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

300年前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就说过：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30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这句话，深感他的思想深刻。这句话所发出的光辉，至今还能照耀人类社会，帮助许多人觉醒。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社会不平等最生动的描述。古今中外有无数仁人志士为减少不平等思考、奋斗。社会中总有慈善家用各种办法救济穷人，缓解他们的痛苦。但是最彻底的办法是财产的公有化，以完全消灭贫富造成的不平等。

这就是财产的公有制。这些思想中影响最大的无疑就是100多年前的马克思的设想。他的学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百年来成千上万的人为此奋斗，甚至牺牲了生命。

到现在，轰轰烈烈的时代已经过去。冷静下来后，大多数人逐渐认识到这个主义的毛病，依然信奉人越来越少了。但是仍然会有人问，财产共有的其他方式是不是还有开发探索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重温洛克的这段话，也许能帮助我们理清一些思路。

是什么人赞成财产的公有制？未必是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给大家享受的人，恰恰相反，是那些希望通过财产公有制分享他人财产的人。公有制实际上是分享他人财产的制度，是用各种似是而非的道理分享别人的财产，明抢暗夺他人财产的制度。

财产的所有权并不是空洞的，是有实质性内容的。财产的主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或者用于消费，或者用于投资。消费或投资也有多种选择。这些选择的决定权在所有者的手中。

对于公有财产来说，谁有权对选择做决定？如果公众都是所有者，该谁说了算？实际上谁说了也不算。所以公有制是一种无法实行的制度，是一种欺骗人的制度，在现实中是由公众委托的代理人来执行所有者的权利。因此公有制在实行中是代理人所有，也就是官员所有。于是，公有制变成了官家所有的官有制。

由于公有制，国家建立了许多公有企业，称之为国企。国企应该是全民所有，但是事实上绝大多数人没有品尝过当国企主人的滋味。名义上国企是委托给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去管理，但实际上几乎变成这些管理者的私产，也就是说，把人民创造的财富通过公有化，变成了少数国企管理者的私产。

证据是，国企的利润不用上交，全部留作自用。一直到前三年，才规定国企利润上交，但是比例很低，只要求上交利润的10%，到2020年上交的比例才会达到30%。

其实，最初国企利润是全部上交的，但是这样一来，管理者就没有了创造利润的积极性，所以规定可以不上交，用以鼓励国企管理者的积极性。这说明，国企已经私有化了。国企的所有者管不了管理者，只能用私有化激励管理者的积极性。某种意义上，国企是通过公有制输送公有资产给私人的管道。

近年来的反贪运动发现大国企普遍存在贪污腐化问题，而私企就没有这些问题，这更说明国企是输送公有财产给私人的管道。

比较国企和私企，私企的资产是属于某个个人的。对私企财产的侵犯，就是对某个私人财产的侵犯，而谁也不会允许自己的财产无缘无故地被侵犯。所以贪污分子想在私企里作案很难得逞。但在国企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国企资产的主人是全国人民，它实际上一定是缺位的。事实上起监管作用的是主管国企的政府官员。他们是代理者，不是真正的主人。没有任何一种机制能够确保代理者尽心尽责，所以国企必定是问题丛生，贪污腐化，防不胜防。最终国企必定会变成把公共利益输送给私人的管道，成为在公有制下化公为私的管道。

私有财产的安全性，在公有制社会里和私有制社会里非常不同。本来抢别人的财产属于非法，但是在公有制下是非完全颠倒了：抢财产是光明正大的，被抢的人反而被视为没有公心，道德低下。他们想保护自己财产的权利，被公有制剥夺了。

近几年大批企业家移民去发达国家，那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远比在中国有效，这个现象进一步说明了公有制中财产权的混乱状况。

公有制的不可取在国际上也有许多例证。世界上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寥寥可数，而且除中国外，都是很穷的国家，或者是由富变穷的国家。

朝鲜和古巴是比较典型的公有制国家，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极端贫困，只能勉强维持起码的生活所需，而且经济极其脆弱，经不起国内外意外事端的风吹浪打。

另外有几个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国家。比较典型的有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委内瑞拉本来是很富裕的国家，石油储量丰富，由于迷信公有制，由前总统查韦斯发起、现总统马杜罗继承的公有化，把国家搞得面目全非，通胀膨胀率超过1000%，商品全面短缺，犯罪率上升近十倍，沦为全世界“悲惨指数”排名第一的国家。

津巴布韦在南部非洲本来是最富有、最有秩序的国家，但是在1980年代末，执政者穆加贝没收了白人的农庄分给革命老战士，破坏了私有制，后来经济走向崩溃，津币的通胀率达上亿倍，成为废纸，不得不用外币取代津币在市场上流通。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国家的总统都是民选的。可见公有制对普通百姓具有吸引力，识破公有制的危害性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