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疫：一名传染科医生的手记

当熊医生和我联络征稿新冠一线经历时，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新冠疫情以来的三年多可以说是我人生最激荡，充满挣扎又极速成长的一段高光时刻，但我却连一篇自己亲身经历的新冠故事都没记录下来。我想，潜意识里我一直在回避回眸的那一瞬间。我就像一个需要努力奔跑的马拉松选手，赛道和终点都未知就匆匆上场，不能回头，只有不停歇、不间断地朝着目标努力。

上帝把白衣天使这个重任交到我们手里。在世纪大瘟疫最激烈的美国战场上，在面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背后一个个家庭的托付面前，我们拼尽全力地努力奔跑不放弃。这是职业赋予我们守护生命的本能，不负自己曾经的誓言。在这一条已经延展了近三年的人生和职业赛道上，我们和常人一样经历了一次次的恐惧和寂寞、无奈及愤怒，挣扎与耗竭。但是，上帝放在我们我们面前每一个生命的托付是如此的珍贵和美好。在和病魔的无数次斗争中，我们又见证了周围多少人性之美：大爱和勇气，坚韧与信心。

回眸一望，心中只有无限的感恩。

2020年的农历春节，新冠病毒就像一块从天而降的魔鬼陨石无情地砸到了中国大地最中心的城市武汉。我的母校北京协和医院的很多医护勇士们第一时间就义无反顾地冲在了武汉的最前线。中国当时处在疫情的风口浪尖。有关这个全新的烈性传染病病毒的知识每一天都在刷新。我也有幸通过校友们的交流，了解到最新疫情的流行趋势和预防治疗知识的更新。一月底，这一场惨烈疫情造成的冲击波也震荡到了太平洋彼岸的医学界。在美国我所工作的医院里，我是传染科里少数的中国医生之一，二月初大学医院感染科和检验科的大查房中有关新冠病毒的知识普及的任务自然地就落到了我手里。当美国只有10几例输入型新冠时，谁都没料到未来它在美国掀起的狂风巨浪。大家都按部就班地学习着最初级的疾病表型。CDC（美国疾控中心）也不紧不慢地使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研究最合适的病毒核酸测试。当新英格兰杂志在1月31 日发表美国第一例新冠病例报道时，大家还以为美国的医院都会像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使用机器人护士和高级隔离病房来照料每一例新冠病人。当时已经开始将remdesivir（”人民的希望“）使用到了第一例病人身上。美国华人都在积极地支援中国的抗疫，向国内邮寄口罩和捐赠呼吸机。

2020年的三月，当新冠悄悄地如弥漫的毒雾一般真正降临到美国的时候，这个世界超级大国仿佛在上演一场空城计，完全是处于超级自信但又猝不及防的状态。在临床一线，真正扛重担的医护人员面对的现实却是骨感到残酷的。没有快速的测试能马上诊断病人。CDC又将核酸检测限制在只有中国旅行史的病人中间，导致了很多漏诊病例。每个医院几乎都没有足够的防护口罩和负压隔离房间。市面上的口罩极其短缺，在开始收治接踵而来的新冠病人时，我们很多医生每一周只有一个外科口罩。N95口罩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 而且是反复循环使用。没有快速诊断，没有有效药物甚至治疗方案。

当我们刚开始穿戴着单薄的防护走入新冠病房时，仿佛都能清晰看到撒旦黑色的狰狞的背影。当免疫低下的病人一个个地出现双肺毛玻璃样炎症时，即使没有拿到需要等待好几天才能出来的核酸结果， 我们已经嗅到了新冠魔鬼的味道。此时的我站在大瘟疫的前滩，就如同大海啸前受惊的海鸟，大地震前惊惶的小动物。从武汉疫情的惨烈，我真实感受到灾难将至之前的发自生物本能的恐惧。我再也无法保持心灵的平静。这种恐惧和焦虑感激发了人的内在能量。因为我本能地不希望同样的医疗挤兑像重播的剧情一样上演在美国。而我这个小医生正是大海啸直接冲击的第一个堤坝的守堤者之一。为了要让我们医院一线能够扛下来，就必须要调动整个社区的人群和公共卫生系统来预备抵制瘟疫大洪水的冲击。

美国的华裔社区作为跨越中美疫情的独特群体，第一时间都自发地调动起来。人们通过互联网和微信群如溪水汇流般凝聚。面对共同的大灾难，都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抗疫出一点力。为了兼顾工作和生存，我们医生群自己组织了口罩的跨国团购，在微信群里排起了各种口罩接龙。中国的亲人、同学和朋友们，以及这儿商界的朋友们在国内防护用品限购限运的情况下，直接通过自己的人脉和渠道帮我们通关购买各种医用口罩。爱我的姐姐除了给我购买邮寄她能想到的各种防疫用品，也在国内微博上帮助找到了富有疫情公共卫生经验的知名博主来分享武汉的社区防疫经验。很多经年失联的大学同学们在网上自发地组织了美国抗疫微信群，尝试着给美国政府高层写信、提醒和建议。

在这篇文章里，我不知道如何列举完当时所有对我们伸出过援手的朋友们的名字。因为朋友们的朋友，同学们的同学，邻居们的邻居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就如同上帝此时让天使团降临人间一般，给我们这些一线的医生们带来无限的关怀和支持。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如此的大爱和来自他们的力量和托付。

《黄帝内经》记载着“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而对于大规模传染病的控制，社区预防的建立是第一道防线。武汉抗疫的经验和教训也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新冠疫情一旦到达了爆发阶段，有限的医疗资源是很难来及时应对指数式增长的大量病患的。医疗挤兑的发生是武汉疫情初期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和国内流行病学专家交流学习以后，我们总结出了三层堤坝防疫系统的理论（图一）。而在需要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候，互联网发挥了巨大的组织和交流作用。最重要的第一道社区防护体系就是建立虚拟社区防护体系。在大疫之中，美国既往的公共卫生系统已经远远无法供应大量人群（几乎是每家每户）的需要。而华人社区使用微信群是建立虚拟社区互助群最方便快捷的手段。

3月中旬，我们首先在自己的华人教会内部依靠义工的努力，用小组结构建立了三级防疫互助体系。在5-10个家庭组成的小组内部，由小组长组织互助所有家庭的需要。小组长和我直接沟通，得到医疗的建议和帮助。同时通过这个结构，也能及时了解社区疫情的最新情况以及保护患病家庭的隐私。（保护病人隐私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法律）。我们很快把这个三级结构体系的组织结构推广到了整个圣路易斯地区。在华人社区中，大部分人当时对于新冠都有很多焦虑，也渴求得到帮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使用了仅仅一周的时间，在大圣路易斯地区使用微信网络组建了覆盖了13个社区，1000多户华人家庭的四级防疫网络（在三级防疫互助体系上加上防疫总群作为指挥中心）和防疫互助微信群。通过防疫互助群，进行了大量的防疫知识教育、及时的防疫问题解答、社区疫情信息的沟通、虚拟社区的活动组织以及对患病家庭的帮助。让每一个家庭都有所依靠，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理解新冠的相关知识，并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新冠的侵扰。在此基础上建立坚实的第一道社区防疫的大坝来对抗新冠冲击波。我们从2020年4月就开启了微信公众号“新常态”，推出大量新冠防疫知识的科普文章。也举办了很多次网络讲座来进行新冠预防的公共教育。

圣路易斯华人互助微信群以及社区分群在过去的三年多非常有效地为华人社区的防疫的工作提供了强大的平台。圣路易斯亚裔社区的感染率、死亡率和其他种族比较，一直保持在最低，而疫苗接种比率是最高的。让庞大的虚拟社区的有效运行的基础，是大量志愿者的共同努力及民众的积极防疫意识。

然而，新冠的控制仅仅靠一个地区，一个族裔的努力远远不够扭转大势。美国的多数人群在疫情的早期对于疫情是不在意的，对于戴口罩更是难以接受。政府的公共卫生机构依然超级自信、按部就班地缓慢运行着。我在混入中文学校代表团和县公共卫生部门代表沟通时，把自己的虚拟社区构想和建议提交给他们。他们礼貌地表示有空时会看一眼。我又通过友人介绍直接地和县长通电话一起探讨防疫的策略。也发起社区签名运动来给州长建议口罩令。3月中旬，在胡灵群医生的帮助下，有幸和美国华人执业医师协会（SCAPE) 的几百位医生一起分享了三层堤坝系统和社区防疫的理念。后来有幸得到洛杉矶华语电视台陈弟兄帮助，一起合作了一期电视节目介绍社区防疫的重要性和预防的知识。又有幸与荣师姐一同合作，在俄亥俄州西部的华人教会分享介绍虚拟社区防疫互助群模式。后来在北美新闻上得知，北美华人中逐渐自发组织了各个地区的防疫互助群。这应该是一种大势所趋，听说后心中甚为高兴。在面临这一场世纪大瘟疫海啸时，大家同心协力地努力，每个人都做好堤坝上的那块砖，就能搭建起最坚实的防疫大堤。

2020年的春天，繁花盛开、万物复苏。由于人类社区的居家封控，自然环境尤其兴旺。而当时的美国甚至整个世界正在经历防护用品的大饥荒。医生们在美国是高收入群体，然而再多的钱也很难买到N95口罩。质量可靠的普通医用口罩也成为了宝贝，需要越洋团购。医院的防护用品库存已经几近见底，无法提供医护们最基本的保障。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直接建议普通民众不要戴口罩，省下口罩给医院使用。3月中旬，很多医院强制要求医生不许在非隔离环境下自行佩戴口罩，甚至动用护士监督和各种行政手段来限制医护自发在医院内戴口罩。而对于需要隔离的环境，也只能提供循环使用的口罩。

由于严重缺乏口罩，大量的一线医生和护士，都感染了新冠病毒。我身边的很多同事也一个个倒下，尤其是身处最前线的住院医们。年轻的医生每天需要在一线新收很多病人。而医院有每周只给每个医生提供一个外科口罩，每天用完就放在牛皮纸袋里等到第二天再用。他们又共用值班室和办公室和很多其他设施。到了3月底4月初，我所在的医院大约20%左右的住院医都经历了新冠的症状或核酸检测阳性，他们很多人备受煎熬。患病后持续1-2周有难以用药物压制的高烧、剧烈不停地咳嗽、浑身上下地剧烈酸疼、失去了味觉和嗅觉而毫无胃口，再加上心中的恐惧忧虑，和患病后被隔离的孤独。越多的医护人员生病隔离，让在岗位上留守的人员扛起了加倍的重担。由于医护人员的快速减少，医院也无法让密接人员保持隔离，还需要继续上班。当时的医院的工作充满了压力。每次上班时通过空旷无人的医院走道时，我都有仿佛有经过太平间的压抑感。传染科也经常有各种发烧待查和肺炎的会诊，让我非常担心科室整体的健康工作环境。想到新冠的超级传染性和严重后果，我也像很多同行一样，选择了和家人分开居住（我自己和家人分开居住了4个多月）。

在2020年4月底之前，新冠的治疗主要是依靠支持治疗。口罩和社交距离成为最主要的防控手段。然而对于高危人群聚集居住的康复医院、疗养院、老人院，缺乏口罩和医护资源直接导致了超常的死亡病例。新冠如同割韭菜一般在吞噬着这些机构中病人们的生命。当时的康复性的医疗机构们处于孤立无援、极为艰难的运行模式。一方面他们并不属于一线重症收治中心，所以防护设施的供应主要是靠自己解决的。而当时的美国医疗产品市场上已经很难买到口罩。另一方面他们为了防止院内感染，不得不停止家属探访。内部的医护人员大量感染，让原来已经有限的护理条件大打折扣。这些完全无法自理的卧床慢性病人们一旦没人及时照顾、喂饭给药、清洁翻身，大量的次生危害就相继发生。很多病人们发生了低血糖和脱水的问题而重症入院。在从康复医院和疗养院的同事们处了解到情况以后，教会对圣路易斯地区的50多家康复医院和疗养院（包含了圣路易斯地区三分之一的疗养院）捐赠了口罩，以解其燃眉之急。2020年的下半年，防疫群又组织了很多社区义工们自力更生，进行手工口罩制作和捐赠老人院的活动。青少年参与的“再次微笑行动“进一步给社区诊所、牙医诊所、警察局捐赠了大量的口罩来帮助社区的疫情防控。

在这里我要以无限的感恩之心对每一个无私奉献地朋友说一声谢谢。因为每一两句简单的描述背后都有无数的故事，大量的志愿者们默默地付出了他们的时间、智慧和赤忱的爱心。如今回想起来依然感动得心潮澎拜。教会也收到了雪片般的大量感谢信。

2020年四、五月，中国使用了举国之力将新冠疫情成功地控制住。政府使用统一、严格而强有力的封控措施将中国像大铁桶一样围住，以防新冠的渗透。而当时已经四散播种的新冠病毒以极其强大的感染力和适应性，如野火燎原、野草漫长一般在全世界传播。而在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西方世界，这种大型强制的封控措施很难有效实行。此时的美国和欧洲如同被海水一点点渗透的泰坦尼克号大船，逐渐地被新冠浸透、淹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新冠疫情世界地图上，美国和欧洲被熊熊的红色疫情大火淹没。在美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新冠如同怪兽一般快速地吞噬着生命。急诊告急、医院告急、火葬场也告急。即使是现代医学发达的今天，面对这种全新的，迅猛扩散的呼吸道病毒，科学家们也无法如此迅速地在检测、治疗、预防各方面把有效的试验和药物迅速推入市场，并且应用到大多数普通百姓们身上。一般新型药物的开发仅一期、二期、三期临床试验基本需要耗费五到八年的时间。等待FDA的审查批准和进一步市场推广过程，大概还需要三年左右。疫苗的开发和临床研究审批过程也非常相似。在这个火烧眉毛的关头，循证医学按部就班的节奏和临床医学实践的迫切需要出现了很大的脱节。当时的欧美国家基本是借鉴既往治疗其他病毒的经验来试验性用药。羟氯喹、蛋白酶抑制剂、大剂量维生素、抗凝药，甚至抑制胃酸的药物都被试验性地用到病人们身上。网上发表的研究论文虽然多，但是研究质量非常良莠不齐。

早期大家觉得最有希望的治疗选择是直接使用新冠感染恢复者的血浆。很多在早期得过新冠的医生们都加入了捐献血浆的行列。记得有一次和和一位住院医聊天时，她和我分享了自己在得了新冠以后两周时间高烧不退、咳嗽不止、卧床不起的经历。大病一场之后 她一共减少了近30磅体重。小姑娘笑眯眯地说，她在新冠减肥以后更加理解病人们经历的痛苦，也获得了超级抗体。她毫不犹豫地去为病人们去献血。这段对话让我看到了我们年轻的医生们天使一般的心灵。一位医者的至高境界不就是这种无私无畏地为病人们的献身精神吗！

我所在的医院是美国九大疫苗临床研究的实验中心。2020年四月份前后，针对新冠疫苗的研究就如火如荼地开始推展开来。传染科的老主任一开始就说，按照以往使用随机双盲的疫苗研究的进度，三年能成功推出一个疫苗已经是非常非常幸运了。他能想象到的最早疫苗成功时间大概是2022年秋天。然而在一个以指数式方式增长、早期死亡率近5-10%的大瘟疫面前，没有什么时间留给我们来慢慢做研究了。在病毒把世界轰炸得炮火连天的战场里，作为战士，你只有马上冲上去、为这么多的生命去争去抢。

当时美国的疫苗研究界真的是用了举国之力。全国的各个临床研究中心联合起来，组织了疫苗研究的联合委员会。川普总统在五月中正式宣布了“曲速行动“计划。我们科室也开了无数次会议，调动所有可以调动的人员，全力投入到这场历史性的大研发中。疫苗开发委员会指派的任务是用几个月时间完成超过一千例以上的三期临床疫苗研究。我们疫苗中心以往做的单个临床疫苗研究病例数量一般最多是上百例。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仿佛大跃进一般，让一个人托举超过以往水平十倍的重担，没有人知道是否能够做到或者如何去做。但是我们必须马上去做，必须去解决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的大难题，无论结果如何。我们疫苗研究中心主要负担的是Moderna mRNA疫苗和强生的腺病毒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当时疫苗中心主任亲自上电视、广播宣传招募大量志愿者。疫苗中心以前退休的很多研究护士们都义无反顾地返回工作岗位，排满档期。我们科的所有医生都把自己的业余时间编排到临床研究日程里。

在做三期临床试验的过程中，让我最感动的是我们研究的志愿者病人们。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群。有的志愿者自己就是一线的医护人员。有些年轻的学生们希望为国家的疫情控制出一份自己的力量。也有人是自己的家人深受新冠所害而去世的。记得有来自外省开车两个小时以上的地方的志愿者，她告诉我她的妈妈和两位兄弟姐妹都死于新冠。咱们的很多华人朋友们也积极地加入了疫苗试验的志愿者的队伍。当媒体上都是美国两党互相扯皮的新闻的时候，我在身边却真实体会到了这种凝聚在一起的民族奉献精神。这也是能够在九个月的时间让美国从成功推出mRNA疫苗的最大动力。这个过程堪称是一个循证医学上的历史奇迹，至今一直被美国新冠科普第一达人Eric Topol 在他的Twitter上置顶。

2020年的夏天，新冠并没有像SARS病毒一样在暑天的热气中消失。反而阴云不散，越演越烈。经过几个月的居家封控，很多人失去了耐心。还有很多美国人还在和政府的强制口罩令不断抗争，拒绝戴口罩。新冠的流行也从城市燃烧到了广大的农村，燃遍了全美每一个角落。此时的医院依然异常忙碌地接收着大量新冠重症病人。糖皮质激素、remdesivir（人民的希望） 和恢复者血浆这三驾马车为主的治疗方法也成为住院新冠病人的标准化治疗手段。在此同时，新冠病毒也不断地在挑战和刷新我们对既往呼吸道感染病毒的认知。新冠继发的肺纤维化、动静脉血栓、神经系统病变、心衰肾衰、肝功能异常、精神障碍等等表现，让我们意识到这根本就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在医生们在苦苦摸索的时候，重症危重症的患者们也在经历着他们人生中最艰难和孤独的苦战。

八月的一天，急诊要求会诊，这位新冠患者是80岁的越裔华人。由于耐不住寂寞，在两周前和儿子去赌场开心地玩了一天。回家以后两人都染上了新冠。老人由于罹患糖尿病和慢性肾病，第一次入院观察两天。当时没有低氧血症，胸片也正常。他就放心回家了。一周后再次入院已经有严重低血氧，胸片呈现双侧弥漫性毛玻璃样改变。由于已经超出了使用remdesivir的窗口期，能用的就是激素治疗和特异血浆。当时住院部根本没有空的病床。急诊为了增加床位，加了很多小隔间。我穿上全副武装的防护，穿过层层的隔离门，来到他那小得只能容下一张病床的隔离病房里。老先生正坐在床上，脸上紧紧地绑着无创呼吸机面罩，费力地配合着呼吸机强大的气流推送。他调动着身上每一块能用的肌肉来协调他的呼吸，如同一条最后在岸上挣扎的鱼。当看到华裔医生进来，老先生一下子仿佛见到了亲人。他赶紧要求护士取下面罩，几乎哭着告诉我，他实在是太难受了。无法呼吸，无法躺下睡觉已经好几天了。由于语言障碍和隔离的环境，他很难找到任何人交流。他的家人也无法来看他。但他决定坚决不要气管插管治疗，因为仅仅是正压无创呼吸机已经让他经历了难以忍受的不适。我告诉他如果他不选择气管插管，很可能就挺不过去了。他想了想，要求我帮他给儿子们通电话，交代最后的愿望就是放弃气管插管抢救。离开病房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知道这很可能是见着老人的最后一面。他对我说”谢谢你来看我。这儿没人听得懂我的话，你就像我的家人一样能来陪我。“ 我当时心里感受到的痛至今都记得。在这异国他乡，老人要独自地面对病痛的煎熬、死亡的恐惧，孤单地逝去。作为医生，我倍感无力。在他生命最后的至暗时刻，我们能做的除了陪伴、安慰和鼓励，其他真的不多。在早期，由于隔离的需要、医疗资源的缺乏，对于新冠患者的人文关怀是受到限制的。几个月后新冠病房基本都配备了大量的iPad，几乎保证每个病人都有一个IPAD来帮助病人和家人在网上的交流。到了2021年后期，医院最终开始对家属开放，允许家人在做好隔离防护的情况下在病房里陪伴和探视新冠病人。这些措施对于病人身心的恢复都是非常重要的。

新冠的感染和普通呼吸道病毒的病程是不同的。普通感冒在熬过第一周以后大部分人都会好转。而很多重症新冠病例都是第一周仿佛没有很大问题，而到第二第三周肺部逐渐被免疫风暴点燃，出现严重的肺炎、低氧血症和继发的全身多器官炎症。前面这个华裔老人的病例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在免疫抑制人群中，新冠病程可以反复迁延。我遇到好多使用免疫抑制剂的病人，核酸阳性的时间都是好几周，有的甚至达三个月长。而且新冠可以反复感染，尤其是无法有效建立免疫力的人群。而且在反复感染后，还可以更加严重。我有一位肾移植的年轻病人就是如此。由于不爱戴口罩反复感染。六月份第一次患病是轻症。九月份再次感染新冠，就是严重呼吸衰竭。在ICU依靠呼吸机整整一个月。

早期的新冠毒性强、死亡率高，重症新冠对于病人身体的造成的破坏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恢复。在重症监护病房ICU中，有很多病人在呼吸机和ECMO(体外膜氧合，又称“人工心肺“上苦苦挣扎。记得遇见一位50岁的健壮的墨西哥病人，他以前完全健康，一直在做园丁干体力活。得了新冠呼吸衰竭后，在ECMO上近两个月。当我去会诊时，他的肺部体检已经听不到呼吸音了。呼吸机根本无法重新扩张肺泡组织。在胸部CT上看肺叶严重被破坏纤维化，仿佛成为了两块石头。这样的病人除了肺移植已经无法存活。在长期急症护理医院和康复中心能遇到很多新冠后慢性呼衰或者被严重新冠后遗症困扰的病人们。他们有些人长期地依靠呼吸机，有些人新冠肾衰而依赖透析。有些人由于新冠继发的动脉血栓导致中风、截肢。有些人长期脑雾完全痴呆。有些人严重肌无力而瘫痪在床上不能自理。这些病人中很大一部分最后终身残疾。这些劫后余生的病人，恢复过程依然如同漫漫长夜。很多人都因此进入抑郁状态。在这场和新冠旷日持久的迁延苦战中，真的需要有信仰和坚强持久的信心来指引我们走出漫漫长夜。

2022年我在门诊遇到了一位75岁的老牧师就是这样的一位斗士。他在2020年十月感染了重症新冠导致呼吸衰竭、心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他经历气管插管依靠呼吸机六个月。最后心脏和肾功能恢复，他逐渐过渡到高流量鼻管氧气。经过近一年半的锻炼，他终于可以重新行走。到2022年七月，他又能重新回到教会开始传道工作。虽然他目前依然需要四升的氧供，他已经非常感恩。我问他是如何度过这三年来每天和疾病的斗争，他告诉我由于有一个专门为新冠病人祷告的网络支持他，不断鼓励他重拾信心，一次次跌倒了再爬起。他也是一位有血肉会软弱的普通人。在我为他治疗四期褥疮导致的骨盆骨髓炎的漫长过程中，他也有很多的焦虑，和疾病所导致的痛苦。但是他始终如一地充满信心去面对每一次的困难和挑战。作为陪伴病人们经历风雨的医护工作者，有机会见证这一个个生命的奇迹，真的是莫大的荣幸。亲眼目睹了在漫长的黑暗和艰难中，有这么多美好的人性在苦难中成长和歌唱。这种人生经历对我们自己也是莫大的获益和鼓励。

随着mRNA疫苗研究的迅速成功，政府也投入了最大的人力物力推广疫苗。我们防疫虚拟社区也对华裔家庭进行了很多科普和问题解答。大部分圣路易的华人都有很好的接受度。可是网络上反对疫苗的各种言论从来没有停止。也让很多持怀疑论或者被误导的民众处于拒绝接种的状态。越是争辩越是怀疑。各种谣言或者小道消息在互联网上漫天飞舞。对于我们医护人员来说，真的没有时间和这些谣言和歪曲事实的言论不断地争辩。很多美国人就像自负叛逆的青少年一样，无论医护人员如何去劝说教育，依然我行我素。不戴口罩，不接种疫苗，也让他们自己饱受新冠的折磨。我发现对于中间派摇摆不定的病人们，最有效的说服是他们自己信任的医生的劝说和建议，并且马上安排接种。我的门诊有大量的艾滋病患者。他们都是高危人群。每一次的门诊我都会检查他们的疫苗接种状况，而且和内心对疫苗有怀疑的病人一起探讨他们担忧的原因。也和他们分享自己和其他病人们的接种后的经历。我们也在门诊入口边上安排了疫苗接种点。一旦病人决定打疫苗，马上就安排接种。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地让大部分我的病人们都接受了新冠疫苗的接种。但还是有很多病人非常固执。记得曾在院内会诊一位由于长期卧床导致四期褥疮感染性骨髓炎的病人。她就是坚决的反疫苗、反口罩的拥护者。她在2021年4~5月份得了重症新冠。她的症状除了呼吸衰竭以外，最突出的就是导致非常严重的全身性肌病和肌肉无力。以至于在2021年底我看到她的时候，她完全瘫痪在床已经半年之久，甚至无法抬手抬脚。我当时询问她是否愿意接种疫苗时，她依然坚决地反对。我不知道如何说服这一类病人。即使自己深受新冠之苦，依然不愿意接受预防性的治疗。当然在自由世界里，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治疗的权力。我们做医生的也只能尽力而为。幸好大部分病人们在罹患新冠以后也改变了他们的想法，也能重新听取医生的建议。

2021年底我被叫去会诊一位23岁女性病人。这位美丽的白人妹妹曾经和很多美国年轻人一样对自己的健康一直充满信心。没有想过需要接种新冠疫苗来度过这场劫难。当delta 变异株袭击美国的时候，她在十一月的一个早晨突然被家人发现昏迷不醒。未婚夫将她送到急诊时报告她已经发烧三天了。第一天抱怨头疼背痛。发烧第二天全身乏力， 口齿不清并且排尿困难。真是病来如山倒，第三天她已经进入昏迷，没有意识反应了。急诊检测新冠阳性，胸片没有肺炎。脑部影像也正常。急诊马上腰穿显示典型的病毒性脑膜炎的改变。但是脑膜炎常见病原体核酸检测都是阴性。急诊还是常规地开始了常规脑膜炎的抗生素治疗。我被喊去会诊时，这位病人的瞳孔双侧缩小，反射都已经迟钝了，没有一点疼痛反射。遗憾的是微生物实验室无法检测脑脊液中的新冠病毒核酸试验，但是新冠的脑炎、脑脊髓炎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马上开始用remdesivir(人民的希望)。对于这么年轻的病人，治疗上无论如何都要各种尝试、奋力一搏的。病人渐进性的无力和尿储留却是更像瘫痪的表现。马上神经科会诊，脑部和全脊柱核磁扫描。核磁发现脑部和全脊髓的白质广泛性的炎症改变。神经科专家诊断为急性弥漫性脑脊髓炎（ADEM）。这是一种罕见的感染引发的自身免疫攻击神经系统的疾病。更多发生在儿童。成人新冠引发的病例更少。我们马上大剂量静脉糖皮质激素输入合并试验人民希望五天。用药后几个小时，奇迹发生了。姑娘开始苏醒过来。姑娘的未婚夫一直在床边守护，不断地祷告（当时医院已经允许家属在穿戴防护下陪伴）。第二天病人就能说话，活动手脚了。第三天已经能坐在椅子上了。真的仿佛神迹发生。等到五天药物用完，姑娘已经能够用助步器走路了。真的感恩现代先进的医疗科技，能让这位昏迷的病人在五天后重新行走。姑娘在出院前告诉我，　她的婚礼安排在2022年的三月初。她的愿望就是能在婚礼那天自己走向她的新郎。希望我们这些看护她的医护都去见证她的劫后重生。她愿意去接种新冠疫苗，并劝说自己的家人们都进行了疫苗的接种。

过去的三年时间，让我们医疗系统最受到冲击的新冠病人潮发生在2021年底到2022年初的奥米克隆感染波。当人群在接种疫苗后已经基本对delta病株形成群体免疫保护的时候，这个极具传染性和免疫突破能力的奥米克隆新变异株再一次刷新了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病毒快速变异，绕过疫苗和既往感染形成的免疫墙，再次以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在全世界蔓延。处于漫长的抗疫后疲劳状态的人们，一批批地感染新冠。普通口罩以及既往疫苗的保护作用也大打折扣。我们所在的医院前线几乎到了饱和状态。我的几位感染科同事们也同时中标。前线医护人员非常地匮乏。记得当时为了同时照看同事们的病人，我一个人连续两周不停歇地工作，同时需要照看三个医院的感染科会诊。

每一天都像在跑马拉松，从清晨工作到深夜。当时的急诊平均等待时间从平时的2~3小时增加到了8~10小时。急诊除了把所有自己的空间全部塞满病床，还征用了手术室和内镜室大部分的观察床位。当时各种抗病毒单抗也间歇性地断供。ICU里被新冠病人挤得满满当当。有时候工作的时候，身边的医护也有开始发烧咳嗽的。当时只有咬紧牙关挺过去，等待同事们结束隔离。美国疾控中心就在十二月底医护人员最缺乏的时候，改变了隔离指南。让患病的医护可以在隔离五天以后就回到工作岗位。这个指南的改版无疑会增加院内感染的机率。但是对于当时几乎耗竭的医护资源和避免医疗挤兑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当时的很多新冠表现也变得更加不典型。很多老人表现为谵妄、不典型皮疹、胃肠道的症状。在年轻人中味觉和嗅觉的丧失变得非常少见，而严重的咽痛却非常常见。

面对这个超级变异株，许许多多既往没有感染过的华裔人群也开始一家家地被感染。到了2022年春天，最好的消息就是政府免费发放家庭抗原测试以及抗病毒药物的迅速普及。Paxlovid的早期使用的确帮助了大量的高危病人。尤其是大部分这些病人都已经接种过疫苗，加上抗病毒药物的很好效果，非常有效地减少了新冠病例住院的需要。美国到目前为止，新冠逐渐成为类似于重症感冒的病毒感染。病死率也到达类似于流感的水平。

至今，奥米克隆依然在不断地变异着。但是美国人民在过去三年漫长的摸爬滚打中逐渐建立了全民的免疫墙。美国2022年11月20日的统计表明，约94％的美国人至少感染过新冠一次。近98％的人口体内建立了对新冠的免疫力。当然这一切也是建立在108万美国人死于新冠的苦难经历之上的。

回首这一个仿佛一千零一夜的漫长新冠疫情，这是一个让我们无数次跌倒又爬起的苦难的经历。美国的医护人员更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历练，虽然四周没有喝彩和颂赞的鼓励。我们看到美国从早期的骄傲自大和缓慢应对，到后来内部愚昧荒诞的怀疑主义流行和执迷不悟的悖逆。甚至是现代医学本身也遇到了很多瓶颈，例如循证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爆发的缓慢反应能力和经验医学的认知有限性。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因素也紧紧地和公共卫生纠缠在一起，捆绑了医学科学的手脚。上帝让这如此有挑战性的世纪瘟疫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是抱怨吗？是失望吗？是精疲力竭而放弃吗？不是的。我们学到的功课，是看到人类在这个大自然中真的很渺小，这个宇宙是如此让我们敬畏。我们自以为顶尖的科技依然是如此局限。这个小小的病毒以它的神奇的传播速度和变异方式，让最顶级的科学家们都在后面跟跑。任何人类的自大狂傲都会被打脸。我们体会到生命和健康的宝贵，即使是一次自由的呼吸对于经历呼吸衰竭的病人都是极大的享受。我们更加珍惜家人团圆和朋友相聚的美好，因为以前也许我们从未会想过无法团聚的时间是如此难熬。

我们在漫漫长夜中不断从周围人性美好中汲取力量，在信心中不断奔跑，在祷告中不断忍耐各种煎熬。这段马拉松式的历练让我们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得到了巨大的成长，如同火中锤炼的赤金。我们体内的免疫力变得更强大，心中的信心和能力也变得更刚强。在这个2022年感恩节的周末当我为这段简短的回忆划上句号的时候，我的心中更多充满的是无限的感恩。

王瑾于2022年十一月感恩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