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种菜记 || 大地上的中国

2022-04-28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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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 | 文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抢菜记

2022年，集物质文明之大成的上海陷入“菜荒”，令上海和全国人民始料未及。

作为大上海一户普通人家，我家经历了从楼栋精准封控、我家单独封控、小区封控到上海整体封控的全过程，抢菜也成为近期家庭生活的一大主旋律。

先是三月初，趁着楼栋短期解封，母亲顶着我的质疑囤了大量的米和菜，连床底下都塞满了。但储备再丰富，也架不住近两个月只出不进的坐吃山空，进入4月，为了控制食品消耗速度，我家经历了早餐喝粥、中午吃面、晚上才吃炒菜的阶段，以及四个菜变三个菜、三个菜变两个菜的阶段。

4月中旬，无奈加入社区团购大军，花很多精力、以及平时三四倍乃至许多倍的价格抢菜。我家团过几次菜，一次是一盒牛奶、两小盒豆腐、烧麦，两斤肉，几个土豆、胡萝卜、蒜头之类的蔬菜礼包，价格200元；一次是一份包含香蕉、橙子、火龙果等常见水果的礼包，9斤180元，合20元一斤……对此，妻子还表示欣慰，当她听说浦东一位朋友花200元买了两斤肉之后。

其间，政府陆续发菜三次，每次约合一天用量。民间的互助无疑更可靠，三月份，许多没有封控的“自由地区”朋友来电关心，表示可以送菜过来。四月份，又有一位苏州朋友找渠道送来一批蔬菜、肉类，大大缓解了我家的抢菜焦虑……但那些缺乏社会关系、低收入的外来租户家庭呢？

事实上，菜还在其次，少吃点就少吃点，只是我女儿的奶粉也快喝完了，这个问题就难以回避了。妻子看了许多团购群，但看着满1.5万元才配送的团购门槛线，以及比平时高出许多的价格，只好买了两箱牛奶，以备奶粉喝完顶一顶。幸亏两岁多的女儿可以跟着我们吃米饭……但那些只能喝奶粉的婴儿家庭呢？

奶粉还有办法，更要命的是药品。四月初，女儿连续两天发烧到40度，不能去医院，只能靠着此前没喝完的一点退烧药才控制住。但那点药不够用，妻子十分惊慌，后来在小区微信群里求助，一户人家把家里剩的药送过来才解了燃眉之急。幸亏小孩代谢快、抵抗力强，没几天自己好了……但那些缺乏抵抗力、脆弱的老人和重症病人呢？

不抢菜的时候，与上海朋友聊天，问：现在最想吃什么？汇聚全球美食的魔都上海，人们罕见地达成共识，却是——吃肯德基、喝可乐；问：疫情后想去哪里？去过各地旅行、见过全球美景的魔都中产，说的最多的却是——去乡下走走……

如何是福？平常即是福。

种菜记

我家楼下的退休大叔喜欢摆弄些花草，今年，他选择把花草换成菜。

大叔的“菜地”不到两个平方——是单元入口突出来的二楼小平台。他在上面摆了许多陶罐、小木箱，种上了一些紫苏、大葱、白菜之类。他还捡来树枝，搭了一个简易葡萄架，葡萄去年就结了果，结果却被小鸟吃光了。大叔倒不心疼，对他来说，这点收获本就不重要，摆弄这个“菜地”的过程，才是他的享受。

｜大叔的“菜地”

我们楼栋居民，常见他从窗台翻出去收拾他的“小菜园”，或俯身专心致志地收拾着他的小小天地。我有时靠着窗跟他聊聊，他就像介绍自家孩子一样介绍自己的作物，充满小老百姓的喜悦和成就感。

这些，对于农村出生，老家依然还有偌大菜园的我来说，感到既共鸣，又有些怜悯——有一块自己的小菜地，能种点菜、养点花，这就是魔都退休老人的梦想。那人辛辛苦苦、谨小慎微地活一辈子，意义又在哪里？

相比之下，家住松江泗泾镇的朋友老余家，无疑就是真“地主”了。

朋友老余，前些年父母退休，从老家县城赶来帮他带孩子。老老余是越战老兵，闲不住，闲下来也容易跟老伴吵架，便转悠着，在小区附近物色了两块地。一块在小区外一个小河沟的角落，一块在骑车十分钟外，当地农民废弃不种的一片荒地上。

老老余将退休时间大量花在这两块地上，并成功使之变废为宝。播种当年，他家就基本不用买菜了，收获时节，还能大量送朋友、邻里。

问题在于他这个“地主”是非法的，没人管时都好说，一旦引起小区物业或地方部门注意，随时可能连地带菜被“征收”。老老余也不以为憾，收走一块再去找另一块，菜被附近农民工偷了也不恼，就当个乐趣和锻炼。好在郊区荒地不少，只需要发现“美”的眼睛和行动的勇气。

他的那些地，我都去看过，打理得都很好。老老余站在地头，仿佛巡视自己的战场，一沟一渠，被他像收拾战壕一样打理得清清爽爽。开荒的市民也不少，各家的地紧紧挨着，人们有时凑在一起交流着种地经验，仿佛乡下彼此熟知的村民。地的尽头，往往是高楼大厦、居民楼，透过摇曳的玉米杆、豆角架望过去，有一种都市田园的梦幻和感动……

｜老老余和他的菜地

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本应更和谐。长久以来，人们视几千年“中庸”传统为落后、愚昧和被“革命”的对象，不知不觉走向一个一个极端，并互相指责、割席断交。

比如，谈到城市化，就要跟农村、农业、农民对立，无论农业生产，还是人情、互助、去货币化的传统，无论田园生活，还是安土重迁、自然内循环、量入为出之类的价值观，都被视为城市化的反面，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

城与乡就得对立，这是谁规定的？

屋顶上的田园梦

现代经济和思想有一个弊（动）病（力），那就是把世间能物化的事物，都标上价格、推向竞争。比如城市与乡村，本来相互依存，说不上竞不竞争，但在现代经济体制下，不得不就劳动力、土地、民间储蓄、社会舆论等展开竞争——当然，“竞争”只是单方面的，因为乡村压根就无法招架——而对生活方式、自给自足、文化归属感这类乡村具有优势、但难以标价的选项，避而不谈。

所以，现代思想大体是达尔文“生物进化”的动物性、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功利性的延伸、填充。尽管生产力和科技大发展，但以一个千百年的时间轴来看，必然有所长有所短，有其利有其弊，平常心视之即可，“大国大城”般的片面、过度优越、误导，大可不必。

十二年前，一场世博会、一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将“大国大城”推向高潮。彼时，房地产、4万亿大基建、城市基础设施连同债务扩张如火如荼，没有人会对这句口号产生质疑。

除了一个人。

朱胜萱，上海世博园区景观工程总顾问，在经历了从2005到2010年长达五年的高强度工作压力下，于世博开园前住进了医院。一场长期积累的重疾差点让他告别人世。

出院后，他来到自己奋战了5年的地方，首先感到的却是失望。他顶着众多老专家的压力，留下来的大片大片开阔草地，本来是希望给游客更多席地休息的地方，但他看到，拥挤的世博，游客们都把时间花在展馆排队上了，根本没有人悠闲地休息。他精心设计的、想让人们停一停的空间，也被出入城市的人们视而不见。

他还做过许多城市公园和房地产景观，他开始反思，城市景观并没有、或者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城市的生活，那么，土地，除了房地产，除了利益和价值，对人们还可以意味着什么？

“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赋闲在家的朱胜萱，按照农村老家习惯，在小区一些接近荒芜的绿化区撒了些种子，种上一些时令蔬菜。保安走过来问了两句，并没有制止——这些不过用来写进售楼材料、支撑房价的“绿化景观”，并没有让保安、居民产生任何情感联结。

这片小小的菜地，慢慢有了一些生气，慢慢就有人驻足欣赏。原来见面不打招呼的邻居们开始找朱胜萱聊天，老奶奶、阿姨跟他讨论香菜的品种、丝瓜怎么不结之类的技术问题，来自陕西农村的保安自发看护起这片小菜地，一次朱胜萱的哥哥在“菜地”前蹲着看了一会儿，还被保安盘问了许久，就差被请进保安室……不经意间，被他“破坏”的景观，拉近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决定开启一项更大规模的魔都种菜计划。

城市土地精贵，更不是所有小区都对绿化带种菜实验宽容，他把目光投向“天空”。朱胜萱回忆，做世博公园规划时，他曾经几次坐直升机俯瞰上海，他原本准备了一堆形容词来描述感受，比如美丽、壮观、繁华、震撼，结果一个没用上。触目可及，尽是灰白的水泥屋顶，楼顶的缝隙里偶尔挣扎出几点生硬的绿色——那是行道树或绿化景观，当夕阳斜照，他从不同角度审视这座城市，想到的一个词却是，苍茫。

这座苍茫的城市，那许许多多光秃秃的水泥硬化楼顶，除了给城市制造视觉污染、热岛效应，完全就是空间浪费。

2011年夏天，朱胜萱与黄柯、杨隽伟两个志同道合的设计师，发起了“天空农场”项目。他们租下一个菜圃作为教育和实验基地，还请来浙江大学农业专业教授，为团队成员培训农作物种植。他们设计了可移动的种植盒，规划了商业模式，学会了自制肥料，便发起“上楼下乡”城市农耕的宣传运动——到楼顶去种菜，到楼顶去寻找田园。

不料，接下来的最大阻碍竟然是“没有屋顶可用”。“最初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居民区屋顶，因为跟老百姓更贴近。结果发现，居民区屋顶最大的问题是物权共同所有。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找，各种谈判手段都用了，都谈不下来”，朱胜萱说。

在无数次碰壁之后，他们迎来意外惊喜。2011年，团队入围首届英国大使馆绿色生活行动项目，这次小小的成功，让他们的梦想第一次受到外界的关注。不久之后，他们还通过申请获得了上海市科委给予的80万元研发资金。

更难改变的是观念。在项目推广中，朱胜萱常常有一种从设计师搞成传销员、或在小县城卖保险的感受，身边的熟人都躲着他，因为他逮住谁就给谁“上课”，看谁可以成为天空菜园的实施者。

他的第一位客户是一个下属，一位来自台湾的孩子妈妈。她们本来想在屋顶建一个花园，被朱胜萱软磨硬泡地做成了菜园。原本，她的房子因为楼层过高不好卖，菜园建好不久就迅速升值了30多万。这位妈妈感到这个菜园是女儿和自己的乐园，金钱完全无法衡量，所以至今她们一家还住在里面。这块0.2分的土地，甚至吸引了中央电视台一档三农节目长达20分钟的专访，这块地、地上长出来的菜和种菜的三代人，作为“菜农”被深入采访。

天空菜园第一个真正成功的项目，来自川沙一位木匠出生的上市企业老总，被打动的他，委托朱胜萱团队在其生态厂区食堂的屋顶做菜园。对这个“大项目”，团队算了一笔账，400㎡的屋顶，不算景观设计成本、人员成本，总投资是30万元。企业老总担心菜园建好后没有后续服务，投资打水漂，为此，双方决定各投入15万元，并制定相应的收益分成方案。随后，这个都市田园项目，还吸引了《周末画报》《商业周刊》等众多媒体采访，潜在的广告收益都远超30万。

还有一个客户，是“上海1933”办公楼的一位企业主。她提出，除了承重、防水等硬性要求，由于办公室是租的，所以要规避产权问题。为此，团队量身定做了一套适合租赁房屋的装配式屋顶菜园，随时可以拆卸带走。建成后，这位企业主将菜园维护与公司文化结合，即分租到“户”，每个部门认领一块地，利用休息时间耕种，每个部门可以自由选择品种，收获后也归部门所有。结果，这个真实版的“开心农场”，让全公司玩得其乐融融。

都市缺的是农产品吗？不，是生活和情感。

“天空菜园”项目的突破，在于跑通了大商场屋顶的都市体验型农场模式。在上海七宝凯德广场，他们将有机种植、自然教育、景观设计、休闲活动结合，将毫无商业价值的商场屋顶改造、划分、出租，创造了直接的商业价值，和较大的环保效应、社会价值，堪称城市版高质量的“三产融合”。

｜商场楼顶的菜园

今天，七宝凯德广场的“屋顶农场”依然在持续运营，并被凯德广场广泛复制，川沙木匠老总的屋顶菜园也依然在持续地产出。这个模式还获得了资本认可，成功获得2000万元融资。就在其有望大规模推广之时，发端于北京人济山庄“空中别墅花园”的，全国范围内的屋顶大整治席卷而来，一刀切下来，这个屋顶田园梦即告破灭。

彼时之“先烈”，放到推行碳经济的今天，或许正是时代先锋！期望这个接地气、利国利民的都市田园梦想可以再焕生机。

城市化与市场经济之反思

渴望都市田园的，当然不止魔都，也不止楼下的大叔、松江的老老余和世博景观设计师的朱胜萱……还比如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

2008年，在三聚氰胺大反思中，小毛驴市民农园成立。它将郊区农民废弃的土地租赁下来，整体规划、改造，一部分自营，一部分分租给市民。在此过程中，他们又将自然教育、休闲活动注入，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以及巨大的社会效应——比如，一些从小跟着大人种菜的孩子，长大后留学归来、成为精英，就开始缝合城乡之间的裂痕，而不是像许多城市精英一样去割裂。

这个模式，曾被批量复制，CSA生态农业（社区支持农业）、城郊包地种菜等模式曾盛行一时。后来，这个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做法，却因为经济效益不足而逐渐萎缩——即便小毛驴农园，200亩地综合产值，最高的一年也不过千万，在土地价值房地产化的时代，相比房地产或工业园动辄几十、上百亿的产值，实在被“鄙视”；同时，在租金、农产品价格存在天花板，而地租、人工、农资等各项成本成倍涨幅的情况下，其利润越做越低，根本无法养活一个专业运营团队……两相结合，又加重着市场和舆论对这个都市田园梦的质疑和抛弃。

｜小毛驴

经济价值，真的是衡量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吗？

多年的城市内卷，三年的疫情冲击，应当要引起社会一些反思，一直以来，我们一面倒、极端化推崇的城市化、市场经济，真的是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终极方法吗？

一方面，我信守市场经济规律，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和许多调研中，我也时常感到它的悖论。

再举个例子。现今城市农产品，基本都是工业化种植产物，譬如一颗白菜、一个萝卜，都来自某个遥远省份的工业化大棚。这些菜，为了规模种植、赶速度、降人工，必然要打农药、催长素，为了长途运输，必然要用冷藏技术、保鲜剂之类，此外，还得加上各项仓储、物流、渠道成本，通过各种社会大分工，才能上到你的餐桌……

工业化、规模化种植、仓储、物流、销售，大分工，听着很“市场规律”，但换个角度去思考，这些“大众菜”，尤其在中小城市，如果能够实现本地供应，就可以大量省去保鲜、物流、仓储、渠道成本和不必要的食品污染。哪怕价格比外地菜略高一点，农民现摘现卖，对高质量供需、食品安全、市民健康、碳经济等，是不是都要更合理一点？

或许要问，本地、有机化是不是太理想？事实上，尤其对许多中小城市来说，这种本地化的“高质量供需”，千百年来本就如此。只不过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被人们自己打断了。

那么，我们高举城市化、市场经济大旗，无差别地设计诸多、且越来越多的市场生产、收购、物流、仓储、监管、批发、零售等环节，意义在哪里？

而另一面，工业化、城市化诱导下，种地的农民大量抛荒土地，全跑去城里拿三五千块收入（还没有社保），并支撑动辄上万元的房价，吃着最劣质的食品，过着并不美好的城市生活，其意义又在哪里？

相对的，我经常在文章中提到的老家一位姑父，哪怕守着自家的几亩地，一年光种菜、种甘蔗，再自己骑着三轮车拉到县城卖，收入也要超过进城打工，并且还能帮助表弟在深圳买房。种地，并没有舆论想象得那么不堪。

现实之残忍，在于他得小心躲着城管！那么，城管究竟在保护谁的利益？农民的，还是市民的？如果说担心菜农影响城市交通、环境，那么，多开辟几个专门给他们卖菜的市场，或者建立农民与企业、社区直接的供应不就可以？千百年来，在没有城管的年代，不也自然地实现了高质量供需？

大城市由于人口多，农产品本地化供应不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部分实现。否则，为什么大城市周边有大量“供港”“特供/直供”蔬菜基地？为什么港澳居民、特权阶层可以享用本地、有机，广大市民只能吃千里迢迢拉来的工业化农产品？如果说大城市土地有限，那为什么宁愿放任农地抛荒，也要禁止市民在郊区“开荒”、在屋顶种植？

显然，以利润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以规模效益、职业大分工为导向的城市化，只是价值获取和生活方式之一种，而非全部。同时，事实证明，光聚不散的规模化，在贫富分化、城市内卷、疫情冲击中不断暴露出其弊病……它们都不完美，都需要反思、调和、改良。

我们终究要去寻回人的价值、社会的价值，而不只是经济发展的价值。

文明之歌

中华文明之所以传承5000年不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下存异而求同，“分久必合”。

文明之伟大，既在多样性，也在其不断的融合中走向和谐。因故，主分、主个性的西方文明，包括其立足二分法、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不断切分、竞争、聚集的市场经济，往往趋向分裂，且难以调和。而西方之所以问题重重，却依然可以持续引领世界，关键便在于科技的推动——只是这科技发展，又何尝不是建立在从分子、原子、离子、质子、中子、电子……不断切分、细分的基础上。

这点东西方文明的根本性差异，我们要清楚。文明有别，方案自然有别，闷着头，不管不顾地搞城市化、工业化，是危险的。

单独的城市文明并不完美，单独的乡村文明又难以推动发展，城乡融合、三产融合，而非继续切割，才是文明向善、共同进步的大方向。

城市为什么要与乡村割裂？早在19世纪，英国建筑学家霍华德就针对当时严重的城市病，提出了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一种“田园城市”模型，以“疏散过分拥挤的城市人口，使居民返回乡村”，并得到洛杉矶等大量新兴城市的应用。

｜分散化的田园城市洛杉矶

城市为什么要与农业割裂？

2009年，美国新城市主义代表安德雷斯·杜安尼提出了农业城市主义的理论。他认为，农业不只是一种“业”，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他将众多与食物相关的活动，包括小农场、共享菜园、农贸市场、农产品加工等，精心纳入一个个步行社区，以此应对生态危机带来的一系列制约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并达到城乡均衡发展的目的。

2011年，在比“魔都”更大的魔都纽约，市中心一座仓库楼顶就诞生了一大有机农场——布鲁克林农庄。它占地3716平方米，建有自己的雨水收集系统、蜂房、鸡舍，种植了30多种有机水果和蔬菜。除了将这些农产品销售给周围社区居民和餐馆，还会组织周末农场体验活动、儿童厨师培养计划、运营小型CSA项目等。

站在齐膝高的豆类作物地里，眺望曼哈顿的天际线，这个农场虽然有点理想化，但对多数纽约人来说，一个长满蔬菜的屋顶，比搬到乡下去农耕更实际。

时任纽约市长的迈克尔·布隆伯格亦是这股都市田园热的“幕后推手”，为使纽约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代表，布隆伯格在2007年地球日启动名为“PlaNYC 2030”项目，给建造“屋顶农场”的市民减税优惠——而不是简单地打着安全、拆除违建之类的旗号把市民赶下楼。

近年来，身居城市的一些专家，纷纷指出乡村要搞“三产融合”才有未来，而双标化地忽视，自己身处的城市，亦何尝不需要“三产融合”。

希望从专家到政府，从市场主体到市民，都去推动这样真正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