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我们为什么还会重温《真爱至上》？

2022-12-25 10:12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为什么《真爱至上》20年来仍然深受欢迎？参演影片的艾玛·汤普森回答：这部电影一次次提醒我们别忘记，爱才是最重要的。

文 | 李孟苏

每年都要重温的贺岁片

一个集体行为，如果持续20年，或许就成了一种习俗。自2003年以来，每年12月看贺岁片《真爱至上》，和看《圣诞颂歌》、听BBC播放的鬼故事一样，已经成为英国人的圣诞季习俗，甚至扩散到全世界。

电影《真爱至上》剧照

11月29日，美国广播公司（ABC）推出纪录片《20年后：真爱至上的笑声和秘密》。纪录片采访了编导和演员们，是当下流行的热门剧的剧组成员重聚。纪录片中，在《真爱至上》里扮演过气摇滚明星的比尔·奈伊说，有不同的观众告诉他“这部电影让我熬过了化疗”“它帮助我走出了离婚”“独自一人时，我都会看它，特别是新冠流行这三年来”。用纪录片主持人的话说，这部电影在全球已被累计观看近5亿次。根据谷歌趋势的搜索结果，自 2013 年以来，每到12月对《真爱至上》片名的在线搜索量不出意外都会达到高峰。

电影拍摄于“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9·11”惨剧是飞机撞上了大楼，编剧兼导演理查德·柯蒂斯却把片头和片尾的场景放在希思罗机场的到达门，人们在机场重逢、拥抱、化解烦恼，伴着休·格兰特的画外音：“爱无处不在。”煽情的场景成功挖掘出人们的集体怀旧情绪，让这部4500万美元投资的电影收获了2.46亿美元的全球票房。

评论界普遍认为《真爱至上》不是一部深刻的电影，它是爆米花，是碳酸饮料，是拼盘。电影上映不久，《纽约时报》评论说：“《真爱至上》把矫揉造作的幽默和强迫性的感伤生拉硬凑在一起，是英国异想天开工厂出品的一块难消化的圣诞布丁。”20年来，评论从各个角度挑剔这部电影，指责它反女权，反基督，大搞性别歧视，宣扬白人、有钱人、爱穿高领毛衣的人——电影里几乎每个角色都穿过高领毛衣。

对诸如此类认为电影“肤浅”的批评，柯蒂斯表示，这是一种批判谬误。柯蒂斯出生于1956年。他父亲13岁时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难民逃到了新西兰，后来做到联合利华的高管。因为父亲职业的缘故，柯蒂斯童年时随着父母迁居多个国家。

柯蒂斯

有一年他们住在马尼拉，有专职司机驾车接送柯蒂斯，路过一大片贫民窟，波纹钢屋顶的房子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一年圣诞节，他母亲取消了礼物和大餐，把钱捐给了慈善机构。柯蒂斯深受影响，他成名后发起慈善喜剧救济基金会（Comic Relief），创立红鼻子日，致力于通过娱乐打造一个没有贫困的公正世界。左翼群体、人文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嘲讽他是“圣人理查德·柯蒂斯带了一帮百万富翁门徒”，在政治上过于天真——他怎么能把慈善援助当成解决世界贫困的现实方式？那分明是让我们内疚的良心得到疏通的渠道。

“难道只有严酷或暴力的东西本质上才是真实的？任何温暖和积极的东西，本质上都是错误的？就是毛茸茸的复活节兔子？轻飘飘得没有内容？我真的相信世界上有大量的乐观、善良和爱，虽然它们代表性不足，虽然黑暗面总是占世界的主导地位。我认为‘多愁善感’是一个复杂的词。一个失落的词。但是，被周围发生的事情感动有什么错？”

柯蒂斯成名后发起慈善喜剧救济基金会，创立红鼻子日，致力于通过娱乐打造一个没有贫困的公正世界

柯蒂斯11岁随父母移居英国，在牛津大学基督学院上学期间，认识了罗文·阿特金森，成为好友。“我发现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每一任女朋友相处的时间都多。”他为阿特金森写了喜剧《黑爵士》和《憨豆先生》，这两部喜剧成为英国喜剧史上的里程碑。他编剧的影视作品，人物对话机智幽默，总能恰如其分地插入一些不至于让观众产生“被冒犯”的冒犯情节，比如《真爱至上》里的老摇滚歌星，在电视节目中对现场的青少年观众说，“不要吸毒，等你当了流行歌星，有人会免费给你们毒品”。他还能安排一系列古怪又可爱的配角，演员演过这些配角后都成就了业内的名望。

柯蒂斯编剧、导演的电影加起来在全球的票房超过19亿美元。确实，他的浪漫喜剧片，《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诺丁山》《真爱至上》《BJ单身日记1、2》，主题都很简单：坠入爱河。柯蒂斯有意识对爱做了简单化的处理，他说，保持简单就为电影涂上了金粉。

电影《BJ单身日记2：理性边缘》剧照

《大西洋月刊》的影评人克里斯·奥尔（Chris Orr）曾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批评《真爱至上》对爱情和浪漫有肤浅，甚至是不道德的描绘，表现为三点：“第一，片中爱情往往始发于肉体吸引力，几乎不需要语言交流或情感亲和力，立即就进入幸福的永远。其次，完善一段关系的主要障碍是你能不能鼓起勇气说‘我爱你’，最好再配合一些宏伟的姿态，只要你做到了这一点，就走上了通往婚姻幸福的快车道。第三，任何实现浪漫的实际障碍，无论多么可克服，都不值得努力克服。”

重塑了英国人的浪漫形象

柯蒂斯的电影真的简单吗？大多数圣诞电影希望观众相信，到了 12 月 25 日，生活中的一切会水到渠成，家庭成员之间的裂缝会悄然弥合，圣诞奇迹会掩盖一切不幸和艰难，生活将回到正轨。《真爱至上》揭开了一个真相，尴尬的现实生活不会仅仅因为圣诞节就光滑完美：患有精神疾病的弟弟会出其不意打来电话搅黄你的约会，你最好的朋友会和你的妻子上床，你的伴侣会背着你给暧昧对象买昂贵的礼物，你暗恋的对象不会因为你的表白就神奇地离开她幸福的婚姻，你生病的妻子终将撒手人寰，你的初恋也会远走高飞。

社会学家也会翻出1930年1月的《婚姻邮报》，上面刊登了两则征婚广告。一名27岁的女性写出了她对未来丈夫的要求：“人要干净，即使相貌不好看，至少令人愉快，每周收入约5英镑。”另一位女士希望找到一个“朴实的男人，不要太胖，知书达理，没有酗酒的习惯”。她们大概在圣诞节都遭到家人的逼婚，于是下了新年结婚的决心。

可以蔑称柯蒂斯的影片是漂亮的翻糖蛋糕，绝不能否认，英国电影史上没有哪位编剧、导演像他这样，重塑了英国人的浪漫形象。有着坚硬上唇的英国人经常被刻画成禁欲的，在床上像一块冰冷的猪板油，作家保罗·费里（Paul Ferris，1929～2018）在《性与英国人》（Sex and the British）一书中写道：“在英格兰，人们说，性交是不允许的，但打屁股是可以的。”

柯蒂斯要矫正猪板油的形象。他在《真爱至上》里铺陈了9条故事线，每条故事线都讲述了某种版本的感情：跨种族和地域的爱情，荷尔蒙激发的爱情，不合时宜的欲望和真正快乐的爱情期待。每一条爱情线都能在苏塞克斯大学存放的“大众观察档案”（Mass Observation Archive）里找到对应。

“大众观察”这一社会人类学项目成立于1937年，发起人之一汤姆·哈里森（Tom Harrisson，1911～1976）是鸟类学家、人类学家，以对大凤头鸊鷉的鸟口普查而闻名。他把观鸟的精神引入人类学，邀请普通人写日记和填写问卷，以此来收集有关英国人生活的信息，其中有大量关于婚姻、爱情、性爱的材料。《婚姻邮报》上的两条征婚启事就来自这批档案。这个项目至今仍在进行。

苏塞克斯大学讲师克莱尔·朗哈默（Claire Langhamer）是大众观察档案的托管人，她研究海量的资料，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书，《恋爱中的英国人：情感革命的私密故事》（The English in Love：The Intimate Story of an Emotional Revolution）。她有个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年，英国“男女在交往中，发生了一场情感革命”。到20世纪中叶，浪漫的爱情与性满足变得密不可分，理想的爱情和美好的婚姻具有改变个人性格的力量，足以成就自我发展。到20世纪末，爱情被置于当代婚姻的核心，“人们普遍愿意为婚姻关系做出终生的承诺”。然而，随着爱情在婚姻中取得了决定性的地位，它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因为“人们普遍对婚姻的期望更高更多，包括对伴侣的期望”。这种转变导致“一辈子只结一次婚”的终身婚姻到20世纪末急剧减少。

《真爱至上》的9条故事线由一场婚礼串起来，剧中还有两对情侣结婚。显然，柯蒂斯认可国家婚姻指导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格雷牧师（Herbert Gray）在1949年宣称的，“结婚的唯一充分理由是你爱上了异性”。

女性对伴侣的要求，在20世纪30年代务实得好比男人是舒服的系带皮鞋，到了五六十年代，不再寻找一个“至少令人愉快”的男人，而是希望寻找到灵魂伴侣，找到一生的真爱。1947年，一个年轻人问《每日镜报》：“我应该选择一个会做饭、会缝纫、会做一个好主妇的女孩，还是必须等到能让我心跳加速的女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真正的”爱情必须包括身体上的吸引。如果在第一次约会时，“化学反应”不对，那么就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了，不管他每周赚多少钱。1953年，谢菲尔德主教警告说，婚姻不再被视为“一种社会制度”，而是“相关人员自由进入和自由维系的个人关系”。

这种变化反映在了结婚率上。英国的结婚率从30年代开始稳步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急剧上升，1945～1975年成为结婚的黄金时代，结婚人口达到英国人口史顶峰。在60年代的青年文化浪潮中，最大的时髦不是卡纳比街的服装，而是婚姻。

婚姻被年轻人视为浪漫的归宿、成熟的标志和个人解放的手段，如同离开家乡小镇奔向大都市。“大众观察档案”中有一位出生在战后婴儿潮的女孩回忆被男孩求爱的话：“这给了你一种独立于父母的感觉，尤其是你的父亲，一旦有人认真向你求爱，他就不敢再批评你了。还有另一个未知的声音告诉你，你是完美的。”这反而给年轻人带来早婚的压力。到1970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下降到22岁，男性下降到24岁，96%的女性在45岁之前结婚。到2009年，男女平均初婚年龄都上升了8岁，结婚的人数暴跌至186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曾经，英国人把婚姻看作爱国义务，看作一种正确的行为，很自然地，性和爱各自为政。在报刊负责回复读者来信的知心大姐们总是宣扬情欲是危险的，只有充满爱的婚内性行为不是。真爱应该等待。婚前性行为不仅会产生不想要的孩子，还会让人失望。至少到60年代末，婚前性行为才被视为“真爱的象征”而为社会接受。即便如此，1970 年的一本刊物上，特别圣洁的知心大姐告诫得不到性满足的未婚女性：“对一个女人来说，高潮是通过被爱、安全、没有怀疑和恐惧、愿意放飞自我的感觉来达到的……在婚姻之外，自然很难拥有这些感觉——这是生理原因，而不是道德原因！”

这种语境下，婚内性爱不仅可能是好的，而且应该是好的。问题来了，如果夫妻任何一方没有在婚内性爱中让另一方得到被爱、安全感和免于怀疑和恐惧的感觉怎么办？这种婚姻模式注定要失败。伊恩·麦克尤恩的虚构小说《在切瑟尔海滩上》，描写的正是这个真实。既然婚姻的基础不再是扮演好主妇和赚钱好手的角色，更关乎怦怦直跳的心，人们对不忠、出轨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如果性可以看作爱的表达，那么很难说婚外性没有爱的成分。1971年，新的《离婚法案》生效，意味着婚姻的约束少了，到此时，真正的性革命才发生。

《真爱至上》中，朱丽叶嫁给了非洲裔的彼得。大众观察档案中有资料，“二战”期间，评论员们不断发出针对美国士兵的警告，仍不断有英国女孩为他们倾倒，到战争结束时，英国有约4万名美国大兵新娘。萨默塞特郡一位牧师的妻子告诫女性，如果她们在电影院看到黑人士兵，务必远离他们；许多教民也认为和黑人恋爱太离谱。该郡有一对幸福的跨种族恋情，可见当时女性的主流婚姻对象是“顾家”的男人，但跨越阶级、信仰、年龄和种族的界限，公开恋爱也成为可能。勇敢的人从实践和意识形态两方面都在力图重新制定爱情、婚姻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