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的释义学与早期海德格尔的实践理论

“烦”的释义学与早期海德格尔的实践理论

吴学国

一、历史中的实践概念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实践就是指人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它是一个自身即目的的活动。但自从欧洲历史进入近代以来，人们对于实践的理解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近代的经验主义和实证思潮根本上抹杀了实践与其他人类活动（特别是生产）的区别，完全否定了古希腊人以自身为目的的行为理论。先验论的实践哲学则力图在变动不居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伦理行为找到一个普遍的基础，结果是在强调纯粹实践理性对道德行为的规范作用时，否定了特定历史条件与理性的道德原则的关联。这导致对实践的本真理解几乎从哲学的视界中消失。现代哲学释义学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阐释和发掘，实际上也是旨在恢复实践哲学传统的应有之义。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趣向善是宇宙间一切运动的模式，因而也是人的实践行为的模式：“一切技术、一切规划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1]首先，由于实践总是具体的、历史的， 因而实践目的是多样的，善自身也是多变的。实践的研究旨在探讨如何在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取得个人最高的善和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和政治科学不应该以理论为目的，而是针对实践的，亦即使个人成为善良的人，使行为合乎理性，中和适度，无过不及。因此实践哲学始终不能脱离实践本身固有的历史之维。同样，善自身也是人类现实的、历史的活动目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坚持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态度，他指出：“善不是由单一理念而形成的共同名称”[2]， 它不是作为某种“共同述语”，不是自在自存之物，而是为人的善，是能为人所实行和取得的善。内在的善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合乎德性而生成的灵魂的现实活动，这也就是最高的幸福。因此善的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像这类活动就叫着“实践”（以区别于“生产”）。所以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实践概念的结构是返回自身的，是本身就有意义的。因此我们才能解释人类生活的无条件性。

近代西方思想在其认识论倾向的决定性影响之下，导致实践哲学的传统几乎从哲学的视界中消失。海德格尔认为近代思想是受技术本质支配的，它首先趣向于抹杀“实践”与“生产”的区别，实际上是以“生产”剥夺了“实践”，“实践”作“以自身为目的”的人类活动渐被遗忘，目的只是从生产与消费的因果性中得到解释。这种观念首先在经验主义思想中得到体现。休谟把人的行为与自然事件完全等量齐观，力图用自然的因果性来解释人类活动的结果。霍布斯则将行为归结到人的意欲与冲动（意志），否定了古代以至善作为实践的最高目的的理论。这使得人的行为逐渐被伦理中立化，同时行为的社会历史意蕴也被遮蔽，使人们日益习惯于从技术生产的因果功能性模式出发的实践理解。从而完全忘记了古代就实践与生产，行为与技术的区分。

而康德先验论的实践哲学则是近代实践哲学的另一个范型。作为启蒙运动的代表，康德把理性作为其实践哲学的最高原则。纯粹的实践理性是一切实践原则和道德律令的来源。通过对经验主义和神学目的论的批判和清理，康德为道德的绝对性要求奠定了新的基础，这就是作为自由意志的人的理性。而意志的自由意味着道德理性对感性倾向的绝对统治。这种伦理学否定了经验与事实对理性和道德的规定，它完全剥离了社会历史对道德行为的影响，唯有理性才能赋予行为以道德的意义。实践理性不再植根于历史性的实践，而是被抽象为一种纯粹的和先验形式原则。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康德的实践理性是以他的理论理性为摹本的，实践理性脱离了自身的实践性而成为了一种单纯的理论解释。这样，真正的实践问题也就被取消了。

新时代对人类实践的单一的技术性理解导致人对自身本质的遗忘。技术实践的膨胀已威胁到人自身的存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们不难理解此在释义学何以实际上把重新阐发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恢复实践概念久被遗忘和遮蔽的意蕴规定为自己的重要使命。

二、烦与实践

伽达默尔曾指出，海德格尔的此在释义学，实际是一种实践哲学[3]。此在释义学通过对此在的存在（烦）的诠释， 使存在开展自身的生命活动与世界联系起来，实践得以进入此在存在的本体论结构。在海德格尔这里，“烦”作为阐释的运动，就是人的生命的进程，就是生生不息的人类实践自身。现实的“世界”是世内现存在手与当下上手的存在者的集合体。而事物的现存在手性在存在论是奠基于其当下上手性的，它是后者的存在论上的变样。因此世界作为“现实（Realitat）”本身当循世内存在者的手头性（即效用）这一存在样式得到说明，世界的意义奠基于人的生活。所谓手头性（即当下上手状态）是靠此在烦忙的寻视得以揭示的。海德格着重分析了“日常”此在循之以展开自身的形式结构——“指引（Verweisung）”。在此在烦忙的因缘整体性中活动的关联即是“指引”。在日常此在“指引”也被作为上手者的“用具状态”[4]标示出来。在用具的前课题的使用使烦忙听命于“为了作” 的指引关联，而工件作为被造作者担负着用具在其中照面的指引整体性。“在为了作结构中活动着从某物到某物的指引。”[5] 通过围绕工件的指引（即用具之用）“自然”与“人”被共同揭示出来。另外制出的工件的何所用（Wofur ）的指引使相关地烦忙着的存在者（即他人）的存在也前来照面（工件在其烦忙的使用中上手）。用具本质上是“为了作……”之物，通过为了作的指引关联，世界被人日常的烦忙活动揭示。

现实世界是通过日常此在烦忙前来照面的。海德格尔对此在在世现象的存在论分析旨在揭示世界不是某种存在论上与我们无关涉的自在物，相反，世界的意义是通过人的具体的实践活动，通过人的生活得以彰显的。以笛卡尔的存在论为代表的旧的形而上学把现实世界理解为与主体对立的对象物的集合，存在者的存在被领会为实体现存性。这就规定了它不能摆脱存在领悟上的纯粹认识论立场。而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不是某种单纯“理论兴趣”的对象，世界之为世界是从人的生存活动、人的实践中得以展开的。在海德格尔这里，“现实世界”是由源始的世界现象加以规定，而后者则是此在在世的生存论—存在论环节。“现实世界”的结构奠基于此在的先行展开状态，因此奠基于意蕴。而意蕴则是在世之中存在的结构，因此也就是人的实践的结构。此在先行展开的构造不是某种认识主体的存在或其与对象的关系，而是此在构造着展开自身的实践活动。

在海德格尔这里人们看到了实践概念的双重意义。在存在论上它指的是在者之在“显现”；在存在者状态上它指的是“烦忙”或“麻烦”的打交道。一方面世内在者前来照面的生存论条件是此在必须有其世界，也就是说此在必须是先行展开的在此（Da-Sein）。在者向之开放的先行展开就是对世界的领会。存在者被带近前来，被带到此在之澄明中，这种“带近前来”作为“使……存在（Seinla

ssen）”就是显现，在海德格尔这里这也就是实践的存在论意义。另一方面世界的领会已使此在处于对意蕴的熟悉性中。而意蕴同时规定了具有因缘的存在者前来照面的“何所向（Woraufhin）”的结构[6]。由于作为指引联络的意蕴，从而世内上手者的为了作的结构，由此揭示出功用的何所用及使用的为谁所使。在为了作的结构中活动着寻视的“与事物打交道”，此即人的日常实践活动。所以烦的概念囊括了人的生活实践本身的内在结构。存在着状态的日常实践是由存在论上的筹划（阐释的活动）先行展开的。

海德格尔早期哲学通过对“烦”的阐释，将人类此在的实践放到存在论的基础层面。实践问题不是从任何即定的形而上学立场规定方向，相反倒是实践问题的顺利解决为一种真正的存在论提供了基础和前提。所以它是一种存在论的实践哲学。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从存在论的原初性出发，人们才能打破近代以来对实践概念的单一的技术性理解，重新昭示人类生存的意义，它的无条件性、自身目的性及其内涵的丰富性。因此我们说海德格尔早期对“烦”的存在论结构的阐释使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的恢复得以可能。

三、海德格尔与实践哲学传统

海德格尔的实践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古代（古希腊）的实践哲学的恢复和重新阐发。但是在现代哲学的语境之下，恢复不能被看作是简单的复归，而是在新的理论视野之内对传统的展开和重新阐发，因而恢复本身就是一种视界融合，唯其如此，海德格尔实践理论对传统的恢复和重新阐发才是可理解的。

对烦的实践性阐释使释义学对古代（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的重新阐发有了可靠的基础。烦的释义学把实践和人的生命联系起来，在此在存在论的基础之上重新诠释了古代希腊人的生命概念，找回了被遗忘的实践意义，即它的无条件性、自身目的性及其内涵的丰富性，从而克服了在近代观念中生产对实践的垄断。对阐释的运动的理论展开也是在新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亚里士多德以自身为目的的实践概念。

海德格尔把烦阐释为此在筹划着自身展开的活动，使人们重新回到古希腊人将实践理解为个体生命进程的思想。近代思想中实践与人的生存意义的分裂在本世纪初就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但唯有从历史和实践的立场，我们才以有达到对于生命意义的真正理解。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生命就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和抉择，是个体趋向完善和实现自身的过程，所以它指的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同时，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进行的。因此，生命活动必须是历史的、实践的。正是对生命的实践性的理解使得早期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考与胡塞尔现象学相比更加关注人的生存的事实性和历史性。

近代的实践概念与人的生命存在的脱离导致实践的意义越来越狭窄和表面化。人们已经习惯于从技术生产的单一性来规定实践理解的方向。这种理解忽略了人的存在意义的丰富内涵，以及技术实践在人的现实生命中的根基。近代的实践观念都是把实践放在一种业已被理解为主体对客体（世界）的无穷的征服和改造的活动，而对世界的征服和统治必须依赖生产和技术的手段来实现，因此对实践的这种理解就为近代以来愈演愈烈的技术统治奠定了基础。要扭转技术统治膨胀的趋势首先必须使我们对实践的看法及实践的态度发生一次根本的变革。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海德格尔何以实际上已把对新时代以来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实践概念的批判和清理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使命。海氏早期的现象学思考由于受到狄尔泰生命哲学的影响，因而与胡塞尔现象学相比更加关注人的生存的事实性。在海德格尔看来，“生命”就等于“此在”[7]。此在的阐释活动就是生命自身的运动。人总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现实世界之中并在其中“烦忙”与“操心”。生命的这种事实性特征使得生命自身必然地具有实践的意义。因此烦作为此在的事实性存在与胡塞尔的意向构造活动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海德格尔哲学中诸如“此在的基本存在状态是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在在其存在中总是先行于自身”，“此在之在的特征就在于使存在者的存在得到揭示”……，无一不暗示了生命与实践意义的同一性以及由此发出的人的生存与世界的联系。

因此此在阐释的普遍性的基础意义，将人们在实践问题上的目光重新引回到亚里士多德包罗万象的“活动”概念上。所以实践当然比技术性“生产”更丰富、更广泛、更基本的东西，就是人的千差万别的现实生命活动。对此在存在的分析使人们领会到，生命自身当是前于任何本体论的，也前于任何由此出发的实践理解并构成它们的基础以及生长的土壤。所以我们说海氏存在论的贡献之一在于重新恢复了技术实践之外的人类活动的合法地位，这类实践活动（尤其是不带功利的理性思辨）正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加以肯定和赞许的。

对此在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重新恢复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活动目的的思想，使人们重新回想起亚里士多德关于生产和实践的区分。亚里士多德用了“活动”和“结果”两个概念来具体分析人趣向目的运动的结构。根据人类活动的目的趣向之差异，亚里士多德将所有“活动”分成两类：即“产生（生产）”和“行为（实践）”。亚里士多德认为，生产活动的结构决定了它没有可作为最高目的，即其本身就是目的的“成果”。生产过程的目的在于其“产品”，而产品本身制造出来就是为使用，它的目的不在它自身，技术活动的目的趣向是外在的，并且在整体上坚强不屈性地无穷延伸的。因此，没有任何产品可被当作生产最终的目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终目的的阙如，会使人的活动成为无意义的。只有当趣向的目的就在人的活动自身之内时，才能避免这种线性无穷倒退。比如善的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像这类活动就叫着“实践”。“实践”概念的结构不是线性地伸展的，而是返回自身，它本身就是意义的。唯有从这种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出发，我们才能解释人的生命活动的无条件性。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技术活动的目的是外在的，因而是线性地无限延伸的，而实践的目的则是返回自身的，因而是无条件的，自足的。善和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人的活动。善和幸福作为活动的目的，就在人的活动之中。但新时代流行的对人类实践的理解，完全是由技术生产的因果功能性原则规定方向的，实践被纳入到技术生产和目的框架之内，人的行为目的完全从生产和消费的整体性中得到解释。商品生产的无限循环使人们日益迷失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实践被技术生产所吞噬，从而丧失了自身应有的尊严。人们甚至试图将技术生产的组织方式贯彻到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思维的一脉独张实际上已经威胁到人自身的生存。古人以至善为目的的实践理论已全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们说海德格尔的实践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恢复了古代以自身为目的的实践概念。

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存在的基本特征就是在其烦忙的筹划中使存在得到揭示。存在领悟使世界成为先行展开的在此，但世界本身不是某种外在于此在存在的超越性目的，而是（正如海德格尔要加以强调的）此在在世活动的生存论环节。存在领悟揭示开去的与世内在者前来照面的来，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是烦的生存活动的一体二面。它们必须被囊括到此在在世的存在论结构整体性之中。所以此在在世（活动）的目的就在于它自身的生命存在之中。因此海德格尔的实践理论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分析将人们在实践理解上的目光再度引回古代希腊人的生命概念上来，阐释的运动展开也是在新的理论基础上恢复了亚里士多德以自身为目的的实践概念。

四、结语

海德格尔对烦与实践的独特诠解对本世纪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烦的实践性诠释在一定意义上使现象学思潮发展的方向扭转向实践性释义学的思维进路。实践问题并最终导向对技术本质、对存在历史和转折等思考。这些都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现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海德格尔早期的现象学思考由于受到狄尔泰生命哲学的影响，因而与胡塞尔现象学相比更加关注人的生存的事实性和历史性。生命的这种事实性特征使得生命自身必然地具有实践的意义。因此烦作为此在的事实性存在与胡塞尔的意向构造活动是有很大区别的。胡塞尔对意向性的研究旨在回答对象世界作为现实何以可能，从而为旧形而上学瓦解的形势下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可能性的基础问题提供说明。意向性就是先验主体的对象建构活动，这种构造活动纯是“理论”的。而烦不然，烦作为“筹划着的带近前来的活动”本质上就是人的实践；烦不只是先验现象学所谓的“意识”，而是人的本然之“生活”。所以伽达默尔说，“诠释学是哲学，作为哲学它是实践哲学”[8]。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改造就在于将实践哲学传统引进了现象学和解释学。

对实践问题的思考最终将海德格尔引向对的技术本质和存在历史的追索，决定了海德格尔晚期思想的进路。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及技术的统治源于此在的沉沦。在沉沦中人自身的存在，人的实践发生变异。这在存在论上就表现为对在世之在和作为此在存在的烦的意义的遮蔽。因此只有解构主客对立的形而上学，揭示遮蔽已久的存在意义，本真的世界意义才可能到来，这都是以存在论上对人的现实生活实践的洞视力为前提的。

对于人的现实生活实践的理论展开使社会历史的维度得以进入存在考察的领域，并最终导致关于“存在历史”的思考。海德格尔曾经指出“形而上学是条道路”，由于形而上学的统治，西方世界孤注一掷地走上技术揭示之路。人的实践逐渐变成单纯的生产和服务于生产的活动，变成对世界的征服和改造以及为这一征服和改造创造条件。技术本质的统治使万物千篇一律的生产之备用物的报到。世界之丰富内涵全被遮蔽，存在陷入遗忘。人离存在的本源的真理越来越远，人的视野越来越狭窄。存在的历史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实践的一脉独张已经使人自身的生存面临危险。而要摆脱危险，得到拯救，只有依赖于“存在史”的转折。

同时也正是早期的实践思考使得海德格尔把现实生活中人的沉沦及沉沦中觉醒的希望作为思想关注的焦点。沉沦的思考联系着晚期对技术与转折、对“居”与“家”的思考。存在史与家园的思索规定了海德格尔晚期思想“重返家园”的主题。还乡的思想者最终揭示出，唯有存在之“发生”、“澄明”，才是真正的“家”。对于晚期海德格尔来说，技术的思考就是存在的思考。技术的本质即传统形而上学之所谓，故技术之思就属于存在之思、家园之思。由此我们看到对此在存在的实践意义的揭示最终影响了海德格尔晚期思想的整体发展方向。

正如德国学者M·Riedel所指出， “我们世纪‘实践哲学的复兴’的前历史是从一个‘事实性释义学’（指海德格尔的此在释义学——本文作者注）的纲要开始的。”海德格尔对此在存在的实践意义的阐释，构成了本世纪“实践哲学复兴”的理论基础。如法兰克福学派中期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等对交往行为理论的探讨；现代哲学诠释学对人类理解活动的存在论意义的阐发；后期分析哲学对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的现实生活形式的探究，无一不是在“实践哲学复兴”的总体思想背景之下展开的。这些已足以证明海德格尔的实践理论对当代西方哲学的深远影响。

但同是我们也应看到，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也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的。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海氏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确乎关注着技术时代人类的命运和未来，但它对现实社会中具体的人的践履仍然是保持着距离的。它无疑可以看作是对人类生活现状的一种理论解释，但却始终避免为现实人生提供切实的指导。所以这种实践哲学本身是缺乏实践性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作为海德格尔的实践概念的“烦”实际上是以古希腊作为人的最高实践的“理论（theoria）”为蓝本的[9]。它宁愿对现实的一切采取“沉思”与“静观”的态度。伽达默尔在评价他与海德格尔哲学的分岐时也指出：“人们所缺少的不仅仅是坚持提出最终的问题，而也包括当下此处的行为的取舍评价、（行动的）可能性和正确性的感觉。”[10]一种实践哲学只有在它确乎有助于个体的现实人生的评价和取舍时，才是真正“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