸，但也有了久违的温暖，因为我知道，家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二姐当天穿着一件绿色短袖，身材纤细，站在霓虹灯旁，微笑着让我帮她拍照。她又给我拍了几张照片，一块发到朋友圈，配文：“中秋夜，姐弟俩又回到了出生的地方。”我看得出来，二姐对家人很依恋，分开时整个人都恋恋不舍，眼里含着泪。

此后几个夜晚，二姐都在电话里向我倾诉，说她在酒店里没有社交，除了一个同龄人，其余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我叫她找以前同学的聊聊，她又说自己每天都要接上百个电话，被繁重的工作都整出精神紧张了，哪有时间去找同学。

我那时很忙，面对不成器的父亲和家里经济困窘，除了学习就是到处跑兼职。二姐频繁给我留言，我也就随便敷衍两句，电话来了也不常接，晚上睡觉就静音。

十月中旬的一天，早上醒来，我见手机里昨晚有十几个未接电话，都是二姐的。我慌忙打过去，二姐却平静地说：“没事了。”

后来我是从母亲和小弟口中，得知那天晚上的经过。

当晚11点过，二姐给客人收拾房间时，看到客人遗留的手机，不小心点亮屏幕，却是那种外国激情视频网站，一下子发疯一样，臆想自己被外国人强奸了。

她先打我手机，我静音未接，她又打给小弟和母亲。小弟信以为真，紧急去药店买了避孕药，然后给二姐吃下。小弟后来又仔细询问，才发现二姐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任何人侵犯，只是精神上受了刺激。

白天，她发泄一样买了一条一千多元的K金项链和一双并不合脚的高跟鞋，又在大街上莫名大声地叫喊。母亲几个电话反复催二姐到出租屋休息，下午下班回来，房门却被锁了。母亲拍门，里面也没回应，连忙叫小弟拿来钥匙，打开门一看，二姐正躺在床上熟睡。

等二姐精神好点，小弟陪她向酒店经理辞了职，二姐向经理指着自己脑袋，说：“这里不正常了。”

母亲带二姐回老家，找诊所医生治疗调养。不到两个月，二姐的精神状况还没完全好转，父母就给她安排了门亲事，据说是邻居娴老师介绍的。

两人先在微信上视频聊天，然后见了一次面，一块去饭馆吃牛肉粿条，聊了下双方的状况。二姐回来后，说男方在广州做手机生意，专卖给南美国家的，以后打算在广州买房。父亲听了，羡慕不已，对母亲说，“这女婿过年红包会包得很大”。

一来二去，这门亲事很快就定下来了。我问母亲：“怎么这么快？二姐这情况还没恢复，怎么能成亲？”

母亲就说和父亲商量过了：“听老一辈人说，像你二姐这种病，貌似‘思春’，结婚后就好了。”

对方给了3万块彩礼，母亲用1万块钱买了黄金首饰给了对方，剩下的2万块钱则存在二姐的银行卡。对方说，先办酒席举行婚礼，等过年领结婚证。对此，我也不置可否，只知道，如今的二姐已经全然都要靠父母做主了。

不久后，我就被喊去广州海印桥附近参加二姐的喜宴。到了他们的公寓，二姐夫妇出来接我，只见二姐戴着金耳钩金项链，白色衬衫加一件粉红色马甲背心，双腿纤细，脸颊扑了浅浅的腮红，像朵桃花一样。姐夫穿着纯色衬衫，相貌奇丑，塌鼻梁，皮肤黑黝发黄，两只眼睛突出像金鱼眼，两腮瘦削凹陷。

见我来了，二姐欣喜又露怯，能看得出她的病还没好完全，眼神略显呆滞，我心里一紧。二姐听她婆婆的话引我进卧室，让舅舅（我）坐一下她的床褥——那是老家早生贵子的习俗咒语。亲家母春风满面，让我放心，信誓旦旦说会把二姐当亲女儿疼惜。然后，姐夫牵着二姐，带我去订好的酒楼。

见到二姐夫妇和睦相处的情景，我心里稍微平静了一点，期望真能像母亲说的那样，二姐结婚后就好了。

很快，我就意识到二姐又踏入了一个坑。

父亲在电话里再三叮嘱我，说我离二姐近，要多去关心看望她，预防她的病复发，万一被退婚影响不好。我便每个周末都会抽空去看望二姐，有时也陪她在手机档口守摊。因为她精神还没完全好转，甚至有点孩子气，竟被不少客户以为是未成年的高中生。

二姐夫家里还雇了三个同乡的弟仔，负责组装手机和测试程序，类似小型加工厂，为了赶批货，常常忙到半夜两三点，黑眼圈很明显。二姐进门后，也要帮忙干活，跟着忙活到半夜。实在困得不行，也要先和表面和蔼、实际强势的亲家母“请假”，才敢去睡觉。

姐夫一心钻入生意，在广州深圳两地跑，又要找货源，又要防止泄密和同行竞争，每天都过得神经紧绷，一睡醒脑子里想的都是档口一个月两万的租金，需要吃药舒缓精神。他也是个妈宝男，对母亲言听计从，对二姐很是冷淡，只把她当工人和生育工具。

这些情况，二姐给我和母亲都抱怨了，说“不想待在这个家，不喜欢这里的氛围”。母亲劝她：“新媳妇进门没那么快融入新家庭，刚开始三年没那么好过，等日后生了孩子，地位巩固，才逐渐有家庭地位。”

或许是病一直没好利索，二姐不再有以前的机灵，说什么话愈发不过脑子，行事也愈发不受控制。明明是母亲给她说的体己话，她自己却直说成“新媳妇进门衰三年”，还一转头就告诉了婆婆，气得婆家以为二姐诅咒他们。

有次我去看二姐，到了晚饭时间，二姐竟然独自先坐到饭桌上开吃，完全不顾公婆和我在场。我傻了眼，叫她停下来帮公婆舀汤、盛饭。次日，去档口接她回婆家的路上，我教她要“主动去做家务”，还数落她“竟然没一点礼路”。二姐听着听着，竟然“哇哇”大哭起来：“没想到自己比你大，反而做错要被你说。”

我只好作罢，转开话题，说买了一箱牛奶放在她家，嘱咐她记得喝。她立马停住，像小孩一样收放自如，脸上有了笑容。

我差点没笑出声，但立马反应过来，止住了笑——二姐的病情应该是加重了，智力退化了很多。而这样的她，估计很难在婆家好好生活下去吧。

果然，喜宴后不到两个月，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亲家母和姐夫在电话里找父亲投诉，说二姐偷懒不做家务，目无尊长不会说话，要求退婚。

次日，亲家母就定了回老家的票，我也跟着回去了。来不及歇息，亲家母就叫来父亲和媒人娴老师过来处理事情。在他们的交谈下，我才知道，娴老师和亲家母是亲姐妹，亲家母从小性格强势凶恶，不光娴老师很怕她，就连她们的父母都不敢招惹她。虽然两姐妹向来不和，但娴老师是个识时务的人，听说姐姐一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就想借给外甥介绍对象，缓解多年紧张复杂的姐妹关系。

而我的二姐，却成了牺牲品。

父亲让二姐坐到女婿旁边，亲自问二姐“还爱不爱他？”二姐默认点头。父亲只好转头和亲家母交涉，说她过于严厉，自己女儿刚过门，还没适应这个家，“再让他们试试吧”。亲家母却执意要儿子离婚，“死了也要离”。姐夫听他母亲这么说，立马对二姐说，“我妈如果去死，我也要去死！”

彼时二姐已怀有身孕，离约定领证的时间也只差十几天了。面对着执意退婚的婆婆和丈夫，她表情木讷，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最终，父亲领着二姐回了家，觉得没领证就没有法律保护，任凭对方赔了两万块就了事儿了。父亲也没有向那家人要回当初送的黄金首饰，“听说那婆娘在家死缠老父母，姐妹关系更加恶化，注定是场孽缘呐！”

两天后，父母陪二姐去医院药流，夹出块豆腐一样的血块。母亲说，医生护士听了二姐的遭遇，也直骂“那个吐血糟实仔（潮汕地区骂人的方言）没良心”。

那天晚上，二姐惶惶不安地对我说心事：“我不想长大，长大后的世界完全和自己想的不一样。”

我看她整个人精神不太好，便哄她：“以前别人总以为我个子比你大，是你哥。要不你以后当我妹，我真做你哥算了。”

二姐眼里才有一点光地说：“好。”

等身体恢复差不多了，二姐重新回到深圳福田，找了份餐厅收银工作，包吃住。2016年上半年，我去深圳实习，偶尔一起吃饭时，二姐说她还想着前夫。我便气不打一处来，直言：“那就是个负心汉，从一开始就看不起你。”

二姐怔怔地笑笑，没多说什么。

2016年，我在公司实习不顺利，下半年又返回广州找工作。二姐便时常在微信里给我说她自己的工作生活。她说自己在卖命地挣钱、攒钱，下了班还会给一个小老板做报表，一个月就有一千二百元的外快，到了周末，她还会去去兼职卖儿童溜冰鞋，业绩好的时候，一天就能挣四五百块。看她纯朴、亲和的气质，不少小孩都围着她问：“姐姐，你是不是老师呀？”

这期间，二姐也尝试过自己去找对象，也许是由于学历和认知上的差距，几段恋爱都是草草收场。渐渐地，远在老家的母亲着急了，她认为二姐被退过婚，名声不好，“怕她破罐子乱摔”。父亲纯粹嫌二姐身材小，“像牙签一样才没人要”。其实，二姐才24岁，可在长辈眼里只认26虚岁，认为是“老姿娘”了。

最终，在父母的安排下，二姐这一年就与一个大她两岁的男子成了家，对方给了2万彩礼，母亲用1万买了金项链给二姐，剩下的也给了她，另外贴了3800元由亲家那边安排婚俗礼节。男方在老家乡下有3块地，盖了两层商品房，父母在家专搞种植。这些在我父母看来，算是家境不错了。二姐发那男人的照片给我看，憨厚老实的样子，看着挺可靠。

2017年开年后，二姐夫妇在深圳租房，准备打工。可是新姐夫没有一技之长，说话又含糊不清，过了快两个月，才找到在一家五金厂打螺丝的工作，但做了不到一个月，就喊累说“想回老家了”。

二姐想留在深圳，但母亲还是劝她跟着丈夫一起回乡下。她只好从了。我那时忙得焦头烂额，也顾不过来，只觉得有些可惜，从农村来的二姐，最终又回到了农村。

回到了乡下，二姐的公婆平常省吃俭用，起早贪黑地种田，留下自家吃的，多余的就拿去市场卖。平日，肉舍不得买，怕浪费电也鲜少开电视，这让二姐很不习惯。再加上她本就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不太会收拾整理家务，惹得姐夫家里各种投诉，于是，二姐好几次都吵着要重新回深圳上班。父母就一味劝她忍让，好歹要在家生了娃再出来。

2020年的元旦前几天，二姐的孩子出生了。出月子后，二姐在老家闲得慌，先是网上找了手工活，花了200元的押金，却被商家借工艺不合格，搪塞回来，不予接收。随后，二姐又在网上刷单，中了对方的圈套，被骗了2000多块。我想着二姐是落后这个时代了，刷单的骗局早在2013年就有了，她竟然还不知晓。

有次，她在网上点了一个链接，买化妆品，手机霎时中了病毒，她慌里慌张，差点精神失常。末了，她赶紧把手机里的钱转给我，让我代她保管。我一开始不愿意，觉得掺和到金钱，往后说不清，但二姐执意要这么做，我也只好替她存好。

那段时间，二姐精神状态不好，常常会莫名地大哭起来，待小孩儿刚会走路，她就被确诊为产后抑郁症。从那以后，二姐常吃抗抑郁药物，身体逐渐发胖，动不动就说头痛、失眠。不仅如此，或许是姐夫过于寡言、木讷，二姐对我依赖愈发严重，她常常给我发来微信视频邀请，哪怕是大半夜，她也要这么干。点开后，问她有什么事儿，她也不说话，就无缘无故一味地对着我傻笑。她甚至还想对我说些妇女之间的私密话题，我忍了几次后，都借作为男人不方便和工作忙不作答，让她去找母亲倾诉。

但有段时间，我见她和母亲聊天过于频繁，又建议她也要多和同龄人沟通，怕她被母亲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影响过深，和时代完全脱轨。

去年，二姐去了一家药店工作。工作不忙，离家也近，但她的状态还是时好时坏，时常发自拍照到朋友圈，很自恋，又有种精神失常的感觉。

我已经从广州辗转到深圳工作，因为深圳离汕头更近，方便照应家人——当然，也方便父母加紧催婚。二姐认识顾客后，也帮我张罗。今年初，她发来一个女生的手机号，说是药店一位常客老婶的孙女，比我大1岁，排行老二，上面的大姐和下面的几个妹妹都嫁了。

加了女生好友，我主动发照片，对方只说，她的朋友圈有个人照。打开看，女生皮肤白，眼睛大，上身穿着性感的白色吊带衫。聊过后，母亲催问聊得怎么样，还问我要女生照片。我发过去了，说，对方高中学历，也在深圳上班，看长相和衣着，性格应该挺外向大方的，“但共同话题不多，有点不合适”。

说完，我就去忙工作上的事了。当天，母亲就给二姐回了话。次日，母亲就在视频里数落二姐：“讨债啊，怎么可以那样说话？气死！”原来，那位老婶又来买药，问我们两人聊得怎样，二姐传话，说“我弟觉得不合适”。那位老婶又追问，怎么不合适了。然后二姐不知怎么就支吾地直白解释：“可能觉得她穿着吊带衣，过于暴露，不是正经女孩！”

我也急眼了，责怪二姐说话不过大脑。果不其然，女生冲冲地在微信上找我对质，我自知理亏，一直道歉。她说，“你知道我奶奶听了有多伤心吗？”

我连忙纠正道：“我没那么说！也不知道我二姐怎么就那样传话！我再次向你道歉。”

女生气消了一点，说自己算有气度了，换别人早就骂人了：“都21世纪了，还有人这种想法。”

我叹了一口气：“我姐她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因为这件事，我对二姐的怨气又添了几分。再加上她依然不分白天、黑夜地给我发视频邀请，完全不顾我的工作和休息，好几次都搞得我发狂。而有时待我真接起来，她也多是自顾自话地诉说她的苦闷：“我看起来好像老了许多……”“我怎么过得这么惨……”

为此，我的情绪也在一点点积压。今年2月，当地各种防控搞得人心惶惶，加上工作上遭遇挫折，我终于爆发了，歇斯底里地吼她：“你简直像个疯子！活得那么痛苦，怎么不去死！死了一了百了！”

视频那边的二姐，顿时就迷糊了视线，她努努嘴，无助地呢喃：“……你不能骂我疯子。”

说完，眼泪顺着她的眼睛流了下来。随后，视频那边就黑下来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失眠了，我想了很多，想了二姐这一路走来的辛酸。对啊，这世上最不该骂她的就是我，她这一切不幸的起点，或许就是从辍学那刻开始的。仅仅因为她是个女孩，她就被天然地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为我让出资源，让我有更好的出路。而她，从此便走上了一条艰难的、困顿的、完全身不由己的道路，过早地接受底层社会的磨砺，在坎坷泥泞的路上摸爬。

除了我，她甚至都找不到人诉说自己的困惑和无助。而今，连我都要这样刺激她，万一她想不开真寻了短路，恐怕我这辈子都会内疚和憎恨我自己。想到这些，我心里一片酸痛，眼泪止不住地往眼角聚。

早早醒来，我立马打电话给母亲，母亲确认二姐没事儿后，又给我回了电话。她聊起我们姐弟这件事，说，早些年，二姐也私下怨过她和父亲重男轻女，还问过母亲：“如果当年让我读上高中，而让三弟辍学，会不会不一样？”母亲明说：“那是不可能的，女儿嫁出是别人的，以后还得靠男孩养老。”

母亲叹口气又说，邻家牛婶的女儿，高三复读了一年也才勉强考上专科。老牛夫妇本想让女儿干脆出来工作，她竟有自己主见地说服了她的父母：“上大学以后能嫁个有钱的老公。”母亲就想起了二姐，对她心里有愧：“你二姐本来成绩就不错，如果好好培养她，有了更多学识和视野，也不至于那么急着嫁人，不至于变成今天这副模样。”

最后，母亲叮嘱我：“兄弟姐妹是前生前世手牵手来投胎的。她是吃亏了点，没能培养她，以后但凡她有难处，你得相护（潮汕方言，帮助）她。”

我挂了电话，又给二姐发了信息，为昨天的事儿给她道歉，她很爽快地就原谅我了。我知道，二姐一直是兄弟姐妹中最慷慨无私的一个。或者，她精神状况不好，已经忘了昨天的事儿。或许，她已经习惯了对我这个弟弟言听计从，从不埋怨。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亏欠她太多了，甚至想，我是不是偷了她的人生？但重来一次，我会怎么选，我会去抗争吗？父母若一开始不是让她从小帮扶我，让我自己去独立，那现在又会是怎样？她是不是也可以为自己而活？

这些问题，我统统不知道如何作答。

又到年末，父母加紧对我催婚，看着二姐的遭遇，我不想听他们的，转而还调侃他们：“倘若那时辍学的就应该是我，而继续读书的是二姐。或许，我早已成家，像老家乡下有的同龄人，衣着随意，骑着一辆摩托去菜市场，前面塞两三个小孩，老婆坐在身后，一家几口好不热闹，一辈子也能过得去。如果是那样，你们觉得怎样？”

他们没有回答。而我也知道，人生没有如果。

（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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