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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个月，金晓宇还兴高采烈地发来微信，告诉我电影授权的费用终于到账了。今天，2023年1月18日，噩耗传来，金性勇在杭州市中医院辞世，从此留下晓宇一人。一年前，八十多岁的金性勇，以一已之力，将患躁郁症多年的儿子金晓宇，推到了公众面前，晓宇以“天才翻译家”的形象走到聚光灯下。这种关注对相依为命多年的父子俩来说，是高兴都来不及的事。 长期以来，躁郁症患者和他的家庭经受的痛苦，如深海里的暗涌，不为人所知，作为父亲，金性勇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离开人世后，晓宇何去何从。我们曾在去年春节期间拜访父子二人，写成这篇报道，又是一年春节将近，没想到金老爷子永远地离开了晓宇。如今来看，去世前最后一年的生命里，这位拼尽全力，像是在为守护儿子做最后的冲刺。此时此刻，希望晓宇此后的人生不会真如保护了他一辈子的父亲所担心的那样，在他身后，无人帮助，无法继续翻译。“不好意思，”86岁的金性勇说，“家里像是狗窝。”
“狗窝”的正中央，是台缝纫机，上世纪60年代购自上海，运到天津，为金性勇与妻子曹美藻组成的新家庭服务。1984年，金性勇一家四口从天津搬到杭州，缝纫机又运回杭州，继续服务，制作出家里人的衬衫、裤子，金晓宇说他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妈妈做的。一同搬过来的还包括两张床、一个大衣柜、一个书柜。这些东西一直用到现在。
很难想象，这是一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2022年在杭州的家。
金晓宇患躁郁症的历史比旧家具短些，大约可从他20岁算起，到现在有30年了。由于这个病，过去这些年，他都生活在这个六七十平的两室一厅里，没有手机，与外界交往主要依赖父母和一个电子邮箱。妈妈去世后，他继承她的智能手机，开始用微信，起名“小鱼儿”，那是他的乳名。事实上，直到上小学前，他的大名都是“金鱼”。此后30年，金鱼都困在鱼缸里。
这30年，金性勇也从儿子今天这个年纪，变成一个80多岁、走路颤颤巍巍的老头儿。老伴儿去年过世，此后，他的目标只剩下一个：晓宇的翻译。过去10年，金晓宇断断续续翻译出300多万字，其中50万日语，80万德语，剩余的是英语。眼下，他手头有两本书在翻，其中一本是本雅明的《拱廊计划》，德语，同时穿插大量法语，近100万字。在2021年底《杭州日报》对这个家庭的报道出来前，已经完成其中三分之一的初稿。这是晓宇继《本雅明书信集》后的第二个德语翻译工作，两本都是大部头，都较为晦涩。但对于翻译，晓宇没有抱负，不作选择，没有“格外想译的作家”，有什么译什么。“反正有活儿干就行了，（做翻译）以前在乎，不希望别人把我当病人看，现在有活儿干了，无所谓了。”如今意外有了名气，或许可以挑拣。过去30年，金晓宇多次住进精神病医院，回顾过去，他的感受是“难熬，10年、20年、30年地熬”。那是另一个更狭小的鱼缸，游走的空间最多只有走廊，甚至被“捆住手脚，绑在床上”。关于住院，他还有如下描述：吃不饱；不给搓衣板，洗衣服很费劲；药吃得很多，是平常自己在外面吃的四倍，吃多了会尿失禁；“你进去看一下就知道了，不管哪种病，吃的药都差不多”。他认为有些病友很聪明，下象棋时，可以让他一车一马，还有人能整篇整篇地背宋词。在医院里，他想写字，但不被允许用笔。即便如此，送自己去住院的那个人，仍然是他自己。当他察觉到自己头脑中的想法难以抑制自控时，为了保护父亲和家，会选择打120。金性勇说，自己从来不打急救电话，他不愿意晓宇去住院。在一本名为《躁郁之心：与躁郁症共处的三十年》的书中，作者杰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曾描绘她躁狂中的状态：我的思维流转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句子不过说到一半，就忘记刚开始说的是什么了
我的想法和感受来得如此迅速和频繁，就像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而我会紧紧追随它们，直到涌现出更为明亮耀眼的星星。
我的想法似乎开始互相追逐，各式念头从任意一个缝隙中挤进来，纠缠不清，好像所有神经元都堆积在我头脑的高速公路上，我越想让思维的速度慢下来，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我像只疯狂的鼬鼠。
晓宇在躁狂发作时，头脑中有何种图景，有什么念头浮出水面，念头与念头之间如何纠缠，有何种奇景划过脑海，搅动什么样的波澜，他没办法像杰米森那样去描述。这些问题，一团一团，像深海里沉默的海草。处理躁狂状态下的情绪，金晓宇自己只有吃药的经验，打急救电话的经验，没有与心理咨询师讨论它们的经验。他无法理清身体的能量与活跃的思维之间的关系，也无法控制那种状态下感受到的“无所不能”。有一回他跑到社区去跟人下棋，半小时里，他下了围棋、五子棋、象棋、国际象棋以及飞行棋，做完所有尝试才作罢。但在外人眼里，金晓宇大约只是一个“发作起来会打人的精神病”，跟他下棋的人一直战战兢兢。附近面馆老板几年前挨过晓宇一拳，打在门牙上，他不理解，这个人在他店里无缘无故发脾气、搞破坏，像大鱼受到惊吓，疯掉一般，慌乱游走。金性勇与儿子朝夕相处，通常也只能闭上眼睛，忍受他乱搅出来的动荡。有次晓宇在饭桌上挑起事端，责难金性勇不听他的话，认为他不应该用那台暖气扇，说它烧起来有味道。他恶声恶气地向父亲宣告：“有事你自己跑，你管自己，我管自己，有事的话，我管不过来你，我自己跑都来不及。”这个家里，过去和现在，金性勇最能准确感知儿子的状态，也只有他在承受那种极富杀伤力的话语，与小鱼一起煎熬的，还有他这条老鱼。吃过晚饭，晓宇去洗碗，过后还要刷牙。在厨房水池处，他制造出了一点生活的动静。金性勇坐到沙发上，开始回短信。他用一部老年手机，充电插口不稳定，经常充不上。他打字用笔画输入法，“嘀嘀嘀，嘀嘀”，相当慢，找不到字就一个劲儿地点翻页键。三句话的短信，运气不好的话，金性勇要花十分钟。从前，他也就看看报纸、书，按照过往经验，等过完立春，再时好时坏地过半个月，晓宇就能逐渐缓和下来，凝神静气地翻译一段时间。那种时候，时间缓慢地如同一部是枝裕和（日本导演）的电影。家中安静得像没有人在。晓宇的卧室，书桌是很小的，只有一米长，旧得很，是几十年前金性勇自己动手做成，相当不稳。晓宇一用电脑打字，它就跟着扭动。坐在书桌前，抬头能看到书架，缩在角落，塞满书，其中五六本跟本雅明有关，晓宇说这是出版社送的，为他翻译《拱廊计划》提供辅助资料——这本书有一千页，目前翻了不到三分之一。媒体报道之后，深水中的平静被打破了。家门打开，关注抵达方方面面，具体到卫生间天花板上的蜘蛛网。“小鱼儿”仍在鱼缸里，只是鱼缸被搬到了舞台中央。与记者同步抵达的，还有电影从业者们，他们希望能获得授权，拍摄金晓宇的故事。从不止一个人嘴里，金性勇听到了“一百万”这个价位，译书更是比从前多了不少选择。金晓宇的卧室，这张书桌和电脑就是他用来学习外语和翻译书籍的地方对金性勇来说，这些都是“高兴都来不及”的事。但最重要的并不是钱，而是儿子有可能加入浙江省翻译协会这件事。他认为，这是金晓宇作为译者被认可的要紧一步，在他的设想中，儿子或将有机会与同行交流。他希望接下来几年，儿子的病情能好转，好到甚至有能力参加协会里的那种聚会。如果说30年前，妈妈曹美藻将儿子推向社会的行动以失败告终，退回家中，那么30年后，有了名气，晓宇或许有机会再次跃至水面，在看得见的地方，与社会合流。那样一来，他这个提心吊胆的监护人也可以“到水面上透一口气了”。金性勇盘算过，自己都已经86岁了，还能托着儿子游几年？一旦失去他这个父亲，晓宇是否会从此沉入海底？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晓宇自己也担心，“想以后老了怎么办，想现在多存点钱，希望他（父亲）能活得长一点，多陪陪我”。这个问题，社区也在担心。他们曾向金性勇提议，把晓宇送去残联的托管中心，他们可以帮助晓宇争取一个继续译书的居住环境。至于他自己，可以去养老院。金性勇不同意，因为按这个办法操作，父子俩就分开了，他们一起生活了50年，他无法接受以后要各活各的。与此同时，社会的关注让他看到了希望。沙发上放着一本英国作家麦克尤恩的《赎罪》，金性勇翻到封底，指着麦克尤恩那一系列作品名称问我，只有《赎罪》提亮为红色，其他的没翻吧？“不知道能不能问问出版社，找晓宇翻。”他心中，如果有上海译文出版社来找儿子翻译，那又将是晓宇的一个进阶。金性勇相信，“天才”是可以努力达成的。晓宇目前达到了其中两项，一是天赋，二是一定的知名度。现在，还有第三个条件要去努力：有所贡献，有所影响力。他希望儿子有朝一日，满足所有三项条件，成为名副其实的天才。一直都是金性勇以乐观在抵御晓宇给整个家庭带来的压力。妈妈也管，主抓大方向，生活琐事，都推给爸爸。晓宇上中学时，老师喊家长，曹美藻总推给晓宇爸爸。哥哥晓天的老师通知开家长会，通常是曹美藻亲自出席——晓宇那边，多半是去挨批评，而晓天从小安静、懂事，成绩也好，大多是去领表扬。后来晓宇的躁郁症显现出来，去闹妈妈，她会说，晓宇你做自己的事情去。哥哥也不怎么理他，碰到他闹就关起房门，晓宇打不过他，也不敢打。到金性勇这儿，“那么我没办法了”。打印出版社发来的原稿，买打印机、油墨，做饭，去别人家赔礼道歉，去派出所领人，都是爸爸在做。后来晓宇曾跟金性勇说过一句话：“你们是喜欢我哥哥的，我知道，但你喜欢我不是喜欢，是同情。”这种不理解，晓宇在这个成名后的春节里，表现出一种不合作。最激烈的一天，金晓宇把金性勇推倒在地，对相依为命的父亲动手，这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金性勇以前总说，“他知道的，不会打我的”。现在打了。这一次发作，他将经常挂在嘴边的《本雅明书信集》样书撕了，还有几张一百元人民币和一份电影版权授让协议，都被他撕毁。这一天发作过后，金晓宇打了120。最近几年，晓宇开始记录翻译每本书的起止时间，出入院时间尤其要记清楚——他要把住院的时间刨去，计算他平均每天的收入。算出来是一天一百多块。他又估算出自己的“身价”，目前是十个字一块钱。他不甘心，又问我：“你一个字多少钱？”最新翻译完成的《本雅明书信集》，他自己统计字数有80万字，但出版社算的是不到60万，他自己琢磨，或许因为标点和空格不算的缘故。他渴望花钱、赚钱，对金钱格外关注，像是一个刚接触到钱的少年，在试探这个世界的价值尺度。与此同时，他对钱又没有概念。他身上通常只有一百多元现金，但足够出去“公交旅行”，去面馆吃饭，到小卖部买东西。他连续买烟，不抽，只是买回来，家里来什么人看着顺眼就送给他。有一回我问他，如果有一百万，你会怎么花？“100万？我要100亿。”不由分说涨上去1万倍，“我们10亿人，每个人可以分10块。”后来听说他的故事授权给别人拍电影，可能会拿到100万，“那我一定分你50万”。混得熟了，我会问，晓宇，那些问题（关于躁狂时头脑里的想法），你怎么不回答？“因为累，一想起来就很累。”能否书面回答？“那你给我500块钱，”自己一想又收回去了，“10个字一块钱的话，那我得回答你5000个字？”第二天，他又提起这个话题，从500陡然涨到5万。好的时候，他也离生活很远。对人没有防备，手机直接递给记者操作，邮箱也打开来让人随便看。会笑，是种展开又即刻收回的笑，仿佛周围有强烈的水压，使笑容无法舒展。好的时候，晓宇头脑清晰，思维敏捷。金性勇告诉我，浙江省翻译协会来了两个人，要把晓宇吸纳进去，“不是普通会员，是理事”。我问晓宇，参加“译协”的话可能需要去开会，到时你去还是不去？“当然去，不去不就成了阿城《棋王》里写的棋呆子。”这是他理解的社会规则。金晓宇的右眼在5岁那年被针穿过，视神经受损，目前只能模糊看到一点影子。就翻译来说，右眼算是废的，另一只左眼，近视，同时开始老花。50岁了，他头顶也生出白头发。他珍惜身体，重视按时进食，在一本2018年的台历背面记录了一日三餐。至于视力，他只留给翻译。这段时间外面送来的书，其实没有意义，他不会浪费宝贵的视力去读它们，甚至自己翻译的书，他也不在意，来一个什么人，随手就把原版送出去了。下午时分通常是金晓宇“好”的时候。聊《棋王》那个下午，来了两个社区民警，特地前来“批评教育”金晓宇，起因是大年初六，他在一条街外的小吃店里排队点单，不知何故，推倒一位老太太，老人报警并要求赔偿。张警官高高大大，批评起来苦口婆心：“晓宇，为了你这个事我跟人家讲了很多好话。”晓宇轻声争辩：“我没打她。”张警官拿出监控录像证实，晓宇却说：“我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结束批评教育后，张警官问晓宇：“这个姐姐叫什么名字？”——他说的“姐姐”是我。金晓宇出生于1972年，今年50岁了，而我30岁，在他们眼中，金晓宇却需要叫我姐姐。仿佛在小吃店里打人，在路上踩踏陌生人的伞，不由分说闯进面馆厨房，都是小孩子任性，而非躁郁症患者在发病。与此同时，大家都习惯对金晓宇直呼其名。北京来的年轻记者，双荡弄社区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多数人都比金晓宇年纪小，但每个人都在叫出“晓宇”时不带任何犹疑。还有人在网上写诗，将“晓宇”写成“小宇”，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他都要比实际年龄小得多。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社会年龄的确是小的。一个50岁中年男人做事出格，大约很难被谅解。而对这个到处招惹麻烦的金晓宇，周围人需要长期以宽容、柔和的态度相处，将他视作“小孩”，或许是唯一省去烦恼的出路。对此，金晓宇有顺应的一面，他老老实实地站着接受民警的批评，识趣地与社区领导打交道。50岁了，头顶长出白头发，眼睛开始老花，躁狂蚕食精力，抑郁令人萎靡，但是有这样一位父亲，保全他的四处闯祸、任性、为所欲为。那天晓宇第一次对父亲动手之后，派出所民警劝老人，送晓宇去医院，金性勇不情愿，他在电话里告诉对方：“死在他手里，我也愿意。”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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