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年中国经济：修复中蕴新生

实体经济升级发展，鼓励“专精特新”企业，在高科技领域中更好地实现新基建带头作用等，均可对2023年的经济增速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图/视觉中国

文｜《财经》记者 张明丽实习记者 李骞

编辑｜王延春

农历虎年即将过去，兔年新春正在来临。在历史的长河中，2022年注定会留下不平凡的印记；人们对2023年的经济生活恢复常态也因此更充满期望。

这一年，疫情依然从方方面面困扰着生活，世界面临能源与粮食危机，全球经济在不确定中跌撞前行。在疫情、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挑战、通胀压力等多重冲击下，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仍不乐观。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均衡性愈发突出。当前全球经济还未真正复苏，2023年外需拖累严重。

2023年新起点下，托底政策“累积效应”或将显现；稳增长加码势在必行，数字经济加持下，制造业投资或成最亮丽的宏观指标；消费修复成大势所趋。期待2023年能履险蹈难、行稳致远。

《财经》记者采访了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三位经济学者，从他们的视角展望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财经》：您如何判断2023年经济发展走势？2023年经济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刘元春：在政策科学化、新稳增长政策持续推动、新动能持续成长三重因素共同作用下，2023年中国经济会进入持续稳定复苏的状态。

考虑到2022年国内国际环境依然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大，疫情冲击仍有不确定性，欧美经济依然存在二次硬着陆的可能。2023年经济增速目标设定为5%-6%比较合适，因为如果2023年经济增速过低，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难以感受到经济复苏的成果，也难以摆脱经济持续下滑的狂潮。即使经济增长5%，离我们潜在经济增速还有一定距离。

但目标增速也不宜设置过高，因为疫情冲击带来的问题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外部环境的恶化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消退的。我们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不是短期就能化解的。因此我们必须有保有压，稳中求进，要保持一定政策空间，同时也要为化解相关问题保留相应的调整空间。

2023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几大挑战。第一，疫情管控优化后，疫情在流行期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冲击，如何管理好流行期向常态化的过渡期是重点。第二，欧美经济是否出现第二次衰退。第三，俄乌冲突是否升级，进而加剧全球地缘政治压力。第四，房地产能否逆转下滑态势。第五，在经济和土地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投融资平台是否会出现违约现象。

姚洋：我对2023年经济持乐观态度，结合目前疫情形势，一季度是调整期，1月底将进入疫情高峰期，随后疫情平稳。二季度疫情好转，经济将开始复苏。目前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北京疫情高峰期一过，大家就会走上街头，成都足球赛人山人海。

我认为2023年消费会反弹。过去几年，尤其是2022年，消费低迷，在低基数基础上反弹很容易。并且老百姓的消费欲望憋了三年。乐观假设，2023年“五一”假期消费就会有较大反弹。政府能加把力更好，比如把“五一”假期凑到七天，这样消费反弹的趋势会更明显。

我建议2023年经济增速目标定为5.5%。5.5%是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疫情三年经济的平均增速为4.3%左右，远低于潜在增长速度。按照这个速度，我们达不到2035目标。

我担心的是政府看到经济过热又进行调控。我建议政府的政策宽松一些，这里的宽松不是财政货币政策，而是政策整体要宽松。既然疫情防控措施优化了，政策就应该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中国不像其他国家主要靠财政、货币政策调控，诸如房地产等其他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更大。如果2023年出台更多地产鼓励政策，房地产行业可能会复苏。房地产占中国经济的比重约17%，2022年房地产销售下降超过20%，房地产停止下跌就是对增长的贡献。

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2.3%，在此基础上2021年经济增速8.4%，我预计2022年经济增速3%左右，情况类似2020年，基数较低。2023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6%还是有希望的。如果按照两年平均潜在增长速度5%来计算，2023年经济增速得达到7%。无论如何计算，2023年经济增速达到5.5%-6%应该没问题。

贾康：2023年经济大概率回升，但可能有个消化期，主要消化疫情防控措施调整后疫情高发风险和重症病人出现的压力。专家预测，高风险期约为1个-3个月，因地而异，据说北京已基本过了高峰期，天津正在高峰期，将很快过去。总体来说，2023年一季度各地高峰期将陆续见顶，二季度经济指标正对应2022年二季度低谷状态，同比指标将很好看。如果三季度、四季度能乘势发展，贯彻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和二十大精神，2023年经济有望明显提升。

我建议2023年增速目标定在6%左右或6%以上。2020年、2021年两年复合年均增长率5.2%，比2019年6.1%低了接近1个百分点。如果2022年经济增速能超过3%（大概率不会超过3.3%），2023年经济增速达到7%，两年复合增长率也只是略超5%，还没到达理想区间。在“十四五”最后两年，我们还要努力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中提升经济增速。

当下的一个挑战，是各地如何面对疫情防控措施调整后的压力。其后是如何对接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要得到实质性贯彻。首先，中央对一些行业做出了明确指导，比如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必须得到健康发展，形成从短期到中长期的健康发展新模式。其次，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并有针对性地纠正有关两个毫不动摇的错误认识。再次，振作数字经济平台，尽快推出一批绿灯项目。最后，实体经济升级发展、鼓励“专精特新”企业、在高科技领域中更好地实现新基建带头作用，用创新引领发展，等等。这些都值得期待。

《财经》：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将首先从哪些方面影响经济发展？哪些领域可能率先复苏？

姚洋：疫情依然面临反复不确定性风险。我们要抓紧时间提高疫苗接种率，科学研究证实，打过疫苗的人症状会轻一些，但疫苗有效期只有半年，到今天，很多人体内可能已经没有抗体了。如果我们能躲过春季传染高峰期，按照传染病学家的估计，到2023年中，新冠就会变成普通感冒。

我对消费领域复苏持乐观态度。过去几年，服务业PMI（采购经理指数）一直低于荣枯线，2023年二季度服务业PMI很可能超过荣枯线，制造业可能略差，2023年出口情况不会太好。但如果国内的消费需求上来，制造业不会落后太多。

刘元春：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会直接导致流行期的到来，各地可能会轮流出现疫情高峰，从而对经济社会秩序带来冲击。但是大家能从疫情优化中看到2023年经济复苏的趋势，从而提升信心。

高峰期一过，全民免疫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恢复，社会交易和社会交往将常态化。疫情造成的交易停滞、社交分离等状况得到改善，基础性服务行业，如餐饮、旅游、娱乐等可能会得到补偿性，甚至报复性的消费。

贾康：首先会促进复工复产，消费端将明显出现复苏趋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到的房地产业，现在是“冰火两重天”，“火”的一端将会先复苏，比如深圳、杭州等地已有复苏迹象。数字经济平台方面，要关注绿灯项目如何推进，政策要引导和鼓励平台振作起来，更好地实现创新发展。实体经济里，国家政策支持的“专精特新”企业会带头复苏。同时疫情仍在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我们要全力救助重症患者，降低死亡率。

《财经》：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还将持续多久？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三重压力是否会有好转？

刘元春：三重压力在经济体系上有进一步抬头的趋势，特别是在疫情大面积暴发的压力下。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国家新一轮稳增长政策的出台、疫情流行期的平稳度过，需求不足和预期减弱等现象在二季度可能会大面积消退。但是供给冲击依然会面临着不确定性，尤其是大宗商品、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动，值得关注。

姚洋：我们基本不会再面临供给冲击。此前的供给冲击主要来自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冲击，尤其是美国高端芯片（小于14纳米）的断供。但现在美国在讨论将断供范围扩大，如果落实，这将是我们面临的新供给冲击。

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是紧密联系的。企业的信心、预期和需求高度相关，预期跟着需求走，需求上去了，预期就好了。所以2023年的牛鼻子还是需求，需求中消费是主体，而不是投资。2022年我们靠投资托底经济，2023年投资不太可能比2022年更好，还是要把希望寄托在消费复苏上。

贾康：这要看我们怎么认识三重压力。2021年下半年三重压力较为突出。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常务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已经指出，除了客观因素造成的压力之外，还有主观方面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现在实际上已经处于纠偏的过程中。

从反思合成谬误来看，不能只强调从严从紧防范风险，而是要把防风险和稳增长对接好；从分解谬误来看，中央特别强调，要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能简单地走极端、把系统工程碎片化，比如“双碳”目标就是持久战，不能打成突击战。如果能坚持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中央精神，纠偏两个谬误，我们就能更好地应对客观压力，2023年这三重压力就会得到明显消解。

《财经》：您认为如何修复市场信心、消费信心，从而撬动内需？

姚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23年要促消费，关键要配套切实可行的政策。

我建议，第一，把“五一”小长假延长，向老百姓传达鼓励消费的信息，短期内可以给旅游行业免税，让旅游价格下来，有利于形成“五一”消费高峰，即使消费高峰过去，也有利于鼓励消费信心。

长期来看，政府可以给老百姓发放现金和消费券。通过计算，我发现发消费券比发现金作用更大。

2023年老百姓可支配收入预计为66万亿元，如果发放1.4万亿元现金，相当于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12%，居民消费倾向是70%，多发放1.4万亿元现金预计增加1.48%的社零。社零不是最终消费，换算成消费，消费将增长1.04%。消费占GDP的65%，换算GDP将增长0.68%。也就是说，发放相当于GDP1%强的现金能够让GDP增长0.68个百分点，弹性尚可。

如果发消费券，相当于给商品降价。发消费券不要指定用途，否则会造成不匹配，消费者可能抢到电视消费券，但家中不需要电视，这就造成了浪费。按照以往经验，如果发放指定用途的折扣券，兑现的比例只有60%，发放消费券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但是如果不指定用途，按照20%的折现比例来计算，就有5倍的杠杆作用，相当于给7万亿元的商品打折。根据统计局数据，中国全年零售是44万亿元，相当于对全部零售额打折3.18%。价格一旦普降3.18%，能刺激多少消费？价格弹性在0.7%-0.8%，零售会增加2.2%-2.54%，按照70%转换成消费、消费占GDP65%来换算，GDP可以增长1.1%-1.16%，高于发放等额现金。

发放消费券比发现金好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发放1.4万亿元现金在老百姓的全部收入中占比较低，而居民近几年的消费倾向不高，只有70%。

为什么此前消费券发放效果不明显？第一，消费券发放的量太小。以南方某省为例，只发了2亿-3亿元的消费券，而该省的GDP有五六万亿元，消费券的占比不到万分之一，即使大家都去领，也不会有太大效果。第二，指定消费品种。要给大家发消费券，就要让消费券什么都可以用。对老百姓来说，如果消费券就是现金，他们为什么不用？所以消费券的使用方法还得改变。

贾康：修复市场信心最首要的是使民营企业提振信心。前面已提到，中央特别强调要纠正关于两个毫不动摇的错误观点，建议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批驳一些代表性的观点，比如民营企业离场论、底层逻辑改变论、新的公私合营论。以及望文生义地援引《共产党宣言》而来的消灭私有制的论断——我们已经论证了消灭私有制是误译，尽管已经正式发表论文，但宣传力度还不够。《共产党宣言》中德文原文应译为“扬弃私有制”，“扬弃”的主体就不是简单的被消灭，而是汉语中破茧成蝶、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之意。怎样扬弃私有制？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专门讲到，股份制会带来资本私有制的扬弃，进而可在联合劳动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中央文件早已明确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民企国企不是谁进谁退的问题，而是都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下共同发展，混改是长久的共赢之路。如果把这些说清楚，民营企业就能感受到对它们不利的意识形态层面的风险得到消除。

要撬动内需、增加消费信心，首先要让经济景气度回升，就业稳定和增加，因为消费是要依靠收入的。从根本上讲，消费的支撑力来自有效投资和有效投资带来的就业岗位，这些投资和就业能够支撑住我们经济运行的基本大盘，也托住了基本民生大盘。劳动者能得到就业机会和收入，才有持续的消费能力。

还需要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做更多改革，进一步推动社保体系的进步。如果养老、医疗、住房、子女得到义务教育等基本保障方面没有了后顾之忧，民众边际消费倾向就会得到提升，就不会有这么高的储蓄倾向，消费潜力就会进一步体现出来。

同时各地可以酌情推出刺激消费的辅助措施，比如发放消费券，以及对低收入人群定向扶助。政府有责任为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托底，让他们有能力消费。

刘元春：要提升市场信心，首先要从制度层面、法制层面以及宣传层面鼓励发展民营经济、鼓励资本有所为。其次要将二十大精神落实到具体案例上，包括对平台经济支持、对于民间投资的进一步优化、对消费的扶持等。要根据疫情状况，适时出台让市场主体有获得感的政策，通过扩大内需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短期有明显回升，同时让市场主体的订单及盈利情况在短期有所改善。信心和预期的逆转需要中长期的改革和制度化建设，也需要切实落地短期政策。

在撬动消费和内需方面，第一要通过疫情补贴，尤其对一些特殊阶层补贴，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第二，要根据疫情暴发规律，因地制宜出台一系列消费刺激政策，比如根据各地的文物创造消费场景来刺激消费。第三，要稳住市场主体，在就业方面下足功夫。没有就业，大量的失业人员和新增劳动力就没有收入，也就不可能消费。第四，要选准一些消费弹性较高、具有消费刺激潜力的商品，重点出台相应消费政策。比如说对于新能源汽车要进一步地进行补贴，再比如房地产的装修家具等行业要配合保障性住房和房地产政策的调整。同时，对于绿色消费可以采取刺激性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下功夫，提出基础性的制度改革方案，用短、中、长期的刺激方案和改革政策相互配合，全面逆转居民对未来收入、对未来消费可获得性的预期调整。

《财经》：2023年如何保就业、稳民生？

刘元春：2023年，稳增长是稳就业的基本前提。2023年就业形势会比2022年更严峻，2023年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2023年GDP增速不能低于5%，最好超过5.5%，这样能新增1200万-1300万个就业岗位。

第二，我们需要建立专门的就业机制，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农民工的就业，要有专门的项目工程，建立分层次体系，使传统经济难以吸收的就业在新工程上实现就业。另外，我们要在教育机构、政府和党政事业单位中进一步提升就业空间来缓和2023年的就业压力。

姚洋：就业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经济不景气，就业不可能好。国外政府替企业发工资来保就业，这在中国不现实。如果想复苏经济，延续减税政策是必要的。

我判断，2023年二季度开始，服务业会出现新的中小企业。如果政府能给新注册的企业免一年税，对就业帮助会非常大，很多人可能会自己开店。

贾康：稳民生首先要抓好发展这一要务，做大蛋糕是最根本的，有了就业机会才能解决基本民生问题。所以我们要让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从初始环节焕发活力、振作精神、提升信心、改善预期。应该从投资的有效性发力，使就业机会充足，老百姓有更多收入，才有更多消费、更合意的民生改善。

《财经》：全球供应链紧张在2023年是否还会持续？

贾康：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俄乌冲突以后能源、大宗商品原材料等供给情况，特别是能源。不过，俄乌冲突在能源方面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不太大，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方面有双方互利的需要。另外，中国可以在多边关系中消化很多国际能源、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中国跟全球多个国家做生意，我们在双循环中的腾挪空间也有不小弹性。

我们要密切关注供应链方面可能出现的一些不良的挑战、问题和压力。但是只要中国坚定地继续拥抱全球化，中国跟全世界做生意的腾挪空间依然很大。美国压制中国，往往却给别的国家腾出了空间。

刘元春：供应链紧张主要与疫情有关，随着“新十条”的出台，我们在流行期要高度关注供应链。在常态状况下，中国的供应链一直具有很强的弹性和韧性，因此不必过度担心。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过程中，要防止欧美脱钩对一些关键零部件和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的环节带来的冲击。

总体而言，我认为2023年整个供应链不会进一步的恶化，但是也不会完全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姚洋：不会的。唯一担心就是芯片领域，除非美国扩大对中国芯片领域的限制，否则不会有太大的供应链紧张问题。

《财经》：2023年提振经济，财政货币政策如何发力？

刘元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确定了财政货币政策的定位，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在财政方面，要在专项债、加息方面加大力度，从而加大对基层“三保”工作的支持，也就是说财政的积极程度要进一步提升，在一些重点领域要进一步强化。

货币政策的精准有效首先体现在其稳健的内涵。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社融的增长速度要与名义GDP的增速相匹配，就意味着2023年M2和社融的增速与2022年相比要提升1.5个百分点左右，才能够保证总体流动性充裕；更重要的是还要结构性地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宽松力度。2023年也不排除一定程度的降准，甚至降息的可能性，这取决于整个通货膨胀和经济复苏的状况。

姚洋：以往一提财政政策，就是大头基建，带一点其他支出。2023年我对财政政策的期许是多发力消费。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大，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动用货币政策的结果是钱淤积在金融部门里，实体经济却不需要贷款。2023年如果经济复苏了，货币政策只要能跟上复苏的步伐就行，不要看到经济热就立刻回撤。总体而言，货币政策要和经济复苏相适应。

贾康：首先要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加大力度，提质增效，财政应该明确提高赤字率的选项，2022年是2.8%，我认为2023年应该提到3%以上。赤字没有其他资金来源去弥补的时候，就只有发债来弥补了，可以在安全区内多发一些公债、同时以机制创新使资金运用时更多地发挥乘数效应。

货币政策一定要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不能简单地看广义货币供应量跟GDP之比，还是要更多关注客观发展需要和阶段性突出矛盾的解决，只要能控制中国的物价，那么所谓广义货币供应量过高只是从一般逻辑观念上来说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真的是广义货币供应量过高了，会在物价上升方面有所表现，我们可以紧盯趋势综合掌握。

《财经》：目前投资的边际效益越来越差，还能继续依靠投资稳经济吗？

姚洋：投资的边际效益越来越差，我们已经不能寄希望于投资高速增长了。2022年中国投资增速大概10%。基建投资主要由政府完成，2023年基建投资不一定超过2022年。2022年中国制造业投资高与出口情况好有关，但2023年出口情况不会太好。2023年制造业投资预计要等到下半年经济复苏态势明确后，才会有大幅增长。

2022年GDP增长大概为3%-3.5%，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大约为1.5%，投资拉动经济增长1.5%-2%。2023年投资能拉动GDP增长2%就很高了。2023年如果要达到5.5%的经济增速，3%的增长要靠消费拉动，换算下来2023年消费要增长4.6%，这个数据比较容易达到，在疫情之前，我们每年消费都增长7%。

总之，我们不能在投资方面寄予太大希望，还是要把精力放在促消费上。

贾康：对有效投资来说，中央强调的新基建是一大重点。新基建又会带动老基建，例如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数字化的充电桩系统，特高压输变电的数字化的发展，5G网络的进一步建设等，都需要带动很多的传统老基建做配套。

另外，中国的高铁、高速公路网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几十个数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中心城市，需要学习国际上高水平的中心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经验，比如学习纽约、东京、巴黎、慕尼黑等城市建设的中心区域轨道交通网。中央提出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是符合基础设施建设客观规律的。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特色小镇、新区开发等，都是有效投资的选项。老百姓特别关心的老旧小区改造也是重点选项之一。中国有将近700个大中小城镇，不少老旧小区都需要加装电梯。相关的钢材、水泥、劳动力、技术、管理能力等生产要素是充足的，我们只需要把规划做好，并很好运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机制创新，积极将这些有效投资的空间利用起来。

第一要义是要止住房地产投资加速下滑的态势。第二是要全面逆转市场主体的信心、激发民营经济的内生动能，使目前民间资本投资增速过慢的局面有所改善，让资本在预期逆转中更加积极有为。第三，财政要将投资在扩内需中的决定性的作用发挥得更好。投资总量要保持2022年政府投资速度，这需要在总量上进一步扩容，在新基建和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要有更大力度的投入，保障社会底线要更加有力，在社保支出上要进一步加大，在一些关键项目的投资上面也要保持力度。从2023年来看，扩投资的空间依然存在，但关键点还是在房地产和民间投资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