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酸检测竟然敢做假!七十年过去了,这些奸商一点都没有变!
2022年5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通报:
针对媒体报道、市民关注的“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问题,卫健部门已吊销该实验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市场监管部门已立案查处。根据卫健部门移送的案件线索,公安机关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对实验室实际控制人周某某(男,38岁)、法定代表人武某某(男,37岁)等6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涉案的北京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公司,成立于2020年11月,注册资本为10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武彦峰,实际控制人为周明强。从公司成立时间和所从事业务来看,这家公司很明显靠疫情期间的核酸检测业务起家的。
关于这家实验室的违法事实,官方报道只有一句话:2022年5月14日,监督员发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广阳大街9号1幢3层315-323的北京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原始检测数据明显少于样本检测数量。
正常情况下,只要仪器进行了试剂检测后,机器会自动保存检测数据,即便机构自己删除了数据,也会有上机的log文件。
原始检测数据少于,而且是明显少于样本检测数量,基本上只有一种可能性:大量被送往该实验室的样本根本没有被检测,实验室提供给防疫部门和公众的检测结果完全是编造的!
该实验室到底编造了多少虚假检测结果,这些虚假结果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都清楚,以奥米克戎的传播速度,只要有一例感染者被漏掉,就足以在短期内造成大范围的传播,就足以将整个北京的疫区清零时间往后拖很久,就足以造成天文数字的经济损失!
作为一名疫情期间多次参与核酸采样工作的资深“大白”,看到这个新闻,我真是杀人的心都有!
本轮疫情期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全国大量医务人员都集中到某地支援。为了顺利完成大面积核酸采样检测工作,北京只能从内部挖潜,加大了征调本市医务人员的力度。
阿宝身为国家重点科室的副主任医师,也在抽调之列。很多比阿宝年资更高的国家重点科室专家级医生,都被频繁抽调参与核酸采样工作。
在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随着气温升高,采样工作越来越艰苦。30多度的高温下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在室外一口气采样几个小时的滋味,大家可以自行想象。
核酸采样一般是早上7点开始,大家六点多就得赶到采样的工作,即便距离不算远,也得早上五点多起床。
可能由于年龄大了不耐受缺氧的原因,几乎每次采样结束后,我都会闹头疼,有时候一疼一整天。疼的厉害的时候,得吃了止疼药才能休息。
对此,阿宝和自己身边的同事,都无怨无悔,从未说过一句怨言。身为一个医务人员,服从国家调遣,积极参与抗疫工作,为首都人民服好务,这既是医者的本分,也是医者的荣幸。
然而,我们顶风冒雨,起早摸黑,累死累活,加班加点采集来的样品,这帮孙子根本就没测!他们竟然把无数医务人员辛辛苦苦采集来的样品给扔了,直接编造虚假数据欺瞒政府和北京人民!
真是丧心病狂丧尽天良,真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每当国难当头的时候,总会有这样一些丧尽天良的奸商冒出来,用各种丧心病狂的手段,大发国难财!
这个朴石实验室的周某某和武某某等人的所作所为,与七十年前坑害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的奸商们,完全如出一辙!
七十年前,有多名用假冒伪劣产品坑害志愿军将士的奸商,被人民政府判了死刑,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上海大康西药行的王康年、上海大名牛肉店老板张新根和徐记牛肉庄老板徐苗新、以及汉口福化药棉厂老板李寅廷,等。
先说说王康年。
王康年是上海大康西药行的老板,朝鲜战争爆发后,他通过关系接到了向志愿军出售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订单,并收取了巨额定金。
拿到定金后的王康年,根本没有认真为志愿军准备药品和医疗器械,而是把钱拿去做投机生意。朝鲜战争形势紧急,大批伤员急需救治,面对志愿军方面的反复催促,王康年能拖就拖,不能拖就骗,甚至丧心病狂的用假冒伪劣产品充数。
他发给志愿军医院的X光机,不但晚到了四五个月,而且根本就是从其他医院收购的废品,连开机都开不了。他发给志愿军的青霉素粉根本就是玉米粉。他发给志愿军的纱布、绷带,是让人用收回来的霉烂棉衣、医院用过的纱布清洗后制成的,有的上面还带着血迹。
上海大名牛肉店老板张新根和徐记牛肉庄老板徐苗新,其丧尽天良程度比起王康年毫不逊色。
1951年2月,华东工业部下属的益民工业公司,接到了为志愿军生产牛肉罐头的任务。张新根和徐苗新合伙买通了益民工业公司负责采购牛肉的人员,独占了这笔生意。
本来,就和朴石实验室一样,只要他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去做,这笔生意足以让他们发大财。然而,贪得无厌的张新根和徐苗新,不仅在价格上做手脚,将采购价在三四千元每斤的牛肉以六千多元的高价卖给志愿军,还昧着良心用廉价的水牛肉和马肉冒充黄牛肉。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两人还特意收购次肉和坏肉,以及变质的死牛肉卖给志愿军。他们把发霉发绿的烂肉刮掉,泡进硫酸水中,冷藏后再卖出。对被退回的明显变质牛肉,他们在上面涂上牛血,再当成好肉卖出。
这些劣质牛肉和假牛肉做成的罐头,不知道坑害了多少志愿军将士!
汉口福化药棉厂的李寅廷,是另一个被枪毙的奸商。
抗美援朝期间,李寅廷承接了制作志愿军急救包和三角巾的任务,并从中南军区领取了大量优质的棉花和纱布。
加工急救包和三角巾的材料是政府发给的,只要规规矩矩做事,拿到政府订单的李寅廷包赚不赔。
但是,李寅廷竟然将从中南军区领到的优质棉花拿到市场上倒卖牟利,买来大量劣质烂棉花充数,这些烂棉花很多甚至是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
不仅如此,为了节约成本,李寅廷还将本来规定的40分钟消毒时间缩短到20分钟,到后来甚至干脆不消毒。据事后追查,李寅廷提供的急救包中,足足有12万只没有消毒。
含有大量各种细菌的废棉花和烂棉花做成的急救包,就这样被送到了前线,导致大量志愿军战士伤情恶化甚至死亡。
杭州奸商唐梦伟、汪德孚等人,为志愿军加工饼干,用发霉的面粉替代好面粉,用价格低的石碱代替价格高的苏打粉。
苏州奸商刘盛兴,为志愿军做豆腐干,每一百斤少放五斤盐和十斤酱油,不把豆腐干晒干,就运往前线。豆腐干因为发霉被退回后,他把发霉的豆腐干,又掺到其他的豆腐干中,发往前线。
济南盛昌蛋厂奸商刘云生、安景远等人,为志愿军做蛋粉,把好鸡蛋换成臭鸡蛋,共计7600多斤。
武汉大兴米厂奸商彭锡承,为志愿军加工大米,把好大米偷偷卖了,换上2000多斤发霉的大米。
而今,七十年时间过去了,这些祸国殃民的奸商,竟然再一次出现了,而且是在号称首善之地的中国首都!
与七十年前的祖师爷们相比,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的周某某武某某等人,其丧心病狂和丧尽天良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正当经营利润不够丰厚吗?
不是的!
新冠疫情爆发后,因为防疫工作的需要,这些核酸检测企业都获得了海量的政府订单。面对这样一个爆发式增长的巨大市场,站在风口上的他们只需要守法经营赚取合理的利润,就可以凭借海量的政府订单和巨大的业务量活的丰厚的回报。
这一点,就和七十年前接到大额政府采购订单的王康年李寅廷等人是一样的!
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可能造成的恶果吗?
也不是的。
就像王康年李寅廷等人不可能不知道假药劣药会害死人一样,周某某武某某也不可能不知道检验结果造假会对防疫工作造成什么样的恶劣影响!
奸商们之所以敢胡作非为,其原因无非就是三点:利欲熏心;自以为不会被发现;有保护伞保护。
我们之前提到的王康年,之所以敢用假冒伪劣药品坑害志愿军战士,除了利欲熏心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是他认为在美国飞机狂轰滥炸之下,这些药品根本运不到前线,因此不会暴露。
二是他通过各种手段腐蚀了大量干部,给自己打造了一个自认安全的保护伞。
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的周某某武某某等人,除了利欲熏心之外,大概和王康年一样,认为自己造假行为不太可能被发现。
至于他们有没有和王康年一样的保护伞,我们期待官方进一步调查结论。
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阿宝刚刚从采样点当“大白”归来,刚刚吃完止疼药来控制采样后难以忍受的头疼。
作为一名北京医务人员,作为一名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北京“大白”,作为一名北京的普通市民,我强烈呼吁北京公安部门和纪检部门,对这些丧尽天良的奸商,严查,彻查,从重从快予以严惩,以儆效尤!
不严惩这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奸商,我们对不起无数为疫情防控日夜操劳的干部群众!
不严惩这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奸商,我们对不起无数在抗疫一线吃苦受累的医务人员和志愿者!
不严惩这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奸商,我们对不起无数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默默忍受着种种不便的普通群众!
不严惩这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奸商,我们对不起革命先烈,对不起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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