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少红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064 篇文章

科学家都说地球在变暖，但我觉得冬天却越来越冷，今年冬天尤其冷。在最冷的这段时间里的一天，我瞒着家里逃学了，一个人出门远行。这两件事我以前都没有干过。我坐在一辆中巴车上，去另一个县城。路上是僵冷的风景，荒凉的田野、灰色的村落、杨木、杂草、沟渠，而我心里仿佛烧着一团火，因为激动、害怕。我要去我从未去过的地方，找我不认识的一个人。放在以往，我既不敢逃学，也没有胆量瞒着家里人出远门，但二爷就快死了，我只能为他做这么一件事。

那天晚上，爷爷和奶奶说起二爷。我记得二爷上一次到家里来，是我刚考上高中的那个暑假，快三年了。我们也快三年没提起他了。爷爷说，二爷中风了，他们下午刚去医院看过他，二爷的情况不好，话也说不清，嘴歪了。他们去的时候带了一箱牛奶、一箱鸡蛋和一袋水果，但他们担心这些东西最后还是会被二爷爷的侄儿带走，二爷自己一口也吃不上。他那个侄儿很急，因为家里还有很多活儿等着他。他对我爷爷奶奶说希望二爷快点出院，他不能在医院耗着。

我说想趁第二天是星期天去看看二爷。爷爷奶奶齐声反对，说我还是要待在家里学习，高三了，不能再浪费时间，况且他们俩已经去看过，这就代表了全家。我说：“二爷以前对我最亲，他现在病这么重……”爷爷说：“可你去了有啥用？再说，你二爷也不会说话，你去干什么？”奶奶也是这个意见。奶奶说，病房是姑姑托医院的熟人安排的，他们都去探望过，在二爷出院前还会再去一趟，这样我们家的礼数也算尽到了。听起来二爷就要瘫痪了，我很惊讶他们这个时候还在乎“礼数”。我没再说什么，但我还是想去看看二爷。

二爷是爷爷的亲堂弟，比爷爷小了十几岁。这些年他不怎么来了，但很奇怪，我心里一直把二爷当成这家里的一员，也许是小时候的印象强烈。我记得以前我们家老房子拆了，爷爷把二爷叫来帮忙干活，每天早上四五点钟，我们都还在睡觉的时候，二爷就起床干活，一车车地拉砖，把码好的砖从老宅子上拉到我们的新房子后面，再把砖卸下来、整整齐齐地码好。他是用架子车拉的，完全靠人力，一整车的砖头，几百块儿，他一个人装卸，一个人拉，接连干几个小时。我那时是个小孩儿，我都记得这事，为什么我爷爷好像记不得了？二爷干了很多天活儿，把老房拆下来的材料都清理干净，我们没有给他一分钱。爷爷说他在这儿干活，有吃有喝，每天还给他买烟，不错了。只要我们家有活儿，我爷爷就会叫二爷过来帮忙干。二爷喜欢到我们家，来了他闲不住，到处找活儿干。墙漆脏了他就粉刷墙，橱柜的门变形了、把手松了，窗纱破了洞，他都会收拾。我喜欢看二爷干活儿，因为我想长大了也有那份男人的力气！没活儿可干的时候，他就变得局促，像是手脚不知道放在哪里，心神不宁地在院子里、屋里进进出出。周末，姑姑的孩子们也都来了，大家聚在一起玩儿，二爷这时候才又自在、快活起来。他在旁边看我们玩儿，也会乐得笑出声。有时看着看着，他突然起身走了，很快又回来，手里提着从食品店买来的冰棍儿、山楂片、虾条，分给我们吃。我们往他脸上、手上贴纸条，在他手臂上画小人儿，他都是笑着任由我们捣蛋。

二爷自己没有孩子，奶奶说过，二爷命不好，一辈子没娶上老婆。二爷一生都是靠卖力气生活。他四处打零工，去砖窑给人烧过砖，去面粉厂帮人磨面、扛过面袋子，去养猪场给人家喂猪……二爷干的是苦力，雇主都拿他当牲口用，却只给很少的工钱，有些地方甚至连工钱也不给，只是包吃包住，走时送两条劣质烟。他一生没有什么乐趣，只是爱抽烟。二爷家是三兄弟，只有大哥结婚生子了，弟弟则和二爷一样的命运，没娶到老婆、四处做苦工为生，三十刚出头就意外死了。听说他当时给人家看果园，暴雨来了，他帮着去抢收果子，被雷电打了。二爷从没有在我们面前提起过这个弟弟，这些故事都是从爷爷奶奶那儿听来的。而他那个哥哥我也没有印象，他很少到我们家来。二爷说乡下人胆小，怕见城里人，他不怕，因为哥哥嫂子为人多好他知道。

那些年，二爷春节从外面打工回来，都在我家过年。我们家的条件是二爷家没法比的，但他每次都给我们这些孩子发数目不小的压岁钱。二爷穷，但大方。他只要出门，就不空着手回家，不是买两只鸡回来就是拎两条鱼回来，或是捎点儿我们小孩儿爱吃的鸡蛋糕、奶糖、果脯。有一年春节，他走到开封车站，身上揣着的一年的工钱全被人偷走了，幸好还剩下一张买好的汽车票。回家后，他和我奶奶说起这件事，像个小孩儿一样呜呜哭起来。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二爷失声痛哭。过完吉兆，他回了乡下老家一趟。除夕那天又回来了。他大概是借了钱回来的，回来时带着两只宰好的生鸡，还有一大块羊肋排。除夕夜，他按照惯例给我发压岁钱。他喜欢我们家里的每一个大人、孩子，但最喜欢的还是我爸和我。他有农村人强烈的家族意识，常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爷爷、我爸和我是三代单传，是族里这一支的唯一香火。

我小时候觉得二爷的力气是用不完的，我看到他把装满砖块的架子车猛地抽得直立起来，看到他把面布袋轻松地拎起来、翻个过儿甩到肩膀上扛着，我也看过他帮姑姑家搬家时一个人扛起一个冰箱……我把二爷当成现实中的大力水手。我从没想到，二爷的力气也会衰竭。二爷最后那份儿工是奶奶的一个远亲介绍的，远亲传话给奶奶，说二爷干活不够卖力，还贪睡，不干活儿的时候坐在那儿都会打瞌睡。这是我没法想象的。然后，从某个时候起，二爷不来我们家过年了。听两个姑姑说，因为一件钱上的小事，爷爷对二爷不满。二爷虽是个粗人，也看得出爷爷的脸色，他又最怕遭人嫌弃……几年后，我再见到二爷的时候，已经是初中毕业的暑假。那时二爷已经不外出打工了，住在农村老家。和我小时候记忆里的样子比，他显老多了。他头发花白，粗壮的身体消瘦下来，还有点儿伛。他那次来没有像以往那样在我们家里住下来，说是第二天有事儿要赶回家去，爷爷奶奶也没有挽留的意思。这个家终究是抛弃了二爷，而他以前大概是想跟着我们终老的。

那天晚上，我去二爷住的放杂物的小偏房里和他说话。二爷就像个上了年纪、容易动感情的老妇人一样，话多了、碎了，有时激动得眼泛泪光。他问起我爸爸、妈妈，还有姑姑和她们的三个孩子。他说他现在老是想家里人，想起过去住在这儿、家里人都在一块儿的时候。他说有时还真梦到和我们小孩儿在一起玩儿，我还是那个小毛头样子，在梦里面清清楚楚的，现在人站在面前，倒是大变样了……后来，他说到养猪场的活儿，说别人不让他干了，不是他干不动了，打扫猪圈、喂猪的活儿他还都能干呢，但他们心眼儿多，看他年龄大了怕他万一病了给他们惹麻烦，他们也看不惯他和村里的一个女人来往。我问他那个女人是他的女朋友吗。二爷看起来害羞了，挠了半天头，说侄孙子大了、都要上高中了，他有事也不瞒我了。但他要我答应不把这事告诉爷爷奶奶。他说他在商水丁村那个养猪场干活时是认识一个女的，她家也住在丁村。他说她的心就像我奶奶的心一样善，猪场的伙食不好，她经常给他送吃送喝贴补他，他干完活儿没事就去找她说话……“我这一辈子，除了你爷爷奶奶，没有其他人待我这么好过。”二爷说。说到这些，他那脏兮兮的、看不清肤色的脸上泛起一层红光。“那她好看吗？”我逗二爷。二爷嘟哝着：“啥好看不好看，反正是个女人……离了婚的。”我问二爷她叫什么名字。二爷支支吾吾半天，告诉我她叫少红。

车子颠簸在路上，我想起二爷有次去看我的情景。那时我读小学四年级，爸爸和妈妈闹离婚，妈妈带我搬出去住。我们租了一个小平房，离我学校很近。也是冬天，有天傍晚，天已经擦黑，我吃过饭刚开始做作业，听见有人敲门。我随妈妈走到门口，门外的昏黑里有一星点的红光，是二爷站在门外闷头抽烟。他不知道怎么打听到了我们住的地方。他在外面大概站了一阵子，一根烟快抽完了。他把烟掐灭进了屋，膈肢窝下面夹着一包东西，这时候掏出来递给我，是一包酥心糖。他冻得流着清水鼻涕，妈妈给他纸，他擦擦鼻涕，就一直闷头坐在那儿，偶尔说一两句话。他那样子仿佛是来替我爸认错的，说都是我爸不对，说我们还是回家住，说他是太想我了，总算是找到我们住的地方，来看看侄孙子……二爷就这么坐了一会儿走了，水也没有喝一口。我妈妈也说，二爷真是个心好的人。他对人的亲，就连小孩儿都能看出来。

我和妈妈在外面住了一年多，爸爸从深圳回来和她办了离婚手续。我判给了爸爸，从此就跟着爷爷奶奶。姑姑说，也是妈妈主动放弃抚养权的。我能理解妈妈，她那么年轻，既然爸爸不要她了，她总得再找一家，而带着我，她是不好找下家的。可能对爸爸妈妈来说，我也曾经是个累赘，就像现在的二爷一样。好在我还有爷爷奶奶，但二爷，他谁都没有。他就像一匹老马，一头老牛，一条老狗。爷爷说过乡下人薄情，再忠诚的看家狗，老了都会被主人卖给杀狗的。

知道二爷住院后的第二天，我还是去看他了。我带着一包衣服出门，对奶奶说我去澡堂洗澡了，然后我去了医院。我找到姑姑的朋友问二爷的病房，病房就是姑姑托她安排的。

“这孩子，你怎么一个人跑过来了？你没去上学吗？”她看到我，大惊小怪地问。

“今天是星期天。”我说。

她说：“对对，忙得都忘了日子了。哦，真是，你长这么大了啊！”

我笑了笑。

“你爸还在深圳吗？”她别有深意地问。

“嗯，自从我爸和我妈离婚后，他就一直在深圳。”我明白她想打听点儿什么，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其实，我爸妈几年前就离婚了，但我们家的人一直把它当成秘密来保守。

阿姨愣了一下，随后她告诉我二爷的病房是307。

我找到307病房，突然想到自己两手空空，还提着一包可能会被二爷的侄子误以为是礼物的衣服。我硬着头皮敲敲门，没有人回应，我从门上那块玻璃窗往里看，看到小小的空间里摆着四张白色的铁床，每一张上面都躺着一个人，身上裹着高高隆起的被子，像一卷衣服。其中两张病床边坐着人。我推门进去，迅速扫了一眼靠外放的两张病床：上面躺的不是二爷。后来，我发现他躺在左边角落里放的那张病床上，闭着眼睛，眼角里粘着大粒的眼屎。他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皮肤灰黑，树皮般又皱又粗。病房里热烘烘的体臭味儿和药液味儿古怪地混合在一起，我想这就是疾病的味道。

标着红色号码的白色棉被把二爷的身体压在下面，只有一只手臂露在外头，脏兮兮的秋衣袖子卷上去，胳膊上插着两个输液针管。他看起来像七十多岁，但我猜他还不到六十岁。有两个输液瓶，我注意到其中一瓶里的药几乎要输完了。

“这个病床的人没有人看护吗？”我问旁边那张病床上坐着的家属。

“那个男的吗？他出去了。”那个女的说。

我去护士站告诉她们药液快输完了。她们没有马上搭理我，让我站那儿等着。过一会儿，一个戴眼镜的女护士气鼓鼓地随我到病房，换了一瓶新的，一句话没说又离开了。我在床边坐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心想如果二爷睡了，我坐一会儿就走吧。被子底下，二爷的身体好像缩小了很多，我看着他枯瘦的手臂，突然觉得他是被什么东西榨干了。我坐了将近十分钟，他侄子还没回来，另一瓶药液大概剩下五分之一。我想我至少等到那瓶药液输完、叫护士换了新的输液瓶以后再离开。旁边的女家属问我病人是我的什么人。我和她聊了几句话。这时候，我觉得床动了一下。我看看二爷，他睁开了眼，正看着我。我从没见过一双那么浑浊的眼睛。

“二爷，我是小光。”我说。

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像摔坏了的、布满裂纹的玻璃球。有一会儿，他没说话。我这才想到他不能说话。我对他笑笑，说：“二爷，我来看看你。我是小光。”

他认出我了，脸上有了表情，像个面老的凄苦孩子。他想说话，发出“呃呃咦咦”的声音，嘴往一边歪斜着。我努力听了一会儿，只约略听到我的名字。

“二爷，你别说话了。休息吧。”我说。

他还是固执地发出“呃呃啊啊“的声音，面部肌肉奇怪地纠缠、扯动着。但除了我的小名儿，他嘴里发出的其他字音我还是听不出。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二爷，我听不清。不过你不用急，医生说再输几天水，恢复了就能和原先一样了。”

他那张歪斜的嘴抖动几下，总算不再试图说话。但过一会儿，他的身体开始使劲，我想他是想翻翻身儿、或是坐起来。我问他是不是想坐起来，他嘴里又发出一串含混声音，看起来有点儿急。我不明白他的意思。这时，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我们的那女的说：“他是要上厕所吧。”在她的指导下，我帮二爷上了趟厕所，要一手搀着他一手举着输液架。他左边的身子看起来不灵便，但还不算瘫痪。他尿尿的时候尿液溅到了鞋上和裤腿上。我第一次看到人老了、病了是这么无助，即使是曾经像大力士一样的二爷。

回到病房后，我把枕头靠着床头立起来，让二爷倚坐在那儿。我总得说话，就顺口编了些谎话，说我从姑姑的朋友那里听说，他的病情一点儿也不严重，输几天水回家好好锻炼一下就恢复了。我还说我爸爸很快要回来，会把他接到我们家里一起过年……这时候，我看见眼泪从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流下来，流过他肮脏的脸上的沟沟壑壑。奇怪，那眼泪也是浑浊的，像是灰色的。我觉得病房里其他人都在看我们。我低声劝二爷说：“别哭了，二爷，我问过医生，你很快就会好了。”他发出“呜呜”的声音，算是回答。“不能说话只是暂时的，恢复了照样能说话。”我又说。我从病床旁边的床头柜里翻找出来一条脏毛巾，跑去洗澡间湿了水，拿回来给他擦擦脸。擦脸的时候，他的眼泪又淌下来……

我在医院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二爷的侄子一直没回来。二爷只有这么一个侄子，从爷爷奶奶说的话里，我觉得这个侄子不怎么孝顺。我们家经常有些乡下的老亲戚走动，所以乡下的事我知道一些，很多人连自己的父母都未必照顾。

我要在午饭前赶回家。我跟二爷说我得走了，二爷“哦哦”地应着，但他那只还能动的右手仍然紧紧抓着我的手。最后，我只好轻轻掰开他的手，告诉他我必须走了，下午很早就要回学校。我不知道我走的时候二爷是不是又流泪了，我没敢回头看。

没有时间去洗澡，我在医院楼下找了个厕所把背着的衣服换上，然后去路边理发店让人家给我洗洗头。这样奶奶就不会怀疑我没有去洗澡了。

午饭时，我问爷爷奶奶：“二爷那个侄子孝顺吗？要是二爷瘫痪了，他会照顾二爷吗？”

奶奶说：“他应该照顾。你二爷挣的钱、名下的地都给他了。”

我说：“但是农村里有的人连自己父母都不照顾。”

爷爷叹口气说：“那就不是咱们能管得了的事儿了。”

我说：“这个病如果家属照顾得好，不是就能恢复得很好吗？”

奶奶说：“是这么说。但乡下的条件不比城里，年轻人都忙着打工挣钱，能给他看病已经不错了。”

我觉得谈话被引到我想要的方向了，趁机对奶奶说：“那为什么不让二爷住在咱们家呢？咱们家有的是空房子啊。”

爷爷奶奶的眼睛都睁大了。

“住咱们家？谁照顾他？”过了一会儿，爷爷问。

“他有亲侄子，东西都给他侄子了，轮不到咱们家管。”奶奶说。

“可是二爷如果住咱们家，肯定能恢复的，他又没有瘫痪。到了乡下，没有人管，只会……”我嗫嚅着说。

“你一个小孩儿，操那么多心干什么！住这儿你照顾他啊？再说，万一人死在咱家里怎么办？”爷爷训斥我。

我回答不上爷爷的问题。其实，我愿意照顾二爷，我愿意给他养老，但我没有钱，也没有时间。而爷爷奶奶退休了，他们宁愿终日守在电视机前面或是无聊地打两人麻将……但既然我出不了钱也出不了力，我就只能把我的话吞下去，对他们而言，我不过是个幼稚、无足轻重的孩子。

两三天后，爷爷奶奶又去了医院一趟。他们说，二爷当天下午就要出院。

“二爷好点儿了吗？”我问。

“好一点儿了，能说一两句话。恢复得算不错。”爷爷说，

“再住几天就好了，医院的意思是再住几天，治疗彻底一点儿。但他侄子急着回家。”奶奶说。

“也不光是时间的问题，你没看出来他侄子的意思吗？住得久害怕花钱。”爷爷对奶奶说。

那个夜里，我睡不着。我隐约感到等待着二爷的是什么命运。我隔壁就是两个空房间——我两个姑姑出嫁前住的房间。我家楼下还有一间空着的偏房，以前给我们的狗住，狗死后一直空着。我们还有一个杂物间，就是二爷最后一次来住的地方。如果爷爷奶奶不想给二爷一个楼上的房间，他也可以住在杂物间或是狗的房间啊，这都好过被他那个侄子拉回乡下。二爷不是已经能说话了？我相信如果他住在我们家，他就能慢慢变成一个健康的人，他还能干活，能帮我们打扫院子，修理坏了的门扇和窗户，他就能好好的、快快活活的活下去……我想起小时侯读过的《老哥哥》，我觉得二爷就是“老哥哥”。他年轻力壮的时候，拼了命地给别人干活、出力，老了，就像一个废弃的物件那样遭人嫌弃。

我想帮二爷，但我能干什么呢？谁又会听我的呢？我厌恶自己的年少，年少的无能。

我知道二爷最后打工的那个养猪场在商水县张庄乡一个叫丁村的地方。到了商水县城后，我在车站打听去张庄的车。有人带我离开车站、走了大概十分钟，上了一辆小巴。小巴座位上的布罩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我用手把上面的尘土和食物残渣扫到地上、厌恶地坐下来。小巴在车站附近来回兜圈子拉客人，足足兜了一个小时，终于有了六七个人，车这才开出城。我肚子饿了，小车兜圈子又兜得我有点儿恶心。本来，第一次独自远行都应该像冒险故事一般新奇、刺激、海阔天空吧，但我的远行却不是。我蜷缩在没有暖气、车窗四处漏风的肮脏小车里，沿途是千篇一律而又无休无止的中原农村冬日的凋敝景象……

二爷出院后下过一场雪，雪后天气更冷得出奇，屋檐下结了冰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长的冰凌。爷爷奶奶说过去冬天冷的时候有过，好多年都不见了。姑姑给他们买来一个冷暖两用的空调柜机，放在客厅里，因为他们喜欢在客厅里看电视。有一天，他们顺朋友车回了趟老家，去看了看二爷。

他们说，二爷没有住在侄子家里，因为侄子媳妇爱干净，就让侄子在地里给二爷搭了个塑料窝棚。他们一直说那个侄子不孝顺，说二爷真是看错了人，把地啊、打工攒的钱啊都给了这样的货。奶奶说那哪是人住的地方，就是狗窝，臭得熏人……我猜这大概因为二爷已经下不了床、大小便失禁了。爷爷奶奶都说脑血栓最经不住冻，一冻血流慢、血管就又堵了。爷爷过去也得过这个病，前些年冬天，因为他的病，爸爸会把他接到深圳过冬。现在，他完全好了。

“那二爷现在病更重了？”我问他们。

“唉，还没有出院时候好，又说不成话了。这种病没人照顾是不行。”爷爷说。

我等了一会儿，但他们没说接下来要怎么办。

“他侄子是要把二爷冻死吧。”我说。

爷爷说：“乡下人，又不是亲生的，你指望他能孝顺？”

“那我们也不管？”我斗胆问。

“我们怎么管？他有亲生的侄子管。我们不能谁都管，哪个亲戚都管，我们也管不过来。”爷爷说。

可他都已经看到了啊，二爷被扔出家门、是要给活活冻死的……

“其他亲戚也都见死不救？”我说。

爷爷瞅了我一眼，不再搭理我。他用遥控器打开电视。

过一会儿，奶奶说：“这都是命，没办法。上辈子也不知道造了什么孽，命这么苦。”奶奶信佛，所以信命，信三道轮回。她早晚上香，每隔一段时间要去市场买鱼放生。

所以，我现在坐在这辆开往陌生的、我毫不向往的一个地方的小巴上。我知道我不能说服爷爷奶奶，但我又不能什么都不做。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寻找少红－二爷说的那个体恤他、对他好的女人。他说少红就像爷爷奶奶一样心善、对他好，但现在还愿意对他好的，也许只有少红一个人了。

破烂、肮脏的小巴行驶在公路上，发出吱吱呀呀、散架了似的噪声。路两边排成行的落光了叶子、空枝桠在寒风里瑟缩的杨树，就像一个个饱受饥寒的垂暮老人。杨树后面是冬天贫瘠、萧杀的田野，赤裸裸的令人生畏的严寒。而二爷就是睡在这样的地方，在野地上一个用塑料布临时搭成的窝棚里。北风会一无遮挡地扫进他住的窝棚，吹到他那狗窝一样的臭不可闻的床上，这个曾经力大无穷的人瘫在那儿一动也不能动，没有一个人给他一碗热汤，没有一个人能扶他一把。如果二爷还能想，他会想什么呢？我想象不出那会是什么滋味，想必比刀子剜心还疼痛，比窝棚外被冻僵的田野还冷得无边无际。

时间应该已经过了正午，天色却仍然阴郁、灰暗，一切都蒙在一层又冷又潮的雾气里。那么寒碜！那么贫穷！装模作样却粗糙简陋的农民楼，旷野上搭建的泥屋、窝棚，还有这辆污秽不堪的车，乘客们一张张木呆、浑噩的脸，他们蒙着灰尘的头发、鼻头的清涕、手上的冻疮……我没有见过他那个侄子，但我想他大概就是这么一张脸。我不喜欢乡村，也不喜欢这些人。如果二爷像我爷爷一样，是一个城里人，他这一生就不会过得这么悲苦。他这个时候应该也退休了，袖着手坐在暖气充足的屋里看着电视。

汽车到了镇上。镇上没有车站，停车点在一个卖化肥和农药的商店前面。我在车上下来，沿路走了一会儿，冷风呼啦啦地吹着柏油路上的尘土。我找到一家小店，花八块钱吃了碗肉丝面。然后，我顶着风走回农药店那里。两三辆机动三轮车立即过来问我去哪儿，有个师傅愿意去丁村。他问我要二十块钱，我说我只有十五块钱。我撒了谎，但我要留够回家的车钱。为了这次远行，我把这个月剩下的伙食费和平常攒的零花钱都带在了身上。

因为我只出了十五块钱，开机动三轮的那个人把我扔在一条土路的路口，让我自己走去村里。土路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我在路上大踏步地走，为了让自己暖和，也为了压住心里起伏得太强烈的情绪。我怕我找不到少红，我怕二爷等不及我找到少红，我还怕找到少红，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找到少红以后能让她做什么。她难道会跟我走吗？她还会去看一眼被丢弃在窝棚里的、废人一样的二爷吗？我不知道。但她好像就是唯一的希望。我一个人走在这坚硬、寒风呼啸的村路上，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寻找她，我说不清楚是什么情绪让我想哭。

我走了两三里路，进了那个村子。我打听到了过去那个养猪场，但他们说猪场闹过一次猪瘟，早就关了。我问起那个叫少红的女人，没有人知道。最后，有人带我找到原先猪场主人的家，招呼我的是一个满脸横肉的冷淡男人。他一边倚着门剔牙，一边和我说话。他说“你说的是那个老光棍啊？我当然有印象。”当我我窘得满头大汗、问他少红的事情时，他竟然大笑起来，说要是村里有哪个女人和二爷说句话、给他个好脸色，他看见人家就走不动路了……

那天，我赶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和我意料中的一样，班主任给爷爷打了电话，家里的一场风暴正等着我。他们问我到底去哪儿了，我说我去网吧打了一天游戏。爷爷要过来踢我，被奶奶抱住了腰。他们都认定我是要自己毁自己。紧接着爸爸的电话打过来了，他一开口就骂我，我恼了，对着电话吼：“你没有资格说我，你从来都没有管过我！”我把电话挂了。爷爷和奶奶愣在那儿。过一会儿，奶奶醒悟过来，替她儿子辩护，说爸爸一直关心我，每个月给我寄钱，每星期都打电话，我什么时候变成白眼儿狼了，这么对爸爸说话，还问我我妈都为我做了什么。她一提我妈的不是，我气得不行，把眼前的一把椅子踢翻了。奶奶哭起来，说我这是想打她啊。爷爷过来扇了我一巴掌。爷爷打了我我倒觉得好受了，我可以放声痛哭了。“打呀，你打呀！”我对爷爷嚷，奶奶哭着，挡住我。我从来没这么对他们俩发脾气。其实，我在回来的车上就想哭。我尽了力了，但我没有找到少红。根本就没有少红这样一个女人。二爷骗了我。

事情就是这样过去了。很快，放寒假了，过几天就是除夕。爷爷接到二爷的死讯，说侄媳妇一天早上去窝棚里给他送饭，发现他已经“过去”了。爷爷奶奶接着商量去参加二爷葬礼的事，礼节他们是很重视的。他们商定出一份厚礼，两个姑姑也去，她们也各出一份礼钱，这样单单我们家就出三份礼钱。他们没让我去，要我待在家里复习，我也没要求去。全家人坐上大姑姑那辆黑色的雷克萨斯轿车走了，对二爷的侄子来说，他们在葬礼上的出现会是莫大的面子。

听说二爷死了，我倒没有太难过了，还松了一口气。就像奶奶说的，二爷这一死，不再受罪，算是解脱了。要是人死后还有灵魂，他该会碰到他那早死的弟弟，两个鬼魂该会抱头痛哭吧？我之前揪着的心平静了。死亡有时候真是一件好事。

下午三四点钟，参加葬礼的人都回来了。他们聊着葬礼上的情况，说那个侄子请了两个鼓乐班子，侄子侄媳妇都披麻戴孝、行了孝子礼，在乡下算是厚葬了。我想，这大概算是他侄子的庆祝吧。他对我的爷爷奶奶一定是很谄媚的，做了那样的事，却还能收买他们的好感。而且，多奇怪，对活着的人那么鄙薄，对死人的仪式却那么看重。姑姑说她们也都哭了，想起二叔这一生也真是苦。奶奶叹着气，说总算过去了，二爷已经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喝了茶，谈了一会儿二爷的葬礼，姑姑帮着奶奶把洗好的猪蹄炖进大锅里，每年春节，奶奶都要自己做皮冻。然后，他们四个人开始打麻将。我回到楼上我的房间。远处哪里有人放鞭炮，传来寥寥的几声。虽然天阴、刮着狂风，但过年的节庆气氛仍然弥散在空气中。我眼前摊着书和模拟试卷本，但我什么也做不下去，只是身心空空地听着楼下哗哗的洗牌声和说话声。他人的悲伤也是这么不可靠，转瞬即逝。如果二爷的灵魂跟着他们回来了呢？如果他正在那大屋子里站着看这些亲人，或是正在他过去住的杂物间里游荡呢？他还曾想过在这个地方和善待他的亲人安度晚年。

当然，那只是他孤苦一生中寥寥几个不可能实现的梦。还有另一个梦，那就是少红。他大概在心里很多次编织这个荒唐的美梦，以至于他给梦里的女主人起了个名字，以至于他自己也信以为真，忍不住在那天晚上告诉了我他的“秘密”。他只是没想到我真的会去寻找少红，而我也早已原谅了他的谎言。愿他安息。

张惠雯       

2018年8月29日于波士顿