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是幸福的——B站草场地周末《调查父亲》映后

（B站草场地周末《调查父亲》映后，2021.9.24）

这句话距离我影片头一次放映后交流（1991.8福冈亚洲电影节）正好30年。日本福冈，我人生第一次出国飞机落地的地方。《流浪北京》放映结束我被映后主持带着走到银幕前面对观众，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记忆中当时目测大概有七八十观众，基本是日本人，大部分应该是福冈本地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当时的第一情感涌动是，创作是幸福的。

那一年我35岁，老大不小，抛弃“电视台专题片编导+中级职称+不久要发生的分房+可能的部主任+可能的……（百分之25-40可能，百分比多大就看我敢不敢把自己混成一个混不吝）”，跑到北京，待了四年，不打算结婚，更不想“有个孩子”之类的事，租房住，出门骑自行车+公交地铁（1992后增加打车）。1988至今在北京34年，挂着我名字的房子车子是零，等于说以后什么时候我要彻底离开北京就是一甩手的事。

但我在北京34年精神富有，而且不是一般的富有。2021年9月24日周五晚上，《调查父亲》B站（线上）放映并聚集到腾讯会议室映后谈，我说的第一句话“创作是幸福的”即来自此。

我想是不需要我饶舌“创作是幸福的”，我们聚集于此的人差不多都在创作中，动机缘由目的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创作是幸福的”依然是基本。

只是我一个65岁人（还差个把月），创作路上走30余年（1988年32岁前写作属于投石问路摸索探寻不算），这条“创作路”不隶属任何单位机构公司，就是我单干，“独步人生”（张慈1988年语），所谓“独立到底”。途中摇晃犹疑徘徊停滞是经常发生的事，某阶段“停滞”长达四五年，别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这个人创作是死翘翘了。

然后我重新“活过来”，这个“活”，不是弄个东西证明自己还在“干着”，是差不多心脏肝肺全换的“另一个吴文光更新换代”。九十年代末DV带给我的“摆脱团队资金拍摄自由”是一次，十年后2010借着村民影像和民间记忆计划两个事推助我彻底走向“个人影像”又是一次。

2016年完成的《调查父亲》，就是我创作生命第二次更新五年后的一个延伸，一个不管不顾，任性妄为，自绝于“热爱电影那些人”，试图在“材料及影像匮乏”状况下以一种“极简文本”方式打通“影像+小说”（算是我的野心之一吧）。

然后2021.9.24周五晚上，借着“草场地周末放映第34轮”我和各位线上一起看片并线上聚谈。我想说，这也是属于“创作是幸福”一部分，而且是我现在更为看重的一部分。创作是个人的事，但和一群人一条路上同行，“个人”与群体聚合，力量智慧成倍增加，甚至都会变成一个自己都会惊奇的人。

写到这里才是我写这篇笔记“创作是幸福的”的重点。我的体会往前延展是，一个人的创作幸福是常规是普识，但如果一个人的创作和一个创作群同行，那种幸福就是独特并持久深远，2010后我的创作属于后者。没有之前五年村民影像启发刺激推助，就没有2010的“个人影像”开启的《治疗》；没有五年民间记忆计划跟随也就没有走至2016的“影像写作”《调查父亲》。这个我心里太清楚了，不是努把劲要个牙发个毒誓暗中使劲读几本厚书来个理论升华……问题，不行就是不行，固守颓唐落伍（甚至可能还出现与年轻时“先锋实验”之“反动”案例）差不多就是发生在中国创作人中间的常见“狗尾续貂”。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不归为此类。原因是，我和一个创作群同行。

这个“创作群”，就是持续走了12年的“民间记忆计划”。12年中“创作群”也经历两次巨大更新，2010-2014，草场地时期；2015-2019，秦家屯时期。似乎是一种规律，约五年一次更新。我自己，回头对那些曾经创作同行者怀有感激，但更多朝前看，感情精力投入“现在创作群”，即2020“疫情封锁之年”开启的线下伙伴+新参与的线上伙伴，我和他/她们共同集合在线上并以一种无限广阔势头延伸下去。

一个人的创作和一个创作群同行，水涨船高，各条水流汇集成宽广汹涌河流，在如此暗黑严苛冰冷时代（差不多可以形容为“创作冰川”），一个人和一个创作群正在朝气蓬勃新鲜生动朝向一个未知远方。这就是最让我感动温暖的“创作是幸福的”。

这篇笔记写到这里以为话说得差不多了，但却是“映后”话头引出来，拦不住地继续流下去。心情可以理解吧。对一个影像作者来说，“映后”就是作品发表，和观众见面，无论看的人多寡，都是不请自来，不管这些来看的人心情感受评价如何，也不管一个作者创作时如何“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这是我认可的“创作自由”），等轮到片子放映，对作者来说，就是把自己亮出，或者说抛出去了。

所以以前草场地对带新片出场作者的戏言是“把自己嫁出去”。处女作放映是初嫁，第二部是二嫁，第三部是三嫁……在乎自己作品的人，无论走到“多少嫁”都很可能依然“初嫁”一样忐忑心跳喘喘——大姑娘上轿。

我可以归为这类。《调查父亲》首映在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2016年。这是我影像创作26年第十一部片子（短片不算），我的“第十一嫁”。补充一句《江湖》片子1999出来后，我基本不再往电影节主动投寄片子，哪个影展或机构要放我随便。《调查父亲》在台湾TIDF首映是影展策划林木材邀请。2015年草场地作者转移秦家屯第一年剪辑工作坊，来自TIDF的木材和婉琳，还有来自日本的老朋友秋山珠子及密西根大学研究亚洲电影学者马克也来参加，《调查父亲》初剪在工作坊放了。木材看了好像没说什么，个把月后有天邮件问我愿不愿意《调查父亲》在次年TIDF放。《调查父亲》可以算作我“个人影像创作”处女作《治疗》（2010年）后迈出的第二步，间隔六年。片子出来有影展主动邀约我当然高兴都来不及。

2016年台湾TIDF，“民间记忆计划”在影展为专题单元，8个民间记忆计划作者及12部片子放映，《调查父亲》也在其中。放映是在TIDF主会场，西门町影城，8百至千座位大影院，那天我目测入座约六七成。我也在观众席中，跟随80分钟走完。映后主持是木材，他简单说几句后就把话筒给我，我第一句是，这片子好得我真想爆粗口。

我冲口而出的是我当时的心里话。我真觉得这片子好，我为自己做出这样的片子骄傲。我有个做实验艺术的朋友说他做的艺术永远门前冷落，如果自己都不喜欢的话就太没意思了。我深以为然。

说《调查父亲》接下去几次值得说的“映后”前，跳回到我的第一部片子《流浪北京》首映前的一次“非正式放映”，是1990年五月在昆明一个朋友管钥匙的单位剪辑机房，借五一假期偷用三天机房（反锁，带够吃三天面包饼干和一个暖水瓶）我剪出片子初剪，片长三个小时，片中不少三分钟左右长镜头（这是我在初剪中最感兴奋刺激之处：哇我居然敢搁上三分钟镜头一刀未剪！如今我片子五六分钟镜头经常的事，有的长达10几分钟。在当时，“电视片”不成文规则是镜头平均三五秒，长到七八秒顶天了），没片名没解说没配乐（片名剪辑时想好了：“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

初剪出来，约了些本地朋友（基本是做艺术或创作）来看，记得有八九个人吧。三个小时放完，没人说看片后有什么想法，招呼着去外面吃烧烤，马路夜市摊路灯下，烧鱼烧豆腐烧韭菜吃了一阵，一个人说到刚刚看的片子：吴文光，你不要以为把摄像机支在一个角落里拍下去就是片子了。说话的人在电视台做编导。

我当时心情如何呢？我觉得非常不好意思，把朋友们叫来看这么一部沉闷到隧道爬行片子，我觉得羞愧和歉疚。是的，当时我是凭直觉冲动完成这个片子，拿出片子后我没自信，更谈不上骄傲自豪感。我想的比较多的是，反正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是不是个片子不管它了。以后的发生是，片子磁带等于塞在床底下，我羞于和人说“我拍了个片子”，时间一久就算作是“不存在”。

再之后，这个片子被人带出去，是片中被拍摄者中之一把我给他的片子磁带又给了他的朋友，他朋友出国时把片子磁带带走，在香港过境停留时在朋友家放了这个片子，看的一个人认识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就电话打过去，说这个片子很奇怪，可以看看。以后有了《流浪北京》在1991年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这些都是我后来听说的，电影节给我发来邀请，提供往返机票及影展四天住宿。1991距离“香港回归”还有好几年，办去香港手续比“出国还麻烦”。我没办下来，香港首映去不了。

我第一次终于可以出现《流浪北京》放映现场是几个月后的福冈亚洲电影节，时间是1991年8月。有了福冈第一次“映后现场”，接着是两个月后的山形，再以后有新加坡、布鲁塞尔、纽约、阿姆斯特丹、柏林……

补充。整个九十年代我的片子“映后现场”都发生在“外面”（国外），第一次发生在“里边”是2000年，放的片子是头年完成的《江湖》，地点在北京海淀西土城路的黄亭子酒吧，组织放映的是北京最早的民间电影社团实践社，具体操办人是羊子。

《江湖》在黄亭子酒吧放映后我写了篇文章，登在上海《书城》杂志给我开的一个叫“纪录片与人”专栏。文中有这么一段：

《江湖》在黄亭子放我是激动的。这是一个公共场合，虽然是个简陋昏暗酒吧，但有一个小投影仪，影像投到一个长宽100公分银幕上，“公共放映”由此成立。当时的黄亭子酒吧，我已经觉得是“天堂电影院”了。还特意约了一些艺术朋友来看，他们和我交往多年，实际上都没有看过我的片子，偶尔会说：你片子给我们看看吧。借此机会我就叫他们了，那种在家里靠红烧牛肉喂观众方式做多了我也烦了。来的人现在记得有：老栗、廖文、张晓刚、方力均等。现场观众目测大概有过百人，对黄亭子小酒吧来说，有人满为患感，不少人没有座位，站着。我也站着，黑暗中和这百多人一起看完片子。听着片子里的河南方言在中国的一个公共空间回荡着，心情比不久前在阿姆斯特丹电影节放映此片还激动。这是我久已期待的自己的片子“给自己人”放映。

话回到《调查父亲》的“里边”放映。《调查父亲》样式很“不电影”，内容可能也有些小敏感，我对片子在“里边”放映不报多大念想。但居然，2016年完成片子至今，有过三次放映。第一次是在深圳，2017年，冯宇做策划的“艺穗节”（之前一次艺穗节冯宇放了《我的1966》，虽然是节目单不打出片子的“暗度陈仓”办法，不过也够胆）；第二次是2018年宋庄栗宪庭基金，操办者是刘兵。两次放映我都在现场并有映后交流。

第三次放映就是今年，一个叫“X放映”的民间放映社团的放映策划，操办人是孟浪。放映地点是北京77文创园一个放映音响皆专业小剧场。“X放映”、孟浪及77文创园，我之前对这些完全不知，孟浪通过梦奇联系做我片子联展，选了六部片子，在两个周六整天放映。整个事情孟浪和他的X放映伙伴做得非常专业（不输国外正式影展），签协议，放映费，公开售票（票价还不低，六场套票二百多），公号消息，海报票根设计，映后交流及聚餐欢庆等等，认真周到详尽细致到我只有钦佩感激。

《调查父亲》是六部放映片最后一部，放映是在6月末一个周六。那天我从50多公里外秦屯去到放映地点，那也是我今年第三次进到五环以内。车过四环，不断的红色冲入眼眶，“祖国山河一片红”，我有一种回到少年时幻觉；穿过一片红色，想到要去一个放映我六部片子地方，还是类似北京心脏的“美术馆后街”……我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映后头天晚上，想到要去映后和看片的人交流，脑子里蹦出个念头：放映后带着手电筒出场，先来一段即兴表演。我随兴想了几种“手电筒光束下表演”。那天放映结束我走上黑暗银幕前，面对看不清面孔的看片人，我把手电筒打开，放在脚下，光束由下往上照在我脸上。这时候，我觉得足够了，之前想的“表演”都用不着了，就这么站着，一动不动。

时间转到三个月后，9月24日，《调查父亲》在B站线上放映。“B站”是我们2020年底发现的一个全民同欢网络直播平台，任何人只要你愿意都可以上去亮相，当然也包括放映你的片子。去年底我们把它用作“初剪放映工作坊”，发现真是个宝贝啊，放自己片子WHY NOT！门大开，对任何人敞开，放到不能放再说。

于是，一个名为“草场地周末放映”从今年1月开始，每周五晚上放映一场（一部片子），完了后再到腾讯会议室和作者映后线上交流（一小时左右），持续到9月底，《调查父亲》是第34轮放映（之前共放映草场地/民间记忆计划11个作者33部片子，其中我的3部）。

那天B站放映，晚八点，我把片子《调查父亲》传送到B站直播窗口。我是这部片子作者，现在我又是它的放映员。80分钟影片一幅幅画面划过，虽然片子我看过很多遍，但我心情还是像片子刚刚出手时的放映一样，看得全神贯注，心情激动，手心出汗。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和潜伏四面八方的“观众”（“50……240……580……1300……2100……”）同时在线观看。我知道这个数字和实际观片人不会那么靠谱，对其中绝大多数完全陌生，但我还是喜欢这个数字。

9月24日，周五晚，B站，我站在一部片子的创作始端和播放终端，这一时刻我感觉太美妙了！

（写于2021年10月，此文第一读者为草场地邮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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