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成为一种很新的穷人？

2023-01-10 10:01

鲍曼说，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消费者社会，人们购物时不断地渴望新鲜刺激，盲目地跟随富人的消费行为，不买成了一种罪过。

文 | 薛巍

最近屡次看到有人在谈论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一本书，《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本书有20多年的历史了，是鲍曼1998年再版的一本书，今年出了新的中文译本。鲍曼已经于2017年去世。

这本书很薄，不到200页，很多人读这本书，可能是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消费主义的俘虏？算不算新穷人？看完之后很多人可能稍微松了一口气：自己大概还不是新穷人，但是肯定被消费主义裹挟了进去。

《克拉恋人》剧照

鲍曼这本书比较超前，写的是他所说的晚期现代、第二次现代或后现代阶段的情形。鲍曼提出，在现代性的工业阶段，每个人在拥有其他身份之前，首先必须是一个生产者。在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即消费者的时代，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才能再拥有其他特别的身份。在生产者社会，资本家需要老实听话、整齐划一的工人，在消费者社会，资本家需要更多心思活络、勇立潮头的消费者。

他写道：“如果说生产者社会是柏拉图式的，追求牢不可破的规则和事物的终极模式，那么消费者社会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务实、灵活，遵循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原则。理智的消费者唯一能掌控的，就是在已知的机会最密集的时间守候在已知的机会最多的地方……消费者社会也是咨询和广告的天堂，是预言家、算命先生、贩卖魔法药水的商人和点金术士的沃土。”

为什么西方社会从生产者社会变成了消费者社会？大概主要是因为生产条件的变化，产品过剩，资本主义需要工人来制造，更需要工人去消费。生产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如今的主流是精简型、小型化、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人口也出现了过剩，因为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 鲍曼

在后现代社会，人们仍然从事着各种工作，有的是做简单的体力劳动，有的是高薪的管理阶层，有的是创意阶层，有的是富豪。工作是否高级、诱人，不是看它对社会的贡献、对人的技能的要求，而是看它能不能不断地给人带来刺激。人们在购物时也不仅是满足生理需求，还有很多心理需求。有钱人是消费潮流的引领者。拿高薪的人则是一边拼命工作，一边通过疯狂消费来犒劳自己，因为“工作仍然是生存的源泉，但不是生命意义的源泉。曾经由专业能力带来的自豪感，现在可以从（以合适的价格）购买精美商品中获得——在迷宫般的大型购物中心发现最好的店铺，发现推车上最好的衣服或货架上最好的商品”。

《破产姐妹》剧照

消费主义的问题在于，我们以为我们的购买欲是自发的，挑选是自由的，是按照自己的审美去选购的，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不断推陈出新是好事，鲍曼则认为，消费者其实并不主动、并不自由，“是市场选择了他们，并把他们培养成消费者，剥夺了他们不受诱惑的自由，但每次来到市场，消费者都觉得自己在掌控一切。他们可以评判、评论和选择，他们可以拒绝无限选择中的任何一个——除了‘必须做出选择’之外。寻求自我认同，获取社会地位，以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方式生活，这些都需要日复一日地到访消费市场”。

购物时，我们希望买了之后立刻就能享用，但新东西带来的满足感又很快就会消失，于是继续买，购物带来的暂时满足感让人们习惯了超前消费，鲍曼分析了消费者无穷的欲望是如何被利用的：“在欲望被安抚之前激发新的欲望，在因占有而感到厌倦、烦躁之前替换新的猎物。按照消费文化的定义，幸福的生活是绝缘于无聊的生活，是不断有什么事发生的生活，新鲜又刺激，因为新鲜所以刺激。对抗无聊的药方不在医保范畴，金钱才是进入治疗无聊的场所（如商场、游乐园或健身中心）的通行证。这些场所的存在本身就是最有效的疫苗，可以预防疾病的滋生，它们存在的意义是让欲望不断沸腾，永不停歇。”

商场存在的意义是让欲望不断沸腾，永不停歇

向消费者社会的转变导致穷人的处境也发生了变化，新的贫穷并不仅限于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也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状况。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衡量标准，如果无法达到这些标准，人们就会烦恼、痛苦、自我折磨。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穷人无法履行消费者义务，就会被抛弃、被剥夺、被贬低、被排除在正常人共同享用的社会盛宴之外。在生产者社会，穷人的生活很苦，但他们一起苦，他们还是储备的劳动力，社会还需要他们。在消费者社会，穷人之间的纽带也消失了，要么是孤独的消费者，要么成为无力消费的新穷人，他们的处境成了对其他人的一种警示。

《破产姐妹》剧照

现在很多无形的东西也被商品化，人们希望用钱解决那些本来不能用钱解决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斯基德尔斯基父子在《金钱与好的生活》一书中说，美好生活有七个基本元素：健康、安全、尊重、个性（自主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友谊、闲暇。“这些基本元素本质上是不适合销售的，完全无法买卖。旨在使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经济往往会排斥这些基本元素，或用可销售的替代物取代它们，其结果就是我们常见的败坏。个性成为广告用语的一部分，大多数日用品的消费者被告知，这些商品可以代表或定义他们的身份。友谊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那种道德上的严肃关系，而成为享受闲暇的一种谋略。闲暇本身同样受制于生产的节约型逻辑，即体育、游戏和夜总会都致力于使人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最大的乐趣。”享受闲暇本来应该是不为外在目的而做一件事。

有些人努力想摆脱消费者身份，还原购物的原始目的。不过消费主义的力量过于强大，美国作家凯尔·查卡在《渴望更少》一书中说：“在网上用信用卡购买不必要的物品能迅速、轻松地对不确定的环境施加一种掌控感。各种品牌向我们出售汽车、电视机、手机等产品，好像它们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通过书籍、播客和周边产品，极简主义观念本身也被商品化了，成了利润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