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开庭，刘强东“明州事件”民事案3年来发生了什么

▲ 刘强东。 （视觉中国/图）

2018年8月31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京东集团创始人、时任CEO刘强东被警方带走——有人报警指控他强奸了21岁的明尼苏达大学中国留学生Liu Jingyao。他于次日获释。同年12月21日，该州亨内平县检察官弗里曼宣布，因调查中证据不足，决定不以性侵罪名刑事起诉刘强东。

2019年4月16日，Liu Jingyao向明尼苏达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8页的民事诉状也在同日公布。据她叙述：在2018年8月，她以志愿者身份参与明尼苏达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简称DBA）的活动，在活动结束后受邀参与至少有15名中年男性的饭局，她在饭局上喝醉，被带上刘强东所乘的豪车，当晚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内被刘强东强奸。

她对刘强东的指控包括民事胁迫与人身侵犯、非法拘禁、性侵犯和性侵害，并主张京东集团对上述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她请求陪审团判决被告赔偿超过5万美元的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

与案件相关的部分文件公开在明尼苏达州司法部门的网站上。2019年至今，案件经历了近一年的传票送达，随后刘强东及京东集团应诉和答辩，进入调查取证环节——取证对象包括原告、被告、刑事案件中刘强东的代理律师Jill Brisbois、豪车司机Joel Humberto Lopez-Larios、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与此案有关的6位警察等，目前取证还在继续。

法院原计划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一次公开动议听证会，讨论是否对刘强东提交的部分材料进行保密。据双方律师提交的备忘录，材料涉及刘强东的政治背景、经济状况以及性经历。这一听证会后因被告要求而取消，但相关新闻让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案件重回公众视野。

截至目前，该案已进行过3次公开动议听证会，第一次是刘强东和京东质疑送达程序，称起诉书和传票未能有效送达；第二次是京东认为与性侵害有关的主张与京东公司无关，要求驳回这部分主张；第三次是针对被告答辩状的辩论，被告提出Jingyao提起民事诉讼是为了勒索富豪，而原告认为这没有根据，且对公众有诱导性。

按照法院排期，如果双方不能和解，该案将在2022年9月26日首次公开开庭。

与中国不同，根据美国民事诉讼规则，传票是由原告方负责与起诉状一起送达被告。在Jingyao提起民事诉讼后，这一过程花了近一年时间。

2019年6月，原告试图通过京东美国科技公司在美国加州山景城的一处商业地址向刘强东送达传票，但受雇于该公司的一名经理表示，自己无法确认刘强东的身份——原告律师向法庭出示的《原告支持替代送达的动议》以及送达不成功的证据表明，这一次送达失败了。

法院提议，刘强东在刑事案件中的代理律师Jill Brisbois可以将传票转交给被告，但该律师在回复法院的邮件中说，自己从未代理刘强东的任何民事诉讼，无权代表他接收传票；而在这起诉讼里，她可能会成为证人，这或许意味着与刘强东产生冲突，因此通过她来送达传票是不合适的。

对京东的传票送达也遇到了问题，京东集团以此为由，要求原告撤诉。京东的代理律师回复法庭称，京东集团在2014年成立，注册在开曼群岛，原告试图送达的地址是美国特拉华州的一间“注册服务公司”，它不是京东的注册服务公司，无权代表京东接收传票；曾有一家名为“JD.com,Inc.”的公司在这里注册，但这是另一间与京东同名的公司，已在2002年因未缴税被宣布注销。

这一次送达失败之后，Jingyao的代理律师试图通过京东集团在美国的全资子公司——JD American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JD America）送达。这遭到了京东代理律师的反对，对方称，京东集团从未授权JD American或该公司的注册送达代理人接收传票。

尽管关于民事诉讼的消息已经被国内外诸多媒体报道，京东公司也通过媒体进行了公开回应，法院依然裁决，原告需要依照海牙民商事司法文书送达公约进行送达——该公约1965年于荷兰海牙签署，参与该公约的国家可以据此将在成员国的法院裁定的文书送达给其他成员国的民事主体，从而简化文书送达程序。

原告聘用了专门从事国际文书送达的律所，在2019年10月1日向京东集团送达了传票和起诉书。京东集团在开曼群岛的注册地，一位“身高5.2英尺，棕色短卷发，40岁左右的白人女性”接待了律所的工作人员，并代表京东集团接收了文书。

同时，原告出示了负责国际送达的律所的证明文件，其中说明，因为刘强东在中国境内，需要原告将文书递送给中国有关部门，再由其进行转交。上述负责国际文书送达的律所称，2019年10月，中国有关部门确认了电子提交的文件；不过按照历史经验，诉讼当事人往往需要一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通过海牙民商事司法文书送达公约收到送达证明。

2020年1月21日，法院裁决，由京东集团的代理律师以及律师Jill Brisbois将传票、起诉书转交给刘强东。2020年4月6日和2020年5月11日，刘强东和京东集团先后回应了起诉书，提交了初步声明。

在公开提交到法院的初步声明里，刘强东否认一切指控，否认原告声称受到的所有伤害，并称“原告试图从成功的中国商人刘强东手中榨取钱财，在与刘强东发生自愿的性关系后，原告以强奸的虚假指控为武器，试图套取现金赔偿”。

京东否认所有指控，但承认了刘强东参加DBA的学费是由它支付，承认事发当晚的酒水以及晚宴的账单是由京东集团的信用卡支付，但称这部分金额已由刘强东偿还。京东同时称，刘强东并不在公司所在地，也没有从事和工作有关的任何活动，而京东也不能对刘强东下班后的个人行为负责。

Jingyao的起诉书列出的六项主张中，三项针对刘强东，另外三项则是由京东负连带责任。而京东向法庭提出动议，要求驳回其中的一项主张——发生在公寓内的性侵犯与性侵害。

在传票送达、发表初步声明之前，被告京东集团就在2019年10月21日向法庭提出动议，原告所指的侵权行为并未发生在与工作有关的时间和地点，而是发生在深夜的私人住宅中，且与京东的业务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京东不应对侵权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否则会“使雇主责任到达崩溃的程度”。

而原告律师对上述动议提出反对意见，称京东集团的工作人员，即与刘强东和Jingyao一同乘车前往公寓的Alice Zhang，不仅知道刘强东的意图，还协助他实现这个意图——在豪车的副驾驶位上，她故意将后视镜移开，以防司机看到后排座位上刘强东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刘强东的意图是京东可以预见的。同时，刘强东的不当行为从由京东支付的商业晚宴上，到京东租赁的豪华轿车上，再到公寓里，是持续不断的；而京东工作人员Alice Zhang离开现场，也是受到刘强东的指挥。

2020年4月，法庭作出裁决，京东的动议被驳回。法庭认为，侵权行为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范畴内，还难以作出判断：刘强东曾在公寓里对Jingyao说，她可以“成为邓文迪一样的女人”，这或许可以被理解为提供职业发展；同时，保持网络在线状态、在各地工作也是刘强东作为京东雇员的职责。

京东作为雇主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还需开庭后交由陪审团判断。

2021年2月15日，原告和被告分别向法庭提交了取证计划。

除未公布名单的专家证人外，双方的取证计划里共同列出了25个证人，其中包括原告Jingyao和被告刘强东，负责DBA的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崔海涛，参与者Mandy Bai，刑事案件中代理刘强东的律师Jill Brisbois，豪车司机Joel Humberto Lopez-Larios，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与此案有关的6位警察，当时陪同Jingyao一起前往晚宴的Pengyuan Tao和当日为她提供治疗和出示报告的医生，知情人Yiyi Xie，以及和Jingyao同为志愿者的Dongting Huang等。除此以外，原告另外列出的证人包括Jingyao的父母以及京东集团的代表，而刘强东则另外列出14名证人。

到2022年1月为止，对崔海涛、司机Joel Humberto Lopez-Larios、6位警察和律师Jill Brisbois的取证已经完成。

但证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在中国，包括刘强东、Yiyi Xie和Dongting Huang，这也意味着，取证遇到了与文书送达时一样的问题。

2021年2月，被告律师提供的材料中引用了中国民事诉讼法，其中规定“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准许，任何外国机关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送达文书、调查取证”。而根据美国国务院领务局的信息，“中国不允许律师在中国取证以便在外国法院使用……一般来说，只能根据海牙取证公约向其中央机关提出请求来完成”。

以往，中国证人会前往中国的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台湾地区或邻近国家新加坡、越南、韩国、日本等完成取证。但新冠疫情将这一过程变得更困难。

案件的取证截止日期一再延后。2021年4月，根据法庭命令，国外证人的取证时间截至2021年11月30日；到2022年1月，法庭将国外证人的取证时间延长到2022年5月30日，后来又延长到6月30日。

根据2022年5月10日由原被告三方共同做出的决定，一位名为Yang Zhang的证人将自愿在6月从中国前往苏黎世完成取证。2018年，他与刘强东同为DBA的参与者，参加了8月30日晚在明尼苏达大学Origami餐厅的晚宴，并与Jingyao有过互动。

截至2022年5月中旬，根据法庭的命令，大部分庭审前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或者接近完成。5月16日，完成对双方当事人的取证，原告的取证应首先完成；6月30日以前要完成对国外证人的取证；5月24日和6月21日以前，原告和被告要分别完成专家证人的取证、披露和报告，向对方的专家证人取证的时间截至8月2日。6月28日之前，原告可以修改其诉状，增加惩罚性赔偿；8月10日举行审前听证会，讨论庭审中使用的证据以及对陪审团的法律指示。

目前披露的证词表明，原告“勒索”还是“索赔”或成为庭审时的讨论重点。

到2022年5月为止，Jill Brisbois、崔海涛以及警官Matthew Wante的部分证词被公开，而三人的证词中都提及刘强东被捕之后，Jingyao提出了道歉、赔偿的要求。

2019年，一段有关这一诉求的录音被公开，其中包括两次Jill Brisbois与Jingyao的对话。

第一次Jingyao说：“他可以给我钱，我需要他的道歉，不然我会去法院，并找个律师……我不想让名字出现在报纸上，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个案子。”

而第二次，Jill Brisbois询问Jingyao关于赔偿的计划：“你之前说想要钱和道歉，我的问题是，你关于钱的计划是怎样的？”在Jingyao表示自己并没有相关经验，不知道如何给出计划时，Jill Brisbois坚持表示“我没有相关的权限提供方案，需要你提出”。

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Jingyao表示，自己当时应该将“钱”替换成更为中性的“赔偿”。

但Jill Brisbois着重强调这二者之间的差别。在向Jill Brisbois取证时，原告的律师提问：“她说她想要赔偿和道歉，对吗？”Jill Brisbois回答：“不，她说钱。”

Jill Brisbois将“钱”这个用法看作Jingyao勒索刘强东的证据，并在2018年12月的公开声明里提及这一点：“在刘强东获释后，我按女方的要求给女方打了电话，女方在几次通话和短信沟通中反复索要钱财，并威胁如果她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要将此事公开并起诉刘强东先生。”

在2020年12月17号的取证记录中，Jill Brisbois说，录下她与Jingyao对话录音的人，是崔海涛和Vivian Yang两人中的一个——在与Jingyao通话时，崔海涛和Vivian Yang也在场，其中一人录下了这段对话。

其中，崔海涛是明尼苏达大学负责全球DBA项目的副院长，他通过Jingyao的父亲，邀请Jingyao成为活动志愿者；而Vivian Yang是京东员工，曾在晚宴当日两次使用京东集团的信用卡买酒。事发后，崔海涛与刘强东联系，两人有不少信息记录；被告律师认为，当时由于刘强东需要翻译，所以崔海涛是刘强东与律师之间的联络人。

针对录音行为，Jill Brisbois表示，自己并没有告诉Jingyao正在录音：“我没有责任告诉她。”

根据2021年3月15日的取证，崔海涛说，在通话之后，“我依稀记得——可能是错的，她（Jill Brisbois）说过这样的话，‘你能相信吗？她（Jingyao）在电话里问我要钱。’”

后来，这一段对话录音被匿名发往各新闻媒体。而原告律师的备忘中表示，这段录音是由崔海涛制作的。

2020年4月，原告律师提出动议称，在刘强东向法院提交的初步声明中，有一段称Jingyao Liu为钱诬告刘强东、刑事案不成立才发起民事诉讼，这段内容与案件无关，涉嫌诬陷，法院应删除。法院在2020年10月驳回了该动议。

在Jingyao的起诉书中提到，自己承受了身体损伤、痛苦和折磨，丧失了享受正常生活的能力，且有心理上的悲恸、羞辱和难堪等。根据明尼苏达州的法律，2021年2月，被告为确认Jingyao受到的伤害，提出对她进行独立医学检查。

该检查由精神病学家和法医精神病学家Barbara Ziv博士进行，检查内容涉及全面的病史，包括原告的社会心理、社会文化、职业等方面，也包括她在睡眠、饮食、疼痛等方面的状况，以及包括情绪、认知功能、认知障碍等方面的精神状况，以及对事发细节的回忆。

在经过诸多对检查内容的讨论之后，Barbara Ziv在2022年3月7日对Jingyao进行了检查，主要形式为谈话，其中部分内容被公开。

在5个小时的对话中，Jingyao讲述了自己在事发当日的经历和感受。

根据Jingyao的叙述，2018年8月30日，从晚宴开始，刘强东就不断提起“邓文迪”。晚宴结束后，她在汽车上不断受到刘强东的骚扰。等车开回她的公寓，刘强东表示要送她回家，并在未经过Jingyao同意的情况下进入她的公寓。

在公寓里，刘强东又提起“想想邓文迪，想想她是怎么变得这么成功的”。Jingyao回答：“我愿意和其他人竞争，我希望被雇佣是因为我的学术能力和工作技能，而不是因为我是你的情妇。”

Jingyao说，刘强东试图脱下她的毛衣，但她一直在反抗。为了逃脱刘强东的控制，Jingyao劝他去洗澡，然而刘强东在淋浴时依然一只手伸出，抓着Jingyao的手臂。刘强东淋浴后，她推脱自己要换衣服，将洗手间的门反锁，在里面待了很久。刘强东起初催促，后来没有声音了。Jingyao以为刘强东睡着了，就走出浴室，然而刘强东“立即跳下我的床，抓住我的肩膀，而且把我压倒在床上”。

在已披露的对谈记录的最后，Jingyao谈到了自己的人生规划，她说自己本来想成为一名商人——但现在，她已经不想和商人有任何瓜葛。

对于事发当晚刘强东行为的性质，原被告双方一直有重大分歧。2018年12月，美国亨内平县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说，经过明尼阿波利斯警方的调查和检察官审查，由于“深刻的证据问题”，检察官不能满足刘强东涉嫌性侵的举证责任。“我们不想让这位年轻女性（Jingyao）再次受伤害，因此不会详细说明”，该检察官说。这份检察官的公开声明也出现在刘强东和京东集团的应诉声明里。

2019年7月，美国警方公布了对此案的调查材料，材料经过处理，隐去了部分参与者的姓名和其它信息。根据材料信息，事发后有两次报警，第一次报警人是Jingyao的一位朋友，后来Jingyao由于担心后果而告诉接警员什么都没发生，她与刘强东间的关系是“自愿的和自发的”，随后接警员将事件性质从刑事性行为改为杂项；Jingyao在次日第二次报警，她表示自己想要“道歉和钱”，警察结束调查，并将她的联系方式给了刘强东的代理律师。

在这份材料里，京东工作人员Alice表示，在晚宴结束后的汽车上，因为看到刘强东和Jingyao很亲密，所以自己没有扭头，也没有听到Jingyao拒绝，“我坐在前排，听不清”。而司机表示，自己从后视镜看到刘强东整个人压在Jingyao身上，此时Alice抓住后视镜，扭到了另一边。

刑事案件中刘强东的律师Jill Brisbois曾于2018年12月发表声明称，当晚“在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是自愿的。该女士整个过程都很主动，没有任何不情愿的表示”。

（南方周末实习生胡世鑫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