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所，不做律师，还能做啥？

律所间的人才竞争向来激烈，这不仅事关律师，律师专业人员也同样紧俏[1]。疫情之后，大量的律师意识到他们不想把时间花在和客户关系与业务发展无关的管理性工作上。实际上，根据汤森路透2022年的调查，人数在30人以下的小规模律所里，律师每天真正花在法律事务上的工作时长平均只有5.6小时[2]。而报告也提出，律师们最不想自己做的非法律工作分别是营销、培训、多样性管理、招聘和知识管理。也就是说这些工作律师都希望由专业人员进行，以便他们将更多的时间分配在法律事务上。

根据普华永道2022年律师行业报告，2022年英国律所中其他商务支持人员增长了23.6%。国外律所究竟有哪几类支持人员？这些职位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又在律所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将在下文中揭晓。

2023年刚刚开始10天，Am Law排名第一的律所美国凯易在其官网上发布4个市场拓展领域的招聘信息。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市场拓展在律所中已经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有市场拓展需求的也不仅仅是大规模律所，根据2022年汤森路透针对人数在30人以下的小规模律所的调查，改进市场拓展方式将是小规模律所发展的第三大重要目标（前两大目标分别是扩大律所规模与提高内部效率），30%的小规模律所将视“改进市场拓展方式”为接下来发展的主要目标。在未来一年内，29%的小规模律所将增加在市场拓展领域的投资。

图1 中小型律所在未来1年内的投资领域

知识性工作伴随着律师工作的始终，而律所本身就是巨大的信息库，知识管理对律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知识管理工作的出现得益于信息化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档管理系统（DMS）的广泛使用使文档收集变得更容易，但那时仍然需要人工检索信息，工作十分繁复[4]。而现在，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律所能够轻松使用各种文件汇编工具来进行知识管理。使律师之间知识传递更加高效和便捷。根据德勤（Deloitte）2022年针对知识管理的一项调查，75%的律所表示知识管理与他们的成功息息相关[5]。

知识管理职位主要负责创建数据库、建设、维护、更新知识管理体系；同时调查知识需求、确定知识管理的重点；此外还要完成知识收集、梳理、筛选、录入，并实时跟进各部门的知识利用效果。

除此之外，国外律所中还有一个和知识管理联系紧密的职位——专业支持律师（Professional Support Lawyers, PSL），也被称为知识律师（Knowledge Layers, KL）。专业支持律师并不负责参与具体交易，但会为具体交易提供知识层面的帮助。根据贝克麦坚时发布的招聘公告，他们的专业支持律师需要和知识管理人员合作研究多个领域的最新法律法规、重要判例和各种学说，并且为其他律师提供特定法律业务的支持，同时对他们进行监督。

知识管理在国内律所中也有近20年的发展历程。例如金杜，从2004年开始推进知识管理工作，在这一年置办了电子文档管理软件，同时在制度层面设立了知识管理部门，并引进资深人员对律所进行知识管理。2008年，金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模板系统，模板系统能使整个律所形成统一的品牌形象。之后金杜的知识管理逐渐走上正轨，建立范文库、设立DM系统、最终建立了知识和质量控制合伙人体系[6]，实现了知识管理系统的完善。

网络风险近些年已经成为律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2020年，黑客组织从娱乐领域头部律所美国Grubman Shire Meiselas & Sacks窃取总量达756GB的数据[7]；2021年，财富500强律所美国Campbell Conroy & O'Neil遭勒索软件袭击[8]；2022年，俄罗斯顶级律师事务所Rustam Kurmaev and Partners遭匿名黑客攻击，被泄露约1TB数据[9]。

数据泄露不仅有损客户利益和律所在客户心中的信誉，更会使律所遭受巨额经济损失——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Magicians，IBM）发布的《2022年数据泄露成本报告》显示，企业遭受数据泄露的平均损失为435万美元[10]。

律所规模越大，面临的网络风险也就越大。根据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ABA）的统计，2021年，人数在10人以下的律所中有17%曾遭受数据泄露，人数在10~49人的律所中有35%遭受过数据泄露，人数在50~99人的律所中46%遭受过数据泄露。[11]

图2 平均网络安全支出（单位：英镑）

实践中，英国律所增加网络安全技术和网络安全技术人员方面的支出。普华永道（PwC）2022年度法律行业报告称，为防范网络风险，全球排名前十的英国律所在此方面增加了56%的资金投入，平均增至510万英镑；全球排名11~25的英国律所增加了24%的资金投入，平均增至230万英镑；全球排名26~50的英国律所增加了70%的资金投入，平均增至75万英镑；排名50~100的律所增加了50%的资金投入[12]。

2018年，随着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数据合规官（DPO）走入人们的视野。律所建立健全包括数据合规政策、数据泄露应对计划、供应商数据处理、员工数据处理的数据合规制度已经刻不容缓。

国内律所对于防范网络风险也有所行动。例如大成于2019年在内部建立并实施了数据合规制度；君合由于其客户对律所IT信息安全体系建设的高要求，也已经设立了一套“外购与自主开发相结合”的软件管理系统以应对网络风险[13]。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项目管理这一职业就开始在各行各业中出现，法律项目管理则是最近十几年才兴起的。它的出现与二十一世纪起法律服务市场环境的日益复杂密不可分。

一方面，传统法律市场面临高科技的挤占，向律师寻求咨询也已经不再是客户获得法律服务的唯一手段，互联网甚至人工智能已经加入这个市场；另一方面，上文中已经提到，替代性收费方案的出现，使得采用固定收费或风险代理的律师需要有更高的工作效率，才能达到与之前的小时制收费同等的利润率。

那么法律项目管理是如何帮助律所解决上述问题的呢？根据Hutchison 2017年基于9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当前法律项目管理不仅包含项目管理方法，还包含技术集成、流程改进，更着眼于项目管理者的领导力和人际交往能力[14]。

法律项目管理在国外接受度较高，在领英上搜索“法律项目管理”会出现数百个由霍金路伟、贝克麦坚时、高伟绅、欧华等律所发布的职位[15]，岗位职能通常包括如下方面：

与国内证据交换类似，披露（Discovery）是英美法诉讼制度中的一项审前程序。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通过披露程序从对方当事人处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与信息，以提前准备。刑事辩护中，披露程序侧重于强调辩护方有权获得对其辩护所必要的证据[16]。

披露这一环节存在大量的文件，而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件都以电子版的形式呈现。电子文件披露分析师作为一种诉讼支持人员（Litigation Support Professional），其职责在于运用数据库等工具记录、储存和分析诉讼进程中的电子数据，包括电子邮件、文档、数据库、PPT、音频和视频等，以此帮助律师处理复杂诉讼。现阶段的电子文件披露分析师可以说是律师助理和IT人员的混合，他们一方面执行传统的助理任务，同时也承担着信息技术方面的工作内容。

国外律所进行招聘时，希望应聘者全面了解诉讼流程及电子披露流程，能够对诉讼事项进行调研并形成实质理解；对文件是否作为关键性证据进行分析和总结并汇报给律师；检查文件是否需要补充，将文件与相关事实相关联以便后续调查；在律师的监督下准备其他证据，等等。

相较于国外，国内的诉讼支持类岗位一般多在企业内部，负责与合作律所沟通，并对接诉讼项目。而律所内的诉讼支持功能，很大程度上会交由律师助理实现。疫情期间，数字法院、在线庭审已成为各国法院维持日常审判工作的必经之路。2021年8月1日，《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正式实施，明确了电子证据材料的提交和效力认定。未来，国内律所或许也将设置电子证据管理岗位，聘请IT和法律复合型人才进行证据管理。

随着2007~200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替代性收费方案（Alternative fee arrangements, AFAs）在法律服务行业的使用频率逐渐上升——这种收费类型的优点在于收费方式灵活，价格相较于传统的小时收费更加低廉。替代性收费方案包括计件收费（flat fees）、胜诉费(success fees)[17]和风险代理（contingency fees）等。

而价格管理人员的工作内容就是根据上述收费方式帮助律师制定法律服务的收费方案。在大多数委托人不了解律所收费标准、律师忙于法律工作时，价格管理人员能设计出更细致并且贴合具体事务的收费方案。此外，替代性收费方案更低的价格也能为律所吸引更多潜在客户。目前，法律服务定价部门已成为律所收入增长、客户管理、法律服务创新的关键点。

根据法律服务公司Altman Weil 2018的报告显示，95.8%的律所预计价格方面的竞争会是长期趋势。花旗银行2023年法律行业报告中也表示，相比起2016年，50%以上的律所在2021年增加了价格管理人员的数量；预计到2024年，将会有超过60%的律所增加价格管理人员的数量。

国内律所和国外律所的一大显著区别就是收费方式的不同，国外惯用的小时收费方式仅占国内收费方式总量的20%~30%——只有一二线城市较大律所与外企或大型公司合作时会采用此方式，三四线城市律所或中小型律所大多采用一次性报价[18]。基于国内较为固定的收费方式，国内律所更倾向于通过法律科技手段计费，市场上常见的Alpha、Elite 3E 和必智等律所管理系统中，计费功能已然成为标配。

一个多元化的律师团队能做出更好的决策。2022年英国律师监管局发现，女性律师的比重由2019年的51%提升至53%，男性律师比重则从2019年的47%下降至46%[19]。然而随着职位的升高，女性仅占合伙人的35%[20]。女性合伙人数量尚且如此，那更不用谈少数族裔合伙人和残疾人士合伙人的数量了。

美国律师协会对美国法律市场调查发现，律所的多元化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多数群体（比如白人男性）开设的律所，这种律所的多元化表现在对于不同背景律师的雇佣上；第二种，少数群体（比如女性、少数族裔等）开设的律所，其存在本身已经是一种多元化的体现。

在招聘多元化管理人员时，国外律所希望应聘者具有前瞻性思维和良好的沟通能力。主要职责是协同人事部门和多元化部门以及律师招聘与发展部门一起实施律所的多元化计划，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入职、发展和培养、晋升等流程，以达成律所人员构成更加多元的目的。

或许有人会视多样性管理为一种迎合“政治正确”的作秀，但国外的律所管理者发现实现律所多元化会带来许多切实利益，例如能带来不同的观点和经验，更能匹配不同背景的客户需求，加强团队创新性和工作效率的同时，形成包容的律所文化与律师归属感。例如广东军地作为一家专门从事涉军维权的律所，合伙人中有多名军转律师。相比普通律师，他们更加了解涉军维权，也更能理解当事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