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安”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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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要被中国移动收购了。”
国资继接盘了房地产行业之后，近日又隐约透露出入股互联网的心思。
伴随着近日互联网企业股价齐刷刷的“跳水”，是网络媒体国资入股互联网企业传闻的甚嚣尘上。
到2022年11月初，消息更是被证明了一半，阿里、腾讯和京东三大互联网巨头分别公开宣布和三大国资运营商合作，联通的股价更是一度被直接拉升到涨停。
要知道，作为一家经营十分稳定的国企，联通历史上涨停的次数可谓是屈指可数。
而在互联网行业之外，国资混改进入一个行业并非首次。
房地产行业龙头万科和绿城的大股东都是国资，保利和中海更是大国资背景。
互联网行业是否即将迎来“国资时代”？国资的进入又会带来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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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行业国资化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早在滴滴“赴美上市”之前，不少互联网企业本身就已经有外资背景。
比如阿里的外资大股东是软银，由韩裔日本人孙正义控制。
腾讯的大股东则是南非的MIH，其母公司是南非报业集团。
京东的股权结构则包括沃尔玛、先锋集团、贝莱德集团、老虎基金等不少美国成员。
虽然我国的互联网巨头控制权还在创始人团队手中，外资股东们更多只是同股不同权的AB股财务投资，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资本们确实持有着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半壁江山”。
而由于资方原因，外资的财务投资更多使用美元投入，相应退出也需要美元作为退出的货币。
也正因如此，美股纳斯达克上市退出往往是最好的退出路径，如果考虑政策限制，港股IPO也不失为一种折中方式。
比如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是兼做了港股IPO和美国ADR发行，京东和拼多多也是在美股为外资方铺设好了退出路径。
在外资财务投资的美元退出要求限制下，互联网头部企业都在谋求在外资方的退出路径，而相对应的，伴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中概股在美国的上市数据安全风险也就越来越大。
而头部互联网企业手握几乎全中国的人口数据，相应数据安全风险也极高。
因此，互联网行业“国资化”趋势显然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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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近年来国资已然存在逐步进军互联网行业的趋势。
早在2020年和2021年，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的子公司网投中文，就成为新浪集团的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和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的二股东，持股比例均为1%。
新浪微博在美国SEC的文件中也明确表明中网投拥有一位董事的任命权，占微梦总董事成员的三分之一。
要知道，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并非是新浪集团庞大主体架构中的“边缘主体”，而是微博实实在在的母公司。
而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对抖音来说更是意义非凡，是张一鸣最早成立的头条系公司，早在2012年就已注册成立。
国资新股东对互联网行业的融资股东“成分”和数据安全的管控可见一斑。
对于字节和微博们而言，国资的进入更像是一种预防性控制。
除了董事会任命权，国资新股东还对企业的未来融资和部分内容决策拥有一票否决权。
也就是说，要通过审核融资资金来源和未来决策，变相防止“滴滴事件”的再发生。
有了滴滴的先例之后，拥有海量用户数据的互联网企业在引入资本时势必需要更谨慎，而国资对于企业未来融资的一票否决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一定融资方筛选的制衡效果。
虽然国资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互联网企业在融资乃至在美股上市的顺利度，但数据要素的合规性，也是互联网企业在用户数据扩张之后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数据要素市场进入国家战略层面是必然趋势，在数据的权力确定和市场流通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如何可信和有效应用以进行产业推进。互联网巨头拥有大量消费者端数据，在应用用户数据时需要以合规的方式进行以保证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
虽然国资的进入看起来似乎是给字节们上了一道紧箍咒，但考虑到大型科技公司往往针对创始人设置AB股的同股不同权政策，即使对于已经被国资持股的字节们而言，其业务的经营战略也不会被国资过度影响。
也就是说，虽然国资存在逐步进入互联网行业的趋势，但更多出于平衡资方背景管控数据的目的，到“混改国资化”仍有很长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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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腾讯和阿里被国资收购”的传闻，但相比于字节跳动和新浪微博的直接入股进行管控，实际上国资与腾讯之间明显要温和很多，二者更类似于“联姻”。
腾讯跟联通之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已久。
事实上，马化腾的姐姐马建南就曾经是联通员工，在去年退居二线前已经在联通工作了十几年，曾经一手主导推动联通与腾讯合作的“大小王卡”。
10月底，国家市监局公开发布的《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显示，深圳市腾讯产业创投有限公司和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资新设的企业主要聚焦于CDN和边缘计算业务，得到了经营者集中的无条件批准。
乍看上去，似乎是腾讯“混改国资化”，但实际上，联通创投只是中国联通集团旗下负责投资的一个子公司。
而腾讯产创投也同样仅仅只是腾讯旗下的一个负责投资的子公司，主要负责腾讯自有资金的投资业务，腾讯对卫瓴科技的Pre-A轮投资、擎盾科技的C轮投资就出自其手笔，和腾讯主要经营的微信生态圈、游戏等业务相关度很低。
也就是说，两家各自拿子公司投一部分钱成立一个孙公司，在新兴业务上试试水。
更何况，主要聚焦的边缘计算和CDN的这部分业务原本更多是归属于国有运营商的领域。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更像是民营企业通过与国企合资的方式，参与进入一些国营业务。
一方面，CDN和边缘计算类的“管道型”业务是运营商覆盖和擅长的领域，通过合作可以允许民企在一定程度上踏入国有垄断的基础设施类业务。
另一方面，腾讯、京东、阿里等互联网公司较为擅长技术创新，也能够帮助运营商拓展5G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场景，进一步提高转化5G在业界内的实际应用。
中国的5G本身在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目前尚缺乏应用场景，两者进行合作，对于实现电信领域的弯道超车而言，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强强联手”。
比起找了个“投资人爸爸”，腾讯和联通之间的合作更像是“联姻”——双方各自通过旗下的投资子公司“联姻”生了一个混改合营新公司的“娃”来进行试点，对腾讯和联通本身的业务经营基本没什么影响。
如果一定要说有影响，那也是合营新公司这个“娃”可以在更多进入国有运营商的领域，继承“中国联通”的一部分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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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腾讯相似，京东所谓的“混改国资化”，实际上也是子公司层面“联姻”合作。
11月1日，京东科技在上海京东科技合作伙伴论坛上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战略合作的形式聚焦数字经济，开展数据中心、智慧家庭、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等创新合作业务。
划重点，京东科技和上海移动，不是京东集团和移动集团，仍然是子公司层面的“联姻合作”。
不同于腾讯和京东的“子孙联姻”，阿里则是在集团层面与中国电信签订了基础网络和安全、电子商务、云计算、企业采购领域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
看起来似乎国资“入侵”的程度更高了些，从“子孙”层面上升到了“话事人”层面。
但事实上，即使是集团层面，二者签署的也仅仅只是战略合作协议而已。
换句话说，就是两家合作得不错，交个朋友承认下对方是自己的长期优先合作伙伴。
更何况，早在2017年5月，阿里巴巴就已经和中国电信集团在北京签署了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今年11月份的多领域战略合作，无非只是在原有的合作业务基础上更进一步而已。
一方面阿里巴巴本身有阿里云产品，另一方面中国电信在阿里云的上游网络设施基础架构层面具有垄断性业务能力，二者上下游关系很好，进行长期合作也算是相得益彰。
说到底，互联网公司需要基于国有运营商搭建的基站进行网络信息传输，而这种基础设施的合作需要调试等大量工作，难以快速切换。
签署下战略合作协议做个长期的“回头客”，对双方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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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阿里和电信的合作被不少舆论解读成国资要“混改”互联网的信号，但事实上，阿里和电信的战略合作并非个例。
梳理过往同类的合作，华为和天翼云曾经签署深度绑定相关协议，小米和中国电信联合设立了5G联合创新实验室，百度和国家电网也明确表示存在深度合作关系……过往相关运营商的深度合作案例屡见不鲜。
因此，京东、阿里们与运营商之间的合作，其实只是之前的延续，比起所谓的“混改国资化”，更像是巨头们抱了国资的“大腿”。
事实上，对腾讯、京东们来说，比起国资“混改”互联网，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互联网“混改”国资。
比如“腾讯副总裁卢山出任联通董事”的旧闻，实际上就是源于2017年中国联通的混改，腾讯出资110亿元认购了5.33%的联通股份，随后副总裁卢山于2018年2月出任联通董事。
而在腾讯之外，百度、京东、阿里等也在不同程度上认购了中国联通的A股股份。
也就是说，在国资进入互联网巨头们之前，互联网巨头们的资本已经先逐渐渗透到了国资内部，早早成为了中国联通的股东。
既然从目前的现状看，国资与阿里巴巴、京东等的合作更多是基于现有业务的进一步合作，对抖音和腾讯也主要是出于制衡外资层面的预防性管控，为什么市场上却屡屡传来国资“混改”互联网企业的传闻？
归根结底，互联网的生意本质上是一门垄断的生意，而从古至今，国资的生意很多也是垄断的生意。
互联网行业由于本身做着连接消费者的业务，市场内消费者与商户之间的强相互依赖性直接导致使用人群不断向头部企业集中，最终很容易诞生垄断性的行业巨头，比如微信在即时社交软件的地位，美团在外卖市场的地位。
而不少国企本身就属于垄断型国企，比如电网电力、自来水、石油石化、天然气等。
因此，当天然具有垄断能力的国资逐渐走向做垄断生意的互联网巨头们时，势必会触激到一些敏感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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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我国的垄断型国企更多还是集中于事关国计民生的刚需行业，而这些行业如果民营化，很可能会引发价格暴涨。
比如电网电力、自来水、石油石化、天然气等，这一类行业需要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对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要求高，相应竞争企业也会很少，天然就是容易形成垄断的行业。
这类行业如果是民企垄断，老板和股东们出于盈利的目的必然会提高价格来获取更高的利润，由于事关民众刚需，即使涨价，消费者们受制于行业内只有一家企业没有选择权，也必须支付高溢价。
比如丹麦和德国在电力行业私有化之后，居民电价已暴涨至欧洲的前两位，而法国的国有电力电价却还不到德国的60%。
互联网行业虽然容易形成垄断，但并非是绝对意义上无替代选择的刚需。
比如微信可以用电话和短信替代，滴滴的网约车可以用地铁、公交等公共出行方式替代，抖音也可以用其他娱乐方式替代。
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同做着“垄断”类的市场，但作为外行人的国有资本没必要直接进入，打断“纳税大户”们的市场节奏。国有资本直接针对腾讯们进行混改的意义并不大，短期互联网行业并不会被“混改国资化”。
不管是字节、微博们的国资“象征性”入股，还是腾讯、京东们的间接“联姻”“抱大腿”，本质上都是互联网日渐介入人们生活的一个必然阶段，基于对数据的预防性管控和对未来5G应用的推动进行的一个阶段性措施。
互联网行业谈“混改国资化”仍为时过早。
对于巨头们而言，与其担忧混改国资化，不如更多去思考在日渐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如何保护好手中的数据宝库。
在国资尚未真正“入股”混改之前，腾讯、字节们还有调整的机会，虽然时间已经非常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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