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告别疫情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我们“走出疫情”了吗？
时下中国正在承受疫情接近季节性流感前避不开的“疫情大海啸”，因各地情况不同，所以此轮大海啸的剧烈程度和阵痛期都不尽相同。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范小红团队近期发表的研究判断，中国此轮Omicron疫情感染于元旦前后，在北京、广州、上海、重庆等城市接近尾声。至于四川、陕西、甘肃、青海等省，估计农村和中小城镇地区的感染峰值将于1月中下旬出现。时值春节，预计中国还将再次面临大规模感染潮。
虽然疫情海啸的剧烈程度和阵痛期不尽相同，但人们对于“走出疫情”的期待和诉求却是一致的。但中国走出疫情的关键究竟是什么？是等待疫情接近季节性流感吗？是实现群体免疫吗？是彻底告别口罩吗？是回到疫情前的生活常态吗？这些只是医学意义上的“走出疫情”，要想真正走出疫情，最关键的还是要对我们共同经历的这场疫情进行总结与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在武汉疫情之际接受笔者专访时就提出，“地方也好，我们的体系、政策、法律也好，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需要共同研究的问题，要达成共识，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疫情过后，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从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角度，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因为“这是对历史和人类负责的态度，否则的话就吸取不了经验教训。”
过去三年，疫情对各方面的冲击激烈且持久。尤其是2021年3月底开始至6月，上海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静默、封控，这一次的长时间封控，不仅对产业链、供应链和中国整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同时也让民众对如何走出疫情产生巨大诘问。封控期间和解封之后，身居上海的两位本地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学系博士生导师许纪霖分别写文章谈了自己的思考，虽然两人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同时提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上海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与心理创伤，远远被低估了，而疫情对中国的影响，恐怕会持续很长时间。
萧功秦在题为《在艰难时期如何安身立命：疫情中的思考》文中说，“疫情中显露出来的这些社会问题，会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国运的深层次因素。希望疫情过后，我们社会能从上到下，都对这场灾难进行深入的理性总结与反思。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社会困局中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一个民族的财富，然而必须通过深刻的反思，才能转化为民族的经验资源。”
同时，通过与一个网络上的极端者对话，萧功秦也发出警醒：“在困境来临时，我们国人应对困境的精神态度与文化手段，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中国人身上极左时代形成的陈旧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残存的极端思维会从假死状态重新复活。一旦国际环境恶化，国内经济困难出现，各种‘阴谋论’思维、亢奋极端的狭隘民族主义、自以为是的‘厉害国’观念，受害者式的悲情主义，都会被重新激活，它们会取代人们的常识与经验，并且具有传染性。这是因为每个人思维中多少有过它们曾经的活动轨迹。甚至已经被全民否定的‘阶级斗争’的观念，也会很轻易地回到我们生活中来支配人们的思维。加上人道文化的缺失，以及其他种种恶根性，其中有二千年来的专制统治形成的文化习性，也有十年动荡时代的左的思潮在国人精神与心理上积淀的文化惯性。都可能会在艰难时期不断被激活。”
自1980年代开始就专注于中国社会启蒙的许纪霖，则在《上海静默给2400万上海人上了一课，也给所有关心中国的人上了一课》中坦言，“这次静默给2400万上海人上了一课，这一课远远超过我们过去三十年的启蒙。”因为“上海静默，不仅对上海，对整个中国都是一个大事件——历史的转变往往都是由一些大事件构成的，它们成为一种枢纽性的现象。我觉得这次静默带来的转折性意义，现在还远远看不出来，一般人只谈到经济冲击，经济冲击是其中一部份，但更大的是另外一些冲击。人是靠某种期望、对某些前景的信心活着的，群体中彼此之间有一种信任感，这种信任存在于公民与政府、个人与个人之间。现在这些纽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甚至引发了某种危机感。这种冲击带来的影响，我觉得到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心理意义上，都是一个大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点将会看得更明显。”
从武汉疫情到上海疫情，再到整个中国，疫情对每个人的影响都具体可感，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心理的，这些影响最终会在个体层面、国家层面导向怎样的后果，就像萧功秦和许纪霖说的，现在还远远看不出来，且会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国运的深层次因素。从这个层面来看，当我们告别有形疫情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我们“走出疫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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