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男人为什么都钟爱粉色围裙

很难不怀疑，你们川渝男人是人手一件粉色围裙吧？川渝男人的贤惠，到底是一种错觉还是事实？

这几年，川渝男人时不时就靠着“贤惠”在网上小火一把。

不久前，一段名为“这是来自川渝男人满级装备的压迫感”的视频，在各大平台传播。视频名字起的威风凛凛，点进去才发现是“当代娇夫文学”。

拍摄地点是四川宜宾，占据麻将桌四方位置的是清一色的妇女。她们专心致志地摸牌出牌，麻将桌之外的一切，仿佛都与此时此地的她们无关。

和坐在麻将桌前悠然自得的女人相比，一大群男人们系着同款粉色小围裙，要么排排站，抽烟聊天，要么忙前忙后帮衬厨房。

打眼望去，一大片惹眼的、梦幻的粉色和一群老男人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看完视频只能说，四川男人是懂“压迫感”的。

这不是个例。

在四川，粉色花围裙不是某一个年龄段男性的专属，而是上到老头，下到刚结婚的小伙子、回家探亲的男大学生，只要下厨，必得换上。

今年1月6号，川渝地区的B站UP主永琪吗分享了自家做饭的“奇观”。狭小的厨房里，挤了五个穿着同款花围裙的不同辈的川渝男人。五个男人围着灶台，一人颠勺，四人围观。场面一本正经又透出一股好笑。

一模一样的围裙，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不是买鸡精或者猪饲料时送的。

评论区更热闹了。“我澄清一下，在我们四川，男的不会做饭是要抓起来坐牢的”、“川渝男人穿最粉的衣服，按最猛的猪”......

这些互联网上随处可见的川渝男人的段子可能有夸张和抖机灵的成分在，但种种迹象都在表明，由来已久的“川渝男人耙耳朵”似乎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在四川方言里，“耙耳朵”形容的是怕老婆的男人。不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成都街头，随处可见的偏三轮也叫这个名字。

这种偏三轮就是在自行车后架上焊了一个独轮车斗，远远望去，突出在外边的车斗仿佛给自行车装上了一对耳朵，因此得名“耙耳朵”。

另外，卖力蹬自行车的通常是男人，他们的妻子则往往坐在车斗上欣赏沿路的风景。偏三轮的名字就这样成为川渝男人的代名词。

川渝一些地区的男性还更喜欢做家务。智联招聘基于八万余份有效样本撰写的《2019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全国范围内，女性仍然是承担家务的主力。

但是，唯独在成都，男性投入在家务上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女性[1]。

不仅仅是家务，川渝地区还有不少现象可以反映那里男性的家庭“弟位”。

比如，家庭称谓也是反映家庭地位的一面镜子。中国绝大多数地区都习惯叫“爸爸妈妈”，“父”在“母”前。但唯独这里叫“妈老汉儿”[2]。“爷爷奶奶”也被调换了顺序，改成了“婆婆爷爷”。

与父母、爹妈等词结构不同，四川地区女性在前、男性在后的构词手法，体现出当地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习惯。

当然，全国各地肯定不乏宜室宜家的“小男人”，四川地区也不乏“唯我独尊”的大男子主义者。但大众印象里，比起其他地区，川渝男人贤惠的概率似乎更大一点。

那么，四川这片文化土壤到底有什么神秘力量，滋养了这片土地上的男男女女？

这些年，关于某某省份男性怕老婆的江湖传闻，我们听过太多了。形成这种模糊印象的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历史因素。

比如，“东北硬汉”怕老婆，可能和当地高人口流动率带来的高离婚率有关[3]。

川渝地区，也确实有一些后天优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川渝地区的宗族力量相对其他地区要弱。这意味着川渝女性受到来自家庭和宗族束缚的可能性更小。

为什么说宗族力量会影响女性的家庭地位？

事实上，宗族具有父系血缘、男权主义以及从父从夫居住的特征[4]。它使得婚姻家庭关系带上了“男外女内”和“男主女从”的色彩，以至于女性更容易被认为需要在家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孝敬公婆。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已婚妇女所在村庄的宗族文化越强，就会增强个人的传统性别观念和家庭观念，进而降低她们的劳动参与水平[4]。

提到宗族力量强的地方，第一个出现在你脑海的可能是福建和潮汕地区。的确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前闽北、闽西的宗族共有田占到了耕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沿海各地也在20%-30%之间[5]。

在潮汕地区，旧时的“返厝”习俗规定，新娘只有在“三返厝”之后才能自由活动，否则活动受到限制，还会遭受乡亲的非议[6]。

宗族对女性地位的影响还体现在生育的性别选择上。

有学者研究发现，性别比失衡严重程度的空间分布和宗族文化强弱的空间分布大体上具有很高的重合度。在宗族文化更为流行的湖南、江西、华北以及华南地区，当地重男轻女的思想更严重，性别比异常偏高[7]。

四川的宗族力量则刚好相反。

研究者们通常用是否有祠堂和家谱来测量宗族力量的强弱[8]。

从研究结果来看，四川地区的宗族力量确实不强。在纳入的25个省份中，无论是家庭所属宗族有祠堂的比例，还是有家谱的比例，四川的排名都在倒数第四位[8]。

那么，为什么四川的宗族力量这么薄弱呢？

宗族力量的强弱往往与人口迁入的历史有关。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现在居住在此的人口的祖先迁到此处的时间越早，那么这个地方宗族聚居的程度越高，宗族力量也更庞大[9]。

而四川恰恰相反，它在历史上是一个移民大省。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得四川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均遭到破坏，人口更是锐减[10]。

四川现在居住的人口基本上都是清朝初年“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当地村庄的历史很短[5]。

移民本身的流动性阻碍了以固定的聚居为基础的宗族组织的发展，因此，虽然在清朝之后四川的宗族组织有得到重建，但它们的发展不如其他地方[10]。

历史上的人口流动导致了四川地区宗族的破碎，这种影响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因此，在四川这样一个移民社会里，宗族要么是破碎的，要么就是未能发育完全。在这种情况下，四川女性才得以从束缚她们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没有强大的宗族力量的约束，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都要小得多。这样，男性在穿上他们的粉色围裙时，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

宗族原因固然从观念上解放了川渝女性。然而，现代社会中决定男女地位的基本因素，更重要的是男女对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程度[11]。

对于川渝女性来说，婚姻生活中的底气，是自己的钱包给的。所谓四川男人怕老婆背后，可能是几代川渝女性更大的牺牲和付出。

很长时期里，川渝女性的家庭收入不亚于男性。

据考证，清朝前期四川是粮食输出大省，纺织业并不发达。但是在清中期以后，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了对于棉纺织品的大量需求，由此也促成了四川棉纺织业的兴盛[12]。

在1926-1934年间，四川的棉纺织业进入极盛期，本埠三十里内小厂数量三千，纺织机共计两万四千台，宽窄布合计产量达百万匹以上。这一时期，四川的棉纺织产品远销周边各省，且仍有供不应求的趋势[13]。

四川的棉纺织业保持了长时间的兴盛，也极大影响了女性的家庭经济地位。在反映清代四川农民社会生活的竹枝词中，女性在纺织业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无论是“侬家十五自当家，昼纺木棉夜绩麻”，还是“数九寒天不出家，一冬生计在棉花”[14]，都说明了四川女性从事的纺织业在家庭收入上的贡献。

从数据来看，棉纺织业对于女性在家庭中的收入相当重要。

在18世纪中叶，一个既纺纱又织布的妇女一年工作210天就能挣得大约12两银子，这个数字略高于男性在最佳条件下务农获得的收入的中位数，并足够养活自己和五个孩子[15]。

在棉纺织业地区，女性成为一家之主的可能性也更大。

上世纪四十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在成都平原考察家庭手工业时，发现作为家庭机房老板的当地妇女杜二嫂，不仅被看作女人和主妇，更以老板和主人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16]。

棉纺织业对于女性的社会地位还有着长期的影响。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全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21.21，但四川和重庆的性别比却只有112.98和113.80[17]。

不只棉纺织业，四川女性在农业上的参与率也非常高。

社会学者在四川乡村的调查发现，妇女参加农业劳动在该性别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了88%[18]。另一项对四川三县的调查也发现女性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占一大半[19]。

这样的趋势被称为“农业女性化”，它提高了女性的家庭决策权和主体性，女性在农业生产、人情往来和土地流转等领域都开始了自主决策的进程[20]。

例如，在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的农户家庭样本中，妇女已基本控制着农业生产的实际决策权，成为家庭农业生产的主导力量[19]。

另外，劳动力转移的进程也正在发生。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地域选择行为上，性别具有显著影响，男性倾向于异地转移，女性则更倾向于就地转移[21]。

出于照顾老人和子女陪读等家庭方面的考虑，女性选择留在本地。与此同时，留守家庭主事的权力也由女性接替过来。

女性主事的权力不仅体现在家长里短的决策上，就连是否继续维系婚姻也更多由女性主导。

有研究发现，四川某市763份农村家庭离婚裁判书中，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有530例，占到总数的将近70%，而且很多理由和钱有关[22]。

这样看来，所谓的惧内，不过是川渝女性靠着自己的付出和贡献，为自己赢得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今天是大年初二，听说已经有川渝男人按捺不住换上了买鸡精新送的崭新围裙，在厨房磨刀霍霍，大展拳脚一秀厨艺了。不出意外，过不了几天，吃瓜网友们又能在网上欣赏到新鲜出炉的小短视频，感叹川渝男人这该死的魅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