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了，我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

对许多人来说，这一次新年，是这三年里第一次回家过年。从小年那天开始，也有可能是更早，2023年的春运就开始了。

火车站一下子恢复到三年前的样子，1月19日这天的北京西站，人、箱子、手里提着的特产填满了每个角落，座位和过道都被占满了，进站口和检票口永远排着上百米的长队。带着各地口音的聊天、行李箱滑过地面的声响、报站的提示音，混杂成一种充满期待的嘈杂。一个手中提着稻香村的男孩不住地往前探头，看什么时候才能进站。他对着手机，发了一条微信语音，“马上就要上车了”，声音里全是雀跃。

2022年12月，“乙类乙管”措施落地，回家不再受隔离、封控的限制，春运客流迅速攀升，根据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初步分析研判，2023年春运期间客流总量大约20.95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9.5%，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70.3%。

突然而来的回家让一些人措手不及。在北京工作、家住内蒙的李可差点没有抢到票，携程和12306一打开，票全部显示售空，她买了20块钱的加速包，等了足足一星期，才候补到一张。1月19日，她从家出发去高铁站，打车打了半个小时，同时在多个平台、加钱叫车，才等到一辆。

司机跟她说，司机们都早早回老家过年了，他是北京本地人，才在这一天跑车。他有种熟悉的稀罕，过年，北京又成了空城。行驶在路上，能看到的车几乎都是往车站去，在进站的弯道上，车又堵了半个小时。从家到车站，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李可预留了两个小时来赶路，竟然差点没赶上高铁。

即便如此，她还是开心的，高铁飞驰，一座座山从窗外掠过，快要到站的时候，她听见一个男孩给来接站的父亲打电话：“你再等会儿，车延误了几分钟。”而李可的妈妈，也在家里包好饺子等待很久了，这会儿，发来了10条语音，问她到了哪里。

所有人都期待团聚，尤其是那些三年都没有回过家的人，有人很早就准备好了回家。钟玲玲在浙江的一座海岛小城生活，是一家国企的员工。过去三年，她数次计划回家，都没能成行。

1月1日早上，钟玲玲和爱人发动车子，后备箱里装满了年货，后座上坐着两个小孩，一家四口踏上了漫长的归途。钟玲玲看了一下导航，从浙江省岱山县出发，目标是四川省成都市，全程2100公里。两口子轮流开车，跨越了5个省，中途加了7次油，花掉了2000多块钱，终于在24个小时后，抵达了家乡。

1月中旬，生活在南京房产经纪人赵鑫也自驾回了邯郸老家，在他的后备箱里，装满了牛奶、饮料、南京的特产，比如盐水鸭，准备去各位亲戚家拜年时带上。他还带上了父亲还一次都没见过、前年出生的儿子，他知道，这个新生命将是给父亲最大的惊喜。

2020年初疫情刚爆发时，一张小小的机票改变了林嘉沫之后三年的生活。当时，她拖着一只行李箱，从生活了10年的上海飞到中国台湾。她本来计划住一段时间就回去，但到台湾没几天，武汉传出封城的消息，各地推出防控政策，从台湾飞到大陆需要7+7天隔离。

之后，台湾也有了疫情，大量航班被取消，机票买一张退一张，回上海成了奢望。半年后，她又意外怀孕，没办法长时间赶路，再加上防控政策总在变化，从孕期到孩子出生，再到2022年放开之前，她的父母没能去台湾，她也没能回老家，这一别就是三年。

终于可以回老家宜春过年了，出发之前，她连续三天出门采购伴手礼，比如凤梨酥、牛轧糖，装了一个箱子，还特意准备了纸质的红包和现金，准备发给家里的小辈。这一年，她再也不想发微信红包了。

而等待了三年的家人，也做了一切能做的准备。回湖北过年的彭笛一家，深夜抵达车站，彭笛丈夫的两个弟弟开两个小时的车，来接他们回家。

知道女儿要回家过年，钟玲玲的父亲忙碌起来，开始做香肠、腊肉，打扫家里，铺新的床单、被罩。爸爸不会直接说“想你们”，但他会做好多准备工作，然后说，“我给你弄好了，你们回来就可以用了”。

2022年刚毕业的陈曦买好了除夕前一天回家的车票，然后把好消息告诉了妈妈。这两天，妈妈准备好了红袜子、红秋衣秋裤，每天数着日子等着她回家。长大之后，陈曦常常觉得年越来越不像年，但这次她特别期待，“就像是回到小时候一样”。

漫长的归途

相比于春运期间跨越的遥远路途，从时间上说，这条回家路更加漫长。去年春节前，钟玲玲找领导批文件，领导突然劝她别回家了。那时各地疫情形势复杂，回乡政策不一，居家隔离还好说，有的地方集中隔离，假期一共就6天，如果返乡后被隔离，既不能过年，又耽误工作，放假还有什么意义？

思来想去，她最终还是留在了岛上，三年没回家，都是相同的缘由。直到去年9月，她生了二胎，有6个月的产假，回家这件事才迎来转机。结果，刚养好身子，到了12月中旬，她的爸爸也发烧了，给她打来电话，劝她别回来了。孩子才三个月大，还是早产儿，抵抗力差，他怕对孩子不好。

钟玲玲又退掉买好的机票，隔了两天，她和爱人、孩子都阳了，症状不严重，她发了一个下午的烧，有一点咳嗽，爱人也有点咳嗽，两个小孩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就这样就阳过了”。等大家都痊愈，她又动了回家的心思，买了回去的机票。

这一次依然没能成行。大规模感染后，大家都在传“复阳”和“XBB毒株”，她在网上问要不要回家，大多数人都建议不要回，一番犹豫后，又取消了机票，之前寄回四川的年货，爸爸收到后又给寄了回来。

本以为今年又要在小岛上过年了，但有一天钟玲玲跟爸爸视频，爸爸嘴上说没关系，“眼神和脸上都是落寞的”。在那个瞬间，对家人的想念战胜了对不确定性的恐惧，钟玲玲豁出去了，下定了决心，“反正自己已经阳过了，如果运气不好，遇到一个更厉害的，就熬”。

不只钟玲玲一人的回家路这么坎坷。赵鑫也三年没有回河北邯郸老家了。这三年，他两次在爱人老家安徽过年，一次是在南京。2021年的大年初一，他一度带上爱人，把车开了出去，准备从安徽回邯郸，导航的提示音响起，大约有7个小时的路程。但就快上高速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坐在副驾的爱人刚刚怀孕5个月，离邯郸很近的石家庄又出现病例，思来想去，赵鑫掉头折返，又回了爱人家。

那个时刻至今还让他感到无奈和难过，“不想折腾老婆孩子了，万一集中隔离，孕妇出了什么事不好办”。开车回去的路上，他连着叹气，觉得自己像个逃兵。因为太久没有回去，老家的人都在传言，说赵鑫被骗进了传销组织。

2019年结婚时，赵鑫把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买了房子和车，再加上装修，一共欠了40多万的贷款，每个月得还5000多元。这几年，因为疫情，赵鑫的房产经纪工作并不好干，实地看房的人越来越少，前一天还说要来签约的客户，后一天就被封在家里。

房产经纪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开单的提成，不开单就没有收入，只能靠透支信用卡、花呗、借呗来还贷和生活。有时候终于发了工资，各种还款周转一圈，工资就像泼在地上的水一样消失了。“我老婆每个月负责小孩生活费，我每个月就是拆东墙补西墙。”

今年他犹豫过要不要回家，“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其实是不想过年的，过年你再怎么不花钱，没有个1万块钱能搞定吗？”但太久没回家了，想回家的念头还是占了上风。

去年一整年，几乎每一天，杨俊俊的心里都有个声音在说：“我想回家。”他在2019年申请了打工度假签证，到澳大利亚做门窗安装工作，作为广东客家人，家里有很强的宗族观念，每天跟妈妈打视频的时候，妈妈总是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过年，每一次他都说，明年看一下有没有机会。但一到春节前后，就是防控最严格的时候，海外回国更加困难，他害怕自己一回去，就让老家也出现病例，“全家人就出名了”。就这样一拖三年，第一年只是有点可惜，第二年一过年就难受，第三年实在忍不住了。

在2021年，春运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8.7亿人次，比2019年同期下降70.9%，火车购票App活跃度下降5成以上，这意味着，有上亿人没有回到家乡过年。但在今年，那些想回家的人，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拦他们。

离家这三年

三年没回家，最先想家的总是胃。

林嘉沫还记得去年春节那顿年夜饭：偌大的一张桌子，只坐了四五个人，还是分餐制，人跟人的距离超过1米，大家各吃各的，偶尔才说几句话。桌子上的饭菜没有半点荤腥，全是素菜。看着眼前的水煮青菜豆腐，林嘉沫毫无食欲。

这是林嘉沫第三次在丈夫的老家台湾过年。丈夫家里信奉佛教，吃素情有可原，因为疫情，大家分开吃，也是出于防范，但林嘉沫越吃越难过，越吃越没有滋味，她难以抑制地想，如果是在她的老家江西宜春，这顿饭“应该是大鱼大肉，辣的、重口味的，一桌可能十几二十个菜”。

吃完饭，林嘉沫终于跟几千公里外的家人打上了视频电话，家人把镜头对准餐桌，这边是老家的腊肉，那边是妈妈做的鱼，爸爸说：“你赶快回来，我们家里好多好吃的。”热闹的声音、过年的气氛，一下子包围了她。视频结束，林嘉沫打开手机看春晚直播，虽然没怎么看节目，但屏幕上闪烁的红包图标，隔一会儿就响起的笑声和掌声，已经是她唯一能感受到的年味儿。那一天，她在春晚零点倒计时的背景音里睡着了。

在上海，林嘉沫操持着一家服装淘宝店，业余时间做自媒体穿搭博主。租在上海的房子里，放着她的各类衣服、包、首饰，她回不来，只能拜托朋友把能寄的东西寄回江西，寄不了的扔掉，然后退租，“被迫经历了一次大型的断舍离”。

怀孕前三个月，林嘉沫孕吐反应严重，以前爱吃的东西不喜欢了，闻一下，胃就忍不住翻涌。身体里的声音告诉她，想吃家乡的味道。宜春离湖南很近，饮食文化也相似，那里的早餐店很早开门，大家走进去，嗦一碗热腾腾的牛肉米粉。这样的东西台湾是没有的，大家早餐都吃汉堡、蛋饼、三明治。那段时间，林嘉沫感到烦躁、抑郁，没办法工作，常常跟爱人吵架。实在想家的时候，她就去鼎泰丰买小笼包，带回去吃。

三年很短，短到改变不了人的口味，但三年也很长，长到一个人可能经历某些人生大事，毕业、结婚、生子，而最遗憾的，是这些时刻不能与家人分享。

陈曦在北京的一所学校读研究生，2022年7月毕业，留在北京工作，而她的老家在黑龙江，从北京回黑龙江要隔离，从黑龙江回北京也要隔离，但她还要实习、写论文、找工作，不能耽误这么长的时间。她的父亲在多年前过世，她没回家，妈妈只能一个人过年。

在第三次去男友家过年之后，陈曦和男友商量了一下，在2022年结婚。那场婚礼可以用“兵荒马乱”来形容。准备婚礼时，决定在男友的老家成都举办。前脚刚订好酒店，后脚成都举办大运会，要征用酒店。因为各地出现的病例，旅行结婚、度蜜月也泡汤了，伴娘和伴郎都困在家里出不来。

到了婚礼当天，只有不到40位亲友参加，大部分是丈夫那边的亲戚。陈曦这边只有妈妈、舅舅还有一位阿姨出席，九十多岁的姥姥本来想过来，大家害怕她感染，没让她一起来。那天，阿姨用手机拍了好多视频，给姥姥直播结婚的场景。姥姥发来一串语音，不断喊着陈曦的小名“婷婷”。陈曦感到难过，她好想让姥姥见证她的幸福。

林嘉沫生小孩的那天，因为台湾的防控政策，只允许一个人进产房，林嘉沫的婆婆害怕感染，一直没有来，林嘉沫的父母也无法来台湾。在产房里，两个新手家长面面相觑。那天的感觉，除了疼，还有恐惧，丈夫比林嘉沫更恐惧。她是剖腹产，医生在一旁说，“小孩的头已经出来了，爸爸看一下”，林嘉沫用余光看到，丈夫蹲在自己旁边，头埋在床单里，根本不敢抬头。林嘉沫又想笑又想哭，如果是妈妈在这里，情况会不会好一点？

现实里唯一的陪伴来自丈夫。有段时间，丈夫开车带着她和孩子到喜欢的餐厅门口，把食物打包带回车上，大人沉默着吃东西，小孩在后座的安全座椅里睡觉。台北的雨季来临后，几乎每天下雨，潮湿又闷热，丈夫会开车四五个小时，带着她和小孩从台北到花莲晒太阳。但那些时刻，她总是忍不住做出一个假设，如果是在有很多亲人的宜春老家，如果是在朋友很多的上海，自己会在做什么。

在林嘉沫最需要家人的时候，家人不能陪伴她，杨俊俊则是反过来。2021年，杨俊俊的舅舅得了癌症，妈妈跟舅舅的感情很好，最后几个月是妈妈在照顾他。在老家的那栋老房子里，妈妈住二楼，舅舅住三楼。杨俊俊每天跟妈妈视频，看着妈妈从焦虑一点点变成绝望，直到舅舅去世。

杨俊俊一度想回家，但被家人劝了回去。后来跟妈妈视频时，妈妈不断说着自己的内疚，她觉得自己没有及时发现舅舅的病情。舅舅过世之后，有大半年的时间，妈妈提不起精神，一直在生病。有一次，妈妈说，“不敢去三楼，每次去三楼都会想到他”。杨俊俊很心疼，“我妈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在她身边”。

回家的路，长大的路

睡在家里，赵鑫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心。在南京生活时，床是柔软的，枕头也是最舒服的，可是他总会熬夜到凌晨一两点再睡觉。躺在农村有些硬的床板上，他九点钟就可以睡着。关灯之后夜晚黑得像墨，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只有偶尔能听到遥远的汽笛声。

老家和新年，像是一个强制性的休息室，不管有多忙碌，事情有多紧迫，也一定要停下来，回到出发的地方，独一无二的心安之处，重新休整。这段日子，赵鑫睡了这几年来最好的觉，心里的焦虑也缓解了，不再急着做事，心里想，今天做不完就明天做，明天做不完就后天做。

最重要的是，他终于见到了爸爸。距离上一次在现实中见到爸爸差不多两年了，视频里只能看到脸，看不到全身，赵鑫猛然发现，爸爸好像变矮了，后背佝偻着，走路不像以前那么麻利，得稍微把头抬起来，以一种仰视的视角跟自己说话。

爸爸老了，智能手机用不习惯，一直在问赵鑫该怎么用。农村老家的自来水冬天冰冷刺骨，到晚上7点就停了，爸爸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赵鑫买了一台机器，调试了两天，家里终于有了全天都可以供应的热水。回家的这大半个月，他一直在忙前忙后，把家里能修整的电器都调试好，赵鑫有时候感到恍惚，小时候，父亲才是那个忙碌的人。

经过连续13天的隔离后，林嘉沫也终于回到了宜春老家。整个回家的过程，她累得筋疲力尽，不管是耐心还是体力都所剩无几。与此同时，大面积的感染潮也来临了。家人一个接一个喉咙痛、嗓子哑、发烧，林嘉沫和爱人、小孩在台湾已经阳过，成了家族里少数还健康的人。接下来的半个月，抢退烧药、照顾家人的同时照顾小孩成了她和爱人的新任务。

林嘉沫仿佛成了一个“大家长”——先是照顾了感染的父母，然后去照顾外婆、外公还有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姨妈。

小时候，外婆是最疼她的人，外婆跟她有一个秘密基地，所有的零食、好吃的，外婆都放在老房子一个三角的电视柜里面。打开柜子，那里永远会有最大的水蜜桃，最甜的草莓，外婆能买到的最贵的巧克力。没结婚的时候，林嘉沫过年回家，先跑到外婆家，抱着外婆，跟她说，“我回来啦！”

这几天，爱人已经带着孩子回了台湾，本来也想让林嘉沫跟着回去。按照她以前的想法，过年好像没有多重要，有几年她还趁着春节，自己出国去玩。但因为这几年发生的事，她跟爱人说，自己先不回去，“天塌下来了，我也要陪外婆过完这个年”。

对这些三年没有回家的人来说，回家的路，又是长大的路。疫情三年改变了很多事情，许多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人经历了人生的重要时刻，突然从一个孩子变成成年人。在回家之后，他们意识到家庭就代表着无法分割，需要对别人的人生负责，到了新的阶段，就要接过重担。

在澳洲的几年，杨俊俊觉得自己逐渐向一个中年人过渡，刚来时他28岁，今年32岁，疫情的第一年，他跟在澳洲读书、毕业的女朋友结婚，第二年生了小孩。成为爸爸的同时，他也意识到了儿子的责任。他跟爱人本来决定在澳洲定居，现在开始犹豫，父母以后要怎么养老，是自己带着爱人孩子回国，还是让父母也到澳洲生活？他还没有想到太好的答案。陈曦也说：“疫情前我还是一个学生，还什么都不懂，疫情之后我都结婚了，已经上班了，感觉突然就长大了。”

无论如何，他们都可以好好地过一个年了，一个比以往更自由，有了更多希望的新年。

从岱山出发的前一天，钟玲玲在抖音上刷到了20年前的春运视频，还没有建设得很好的路上，摩托车大军带着家人、年货，日夜赶路，还有一个孕妇，也坐在摩托车上，跟爱人一起回家过年。看完那个视频，钟玲玲失眠了，“读书的时候觉得春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结婚之后，春运跟我关系很大”。

第二天一早，全家出发，她和丈夫轮流开车，大家先是戴了两层口罩，开了一段路，摘掉一个，又开出去一段路，另一个也摘掉。她打开车窗，感到海边湿冷的海风离自己越来越远，越到内陆，空气越干燥温和，高速两边的植被迅速从眼前掠过去，远处的风景从湖泊、平原变成山川。

家越来越近了，到高速上，钟玲玲看到四川和重庆的车牌，就觉得好亲切，“我都很想跟他打招呼，问他你是不是要回家”。离家越近，想回家的心情就越急切，到最后的那一个小时，钟玲玲忍不住嫌丈夫开车慢，连续说了好几遍：“开快点！”

家，就在前面了。

（除杨俊俊外，文中其他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