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幸福日 | 让人获得幸福的化学元素，怎样能让大脑多分泌？

做了妈妈以后，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儿子能拥有平安幸福的人生是多么地重要。

但到底什么是幸福？实现幸福的关键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查过不少研究资料。

最著名和全面的可能是哈佛大学对幸福长达75年的跟踪研究。领导这项研究的精神病学教授Robert Waldinger的TED视频，是TED历史上观看人数最多的10个视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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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跟踪了724个人的一生，主要是两个人群，哈佛学生和波士顿贫民窟的孩子。每隔两年，研究者会用各种方法研究每个研究对象，例如让他们填写问卷和接受采访，给他们做身体检查（包括脑部扫描），观察他们与家人的沟通情况，和他们的孩子交谈。后来，研究的对象也扩展到这些人的伴侣和孩子。

从海量数据中，研究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让人更快乐、更健康的关键是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很多被研究的人在年轻时更看重的名望、财富或成就。这里的人际关系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亲情或者友情，关键是亲密关系的质量，而不是有多少朋友，是否结了婚，或是否有伴侣。

为什么人际关系这么重要？脑科学领域的研究能给我们提供更多信息。

一个叫Human Improvement Project（HIP）的研究机构，联合了大量学者，一直在做和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有关的研究，尤其侧重脑科学方面。

大量研究涉及到对人很重要的三种化学物质：多巴胺、皮质醇和催产素。

/ NYT /

很多人都知道多巴胺会给人带来快乐，但这快乐往往是短期的，例如人们会从运动、美食、购物、电子游戏等活动中获得多巴胺。但多巴胺会很快消失，如果追求在短期内大量分泌多巴胺，其实会伤害长期幸福，例如研究就发现重度依赖社交媒体、执着于赚钱和购物并不能增加长期的幸福感，反而会造成伤害。

皮质醇则被称为压力荷尔蒙，是大脑面对压力发出的警告信号，适当的皮质醇是好的，激励人行动，但皮质醇过量会带来很多问题，伤害人的免疫、消化、睡眠和心理健康等各个方面，造成孩子的学习障碍，在长期中也让人更容易陷入糟糕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研究发现，孩子皮质醇水平较高并不是罕见的现象，这经常是由父母不恰当的教育方式引起的，但如果改善教育方式，可以降低孩子的皮质醇水平。

催产素是真正给人带来长期幸福的物质，而安全的和深厚的人际关系是产生催产素的最有效的方式。从进化的角度看，原因之一是原始部落中那些融入群居生活的人往往活得更长，相关的基因在优胜劣汰中被延续了下来。

换句话说，哈佛的研究结果和脑科学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人产生催产素，在长期中让人更幸福、更健康。

/ Brain Rea /

这也或许能帮助我们更理解社会中的种种现象。

高房价、长时间工作和各种人际冲突让很多成人长期处在压力和焦虑中，皮质醇水平可能一直很高，人们长时间刷手机、打游戏，或不断购物，依靠由此产生的多巴胺获得短暂的快乐。但高皮质醇水平和短期内大量追求多巴胺本身就在伤害人，更何况前面这些现象又让人们更少花时间陪伴家人或者和朋友相处，这又进一步伤害人际关系，让人无法产生足够的催产素。这些都让人不幸福。

于是很多父母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过更好的人生，比自己更有钱、工作更得心应手、有更多自由选择（或许经济独立就可以不用结婚，不用陷入糟糕的婚姻关系），人们以为这样就能少一些压力，能更幸福。但一方面，即使孩子未来更有钱，如果不具备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可能依然陷入前面讲到成人面临的困境。另一方面，在内卷的教育中，很多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皮质醇水平一直很高，学校的激烈竞争伤害着同学关系，关于学习的争执又伤害着亲子关系。很多孩子告诉我，他们没有朋友，也觉得父母并不真的爱自己。这也就难怪，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早早被诊断出抑郁症，甚至自杀，更多的孩子，过得并不开心。

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无比心痛。

要让自己的孩子获得幸福的人生，有获得幸福的能力，关键不是要让他们考上985或211大学，而是建立深厚的亲子关系，让这种关系成为孩子幸福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也重视培养孩子与别人建立深厚人际关系的能力。

/ NYT /

那怎么才能和孩子建立深厚的亲子关系呢？很多家长可能以为要一起和孩子做些有意思又有意义的事，包括多聊天，又或者误以为自己那么爱孩子，这就是好的亲子关系了。其实真正深厚的亲子关系意味着平等、信任、亲密、理解和尊重，绝不是容易的事。

HIP的大量研究发现，要建立深厚的亲子关系，最关键的其实是在孩子情绪脆弱的时候给孩子帮助。

如何处理情绪是关键。

围绕情绪，人从小需要学习的其实有很多：

人都有哪些情绪？如何认识自己的情绪？

婴儿天生就能识别不少表情，例如开心的或生气的表情。但对情绪更深的认知是需要学习的。人类拥有上百种正面或负面的情绪，非常复杂，例如嫉妒、骄傲、尴尬、失落……以嫉妒为例，幼儿在9-15个月左右开始出现嫉妒的情绪，但要再过几年才能在成人的帮助下去理解这种情绪，而很多人即使成年，都还难以体察埋藏在心底的嫉妒，即使这个情绪对自己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情绪还分不同的程度，不同程度的不同情绪，不但给人带来心理感受，还会产生身体反应，或在潜意识里指导着人的行为和选择。人在同一个事件中，还可能同时拥有好几种情绪，甚至有些情绪看起来是相冲突的。

认识情绪，不是容易的事。

/ Evan Cohen /

不同情绪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准确识别复杂的情绪，能帮我们找到情绪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它可能反映着内心的某种需要没有被满足，可能和童年的某些经历有关，可能是让我们了解自己和别人的重要方式。

比如孩子期末考试成绩不好，被爸爸妈妈严厉地批评了。他可能觉得嫉妒，因为爸爸妈妈表扬了哥哥或好朋友；可能觉得担心，怕爸爸妈妈不再爱自己了；可能觉得失望，因为得不到自己喜欢的新玩具了；可能觉得沮丧，甚至绝望，因为觉得自己应该要考好些，明明已经很用功复习了，但没看到效果。这些情绪给孩子带来的压力，常常并不能转化成行动的动力，反而让自己变得不自信，考试成绩更不稳定。

如果这时家长没能识别出孩子的这些情绪，甚至有意否定这些情绪，进一步指责孩子，给孩子施压，这就错过了和孩子建立连接的重要时刻，伤害了亲子关系。

等这个孩子长大了，如果工作不顺，好久没有晋升，妻子羡慕地谈起某个朋友升职加薪，他可能觉得嫉妒，因为妻子看起来很羡慕那个朋友；可能觉得担心，怕妻子会瞧不起自己、不再爱自己了；可能觉得沮丧，因为自己好像没履行好养家的责任，明明很努力了，看不到出路。童年的不自信不断加剧，即使妻子本没有这样的想法，也可能和妻子间爆发大的冲突，进一步伤害亲密关系，这也让他不能理性而公正的思考：自己在工作上到底有什么优势？有什么劣势？怎样通过终身学习一步步成长，扬长补短？

其实上面这些复杂情绪背后又有一定的共性：担心自己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把自信建立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之上。换个角度，如果我们帮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复杂情绪，让孩子用积极的心态看待一次考试的失利，不把孩子和别人比较，帮助孩子回到考试内容本身，在轻松的心态下复盘和改进，这不但加强了父母和孩子的亲密连接，也培养了孩子应对压力和人生挑战的心理基础。

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情绪？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为什么？

人们常常压抑情绪、因为情绪而自责，或者在忍无可忍的时候爆发出来，最终伤害了自己或别人。

我问过几百个四五年级的孩子们，情绪差的时候会怎么做？孩子们普遍说，“回房间自己哭一会儿”，“假装没事，假装微笑”，“不说话，自己默默调整”。忍着，是学生最常见的应对糟糕情绪的方式，这也和很多研究的结果一致。

很多孩子从小也会被教育，“要勇敢，不许哭！”“不许生气，有什么好生气的？！”

其实关键是，情绪本身无所谓好坏，要接纳自己的情绪，然后用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式应对情绪，不做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言行。

但什么叫接纳？如何接纳？什么是积极的方式？如何形成习惯，把积极的方式变成本能？这不是容易的事，需要刻意学习和练习。更何况很多人还要祛除因为父母不懂得管理情绪，而对自己造成的不良影响。

我教学生著名的马歇尔·卢森堡博士在《非暴力沟通》这本书中提出的技巧，避免指责、讽刺、威胁、辱骂和命令，用温和而坚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一开始学生们常常会说，“太肉麻了，太奇怪了，我不可能这样和爸妈说话。”等慢慢熟悉了这种新的表达方式，很多孩子会感受到它的魅力，感受到自己可以用更平和的方式说“不”，可以尊重自己的内心，善待自己。

一个孩子问我：

这个问题，和其中流露出来的悲伤和无奈，让我觉得很难过。

我觉得自己是个情绪平和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很难接受别人的负面情绪，我不理解人为什么会因为一点小事就生气，为什么生气后要花那么久才消气，我觉得生气这种情绪是极度糟糕的，人不可能与喜欢生气的人相处。

后来我意识到，真正糟糕的，是生气之后伤害别人的言语和行为，而情绪本身是应该被接纳的。或许作为成人，因为先天性格，或者因为成长经历，你有很多情绪糟糕的时刻，你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又为自己无法控制情绪而感到更加沮丧、自责，甚至自卑，但你其实可以选择的是控制自己的言行。

• 接纳自己的情绪，不把负面情绪看成是洪水猛兽；
• 找个合适的地方，在情绪不好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 情绪不好时做点喜欢做的事，看剧、听歌、看漫画，善待自己；
• 察觉自己情绪平复的时间，当这个时间缩短了，肯定自己的进步，就算没缩短，也不着急；
• 别把坏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别说难听的话；

• 如果已经说了难听的话，在情绪平复后和孩子道歉，承认自己的弱点，表达自己做出过的努力，请孩子帮助你。

作为一个成年人，原生家庭不该是我们难以改变的借口，积极心理学的大量研究告诉我们，人在很大程度上能做出积极的改变和选择。

我回复那个孩子：

C计划联合创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曾任职高盛集团，后从事地震重建工作和教育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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