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溪村样本：解码乡村振兴困局 | 《财经》特稿

三溪村位于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三溪乡，距离缙云县城38公里。过去，这里民居破旧、道路难行，是一个一无耕地、二无特色产业、三无集体收入的“三无”村庄。近年来，三溪村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发展轩黄黄茶、红绿旅游等产业，引进越野、漂流、极限运动、游学等项目。同时，引导村民自主创业，将闲置农房改造成农家乐、精品民宿等，唤醒农村“沉睡”的资源。此外，三溪村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山气候、生态优势，优化农业布局，全村引进高山茭白、高山油茶、高山板栗、高山蜜桔等高山农作物，建设新农业。经过努力，带动了集体和村民的双丰收。

三溪村党委书记吴明军表示，虽然这些产业带来了一部分人的增收，但当前村里的主导产业依旧较为薄弱。对于地处偏远、资源较匮乏的高山远山农村而言，可以发展的产业很少，而主导农业的附加值又很低，农民只能从中获得微薄的利润。“我们在不断探索发展更多产业、做精做优现有产业，想尽办法让更多的村民增收，让村里富裕起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大对乡村振兴提出了新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延安市、河南省安阳市考察时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发扬延安精神和红旗渠精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政策引领下，充满潜力的内需市场、投资领域的巨大蓝海、电商行业的下沉市场；休闲产业、健康食品产业、康养、旅游、养老、农业现代化……这是谈起乡村振兴的机遇时人们经常提到的热词。

三溪村的产业主要以农业为主，茶叶、茭白、油茶、板栗、蜜桔等是村里重要的农作物。吴明军告诉《财经》记者，农民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上比较被动，农产品的附加值低，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利润少。“农产品从原料、加工、生产、销售各个环节中，农村绝大部分只承担了原料环节，部分农村由于农产品规模有限、交通不便、位置偏远，即使引进初级加工厂也很难。”吴明军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在一次演讲中直言：整个中国农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回报低。25%的人口仅贡献了5%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这样，农业是没有希望的，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反差。

钭坚是缙云县三溪生态强村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向《财经》记者表示，现在都提倡品牌化建设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品牌溢价，但是品牌化建设在实施过程中面临很多困难。一方面，打造品牌的成本太高，农村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品牌化意味着标准化，但是标准化对于南方非规模化种植来说实现很难。村里的农作物基本都是村民小片种植，农作物品质无法实现统一。同时，山地丘陵崎岖不平、海拔高低不一，也导致农作物有所差异。以大米为例，不同田地生长出来的大米的成色、形状、口感都会有所差别。此外，农副产品执行标准高，一旦有产品监测不合格或者出现质量问题，很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滞销。

吴明军表示，因此，乡村振兴必须发展多元化产业。

三溪村的桃源山森林公园是一个集休闲、观光旅游、户外运动等功能于一体的森林公园。摄影/《财经》记者 孙颖妮

《财经》记者在三溪乡调查发现，黄茶产业经营者李森洪就在为缺少用地而烦恼。李森洪在三溪乡经营一家黄茶基地，他打算扩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可由于土地是临时用地，他不敢扩大投资，而永久性用地一直无法申请下来。李森洪向记者表示，现在土地问题是扩大生产最大的瓶颈，由于土地是临时用地，不敢扩建厂房，万一投资后要被拆掉，会造成巨大的损失。由于是临时用地，一些项目也无法申请，例如茶道体验馆、博物馆等茶文化打造的项目也不敢进行投资了。

除了要素支撑不够，乡村承载产业的能力也较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毛学峰向《财经》记者表示，乡村在组织、管理、经营、建设、分配、对接资源方面能力比较弱，缺乏承接产业的能力。比如有些央企的资源到农村帮扶，但是由于农村的载体很散、实力不够，无法与这些帮扶资源很好地对接。

近年来，也有很多产业园区和产业项目落到了城镇和农村，不过，有很多工业园区、产业项目像打补丁一样嵌入到各地的城镇和乡村，就算进入乡村了也很难与农村农民融合。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此前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地方通过招商引资引来了大的产业项目，但是企业是企业、农村是农村，这些产业与当地村民一点关系都没有，农民也无法从中收获利益，这种现象在北方尤其严重。中国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经验，它们整个工业化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都是与农民绑在一起的。

毛学峰向《财经》记者表示，招商引资、产业项目落地、资本下乡要适当考量农民的利益，带动农民进入到更大的市场，而不是和农民没有什么关系。此前在国外考察时了解到，由于东南亚各地的硬性要求，部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城镇或者农村建厂时，会将辖区内的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就业等因素都纳入到园区的规划建设中。中国各地的部分县级政府等在招商引资时也应多一些这方面的硬性要求，让企业适当照顾农民的利益，为辖区内或者周边区域提供适当的福利。

距离三溪村20多公里的壶镇当前就在加快产城人融合发展。缙云县壶镇是浙江省70个“百亿级”工业强镇之一，目前壶镇拥有超过600家的工业企业。也正是由于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村民收入的提高。包括三溪村在内的多个村庄的村民都集聚到了壶镇打工、置业或者安家。

壶镇当地企业也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浙江天喜厨电股份有限公司坐落在壶镇，是“浙商全国500强企业”“浙江省隐形冠军”。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首先能做的就是把公司经营好，能够给周边村民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此外，企业经常积极捐款支持当地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振兴项目，还会向当地学校、红十字会、纪念馆等机构进行捐款。

在农村，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就业岗位少、人口大量外流，诸多老村出现了“空心村”的现象，很多乡村日渐凋敝。

“过去30年，中国共计损失了120多万个自然村，平均每天消失100个自然村落。有好多村落没人去照顾，摇摇欲坠了。”这是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在一档节目中公布的数字。

三溪村也属于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多的偏远山村。三溪村退休老干部吴俊辉带领记者在村里参观，他告诉《财经》记者，村里大部分青壮年都到城里打工或者创业了，留在村里的大部分都是老人。房子的空置率很高。

刘守英曾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政策以重城轻乡为特征，在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包括土地制度等各种制度的安排主要以城市发展为主，各种资源主要向城市集中，各种利益的分配也更倾向于城市，乡村的发展受限，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机会。

“从事实上看，城乡差距没缩小，乡村更加衰败。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一直以来的生产要素通通流向城市，乡村变得没有回报，资本往城市跑，农民也纷纷离开村庄。”刘守英说。

城乡融合被认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路径。刘守英表示，待各项阻碍城乡相通、要素互流的体制机制逐步破除后，城乡关系重新调整，则进入“互为需要、共存、互补、各有特点”的城乡融合新阶段。

在刘守英看来，城乡融合存在三条主线：一是赋予乡村业态发展的制度环境，打开农村大门，让乡村汇聚人力、土地、资本、技术各项要素；二是政府在乡村需要投入诸如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品，实现城乡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三是城市打开城门，保障进城农民群体的教育、居住、就业等权利。三条主线并行不悖。

中国农科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农业战略研究室主任王秀东向《财经》记者表示，城乡融合首先在统筹规划层面就要体现，城市、乡镇与农村应该统一规划、一体设计，在整体布局时就要在县域考虑到农村的发展，一部分产业以县城为支点，但是也要有部分产业与农村紧密结合。例如山东菏泽市的网红城市曹县，打通县乡村三级体系，将部分订单和服务转到乡镇和农村，服务电商高质量发展，县城和农村的居民都分享了产业发展的红利。

产业融合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之一。刘守英认为，应该把乡村的二三产业作为整个城市二三产业的一部分，一体谋划、一体实施、一体监管、一体服务，不能只是城市工业到乡村搞个象征性的项目，像打补丁一样嵌入到乡村。必须把乡村的二三产业纳入城市二三产业体系，使城乡二三产业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郜亮亮表示，乡村振兴不能简单理解为村庄振兴，产业发展往往超越一个村庄的空间范畴，一个村很难形成一个特色鲜明、初具规模和有竞争力的产业。需要突破这种“以村定产”的思路，要在多个村、一个镇甚至一个县对产业进行统筹布局。

除了产业的融合，还要加强城乡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吴明军向《财经》记者表示，乡村没人怎么也振兴不起来，城乡之间人的互动加强了，城里人能够到村里进行一些消费，就能给村民带来一定收益。“到了城里人都往农村跑，那就是共同富裕初具雏形的局面。”

毛学峰认为，加强城乡互动很重要的一点是让部分乡村变成消费的空间，促进城里人到农村去消费。对此，乡村要有自身的特色、内在的文化和气质。乡村的治理思维和理念也要转变，部分乡村要大力发展的不是农业或者其他产业，而是服务业，要用服务业的逻辑来打造乡村、做好服务。

应炜是三溪村的乡贤，也是梵邨书院的创始人。2014年，应炜在三溪村建立起梵邨书院，将浙江、上海等地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家庭带到三溪村，举办夏令营、研学等各种活动，让孩子们在这里学习传统文化、体验乡村生活、感受自然风光。应炜向《财经》记者表示，乡村提供的这种服务让这些城市居民感受非常好，这些人的到来也促进了当地民宿、餐饮等服务业的增收。

除了城市的消费者，在城乡互动中，有一个群体——乡贤也开始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三溪村的乡贤就对村里的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吴明军告诉《财经》记者，虽然三溪村是流动人口多、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多的典型偏远山村，但村里的乡贤资源丰富，且乡贤文化深厚。三溪村陆续成立了三溪人创业联谊会，三溪村乡贤联谊会，建设了乡贤馆，从政策咨询、乡贤协调，到乡贤论坛，把走出家乡的三溪人联络起来，吸引他们回来支援家乡建设。

李森洪是缙云县轩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也是三溪乡的乡贤。2011年，原本做建材生意的他，看到家乡自然环境优越，比较适合发展黄茶产业，很多优异的农特产品却深埋远山无人知，农户也大多停留在自产自销、分散经营的状况，销路难或效益低等问题存在，更缺乏拳头产品。李森洪决定返乡创业，斥资在三溪山村建立了黄茶基地，创建了缙云县轩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轩黄黄茶成功成为G20杭州峰会指定用茶，打响了缙云黄茶的金招牌。

李森洪告诉《财经》记者，三溪乡贤文化深厚，乡贤们都很愿意为家乡作一些贡献。农村发展需要引入资本，但是资本对农村并不了解，而乡贤们了解自己所在的村庄，投资会更容易，是农村资本的重要投入者。

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也曾表示，乡村文明全面复兴最需要的，不是资本下乡，而是乡贤回家。很多回乡乡贤不仅解决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投资问题，也带来乡村公共投资，还使乡村获得一流的教育资源。中国乡村是一个以亲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由此形成了中国乡村特有的以乡贤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模式。乡贤的回归有助于解决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均衡发展、互动发展的问题。

多年在家乡经营产业，李森洪对乡村产业发展也有一些心得。他表示，乡镇应该做好定位，集中精力重点打造一个或几个产业，按照一乡一品、两品或三品的思路发展。对于乡贤来说，大部分愿意进行投资为家乡发展作一些贡献，但是要让人们看到比较清晰的定位、规划和方案。

在乡村振兴的探索中，近年来，浙江多地农村成立了强村公司。

何谓强村公司？是指各镇村为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按照“产权清晰、收益归村”原则，组建现代企业的统称。此前，村集体经济增收多靠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虽然合作社在土地流转、股东分红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它作为“特别法人”，不同于企业，经营范围、渠道都有严格限制。与合作社相比，强村公司对接市场时在深度、广度上都更有优势。

当前，浙江正推进集体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融合，并用好“强村公司”等创新机制，旨在撬动和激活浙江省约8000亿元的村集体资产。目前，浙江县、乡、村三级已建起超过1000家强村公司，平均每家强村公司年盈利200多万元，年回报率达14.4%。

三溪村和周边三个村也共同成立起一个强村公司——缙云县三溪生态强村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董事长钭坚告诉《财经》记者，强村公司为村里的农产品对接市场找渠道，进行特色农产品抱团整合销售，例如强村公司与嘉兴学院成立了一个扶贫专柜，帮助村民卖茶叶、卖大米、卖特色农产品。此外，强村公司对接会务接待、民宿等服务，想办法给村里增收。

但钭坚也表示，由于三溪乡地处偏隅，可发展的产业少，农产品附加值低且种植规模较小，因此强村公司的收入与别的地方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吴明军表示，村里集体经营性经济的收入很少，能维持村里的基本开支就不错，更别说分到农户身上。对于有产业、有资源的地区，村集体经济发展很好，很多村子靠集体经济实现了富裕。但是对于没有产业、资源、地理位置又偏僻的乡村，集体经济是十分有限的。当前三溪村在不断探索，想办法能把一些产业引进来、把现有产业做精做细。“我们只能是每年想办法做一点事、取得一点进步，争取多给群众谋福祉。”

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曙光认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多项挑战，例如，对村干部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动力与激励普遍不足；对集体经济运行缺乏严格的约束与规范化监督；受村干部任期影响，部分地方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运营中出现短期化、机会主义现象；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经营管理上专业化程度不足，人力资源缺乏；农村集体成员的集体观念淡薄，导致村级集体经济在发展时往往遭遇思想上的阻力，增加了其运行成本；当前的财政政策、土地流转与土地股份合作的相关政策与法律制度还不完备，阻碍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除了发展集体经济，当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但这一改革的推进面临不少挑战。

土地流转和实现规模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对于农民来说，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失地农民缺乏生存保障。部分土地转出收益吸引力不大，使得农民流转意愿不强烈。同时，土地流转缺乏对农民利益的保护机制，有的地方强制流转违背农民意愿。此外，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土地流转市场机制及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土地流转管理不健全、担心土地流转后再“流失”带来新的社会矛盾等，都是阻碍农村土地流转的因素。

三溪村一位种植茭白的村民告诉《财经》记者，能切实保障好农民的利益也是愿意流转的，但就是担心土地流转后无法保证自身利益。“承包流转到期后我们的土地该怎么办呢？”

除了耕地，盘活农村宅基地资源、允许宅基地自由流转买卖也是土地改革的重要内容。由于大量农村人口进城打工，很多宅基地和住房是闲置状态，这也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记者在三溪村看到，很多房子大门紧闭，房屋空置率很高。吴俊辉告诉记者，很多人已经到县城安家置业，村里房子大约只有25%的利用率。

但是当前宅基地改革也面临不少挑战。毛学峰表示，推进宅基地改革，首先要让3亿农民能够真正在城市稳定下来，让这些转移出去的农民成为事实化的城镇居民。比如，疫情期间，大量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不得不返回农村，如果这些在城市还没有稳定住宅的农民的宅基地被流转了，意味着这些人将无家可归。宅基地制度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牵涉利益最复杂的领域，不能急躁冒进地推进。

毛学峰认为，土地制度推进困难还在于乡村制度比较特殊，村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国家基层政权组织，不是一级政府。村集体内部是靠成员权来支配的，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在这种特殊的制度下短时间内土地改革推进起来很难。

此外，阻碍农村改革推进的还有复杂的农村关系，三溪村也存在这种问题。吴明军表示，村里派系、宗族势力复杂，矛盾多、纠纷多，导致有些工作很难推进，如果村民不团结很难办事。对此，吴明军发动村里的党员干部，将党员搞成网格，每个党员联系几个农户，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可以预见，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城乡的深度融合，农村正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但是，《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也指出，必须正确认识乡村振兴的含义，乡村振兴不是让所有的农村都能振兴，部分村庄注定是会消失的。王秀东表示，有的地理位置十分偏僻的村庄人口外流严重，又没有必须保留的乡村文化历史传承等特殊资源，为这个村庄大规模修建基础设施显然不合适，在这些村庄发展产业也是不现实的，应该主要考虑把这样的村庄集聚发展成一个规模较大、生产生活比较便利的村。王秀东认为，建制镇和中心村等基础设施比较好，生产生活比较便利的区域，应该是乡村振兴尤其是产业振兴发展的主要阵地，但要规划先行，做好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