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编,正在成为一个深坑
考编的人越来越多了
考编,是指通过参加考试的方式来获得行政编制或者事业编制,成为体制内工作人员,其工资由国家财政支付。
最近几年,“编制热”愈演愈烈。
2021年,在并未计算各省市省考、事业编、教师岗、国企等考编人数的情况下,国家公务员招录考试中,计划招录2.57万人,共有157.6万人通过资格审查,相较2020年增加14万人,报录比高达61:1。
其中,岗位最高报录比达到3334:1,这意味着,要通过考试获得那宝贵的公务员编制身份,需要打败那3333个对手。
到了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1076万,国家公务员统考报名人数高达212.3万人,创国家公务员报名人数新高,较2021年同期增长约50万人。
而实际录用人数仅3.12万,报录比进一步提高到68∶1,至此,如高考一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赶考场景再现于青年的就业路上。
在这赶考的“千军万马”中有相当一部分考生是高校应届毕业生。
清华大学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2021年共有3669名毕业生(包括本科、硕士、博士)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其中到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毕业生比例为46.1%%,这意味着,该校将近一半的毕业生进入了编制内工作,另外还有23.8%的毕业生去往了国有企业工作。
另外,从杭州原余杭区2021年公布的考试录用公务员录用名单可以看到,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清一色的名校毕业生也进入了基层机关单位编制内工作。2019年深圳多所中学公布的招聘名单也几乎是清一色“清北”毕业生。
除了参加国考、省考等公务员考试,应届生进入体制的另一通道是选调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定向选调和人才引进计划出炉,资源也开始向名校生倾斜,选调成为各地争抢人才的手段。
这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诞生的机制,逐步与各级公务员考试形成体制内人才选拔的两条通道。
八十年代初,国家重启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的工作,从应届生中的共产党员、优秀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中选拔选调生,选调生制度自那时起承担了为党政机关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的职责。
以北京大学为例,2019年北大共有429人签约了29个省市的定向选调生和人才专项引进项目。
近几年来,北大选调生总数已超过两千人。自2010年启动定向选调,北大已和31个省份建立合作关系,2021年北京大学选调生签约人数首次突破800人,较2020年增加近60%,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签约人数创下新高。
相比之下,清华大学的选调生规模不及北大,但也在迅速增长。清华大学毕业生通过定向选调进入基层公共部门就业的毕业生数量,从2015年的一百五十余名增加到2020年的三百余名。
国内名校毕业生的择业趋势给予了社会一个强烈的就业信号:我要进编制。
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渴望进入编制内的人越来越多。
考一个稳定的编制,成为他们的首选。
为什么年轻人都想考编?
考编为何成为年轻人的主流就业去向之一?
一方面,这几年世界经济不景气,负增长、衰退、大规模失业成为高频关键词。
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经济体,虽实现了经济正增长,仍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企业倒闭、商场关门、工厂破产,困难前所未有,几乎波及到了所有行业。
中国深层次经济结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国内大批企业因效益降低,开始调整人力成本,裁员减薪,岗位需求进一步减少。这年头,想找到一份工作都不容易了。
一系列波动带来的恐慌蔓延至就业领域,高校毕业生在选择职业时也不免被影响,出现职业观坐标的迁移。
此外,近些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行业负面消息频出,广为流传的“996福报”工作制度、35岁的中年危机、入职即“毕业”的残酷裁员等体制外的沉重现实让年轻人望而却步,转而寻找一条更为“稳妥”的人生道路。
另一方面,大规模招聘“清北生”的深圳中小学教师岗位,在招聘时一度打出“有钱有闲有尊严”的口号,在有的招聘学校,硕士生入职可拿到20多万元的年薪。
而深圳教师的“高收入”也得益于当地公务员工资的提高,深圳教师和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基本相当。
杭州余杭区面向“清北”引才时开出的待遇更优厚。当地先以事业编制解决身份问题,硕士生参照正科级薪酬水平享受绩效工资、福利待遇,博士则参照副处级。
被引进的“清北生”如不以事业编进入,还可以成为年薪制的政府雇员,博士学历的中级雇员约38万元、硕士约35万元,此外还有数万元的各项补贴等。
即使曾有过公务员集体降薪的传闻,从平均数看,体制内的收入水平仍将体制外的收入水平甩开。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837元,比上年增长9.7%,而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2884元,比上年增长8.9%。
在后疫情时代下,高风险中的高淘汰率直接表现为裁员、失业与降薪,这些使青年特别是刚出象牙塔的毕业生的“体制内信仰”愈发强烈。
在加班文化、中年失业、竞争激烈、收入不稳定、工作不稳定、“996”、“35岁就失业”的畸形就业市场映衬下,公共事业部门因其福利好、稳定性高成为青年心中的“模范雇主”。考上编制,仿佛就抱上了铁饭碗。
年轻人用脚投票,试图敲开体制的大门,用稳定的编制化解市场就业的风险。
为了“躺平”而“内卷”
疫情影响了年轻人对工作和生活的风险偏好,使得他们做出更为保守的就业决策以适应高风险的冲击。
因此,在择业关键因素上看重稳定性,单位性质上倾向于体制内,在情感上对就业市场中更具权威和稳定的组织给予更多的信任感。
然而,这种体制内倾向也被部分学者批评为大学生和年轻人蜂拥进入公共部门的根本动机是一己之私,这不仅有悖于公职人员服务人民的基本职业宗旨,还会将大量只看重工作稳定性而无意履行公共服务的年轻人招入公职。
这些学者认为年轻人群体就业的体制内倾向并非是出于对“人民公仆”职业属性的落实,而是将编制作为退出社会市场竞争的退路。
因此,在这类话语中,青年的体制内倾向与“躺平主义”、“避险青年”被画上等号。
互联网媒体上“躺平”多使用引申含义,借以指代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巨大的现实压力面前难以抗争,于是不再渴求成功、主动降低欲望的一种心态。
然而,一个可以“躺平”的机会,却无法通过“躺平”来获得,其背后是个人·家庭·教育资本的再较量。
根据谷雨数据的统计和分析,2021年国考的17000多个岗位中的大多数岗位的报录比还是集中在10-100之间,其中,上千的报录比所对应的岗位只是少数,因此其中的竞争压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夸张。
但对于个人来说,想要成功上岸,难度仍然不小,要求实力与运气并存。
谷雨数据爬取并分析了在B站最火的考公培训视频合集中的19个视频下将近12万条弹幕,试图还原考公人的备考状态。
“好难”、“暴躁”、“裂开”、“放弃”,是他们备考过程里最常见的心态描述。
这么难的视频只看一次自然是不够的,一刷二刷是基本款,四刷五刷也属常见。
进一步分析这12万条弹幕的发布时间,可以窥见考生们备考的作息时间:从早上9点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一日之内共出现了三个高峰:分别是上午10-11点、下午15-16点、晚上20-21点。
满满当当的时间表,几乎是“月亮不下班,考公人不停歇”的真实写照。从这个角度看,考生们并不比996打工人更加轻松。
在家庭方面,如果考生的上一辈能够在体制内就业,就意味着其家庭在文凭尚未通胀的年代具有较好的学历背景和广泛的社会关系。
因此考生更有可能获得来自父母体制内亲戚及好友的求职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体制内求职的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本,从而提高毕业生首次就业进入体制内单位的可能性。
此外,考试培训机构作为考编热背后的一大社会推手,也将个人考编的教育资本、经济实力在内卷过程中的作用揭示出来。
各种考试培训机构推出了高价培训班、直通班、普通班、冲刺班,不同的价格对应不同等级的培训,直接对应的是不同的“上岸”机会。
有钱的花钱考,没钱的自学,考编路上的家庭扶持和经济支持,无疑能提高考生对长期的考试“等待”的信心,在竞争“躺平机会”这条路上,何尝不是一种内卷呢?
编制内,也有围城
当年轻人们相继涌向“编制”这一“人生出口”,应届生毕业考编或往届生辍“业”考编已成为最大内卷现场之一,“求稳”引发的问题开始显现,进体制难、上升难、退出难等问题导致考编的青年群体再一次面临“围城”。
首先,公务员考试内容的特殊性需要考生花费大量时间学习与其专业不相关的知识,且公务员考试技能与其进入社会私营部门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并不匹配。
因此,年轻人在备考期间往往丢了专业知识,此外由于没有工作经验积累,再次回到市场就业时,与应届生和有工作经验的竞争者相比既不具备专业优势,也无工作经验加持。
其次,体制内工作的专业消解和知识断裂会让已上岸的体制内青年产生一定的“体制依赖”,一旦进入便难以离开。
一是因为机会成本与市场风险双重叠加下的逃避心理,使其没有勇气和决心离开;
二是在编制内辞职并非易事,尤其在基层岗位中往往设置3~5年的服务期,若不满年限便主动辞职不但面临违约金,还会对后续再考产生影响;
三是体制内的工作内容,尤其是边缘基层岗位中的工作,使青年成为仅仅处理琐碎杂事的公共服务人员,往往会限制个体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弱化个体与就业市场的联系,降低其再进入体制外就业市场的可能性。
最后,体制内的工作氛围与企业有极大的不同。体制内重视论资排辈,很多工作都是由年轻公务员来干,很多时候刚上岸的年轻人要干各种各样的工作,白加黑是常态,一旦有紧急任务,比如上级政府下发了重要工作文件,就要通宵赶工。
等到年轻的公务员“多年媳妇熬成婆”,或许就能轻松点了。
至此,在难进体制、难离体制和难再嵌入体制外市场的三难抉择中,考编青年再一次陷入困境中。
不可否认,中国体制下的“编制”在我们的土壤下拥有着独特的优越性,高稳定性、高社会地位、高性价比的属性成为大多数人的“梦中情岗位”,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动荡的就业市场显得弥足珍贵。
上述的三难抉择在这些优越性面前被淡化,以至于让很多人不顾一切地加入考编的浪潮中,进去之后就发现“城内”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此外,更重要的是,当人人都涌进编制的“围城”、认同“万般皆下品,唯有编制高”时,整个就业环境将因考编分量过重而失衡。
一味从众考公,最终的结果是市场多样性的枯竭,各行各业百花齐放不再,以及年轻人的创意梦想消失在一道道行测题目中。
总之,编制确实需要人去考,但不是所有人都要去考,其他行业也需要人才,各行各业的发展才是社会演变的良性方向。
然而你要是真敢把这套话说给苦苦找不到工作,还在挣扎考编的年轻人时,他们有的会苦笑一声,脾气暴躁的可能会挥拳要打了。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壹图网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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