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颗免费退烧药:一群志愿者和农村老人的连接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截至2023年1月10日,志愿者团队通过个体捐赠、与其他公益组织合作的方式,捐助了30多万颗退烧药,帮助了近九万名农村老人。这些村庄,有的已经度过第一波感染高峰,有的还在等待“不知何时到来”的冲击。
志愿者
事情要从那个下午的电话说起。
2022年12月14日下午,坚果给陕西榆林小壕兔乡的老吴打电话,打听老吴所在乡上的“发烧”状况。当时,全国各地陆续放开对新冠病毒的疫情防控,城市里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不断增加,网络上流传着“城里人抢光了偏远小县城的救命药“类似的文章。原本,坚果以为农村流动性小,会是比较晚感染的地区、不会严重缺药。在跟老吴联系过后,他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想法有点乐观。老吴在电话里告诉他,自己全家都在发烧,但因为没有抗原,不能确定是否感染新冠。老吴身边,大概有10%的村民也有发烧状况,乡里的药房、卫生院已经买不到退热药。
12月14日下午,坚果跟两位朋友商量,决定在社交平台发起“农村老人退烧救助行动”,首批募集5000盒退烧药。他们先是建了一个“排队领药”的微博账号,搜集农村地区缺药信息。很快,“排队领药”账号下涌入大量评论。留言区成了一块求助墙,写满了来自国内大部分省市的求药信息。信息大多是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为农村已经感染的亲友“求药”。还有少量留言提到自己有多余的药物,可以捐给需要的人。
“那时我才知道农村缺药已经非常普遍,农村肯定比城市面临的危险更严重,我们必须继续做点什么。”坚果说,12月15日凌晨,他和两个伙伴在微信平台发布文章,面向公众,召集志愿者、筹集更多退烧药。活动发起不到24小时,团队按片区(东北、华北、华南、西南)建了四个微信群,大约1500人在群内交换信息。之后,一个大约100人的志愿者群成立。
这是疫情放开后,民间第一个城乡互助的送药活动。郑宏彬是核心团队成员之一,也是这次救助活动中负责对接志愿者、求助者的主要负责人。“一开始,我们没有经验,以小壕兔乡为例,一个镇上大约有2500个老人,我们的目标是每个家庭发两盒退烧药,所以说募集5000盒退烧药。后来,志愿者群讨论后觉得目标要更集中,药物量不用太大,就把救助目标定为60岁以上的老人,每位老人3-4颗退烧药。其中,考虑到安全因素,怕出问题,退烧药只募集大家普遍认可的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片。”
这不是郑宏彬和坚果第一次关注农村问题。生活中,他们的身份是艺术家,跟乡村最早的接触,是2018年5月榆林小壕兔乡水污染事件,他们用一万瓶农夫山泉水瓶装满当地的饮用水,带到北京展览。也是那次活动,他们认识了乡上的村民老吴,每年老吴会跟他们联系几次,说说乡上的新问题。近两年,他们关注乡村重金属污染,以及进城务工又返乡的农村青年。而关注乡村议题,一方面是因为“在城市做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另一个原因,是郑宏彬与坚果出身乡村,他们熟悉那个容易被忽视的地带,“如果不为乡村做点什么,总觉得有点亏欠。”郑宏彬说。
《灰姑娘药剂师》剧照
但真正开始筹集退烧药的志愿活动后,他们才发现“太难了”。
首先是买药。郑宏彬说,活动从12月14日发起至今,他们没有采购到任何一批“价格正常”的退烧药,甚至没有成功对接到一家医药公司。“对于我们这种临时搭建的民间志愿组织,药厂不愿跟我们合作,只能通过药贩子买药,到手的价格涨了3-4倍。”
郑宏彬团队获得的两批次捐赠药物,都是靠多年的人脉。一批次来自一个药物集散大省的朋友捐赠——将近三万颗布洛芬;另一批次,是一位在医药公司工作的朋友帮助。朋友协调了公司资源,捐赠了1000盒感冒灵。此外,更多的药物靠无数陌生人“群筹”。意思是,团队发现某个村子需要退烧药后,由志愿者核实信息真实度,联系村委或村医统计村庄老人数量,将数据发布到几个微信群里,有多余药物并愿意捐助的个体,登记信息后、直接邮寄药物到村。
另一个问题是物流。“农村老人退烧救助行动”发起的前十天,刚好是城乡大面积感染新冠的时间段,没有快递接单、接单后物流阻滞是常有的事儿。最长的一单快递,花了八天才送到村,郑宏彬甚至动过自己坐高铁去榆林“人肉送药”的念头。
图源 | 山西省众信公益基金会官方微博
直到12月21日,第一批运往小壕兔乡的3000颗退烧药抵达。之后,物流逐渐通畅,更多的药物运往广西、贵州、河南、湖北……截至2023年1月10日,郑宏彬团队捐助了30多万颗退烧药,帮助了将近九万名农村老人。在团队统计的表格中,药物数量最小的一笔,来自陌生“网友”捐赠的四颗,最大的一笔,是团队购入的28万颗。
28万颗药
28万颗药,来自志愿者团队与山西省众信公益基金会的合作。12月中旬,志愿者团队联系到众信公益基金会的王宏斌,提出将早期募集到的12万左右资金,交由基金会购买退热药并发放到村。
王宏斌是众信公益基金会的监事,也是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在太原市的销售代表,在医药市场有些资源。“我接到他们电话时正阳着,先用电话找了一圈山西、安徽、河南等地的批发商,一个没找到。”王宏斌的嗓门很大,听起来很有热情。“大概一礼拜后,我身体好了,出门去找,正好看到一个药房在卸货,都是退烧药。我上去就找到老板,问他还有货吗?剩下的我全要了。我跟他说这些药以基金会的名义购买,要送到最贫困的山区给老人用。老板是个好人,立马同意,把他剩下的布洛芬停止销售,后来卖给我大约28万颗。”
这是志愿者团队购入药物数量最大的一批。12月底到1月10日,王宏斌等人陆续发放了山西省7个县城的几十个村子。
图源 | 山西省众信公益基金会官方微博
王宏斌把发药的第一个村子,选在自己的老家——吕梁市临县刘家会镇石坌则村。这是一个偏远、老弱的山村,村民大多住在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虽然距离镇上只有5公里,但因为没有公交车,且老人散居、年纪大,所以很少有人流动。村里常住人口100人左右,其中7、80人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村里早就没了学校,所以没有小孩。50多岁的年纪,在村里算是年轻人。
今年48岁的村书记王军军说自己是村上“第二年轻”的人,他告诉本刊记者,自2022年12月中旬,临县的疫情管控放开后,石坌则村老人目前还没出现第一波大规模感染。过去三年,村里也没有一例新冠阳性。他把暂未感染的原因归结于山区的偏僻,以及人少,“好管理”。他经常帮老人取快递、采买日常生活用品。“村里老人抽什么烟,喜欢买100块还是105块的面粉,我都知道。”村里没有小卖部,有时他到镇上找一些摊贩、流动的日常用品售卖车,让商贩到山上卖半天东西。“尽量保证不让老人外出。”
但这种封闭性的另一面,意味着偏远山村更难面对“不知何时到来”的疫情冲击。
村里“第一年轻”的是32岁的村医王艳勤,他告诉本刊记者,过去三年,他不能接诊发热病人,卫生室最多就存两三盒感冒药。他也不存打针和输液药,因为村民年纪大,他担心输液造成意外。所以大部分情况下,他的工作除了做核酸,就是去镇卫生院为老人补充基础病药,以及骑摩托车带老人去镇卫生院打针、输液,村卫生室几乎毫无储备。所以,当12月中旬,他收到疫情放开通知时,卫生室里没有一片退热药。当天下午,他去镇卫生院拿了一瓶100片的布洛芬,至今只用了十几片。他记得拿药的是两三位老人,感冒,低烧。因为没有抗原跟核酸检测、且村庄没有出现大规模发烧症状,王艳勤只能判断,村里目前没有一个人感染。
王宏斌也曾亲身体验过偏远乡村的封闭、脆弱。“八年前,我父亲一人在村子,犯了肺心病,给我们打电话说喘不过气。当时是夜里两三点,下了大雪,高速也封了。我们兄妹都在太原市,一时回不到家,就求助村里的人去照顾父亲。当时将近零下二十度,村民夜里到我家,有扫雪的、帮忙找车的、照顾父亲的,当天夜里给父亲送到乡镇卫生院,救下一命。那天我就有念头:我要感恩这些人。”此后,每年春季或深秋,王宏斌都开车回村,跟村书记一起给老人送感冒药。这次他与志愿者团队合作采购到药物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家乡老人发药。
图源 | 山西省众信公益基金会官方微博
1月初,王宏斌到石坌则村给每位老人发了四颗退烧药,还带上了“农村退烧救助行动”的红色横幅。过了两天,镇卫生院又为下辖村老人每人发了6颗退烧药。王军军说,目前村民退烧药充足,但应对也许“迟早要来的感染”,村里也只有退烧药。
麻风康复村老人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剧照
排版:周蕾 /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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