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的人们，过得究竟是更好还是更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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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28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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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撰文 / 马斯特
专业支持 / Koei
本文合作专家 / 心理咨询师：王薇
编辑 / KY主创们

跟妈妈闲聊的时候，她说起二姨最近在和丈夫闹离婚的事。话里话外间，她虽然支持二姨离婚的决定，但仍然担心二姨离婚后会孤单寂寞、遭到他人的非议、晚年没人照顾等问题。

细细盘点起来，身边离过婚的人已不在少数，就我所见证或听说的，就有不下15个。从年轻到年长，从乡村到城市，当代人对婚姻的态度愈加开放，离婚早已不是个少数者的话题。

但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对离婚的偏见还未完全消除，仍有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对离婚这件事抱有一定的恐惧和疑虑。

今天，我们来理性探讨一下，离婚这件事究竟会让我们面对哪些问题？离婚后可能会面临哪些压力和改变？以及，离婚后，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呢？

离婚给我们带来的压力

和挑战不可忽视

Holmes-Rahe压力量表表明，离婚是生活中第二大压力源，仅次于配偶离世（Hughes, 2017）。

2017年的一项面对120名离婚者的调查表明，120人中有只有29%的人报告没有心理创伤，其他人的报告均符合不同程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标准（Slanbekova et al., 2017）。

如家庭和婚姻治疗师Remy Dowd所说，“我们本计划了与另一个人的未来，但生活轨迹突然被改变，我们不得不去适应另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Sanders, 2021）”

而离婚者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呢——

1）自我认知身份的改变

离婚后，一个人在社会上、和自我认知上的身份就发生了改变。离婚者必须从丈夫/妻子的角色中脱离出来，并建立新的人格。而新的认知身份的建立，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过程。我们也必须警惕，自己身份的建立不能与前任挂钩（xx的前妻/前夫），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新身份。

2）社交关系的改变和社会支持的削弱

离婚后，人们自然会失去与婚姻相关的好处，以及一些依附于婚姻的基本社会支持，比如情感支持、陪伴、固定的性伴侣、原有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交圈等。离婚让我们与整个群体（共同的朋友、熟人、对方的朋友或家人等）的关系切断或削弱，我们的社会关系发生改变，也往往在离婚后难以获得来自这些关系的社会支持。

3）心理状态的动荡

基于原有的社会关系的几个社会支持都同时减少的话，可能影响个人性格的稳定性（Gaffal, 2010）。而这种负面影响在自尊方面尤为明显。研究显示，许多离异者都报告了较低的自尊水平（Symoens et al.，2014）和较低的自我接受水平（Amato，2000）。

"我与前夫为了房子而假离婚，但一年后，假离婚变真离婚，我深深感到自己被欺骗了。

离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处在郁郁寡欢的状态，本身就不太好的睡眠变得更加糟糕。快50岁的女人突然离婚，老公很快又在外面找了更年轻的新欢，我实在觉得无地自容，不敢跟身边的同事甚至家人聊起此事。"

——苏苏，女，50岁

4）婚恋市场上的贬值

虽然很多人并不认为是否有过婚史对一个人的价值有所影响，但有过婚史的人在婚恋市场上的“价值”会低于未婚者，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并且这种偏见和性别挂钩。

在荷兰，70%的男性和50%的女性在离婚后的头10年里重新结过婚（De Graaf & Kalmijn, 2003）。在其他欧洲国家（Ivanova et al., 2013）和美国（Wu & Schimmele, 2005）也发现男性在再婚方面的优势。

这可能是因为：

a. 有子女的人不太可能再婚，而女性更经常获得监护权（Ivanova et al., 2013）。

b. 年纪更大的人在再婚市场上的吸引力较小，这种年龄效应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Bennett, 2017; Skopek et al., 2011）。

c. 见面机会（meeting opportunities）较少的人不太可能再婚。如果女性将工作场所当成一个能够替代男人的工具，就会减少在经济上对男人的需求。这种情况下，女性也很难将工作场所当成一个自由市场去遇见新的人和找到一个新伴侣（De Graaf & Kalmijn, 2003）。

“因为在前妻手机里发现了聊骚信息，在戳穿后她也毫无悔意，我仍然带着2岁的女儿，毅然跟她离了婚。

在情绪逐渐平复之后，我通过工作关系遇到了一个真正懂我爱我的人。由于我离婚带孩子的身份，以及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我们的关系遭到了她父母的强烈反对。我十分理解她父母的想法，但我不愿轻易放手，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她父母终于同意给我们一个相处的机会。”

——盐，男，36岁

5）经济状况的改变

资产的分配，往往是离婚事件中最重要的一环之一。当两个人的联盟解体，财产也被迫分为两半，这往往会导致双方离婚后生活和经济水平的下降。

离婚者不得不开始独立承担包括经济在内的各项生活压力。大多数人在离婚后都会有失落、悲伤和痛苦的感受（Power, 1996）。且这种压力在与前任刚刚分离时最大，离婚者必须独自应对生活的压力和孤独感，这同时增加了身体的负担。研究也表明，相比于已婚人士，离异者有更多的饮食失调、酗酒和药物滥用问题（Kvarnstrom, 2015）。

离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1）生活与自我的重塑

在失去了妻子/丈夫的身份后，离婚者往往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从“xx的伴侣”的身份中抽脱出来，回归到“我”本身。

如心理咨询师王薇所说，我们是一个不需要依附于另一个人或一段关系的独立的个体。离婚是对旧生活的告别，也是新生活的开始。想要更好地度过离婚带来的困境，就必须推翻固化的生活模式，寻找并看到更多新的可能。

在社交上，我们确实可能损失掉一些曾经的社交圈子，有一些人也会因为“离异”这个身份，而选择远离我们。但心理咨询师王薇认为，多元化的社交群体是趋势。我们要看到社交的局限性，必须离开一些人，转而寻找那些与我们更加契合的人和群体。

2）知道你真正想要什么

心理咨询师王薇表示，离婚是一个进行自我对话的良好契机。

在我们想要，或是已经决定离开一段关系后，我们需要将目光拉回到自己身上，重新去思考“我想要什么”“婚姻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我在关系中真正追求的是什么”等等。

过去已经被证实“行不通”的经验，比单纯的理论，能够更加深刻地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最真实的生活和情感需求。而离婚，正是重新定位、寻找、和改变的良好契机。

正如咨询心理学家Fran Walfish博士说，“我把离婚看作一个很好的证书（credential），不必有些什么羞耻感，它可以帮助你弄清楚你在你的下一个伴侣中真正想要什么”（Anderson , 2019）。

“在离开上一段婚姻后，我开始重新一点点地探索，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上一段婚姻没有太多的争吵，但我就是觉得我无法继续和这个人相处下去了。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像室友，nothing more。

我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上的伴侣，更需要精神上的共鸣。一个能够跟我一起运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一起侃大山的人。所以我现在的标准就六个字，‘聊得来，能听懂’。”

——麦穗，女，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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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要离婚，

记得带上这些Tips

1）面对孩子的问题保持冷静和理智

对于已生育的夫妻而言，孩子，往往是除财产分割之外的最重要的争论点。如果处理得好的话，对离婚后双方的关系，以及双方离婚后的生活，都非常有帮助。

在孩子的问题上，心理咨询师王薇建议父母尽可能多地考虑除情感因素之外的现实情况，例如双方的经济情况，身体健康，脾气性格等。不得不承认的是，生活比我们想象的残酷许多，我们必须尽可能在物质条件和情感因素上平衡，以求给孩子最好的生活和教育。

2）上一段关系彻底告别

心理咨询师王薇表示，离婚和分手一样，既然决定了，我们就必须与上一段关系告别。这个告别不只是一本离婚证，更多是心理上的离开：能够平和地面对过去的这段关系，在下一段关系中不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告别并不意味着彻底断裂。尤其是对于仍需共同抚养孩子的父母而言，彻底地告别上一段关系，和与对方保持联系并不矛盾。

3）不要因自己的想象而焦虑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对离婚者的偏见，甚至是歧视，客观上来说是存在的。但落在生活中，这些偏见和歧视更多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中，而不是他人的言语和目光中。

心理咨询师王薇说，对社会眼光的恐惧和焦虑，更多来自于内心，生活中其实没有那么多人真的关心。相比于对抗那些不存在的言论，我们更应该丢掉想象的恐惧，回归到现实生活中，看到那些真实发生的事，多听听身边真正关心我们的人的声音。

4）更加积极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圈子

研究表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对离婚后是否能获得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有着重大影响（Kołodziej-Zaleska & Przybyła-Basista, 2016）。

在这时，离婚者更应该积极地去寻找和挑选能够带给自己积极的社会支持的人和圈子，不被离婚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改变而困住。有时，他人带给我们的帮助，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5）或许可以找个咨询师聊聊

虽然我们在上文中列出了诸多离婚者可能会面临的问题，但现实的情况往往十分复杂，且差异巨大。

如果离婚这件事给我们带来心理困扰和压力，有心身反应和应激状态，心理咨询师王薇提议，可以找专业的咨询师沟通咨询，或许能帮助我们理清自己的想法，缓解离婚事件引起的情绪，以及堆积起来的压力。

永远不要畏惧寻求帮助，尤其是在我们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直面自己的脆弱与不安，才是真正强大的开始。

愿大家不论做出怎样的婚姻选择，都能够消化困难，拥抱最真实的自己。

以上。

今日互动：面对一段亲密关系的结束，你还有哪些恐惧和疑虑？来评论区与我们讨论吧～

点点「在看」，离婚未必有那么“可怕”～

或许每段关系都有季节更替，在有些人渴望或者恐惧婚姻的同时，另一些人选择勇敢离开。“离婚”究竟意味着什么？又会对人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来月食茶话会，和我们一起讨论吧！（更有丰富主题等你pick）

References：

Amato, P. R. (2000). The consequences of divorce for adults and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2(4), 1269-1287.
Andersen, C.H. (2019). 14 Tips for Dating After Divorce. Oprah Daily.
Bennett, N. G. (2017). A reflection on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union formation and dissolution. Demographic Research, 36, 371-390.
Clarke-Stewart, A., & Brentano, C. (2006). Divorc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De Graaf, P. M., & Kalmijn, M. (2003). Alternative routes in the remarriage market: Competing-risk analyses of union formation after divorce. Social forces, 81(4), 1459-1498.
Gaffal, M. (2010). Psychosoci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of marital breakdown: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Spa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Hughes, C. R. (2017, May 9). Why is divorce so stressful? Collaborative Divorce Solutions of Orange County. Retrieved from https://cdsoc.com/why-divorce-so-stressful/

Ivanova, K., Kalmijn, M., & Uunk, W. (2013). The effect of children on men’s and women’s chances of re-partnering in a European context.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Revue Européenne de Démographie, 29(4), 417-444.
Kołodziej-Zaleska, A., & Przybyła-Basista, H. (2016).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after divorce: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Kvarnstrom, E. (2105, November 6). When marriage ends: The impact of divorce on mental and behavioral health. Bridges to Recover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ridgestorecovery.com/blog/when-marriage-ends-the-impact-of-divorce-on-mental-and-behavioral-health/

Sanders, D. M. (2021, October 6). The psychology of divorce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 PSYCOM.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sycom.net/divorce
Power, M. R. (1996). Stages of separ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Family Law, 10(2), 143-162.
Przybyła-Basista, H. (2006). Mediacje rodzinne w konflikcie rozwodowym. Gotowość i opór małżonków a efektywność procesu mediacji. Katowice: Wydawnoctwo Uniwestytetu Śląskiego, 420.
Slanbekova, G., Chung, M. C., Abildina, S., Sabirova, R., Kapbasova, G., & Karipbaev, B. (2017). The impact of coping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from past trauma, adjustment difficulty,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following divorce.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6(4), 334-341.
Symoens, S., Van de Velde, S., Colman, E., & Bracke, P. (2014). Divorce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men and women’s mental health: The role of social-relational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9(2), 197-214.
Wu, Z., & Schimmele, C. M. (2005). Repartnering after first union disrup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7(1), 27-36.

Yárnoz-Yaben, S. (2015). Forgiveness, adjustment to divorce and support from the former spouse in Spain.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4(2),28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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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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