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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爱街上的亡命鸳鸯,只想风风光光地杀回老家 | 人间

五爱街上的亡命鸳鸯,只想风风光光地杀回老家 | 人间

文化


第二天开行,行里就爆了大新闻,说一个“扛包的”带着30多万的货款和行里一个服务员跑路了——而那个“扛包的”,竟然就是佟伟业。


配图 |《江湖儿女》剧照



风雨五爱街丨连载




刘金玉的老家在阜新农村,她十五六岁就出来打拼了。

长大的刘金玉是个漂亮人。大眼睛,细而长的黑眉毛,高而苗条的个子,屁股尤其挺翘,像两口小圆锅倒扣着,这让她穿衣服很有型。她始终留直长发——不是因为这种发型显得她多清纯,而是她嫌烫头发太贵了。有时她会将头发在脑后很随便的挽成一个髻,有时会梳一条直溜细长的马尾。她梳马尾时整个人显得阳光,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在五爱街这种喧闹聒噪的地方,刘金玉显得很沉闷,她不爱说话,重活累活抢着干,是个只会闷头干活、不会花言巧语的人。她说自己小时候在家里多干活就会少挨打,后来这就成了她的生存法则。

刘金玉家孩子多,前3个都是丫头,到她这父母本以为会是个儿子,结果生出来还不是个“带把儿”的,这让全家人大失所望。她家的老五是个儿子,他的降生终于圆了父母的梦,因此她在家里并不吃香,自打懂事儿起,挨打就成了她生活的“主旋律”:笤帚、砖头、棍棒、铁锹把子、菜刀刀背……都是父母打她的工具。挨打时,她感觉自己就像秋收时装玉米的破口袋,只能任由人摔打来摔打去。

离开老家来到沈阳,刘金玉也不搞对象,她总觉得没人会看上自己。年轻小伙子来撩拨她,她总不为所动,人家就相继偃旗息鼓,说她“太能装”。所以,25岁时刘金玉还没有谈过一次正儿八经的恋爱——这在当时,尤其是东北农村,她已经算是“大龄女青年”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行里的佟伟业看上了刘金玉。

佟伟业是“扛包的”,生得小眉耷眼,貌不出众,唯独体格异常结实。夏天他穿个扛包的专用马甲,裸着前襟,肚子、胳膊上全是一疙瘩一疙瘩隆起的肌肉。他跟刘金玉的性格极像,沉默寡言,也能干。虽然我们打交道不深,但我也知道这个小伙子为人确实不计较,扛货也踏实。他不会将包扛到飞起、下脚去踹、或往地上重重一摔,总是轻拿轻放。有时遇见狡猾的货主,谈好了价钱让他送到某地,但到了地方货主让上8楼或者多扛一段儿,佟伟业不拒绝也不会要求额外加钱,就默默地把那亏吃掉了。

要知道,当时的五爱街十分混乱,卷款潜逃的事儿时有发生,所以老实人就成了一种“稀缺资源”。踏实的佟伟业得到了行里老板和货栈老板们的信任,大家常让他来回带货、带钱。货款交到他手上,总是一分钱也差不了。


佟伟业追求刘金玉,用的方式很特别。

那年过年,他突然提着礼物直接摸到了刘金玉家所在的村子,由村头打听到村尾,这下村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刘金玉的对象来过年了”。刘金玉当然很诧异,但佟伟业说自己只是路过,“顺便来看看行里的朋友”。

这个理由自然不能站住脚,但刘家人在得知佟伟业只是个“扛包的”以后,倒是愿意“难得糊涂”了。他们当然没给佟伟业好脸色,还骂刘金玉不知道在外面犯了什么贱,惹下这一身骚回来。佟伟业并不介意。在刘金玉家那天,饭上桌他就跟着吃饭,到了点儿蒙上大被就睡觉。刘金玉劝他走,他也不废话,第二天收拾收拾就离开了。

过了年开行,佟伟业并不去纠缠刘金玉,在行里看见也不多说话。正当刘金玉觉得自己可能是多想了的时候,第二年过年,佟伟业又准时出现在刘金玉家。

刘金玉埋怨他:“你看,你咋又来了呢?”

佟伟业解释说:“我就是来拜年,来看看,溜达溜达。”

刘母把气撒在刘金玉身上,摔摔打打地说:“你瞅你招回来个什么玩意儿?简直就是个冤鬼。”刘金玉顶了一句:“也不是我让他来的啊,腿长在他身上。”

这时,刘金玉那游手好闲的小弟来管她要钱买烟,她就没个好声气,一拧身说“没有”,也没给她弟钱。她妈见状,上去就给她一撇子,说:“你弟管你要钱都不给,净想着填活(白搭)野汉子吧?你不让他来,他自个儿就能来?你不告诉他咱家搁哪儿他能知道?你跟人啥事没有,人能年年过年来?”

刘金玉的眼圈就含了眼泪,她妈骂她从小到大就是个丧门星,见她哭,更来气了:“大过年没咋的你在家里号的哪门子丧?是你爹死了还是你妈死了?”说完又要打她,刘金玉本能地缩头一躲,没想到这巴掌却没挨上——一瞧,是佟伟业把她妈的手腕子给攥住了。

佟伟业用十分平静的语气说:“大姨你有话好好说,你别打她。”

刘金玉她妈一听更加火冒三丈,一面试图使劲抖落佟伟业的手,一面说闺女是自己生的,爱怎么打就怎么打,“你算哪根葱?管得着吗?”

佟伟业说,人都这么老大了,乐意骂就骂两句,“我当听不着,但谁打她也不好使”。

刘金玉当场就愣住了,她突然想起了这些年来自己在家挨的那些打。

上小学时,同学早起找她一块儿上学,经常遇见她正在挨揍,大砖头子没脑袋没屁股地往她身上飞。一次,她妈把她打得扑倒在地,半天都坐不起来。她总是哭着上学,甚至晚上做梦都梦见她妈打她,有时被梦吓醒,浑身还直哆嗦。那时的她多想有个人能挡在前面保护自己啊,然而家里除了大姐外,其他人对她并不友好,更别说替她讲情了。一次,二姐因小事跟她发生争执,竟说出“再说我就让妈打你”这种话。小弟就更不用说了,他哭了、摔了、在外面受了欺负、甚至病了,都是她挨打的理由。

每次被打,刘金玉只能飞快地逃跑,不敢轻易回家,在外面逛到天黑也没人找。如果饿了,她就去村子东头的坟圈子踅摸坟头的贡果吃。一次运气好,她赶上一伙人回来填坟,贡果比较多。她兴奋又着急,那伙人前脚刚走,她就朝那坟头跑,结果脚下没留神,一个茬口朝上的碎玻璃瓶子把她的凉鞋都给扎透了。血“呼呼”地从脚丫子往外冒,然而她最担心的是“鞋坏了,回去要挨打”。

从小被打到大的刘金玉早已不再对“不挨打”、“有人护着”抱有一丝期待了,然而这时,命运又鬼使神差地给了她这个希望。她目瞪口呆地看着佟伟业为了自己,陷入了一场家庭混战。

刘金玉的小弟年轻气盛,先伸手去拽佟伟业的脖领子,但身强力壮的佟伟业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用手一扒拉,他就闪一边去了。儿子可是父母的命根子,刘金玉的爹也骂骂咧咧地伸手了,佟伟业反手又把他给制住了。刘金玉她妈气得骂自己闺女“小养汉老婆”、“不要脸”、“不如出去当小姐的有心眼儿,当小姐还知道贴个有钱的”之类的话。佟伟业就皱眉头说:“你咋骂你闺女骂恁狠呢?她咋的了,你这么对待她?”

这时,刘金玉的小弟跑去院子里操来了一把大镐。这孩子挺虎,真往佟伟业身上招呼。佟伟业一躲,刘金玉的爹腾出手来,三个人齐上阵对付佟伟业一个。佟伟业这小子会打架,也有心眼儿,他专攻刘金玉的弟弟,把他骑在身底下,抡起拳头对他父母叫号:“来呀,你们来,你们敢打我一下我揍这小子十下,不信你们试试?”


这场风波的结局是刘金玉和“虎到敢跟老丈人动手的”佟伟业一齐被赶出了大门。刘金玉的妈让她“有能耐这辈子也别回来了”。

大过年的,本来进城的小公汽就少,更何况当时天色已晚。两人在刘家大门口呆立了一会儿,还是佟伟业开口让刘金玉先回去。他说:“你回去吧,再咋这是你家。进家你跟你爸你妈赔个不是,把错都推我身上就得了,以后我再也不来了。”

但刘金玉想了想,决定跟佟伟业一起走。

后来,刘金玉对我说:“谁能像他?一般人都会觉得:‘这是你父母和你之间的事儿,咋打她也是你妈,我要是动手这性质就变了,说出去不好听。’”但佟伟业不在乎这些,这么多年,只有这个男人敢这样回护她。

回到沈阳后,两人没有公开恋爱关系,一开始是因为都不好意思,后来是佟伟业坚持不要公开。可刘金玉还是跟我说了这个秘密,我以为她是想找个人分享她甜蜜的爱情,或者是想问问我这过来人,为什么佟伟业不愿意公开他俩的关系。但她说都不是:“姐,你记不记得有一回店里那个管账的服务员笑话我?别的服务员跟她一起笑话我,我当时很下不来台,是你替我解了围。我记到现在,所以我觉得这么大的事儿,瞒谁也不应该瞒着你。”

其实,刘金玉说的事儿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在五爱街,几个心眼多的服务员合伙欺负个老实点的服务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也许我当时看不下去了,就替她说了两句话解解围,没想到她会当件“大事儿”记这么久。但同时我心里又有点难过,因为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刘金玉在家里受过那样多的委屈,现在也有家不能回了。

那天分手时,我感谢了刘金玉对我的信任,在祝福她的同时告诉她,我绝对会对她和佟伟业的事儿守口如瓶。

不料第二天开行,行里就爆了大新闻,说一个“扛包的”带着30多万的货款和行里一个服务员跑路了。这30多万里,有货栈交给他的客户上货的钱,也有五爱业户上货的货款——而那个“扛包的”,竟然就是佟伟业。

隔壁档口的老板感慨“真是蔫人出豹子”,还问我损失了多少,我说自己没损失,因为两天前佟伟业已经把货栈的货款准确无误地交到了我手上。

我在震惊之余难免有所猜测:那30多万会成为佟伟业和刘金玉改变命运的本钱吗?他们会衣锦还乡吗?




再见到刘金玉是2年后的事了,当时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正在五爱街外面兜售“便宜相机”——这是当年盛行一时的街头骗术,受骗对象多为外地人。卖的人说相机便宜,买的人以为捡到了便宜,结果回到家才发现那低价买来的相机早被人调了包,只是一个破壳子而已。

那天我和刘金玉走了个脸碰脸,一开始我并没有留意到她,是她先认出了我,还露出了那种惊慌失措的态度。我都走过去了,又折身退回去认真看她,心想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后来脑子里出现刘金玉的形象,我朝她走过去问:“你是刘金玉吧?”

她没有否认,我上前一把握住她的手,问她啥时候回沈阳的?她仍旧没有回答我,但抿紧了嘴唇,有些不知所措。

我就硬拉她去跟我吃饭,吃饭时,刘金玉跟我讲述了他们卷款潜逃后的生活:

他们带着30多万南下广州,以为这辈子都不用愁了,但真做起生意才发现这些钱只够他们交一次学费而已。钱来得快,去得也飞快,两人倒没有气馁,毕竟钱是人挣的嘛,只要有人还怕挣不到钱?他们选择重头来过。刘金玉去了广州某大酒店当服务员,佟伟业去当酒店保安。

佟伟业做事人狠话不多,没多久就得到了酒店老板的器重,也惹来了其他马仔嫉妒,就引他吸了毒。一开始,佟伟业瞒着刘金玉,想过偷偷戒,但戒不掉,后来就想跟刘金玉分手。但刘金玉知道后,没有离开他,甚至没有责怪他。她认为那并不是佟伟业的错。再说,有佟伟业的地方就是她的家,如果不跟佟伟业在一起,她不知道自己在举目无亲的广州还能去哪儿,还能投奔谁。佟伟业愧疚又感动,就对着刘金玉哭,“啪啪”扇自己嘴巴子,说自己对不起刘金玉,本来是想给她好日子的,却万万没想到混到这种地步。

两人抱头痛哭后,佟伟业下决心要戒毒,但他们没钱去戒毒所,佟伟业就买来一捆麻绳,让刘金玉把自己牢牢捆住——当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严重。佟伟业让刘金玉不要心疼他,把绳子绑得紧实一点儿,“你绑得太松了,我一挣就可以挣脱”。说着,他还真把绳子给挣开了。刘金玉始终怕把他给勒疼了,佟伟业就鼓励她下狠手勒,还说等他戒了毒以后就踏实找个工作挣钱养活刘金玉,“别的女人有的,我都想让你有,金项链、小坤表、金店里最沉的大金溜子,都要买给你”。佟伟业还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挣大钱,然后带着她风风光光地杀回老家。

刘金玉就瞅他笑,说自己当年选择跟他走并不图惜这些。图惜什么呢?一个指望、一个依靠,有人为他挡风遮雨,有人心疼她。她从来没试过在任何一个人那里如此重要过,包括自己的父母。可佟伟业不同,他一直在默默地守护她。所以如今佟伟业有难,莫说她没有退路,就算是有,她也舍不得放开他的手。

“佟伟业就是我的胆。”刘金玉对我说。

终于,刘金玉把佟伟业捆成了一个人形粽子,她开起玩笑,说被捆起来的佟伟业一点反抗能力也没有了,她一个女人就可以轻轻松松打败他。佟伟业说自己就算被捆成这样仍旧能打得过刘金玉,不过他承诺:“这辈子我一个手指头也不会碰你,如果谁碰了你,我会跟谁拼命。有我在,谁也别想欺负你。”

晚上,刘金玉做好饭先喂他吃了。佟伟业说觉得自己很幸福,还问刘金玉:“等到七老八十,有一天我不能动弹,瘫在床上了,你到时候会不会嫌乎我?”

讲到这里,刘金玉对我说:“姐,你说我怎么可能嫌乎他呢?我嫌乎我自己也不会嫌乎他!我有什么好?我爸我妈都嫌乎我,只有他看我好。再说如果没有我,也许他也不会落到那步田地。更何况他也不是那讨人嫌、招人烦的人。”

刘金玉停顿了一下,我以为她是想管我要一个回答,但她并没有,又自顾自地继续讲下去——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终于想明白,刘金玉其实是个主意很“正”的人,她一直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也非常清楚自己有哪些选项可以选择。与我身边的许多女人不同,她不需要别人给她答案,也不想听别人的劝解,她从来没有左右为难,是那种“选了就选了”的人。


把佟伟业捆起来的那天晚上,刘金玉收拾完碗筷就跟他并排躺到那张双人床上,用手碰着他的皮肤,不知过了多久,就睡着了。睡梦里,她见佟伟业一身是血朝自己跑过来,她大喊一声醒过来,一骨碌坐起,顺手朝身边一摸,就摸到了佟伟业——他身体冰凉。刘金玉吓了一跳,佟伟业说:“我在这儿,怎么了?”

刘金玉跳下床,伸手要去按亮灯,但佟伟业让她“不要开灯”。刘金玉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灯给按亮了。只见佟伟业的脸色像死人幌子一样煞白,隐隐发青,浑身是披雨一般的汗,牙关还在打颤。刘金玉毫不犹豫地拿了被子盖住他,问:“怎么了?是不是难受?”

刘金玉把一条手臂递到佟伟业嘴边,说如果实在太难受就咬她一口。佟伟业看着她,一开始还跟她开玩笑,说也不是在演电影,也不是生孩子,咬什么东西呀。但很快他的脸就变了形,两腮的肉在抖,没多一会儿,就痛苦挣扎着像根油条一样从床上滚了下去,用头“咣咣”撞地,磕出血来。他的身体时而痉挛成一小团,时而伸展开来在地上打挺,被绳子紧紧勒住的地方有了紫色的勒印。

佟伟业开始苦苦哀求刘金玉放开他,那声音陌生而恐怖,刘金玉怕了,伸手去解绳子,但她当初打的是一个死结,她急得一头汗,手哆嗦着,越是着急越解不开,佟伟业哑着嗓子喊:“剪刀剪刀!”

刘金玉跑出去翻剪刀,找到剪刀跑回来,站在卧室门口,听到佟伟业像牛一样喘着粗气。有一瞬间,她想关上门出去,任由他在那狭小的房间里饱受煎熬——他们本来就是那样说好的。但,佟伟业太痛苦了,他像一头被围猎的绝望的兽,四处都是黑洞洞的枪口,那种无力对抗痛苦的绝望,刘金玉再熟悉不过了,只一刹那,她做出了选择——她跑回佟伟业身边,说:“你别动,我别扎着你。”

刘金玉平静下来,下死力气铰开绳索,绳子刚有一点松动,佟伟业就“啪”的一声挣开,跑了出去。刘金玉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出租屋里只剩灯光和一室的狼藉陪伴着她,但她知道他一定会回来——只要她肯等,只要他不死,他就一定会回来。刘金玉觉得光凭这一点,就值得她守候与骄傲。

刘金玉一直坐到天亮,佟伟业是下午回来的。他恢复了她熟悉的样子,只是有一点憔悴和疲惫。从那以后,刘金玉再也不提让佟伟业戒毒的事儿了。“如果那样很痛苦,让他戒掉干什么?我看不了他受苦,就像他看不了我挨打”。

刘金玉低下头对我说:“我们这种人,不去想有没有未来,过一天算一天。再好的未来,最终也是个死。我想开了,我认。其实人活那么长时间干啥呢?有时我上早市儿买菜,看一些老头老太太走道颤巍的,哆了哆嗦的,还活着,也就剩那么一口气儿了。那口气多要几年、少要几年也没啥大用。再说了,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开心吗?”

刘金玉说自己跟佟伟业在一起真的很开心,跟了他后,她再也没挨过打,也再没做过被谁打的梦。有时她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去都不敢向佟伟业说,怕他去找人拼命。“原来有人在乎,委屈反而变得无足轻重了”。

后来,他们在广州实在混不下去,就回了东北。佟伟业隐瞒了自己的情况,找了个卸货的活儿。刘金玉在饭店当服务员,但她已没什么年龄优势,后来干得不舒心,就帮人卖菜去了。两人本来干得挺好,但佟伟业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钱总不够花。骗人来钱快,她就开始干起了这个。


那餐饭,我们从中午饭口一直吃到晚上6点多,分别时刘金玉对我说很高兴能再看见我。她朝五爱服装城的方向看了看,说在五爱街让她留恋的人并不多,想念的人也并不多。

我们站在街边,风吹起我们的衣衫与头发。她看了我一会儿,问道:“姐,你说这是不是我们的报应?如果当初他没有为我卷走那笔钱,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过到这步田地?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我笑笑。那时的我早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去嘲笑、鄙视或者评判谁了。可还不等我回答,公交车就来了。那个公交站台离我们大约有500多米,刘金玉一面着急忙慌地的跟我道别,一面奋力朝公交车站跑去。等她跑到时,公交也停了下来,她扭头瞅了我一眼,又朝我挥一下手,我也朝她挥手,她转身随人流上了车。

次日下行,我在五爱大门口留神看刘金玉是否还在那里骗人,但没有看到她。以后数天我都在留意,她却始终没有再出现。




约摸半年后,我跟一群朋友请一位出家师吃饭。那时沈阳还不盛行“光盘”,请客点的菜要够多,要剩下大多数才算体面。我们叫了很多菜,当然吃不完,出家师就说我们这是在浪费自己的福报,要求我们打包带回去。大家纷纷响应,有个叫陈马丽的师兄说,其实她早就有打包剩菜的好习惯了,她会顺路将这些饭食带到鲁园劳务市场周围,或者一些立交桥底下,那里有流浪汉。

从酒店出来时已将近半夜11点,街路两边的路灯似乎都在强撑着眼皮,马上要睡着了一般。整个城市陷入一种无声的沉默,车子发出的噪音让人觉得单调而困倦。大家驾着车子,拎着饭盒子,满沈阳城找立交桥,我行至一个立交桥底下,的确看到了流浪汉的身影,于是找了个可以停车的地方将车停好,又把打包的饭菜拎出来。那路边有一排黑色的铁栅栏,我将方便袋子挂在上面,然后转身离开。

我刚往出走了几步,就发现桥洞里窜出一个黑影,很快,身形很单薄。我本来不想回头,但禁不住好奇,还是回过头看了一眼,匆忙中只看到是一个女人——竟然还有女流浪者?我感到奇怪,但那一瞬间,我不知道怎么的就突然想起了刘金玉。于是我转过身,朝那黑洞洞的桥下仔细看,却只能看见两个影子几乎头碰着头,两颗头颅紧紧挨在一起,手在不住地动。我本来想过去近看,但大街上很冷清,没有行人,我有点害怕,就赶紧转身回到车里了。

整晚,我连做梦都在想桥底下的那两个人究竟是不是刘金玉和佟伟业?他们混到这步田地了吗?刘金玉后不后悔?还像从前那样无怨无悔吗?

次日下行,我忍不住又去那个立交桥附近兜了一圈,但没发现任何流浪汉的踪迹。桥下甚至十分繁华,有卖水果的、卖街头小吃的,还有一个修理自行车的,对面的人行路上还有人摆着卦摊子算命。


两个多月后,刘金玉突然打电话说要请我吃饭。我十分惊讶,估计这餐饭应该有名堂,至少,可能会是借钱。

犹豫了一下,我最终还是决定去会她一面。

我到大南街的那家小饭店时,刘金玉已经到了,还点好了菜。我径直去前台想押两百块钱,告诉收银员到时候多退少补。不想对方告诉我说,刘金玉点完菜就付了款。我朝她一看,她瞅我一笑。我走过去抱怨她:“这是干啥?咋的也不能让你掏钱啊?这一声声的姐是白叫的吗?!”

她还是微微一笑,脸上现出很安宁的样子,说:“姐,老是吃你的,原先在行里就没少吃你的,以后也只吃过你的,不还恐怕以后更没机会了。”

我责备她认识一场还要说这种见外的话,刘金玉则说:“只是心里有啥就说了啥,也不是客气。”

我想问问她的近况,也想问问佟伟业现在怎么样了,但看她衣着打扮虽然不算光鲜艳丽,至少是干净朴素大方,就以为她的日子应该还是勉强对付得过去的,只是不知这“过得去的日子”所需要的钱来路是否正当。佟伟业那情况,我是不能帮助什么的,也不能打听得过多,怕会在未来惹火上身,所以那天我只跟刘金玉聊一些行里故人的现状,说说我们做生意的苦辣酸甜。

我本来还想劝刘金玉为自己打算打算,但见她丝毫没有走回头路的意思,还一直在强调自己和佟伟业是“命运共同体”,她觉得佟伟业搞成那个样子,自己多少是要负些责任的,“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言语间,我甚至听出她透露出对自己的不满,说如果她有我们这种人的生意头脑,也许能多赚一些钱,那佟伟业吸毒可能就不叫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儿了,“谁挣钱不是为了买乐呢?他也只是想买个快乐而已”。她认为,世界无必要责难一个身处痛苦中挣扎而只想寻求短暂欢乐的男人。买乐的方式有很多种,佟伟业的选择只是其中一种,更何况这种选择又多少有些身不由己。

听到她说这些话,我心里很复杂:一方面,我觉得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有着极其朴素的有恩必报的观念;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她傻,就像不会游泳试图去救溺水的人,不但该救的救不成,反而会再倒搭进去一个,何必抱着一起死呢?这完全没有必要。活一个算一个,佟伟业不也希望她幸福吗?

饭毕,我又陪刘金玉走到公交车站,我们站在那里闲聊了几句。我问她在哪里住,她只说住在三好街,没有告诉我具体的地点。我心里动了一下,因为我送打包饭菜的那座立交桥就在三好街附近。

远远的,公交车来了,我问她有零钱没有,她一拍口袋,笑着说:“有啊,姐。有。”公交车即将进站,她抓紧时间,匆忙跟我说:“姐,你要好好的。我没文化也没有什么本事,没啥能为你做的。都说人死后能变成鬼,如果哪天我死了真变成鬼,你也不要怕我,我害谁也不会害你,我一定会保佑你。”

我心里一酸,拍一下她的肩膀,怪她口没遮拦:“黄泉路上没有老少,指不定谁比谁先死呢。”

公交车已经进站停下,刘金玉就朝车门走,上车后她隔着车窗冲我微笑摆手道别,我看车里还有空座位,就很着急地摆手冲她比划,大声喊让她找一个座位坐下,毕竟还有挺长的路呢,她脚上又穿一双高跟鞋。她微笑着冲我点点头,却并没有去找座位,仍旧安静地看着我。这时车子启动了,她的身体随着车身轻微颠簸了一下,但目光仍旧追随着我,似乎还有许多话要对我说一样。

那种似有千万留恋但不得不离开的样子打动了我,我快走几步追出去,甚至拍了几下车身,试图让那车停下来。我想,如果车真停下来,我就要把刘金玉拉下车,好好劝她不行就离开佟伟业吧。然而车子并没有停,还离开我的视线,越走越远。只有刘金玉温和凝视我的目光永远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没多久,我就听说了刘金玉的死讯,是佟伟业给我打的电话。他说刘金玉在一家清洁公司干擦玻璃的活儿,高空作业时从上面摔下来,当场就死了。

我赶到现场时,刘金玉还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张破床单子,一直盖到脸,周围是警察拉的警戒线,有好事的围观群众指指点点的。时隔多年,我第一次重见佟伟业。他并没有哭,眼圈子黑黑的,一身壮硕的腱子肉早不知所踪,身上瘦得只剩骨头棒子,外面裹一层发皱的皮,看起来真像个鬼。

佟伟业看我时,目光躲闪,说他已经给刘金玉家里打了电话,但刘家人明确表示不会来人把她拉回去安葬。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找我,说到底我是个外人,跟他俩并没有熟到可以替他们料理生死大事的地步。

但很快,我就知道了他找我来的真正意图。

警方勘测完现场之后,我打电话向师兄陈马丽求助——她组织了一个“临终助念”团队,可以为刚死去的人念经超渡,同时也为自己积累功德。她们不收钱,如果事主有饭可以供顿饭,没饭的话她们自己也有能力解决。了解情况后,陈马丽马上就开始联系人。

保险公司的人也来了,说要走流程,让我们和保洁公司老板一起等官方结果。那保洁公司老板态度还蛮好,说让家属放心,如果是他该赔偿的,他一分钱也不会少,前期的丧葬费用也由他垫付。

我一直跟着,直到殡葬车把刘金玉拉走。我本想叫佟伟业跟车一起走,却突然发现佟伟业不知何时消失了。这小子离开竟然一句交代都没有,像死的是我的什么人一样。我十分气愤,料他可能是发了毒瘾,心里琢磨着这种人其实早没的救了,只有刘金玉肯一直相信他,还为他去干这么危险的营生,把命都搭进去了。

“挨几下打和一条命,这傻透了腔的姑娘居然不会算这个账!”我心里恨得不行,上车时狠狠关上了车门。


当晚,刘金玉的大姐和大姐夫还是赶了来。

她大姐是一路哭着过来的,我们见到她时,她那两只眼睛已经哭得又红又肿了。刘金玉的死状十分难看,但她还是坚持要见妹妹最后一面,说自己已经很久没见过这妹了,“本来想人生那样长,总会有机会再见,没想到再也见不着了”。

大姐夫拉住她不让她看,大姐就一遍一遍挣脱,有几次她丈夫一个人甚至拉不住她。大姐肥胖的身躯蹦得老高,直往刘金玉那里扑,哭号着:“妹啊妹啊,我一直等你挣大钱回来。我跟你外甥女说:‘你老姨去广州发大财了,有一天你老姨带一大提包钱回来,你要啥老姨能给你买啥,你老姨跟我最好了。’姐在家里天天盼啊盼啊的,可你到头来为啥弄得这么样个下场?妹啊,如果早知道是这样,姐拼死也不让你来沈阳,拼死也不会让你跟那个男人走哇。咱到岁数在农村找个种地的婆家,也不见得会是这结果呀!都怪姐啊,你姐穷啊,姐有一丁点儿本事我妹也不能这样惨……”

刘金玉的大姐一声声哭得揪心扯肝,几度要哭死过去。我们这些旁人看了,无不泪盈于眶,难以自持。可就在我们料理刘金玉的后事时,佟伟业竟一声不响地跑到保洁公司老板那里,拿刀逼对方掏钱。他说刘金玉是为钱死的,所以他不能看不着钱。反正他是个瘾君子,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如果老板不拿钱,他就一刀捅死他,让他去给刘金玉陪葬。

保洁公司老板麻溜地把能给的现金都给了他,佟伟业拿上那些钱跑掉了。等警察找到佟伟业时,他已经因吸毒过量,死在了出租屋楼下的绿化带里。据说旁边的4楼有间一居的小单间,是刘金玉给他最后的家。

佟伟业的死状不算难看,他蜷缩着身体,头仰着,面皮沧桑但面色较为平和,还带一种深切的满足。不过,他的眼睛始终没有闭上——他生前一直想带刘金玉风风光光杀回老家,这个愿望他至死都没能实现。

佟伟业的家人也很快赶到沈阳。我们以为两家人见面有可能会打起来,至少是互相指责,结果并没有——佟伟业的父亲主动向刘金玉的大姐道歉,说是他们佟家对不起刘家、对不起刘金玉,如果不是跟着他儿子,刘金玉不会是这种结局。他还跟刘金玉大姐商量,要把刘金玉的遗体也运回去,将他们两个合葬,“这个儿媳妇我们始终是认的,只是我们没有那个福气,佟伟业也没有那个福气”。

刘金玉的大姐一听这话,心也就软了,又一声声号啕大哭:“叔啊,她要是去你们那儿落脚,我这个妹也算是终于有个家了。”说着,她就泣不成声。

我们那一众帮忙的人或别过脸,或低下头,又都哭了。


次日,我有事要出一趟远门,陈马丽自告奋勇地接替了我。她给我打电话说保险公司的官方认定结果出来了,刘金玉被认定为自杀。

其实这结果不算意外,我们私下对此也有过一些揣测:吸毒是个无底洞,刘金玉可能是为了给佟伟业换取大笔毒资选择铤而走险,她死后,佟伟业觉得生无可恋,就与她共同赴死了;也有人认为,刘金玉自杀是因为无法忍受继续跟“毒虫”生活在一起了,至于佟伟业的死,完全是因为毒瘾发作不懂克制所致;还有人觉得,这事儿可能就是一场纯粹的意外……

对于保险公司给出的认定结果,我们这些外人自然不会深究,刘、佟两家的亲属没有处理相关事情的经验,只求早完事早利索,也痛快地签了字。保洁公司老板见事主不是搅事儿的人,于是站在道义角度,又掏了5000块钱。

两人火化后,陈马丽动员了所有能动员的朋友,弄了个豪华车队帮着把骨灰盒运回了佟伟业的老家,那阔气的排场在那个并不起眼的小村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出殡当天,两班鼓乐队锣鼓喧天,敲鼓的东北爷们一蹦三尺高,恨不得把鼓面子敲个大窟窿。吹唢呐的汉子鼓着腮帮子,两个额角和脖子上青筋迸出。陈马丽高声叫好,大把赏钱,总是赏完了这班,另外一班就吹打得更欢,最后甚至用响器斗了起来。周边百姓过足了眼瘾,纷纷议论:“十里八乡最有钱的人家也不过如此!”“死后能这样也算是值了。”

我从外地回来后,请陈马丽和她的朋友们吃过一次饭。我向陈马丽道谢,说如果不是我“临阵脱逃”,也用不着她如此破费,毕竟她跟刘、佟二人不熟,是我把她拖下水的。

陈马丽却说:“这钱花得值,总比给一群没良心的白眼狼花强。”她偏向相信刘金玉是为了给佟伟业换取大笔毒资才冒险的,所以愿意自掏腰包、大费周章地为这对苦命鸳鸯送行,主要是敬他们一生穷困潦倒,但从没忘记初心,对彼此有情有义、不离不弃。

可我还是忍不住替刘金玉鸣不平,始终觉得是佟伟业辜负了她。如果佟伟业是个爷们儿,应该在明知道自己万劫不复的情况下果断离开,那样刘金玉的人生也许会有所不同。如果他真不想和她分开,那就应该坚决把毒戒掉。然而,他两项都没有选,被毒品缠上之后他彻底摆烂,也将刘金玉拖入了黑暗的深渊。

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毒品戒断之难远超于我所想象,尤其是海洛因,戒断成功率不足3%,而且需要十数年甚至几十年的强力坚持,并不断投入财力、物力和人力。这是无数涉毒人员的家庭无法负担的,更何况是像刘金玉和佟伟业这种情况。

至此,我终于有些释然,同时想明白了一件事:佟伟业从来不归我去原谅。




多年后,我辗转联系上了陈马丽,提出想跟她见见面。

那天,50多岁的陈马丽竟骑着共享单车来到见面地点,她说这种车包月骑,一个月只要10块钱,但每天只可以骑行2小时。她穿着淡粉色的防晒衣,戴一顶浅咖色帽子,边缘露出服帖的棕色短发,烫有一点点不着痕迹的卷——这跟我曾经认识的陈马丽有太大的不同,从前她在沈阳拥有4家美容院,每天烈焰红唇,打扮得相当张扬。

陈马丽看出了我眼睛里的惊讶,她一笑,摘下口罩,露出右颊的一块极明显的白色斑痕,是白癜疯。随后她又摘下帽子,我发现她竟有些谢顶——谢顶的女人还是比较少的。

我暗自在心里感叹着彼此的变化,她则将自行车停好,带我去了沿河公园。我们在河边找了一条木质长椅,她很细心地用纸巾擦拭那张长椅,随后又像变魔术一般从自己背的斜挎包里掏出了两张带气泡的方形塑料减震膜,铺好后才肯让我坐。她的习惯已经完全老年化了。

我问她的生意,她说自己现在靠收租生活,已经不再做生意了。我又问起她组织的助念团体怎么样了,她说已经解散,但她个人还保持着念经、打坐的习惯。后来,我将话题引到刘金玉身上,说:“这两个自身都难保的人,如果当初不是自不量力去做了与自己能力不相匹配的事情,也许不会害人害己。”

不料,陈马丽提出了反对意见。她说:“如果父母看见自己的孩子正身处危险中,即使明知道出手也于事无补,大概率也还是会出手的。人,出不出手,有时不取决于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只是想不想出手而已。”

“其实——”陈马丽接着说,“怎样生活只是一种选择,没有对错。比如当初我们认为他们是互相成全、共同赴死,是我们自己选择把他们想象成那个样子的。因为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身边并没有那样的人——生死与共、肝胆相照——但我们都渴望身边有。所以,我和你出手并不是因为多慈悲、多善良,也不是在悲悯他们两个,相反,我们可能只是在悲悯自己而已。”

“事实上,无论怎样努力,我们都过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并不因为求而不得是人生常态,而是因为太多人不懂得手里有什么,就应该珍惜什么。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人这一辈子,有钱就跟钱过;有人就跟人过;什么都没有,那就自己过。”

我没说话,抬头看了看天。那几天沈阳一直在下雨,天总阴沉沉的,水面泛起一层层薄雾,影影绰绰的,有一种朦胧的美感。一阵凉风起,河边,长长的柳条大幅度摇摆,黑色的积雨云自天边翻涌而来。

我伸手一指,对陈马丽说:“看,又要下雨了。今年沈阳雨水可真多,也不知是福是祸。”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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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胖 子

还没活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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